早期巴蜀佛教與絲綢之路

內容提要

西晉時中國僧人通過地處巴蜀的「蜀川牂牁道」到達印度求法，透露出佛教與西南絲綢之路密切關聯的潛在可能，到達印度求法的僧人受到了印度國王特殊的禮遇，這一時期巴蜀佛教的地位得到彰顯。東晉時受戰亂影響，法和、慧持先後入蜀，顯示出這一時期巴蜀佛教的興盛已初顯端倪。唐初以玄奘為代表的一大批高僧入蜀，奠定了巴蜀佛教的中心地位，有關玄奘在蜀期間的相關記載，蘊藏有佛教文化在絲綢之路上的交流互動信息。唐代從海上絲綢之路赴東南亞、南亞求法的五位巴蜀僧人，更是展現了巴蜀佛教僧材輩出的風貌。由此可知，早期巴蜀佛教的繁榮具有開放包容、拓展進取的精神和品格。

引言

絲綢之路既是古代中國連接亞洲、歐洲、非洲的經濟貿易環線，更是中華文明與世界各國文明互動互鑒的文化窗口，世界各種宗教文化也通過絲綢之路的平台廣泛傳播。佛教起源於印度，正是通過絲綢之路這條經貿和文化紐帶傳入中國。佛教自公元前後傳入中華大地，已有兩千餘年的傳播史。佛教傳入中國後，與中華本土文明進行了長時期的碰撞和融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形態。中國佛教通過絲綢之路的交流，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管道，向東北亞、南亞、歐美傳播，在世界佛教格局中，形成了具有影響力的中國佛教文化圈。

佛教何時傳入巴蜀地區，從現存的文獻中，並沒有確切的記載，但從考古資料及現存的佛教遺迹可以知道，巴蜀地區在東漢時期已有佛教寺院的修建（1）和佛教造像面世（2），這就說明在東漢之前就有佛教在巴蜀地區的傳播。如果以此為基礎來推算，佛教在巴蜀地區的傳播已有近2000年的歷史，同時也形成了具有獨特屬性的巴蜀佛教。

有著近兩千年悠久歷史的巴蜀佛教，在傳播發展中形成了鮮明特色的地域佛教形態，特別是在禪宗傳播過程中，形成了「言禪者不可不知蜀」的獨特魅力。同時，巴蜀佛教也一直保持著與其他地區佛教的交流互動，甚至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也有著綿延的交流傳統。

一

西晉時期佛教與西南絲綢之路

古代中國與西域商貿、文化交流的通道，被後世稱為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大致分為陸、海兩向四條線路，西南絲綢之路是其中一條重要的線路。

在過去的學術研究中，對在西南絲綢之路上的其他文化交流情況研究成果已經非常豐富，但佛教文化通過西南絲綢之路傳播交流的情況研究還不多見。而唐代高僧義凈（635——713）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為後世記錄了西晉時期佛教通過西南絲綢之路同印度傳播互動的重要信息。據該傳記載：

那爛陀寺東四十驛許，尋弶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他缽娜寺(唐雲鹿園寺也)。去此寺不遠，有一故寺，但有塼基，厥號支那寺。古老相傳雲是昔室利笈多大王為支那國僧所造(支那即廣州也，莫訶支那即京師也，亦云提婆弗呾羅，唐雲天子也)。於時有唐僧二十許人，從蜀川牂牁道而出(蜀川去此寺有五百餘驛)，向莫訶菩提禮拜。王見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給大村封二十四所。於後唐僧亡沒，村乃割屬餘人。現有三村入屬鹿園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餘年矣。現今地屬東印度王，其王名提婆跋摩，每言曰：「若有大唐天子處數僧來者，我為重興此寺，還其村封，令不絕也。」（3）

這段文字中記載的印度國王，名室利笈多大王，此處應當是指印度笈多王朝的國王。笈多王朝中被稱為大王的國王，也是笈多王朝中最早的一位國王，叫室利笈多，他在位的時間約在公元三世紀晚期。照此推斷，當時去印度求法的二十餘名中國僧人，應該是在公元三世紀末。當時正值中國西晉末年，歷史上所謂的「八王之亂」興起，北方社會動蕩，南方僧人要想從北道赴印度求法是比較困難的，選擇從西南絲綢之路赴印度求法的可能性最大，所以有「從蜀川牂牁道而出」的記載。義凈的這一段記載，為我們了解西晉時期，佛教高僧通過西南絲綢之路與印度交流互動的情況提供了依據。

這段文字表明，西晉中國僧人去印度求法學習時，印度國王建有專門的寺院，供中國去求法學習的僧人居住，這所寺院離鹿園寺不遠，被命名為支那寺，帶有典型的中國僧人留學園區的色彩。義凈在公元七世紀去印度求法時，這所寺院已經不存，但其遺址尚在。據義凈記載，在義凈到達印度之前，這所寺院還存在的時候，有二十餘名左右中國去的留學僧人居住在該寺院。至於該寺修建的緣起，是因為西晉從中國去的二十餘名僧人經常向大菩提寺禮拜，其虔誠度感動了室利笈多國王，於是室利笈多國王布施出專門的土地修建寺院，供中國去的留學僧人居住，並為寺院配備了相應的生活所需條件。義凈到達該地時，時間已經過去將近四個世紀，這所寺院已經荒廢了，當時去的僧人已經亡故。義凈去時的國王還表示，如果有繼續從中國來的僧人數量增多時，願意重新恢復該寺院。以上是義凈到達印度時有關支那寺的歷史和現狀記載，這充分反映了西晉赴印度求法僧人所受禮遇的實際情況，也從側面可以知道西晉佛教與印度的互動和交流。

在義凈上面的文字記載中，還有一條重要信息，那就是當時從中國去印度求法的二十餘名僧人，是「從蜀川牂牁道而出」。這一記載表明，西晉佛教與印度的互動交流中，西南絲綢之路是一條重要的管道。唐代高僧慧琳（737——820）在《一切經音義》卷八十一注釋此句時說：

案牂柯者，南楚之西南夷人種類，亦地名也。即五府管內數州皆是也，在益蜀之南。今因傳中說往昔有二十餘人從蜀川出牂柯往天竺得達，因有此說，遂撿尋《括地誌》及諸地理書、《南方記》等，說此往五天路經（應作「徑」），若從蜀川南出，經餘姚（應作「姚州」）、越雋、不喜（應作「不韋」）、永昌等邑，古號哀牢玉（與「夷」通）。……今並屬南蠻，北接互羌，雜居之西，過此蠻界，即入土蕃國之南界。西越數重高山峻岭，涉歷川穀，凡經三數千里，過土蕃界，更度雪山，南腳即人（應作「入」）東天竺東南界迦摩縷波國，其次近南三摩怛吒國、呵利雞羅國及耽摩立底國等。此山路與天竺至近，險阻難行，是大唐與五天陸路之捷徑也。（4)

慧琳這條注釋信息十分重要，其所引用的《括地誌》、《南方記》等古籍今已失傳，但他所記載的唐代中國西南通往印度詳細的路線彌足珍貴。文中所載牂柯，既是族群名稱，也是地名，應指牂柯故郡。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置牂柯郡，治所在且蘭（今貴州貴陽附近，一說在今凱里西北），轄境約相當於今雲南東部、貴州大部、廣西西北部。義凈記載，西晉時赴印度求法的二十餘名僧人是「從蜀川牂牁道而出」，也就是說，這二十餘名僧人是從蜀地出發，途經牂牁道而到達印度。

古代巴蜀通往西南夷的道路主要有三條線路：一是從今川東入黔北，相當於今川黔鐵路與公路的路線；二是漢武帝時唐蒙所修治之通西南夷道，北起犍為（今四川宜賓），南抵今雲南曲靖；三是成都通邛都（今四川西昌）度金沙江入雲南，相當於今成昆鐵路之走向(5)。

慧琳在以上注釋中所記的蜀川牂牁道，應是指第三條路線，從成都出發，通往邛都，渡金沙江入雲南，到達姚州（今雲南姚安、大姚等地），經越雋（相當於今雲南麗江及綏江一帶）、永昌郡（治所在不韋，轄境相當於今雲南大理自治州及哀牢山以西地區）。無論是義凈所稱蜀川牂牁道，還是慧琳所記的蜀川牂牁道，從四川進入雲南之後，便轉入吐蕃，從吐蕃翻過橫斷山脈諸山，即進入東印度東南界的迦摩縷波國（今印度阿薩姆邦西部高哈蒂及其附近一帶），便到達了印度境內。

慧琳所記的蜀川牂牁道進入印度的路線，是否與義凈所稱的蜀川牂牁道相一致，還需要進一步的考證，但至少可以說明唐代及唐代以前，從四川到雲南，經西藏進入印度是一條十分便捷的通道。這或許正是義凈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西晉時受戰亂的影響，中國二十餘名僧人前往印度求法時，選擇「從蜀川牂牁道而出」的原因所在。

二

隋唐巴蜀佛教的中心地位

佛教在東漢前後傳入巴蜀地區，至東晉時，巴蜀佛教已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力。先是與東晉高僧道安大師（312——385）有同學之誼的法和，率領徒眾入蜀，避「石氏之亂」。法和入蜀後，「巴漢之士，慕德成群」（6），這就說明蜀地的佛教，在此時已有相當廣泛的傳播，大有興盛之勢。後有道安大師的弟子慧持入蜀，據記載：

（慧）持後聞成都地沃民豐，志往傳化，兼欲觀矚峨嵋，振錫岷岫，乃以晉隆安三年（399）辭（慧）遠入蜀。……到蜀止龍淵精舍，大弘佛法，井絡四方，慕德成侶。……時有沙門慧岩、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傾蓋，及（慧）持至止，皆望風推服，有升（慧）持堂者，皆號登龍門。」（7）

慧持（337——412）為東晉著名高僧慧遠大師（334——416）的胞弟，晉隆安三年入蜀，初到成都時，住在龍淵精舍，在慧持入蜀之前，已有慧岩、僧恭先期在蜀地弘法，並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慧持入蜀後，由於他「大弘佛法，井絡四方，慕德成侶」，其影響力遠遠超過慧岩、僧恭，世人「望風推服」，並且將能夠進入到慧持門下學習佛法，尊稱為「登龍門」。以上從法和、慧持先後入蜀的情況來看，蜀地佛教對外的影響力非常明顯，並且蜀地佛教的興盛之勢，也正在逐步形成。

至隋末唐初，由於其它地區的戰亂不斷，蜀地因其地理環境相對穩定，為佛教的興盛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末年國亂，供料停絕，多游綿、蜀，知法之眾又盛於彼。」（8）又據記載：「時天下飢亂，唯蜀中豐盈，故四方僧投之者眾，講座之下常數百人。」（9）從以上兩段文字記載來看，由於隋末各地戰亂不絕，社會動蕩，民眾生活已非常不安定，佛法的弘揚和傳播也受到了嚴重破壞和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大多向穩定的蜀地紛紛聚集，再加上蜀地佛教在東晉以來奠定的基礎，唐初之時，巴蜀成為佛教中心的地位日益彰顯。

三

玄奘入蜀事迹與佛教在絲綢之路傳播互動信息

玄奘大師（600——664）至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從長安啟程入蜀，時年19歲，至武德二年（619）到達成都，時年20歲，武德六年（623）離蜀（10），前後在蜀地生活達5年之久。他在成都不僅受了具足戒，還先後從高僧寶暹、道基、道振學習經論（11），他在成都期間，不僅完成了確認作為一名出家人正式身份的程序——受具足戒，還在此拓展並豐富了他的佛學理論，為他西行赴印度求法奠定了堅實基礎。

玄奘在蜀期間，有不少事迹中透露出與絲綢之路相關聯的信息。

首先，玄奘在蜀從學過的高僧至少有三位以上，其中一位是以精通《攝大乘論》聞名的寶暹。據《宋高僧傳》卷二記載：「時有寶暹法師，東海人也，殖藝該洽，尤善大乘。昔在隋朝，英塵久播，學徒來請，接武磨肩。」（12）由此可知，寶暹在當時是一位博學多聞的高僧，尤其精通大乘佛法，當時向他從學的青年才俊非常踴躍。寶暹在當時不僅是一位有影響力的高僧，他還是一位曾在北周時赴西域求法的高僧，由於避隋末戰亂而入蜀。據《高僧傳》卷二記載：

有齊僧寶暹、道邃、僧曇等十人，以武平六年（575），相結同行，采經西域，往返七載，將事東歸，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暹等內誠，各私慶幸，獲寶遇匠，德無虛行，同誓焚香，共契宣布。大隋受禪，佛法即興，暹等齎經，先來應運，開皇元年季冬，屆止京邑。敕付所司，訪人令譯。（13）

此段文字表明，寶暹等十餘人，曾於北周武平六年赴西域求法，前後七年，帶回260部佛經，寶暹等對帶回的佛經非常慶幸，如獲至寶。到隋朝建立時，寶暹等攜帶這些佛經，到達長安，請人翻譯。梁啟超先生說：「大抵隋代所譯經論原本，多出（寶）暹等所齎歸也。」（14）如果梁啟超先生的說法能成立的話，那麼寶暹等十餘人西行求法的行動對隋代佛經的翻譯貢獻也就不言而喻了。後因隋末戰亂，寶暹又隨眾入蜀講經弘法，這大概是隋唐之際有西行求法背景的高僧在蜀地活動的先行者。從這一意義上說，寶暹入蜀，間接的連接起了巴蜀佛教與西域佛教的信息紐帶。

玄奘入蜀時，首先在寶暹座下聽講《攝大乘論》，據記載，寶暹是當時精通《攝大乘論》的著名大德，有「譽騰京國」（15）的盛名。玄奘西行雖然是從長安出發，因為在長安學習期間，有諸多佛教義理的矛盾和困惑，成為促使他下決心赴印度那爛陀寺求學的直接誘因（16）。但玄奘在蜀期間，曾跟隨寶暹學習佛法，作為曾經西行求法的高僧寶暹，在向玄奘講解《攝大乘論》的同時，也存在向他介紹西域佛教情況的可能性。從這一意義上說，成都不僅是奠定玄奘西行求法佛學理論的重要之地，更是他對西域佛教有啟蒙印象的最初源頭，這為他日後西行求法奠定了知識基礎。

其次，據記載，玄奘在西行求法途中，遇到危險時，常常會持誦觀音菩薩名號及《般若心經》，總會化險為夷，順利前行。那麼，玄奘西行途中念誦的《心經》來自何處呢？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記載：「是時顧影，唯一心但念觀音菩薩及《般若心經》。初，法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污，愍將向寺施與衣服飲食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誦習。」（17）這段文字表明，玄奘在西行途中念誦的《心經》，是他在蜀期間，因照顧一位患病的僧人，感動了這位僧人而傳授給他的。雖然文字中沒有明確指出這位病人是否是僧人身份，但從當時佛教的傳播情況來看，普通信眾恐怕不具備這樣的佛學素養。如果這位病人是僧人的話，那麼這位僧人又是從什麼地方來蜀地的呢？從《心經》的流傳情況來看，玄奘去印度之前，已有鳩摩羅什所譯《心經》的存在，但是否普及，目前沒有確切的文字記載，玄奘從印度求學回來以後，也翻譯了另一版本的《心經》，也就是現在佛教界通行的《心經》。如果上面文字記載的僧人傳授給玄奘的是漢譯的《心經》，玄奘西行求法歸國後，再重譯的可能性不會太大，因為從現行的玄奘譯本和鳩摩羅什譯本內容比較來看，有一定的差異性，但不存在根本性的差異。如果這位僧人傳授給玄奘的是梵本《心經》的話，這位僧人的身份就有兩種可能，一種如同寶暹一樣，是有過赴西域求法經歷，並精通梵語的僧人，另一種情況便是直接從西域來蜀的僧人。如果第二種情況能夠成立的話，那麼這位僧人便是連接巴蜀佛教與西域佛教傳播互動紐帶的人物。

四

唐代巴蜀高僧在絲綢之路上的活動

佛教在絲綢之路上的傳播與互動大致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從西域來中土傳播佛教文化，一種是從中國前往西域學習佛教。巴蜀地區雖然地處內陸，但是它與絲綢之路的連接早已有之。唐代巴蜀地區的高僧，也正是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將巴蜀佛教與西域佛教的傳播互動緊密的聯繫在一起。

赴西域求法的高僧，除了為大家所熟知的法顯、玄奘、義凈之外，實際上是有一個龐大的求法群體存在，並且綿延數百年之久。在近現代學術研究中，最早對赴西域求法群體進行關注的首推梁啟超先生（1873——1929），據他統計，從公元三世紀至八世紀，典籍記載共有105人（佚名者尚有82人）（18），這105名西行求法高僧中，有籍貫可考者65人，其中四川有6人，位居甘肅（10人）、河南（8人）、山西（7人）、兩廣（7人）之後。（19）

梁啟超先生統計的赴西域求法的六名巴蜀高僧，其中有五人事迹見於唐義凈所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據該傳記載，這五名唐代巴蜀高僧分別是明遠、義朗、智岸、義玄、會寧。

明遠，益州清城人（今四川都江堰市），他是從海上絲綢之路去西域求法的，由交趾（今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一帶）泛海，經訶陵國（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一帶），到達師子洲（今斯里蘭卡），為君王禮敬，後欲潛取佛牙，為國人所覺，頗見凌辱，後向南印度。（20）

義朗，益州成都人（今四川成都市），他也是從海上絲綢之路去西域求法的，從烏雷（今廣西欽州縣）跟隨商船一道，越扶南（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經朗迦戍（今馬來半島）、師子洲（今斯里蘭卡），披求異典，頂禮佛牙，住師子洲頗久，後到達西域。義凈到達印度時，義朗已經亡故，年齡大約四十餘歲。（21）

智岸，益州成都人，與義朗同行，至朗迦戍國，病故。（22）

義玄，益州成都人，是義朗的胞弟，與義朗同行。（23）

會寧，益州成都人，他也是從海上絲綢之路向西域求法的，於麟德年中（664——665），杖錫南海，搭船至訶陵洲，並在此國前後住了三年，與此國高僧若那跋陀羅合譯《大般涅槃經後分》，並派僧人運期送歸，後會寧方適印度。義凈到印度時，會寧已經亡故，春秋約三十四或三十五。（24）

義凈所記載的以上唐代五位巴蜀高僧赴西域求法的事迹，雖然不是十分詳細，但是為我們提供了唐代巴蜀高僧在絲綢之路上活動的重要信息。從文字記載來看，他們五人都是從海上絲綢之路出發前往西域的，他們途經的國家有今柬埔寨、越南、印尼、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印度等東南亞、南亞國家，是唐代巴蜀佛教繁榮的有力證明，更是唐代巴蜀佛教與東南亞、南亞等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佛教傳播互動的重要史實。

「

結語

巴蜀佛教自東漢前後傳入不久，一直與中原佛教乃至西域佛教產生著良好的互動和交流。從本文梳理出的西晉、東晉到隋唐之際早期的巴蜀佛教，與絲綢之路沿線的地區和國家之間交流情況來看，巴蜀佛教沒有因為地處內陸而缺乏與外界互動。與此相反，早期的巴蜀佛教不僅接納域外高僧入蜀講經弘法，從而形成了繁榮的巴蜀佛教局面，在隋唐之際一度成為中國佛教的中心。同時，早期巴蜀佛教界的僧人，也積極主動地參與到西行求法的行列中，建立起巴蜀佛教與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佛教互動傳播的信息紐帶。由此可以充分說明，早期的巴蜀佛教，具有開放包容、拓展進取的品格，值得當代巴蜀佛教界同仁學習和借鑒。

注釋：

（1） 據黃輝《重建萬福寺碑記》云：相傳創於漢延熹（158——166）。（參見龍顯昭主編《巴蜀佛教碑文集成》，439頁，巴蜀書社，2004年5月第一版）

（2） 如樂山麻浩崖墓、柿子灣崖墓的東漢佛像（參見李復華，陶鳴寬.東漢崖墓內的一尊石刻佛像.文物參考資料，1957（6）：89——90）；彭山東漢崖墓出土的陶座佛像（參見俞偉超.東漢佛教圖像考.文物，1980（5））；綿陽何家山東漢崖墓錢樹銅佛像（參見何志國.四川綿陽何家山1號東漢崖墓清理簡報.文物，1991（3））等現存的四川地區佛教遺迹。

（3） 唐義凈原著，王邦維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103頁，中華書局，2000年4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4） 《大正藏》卷五十四，835頁上。

（5）參見王邦維校注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108頁，中華書局，2000年4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6） 梁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五之，189頁，中華書局，1992年10月第一版。

（7） 梁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卷六之，229頁，中華書局，1992年10月第一版。

（8） 唐慧立、彥悰著，孫毓棠、謝芳點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7頁，中華書局，2000年4月第一版。

（9） 唐慧立、彥悰著，孫毓棠、謝芳點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7頁，中華書局，2000年4月第一版。

（10） 關於玄奘大師入蜀的時間，歷來說法不一致，此說參見楊廷福著《玄奘年譜》，第7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第一版。

（11） 玄奘在成都期間，先後從道基受學《毗曇》、從寶暹聽講《攝論》、從道振（震）聽受《迦延》，參見唐慧立、彥悰著，孫毓棠、謝芳點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7頁，中華書局，2000年4月第一版。

（12） 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二，25頁，中華書局，1997年10月北京第四次印刷。

（13） 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卷二之，39頁，中華書局，2014年9月第一版。

（14） 梁啟超著，《佛學研究十八篇》之，105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

（15） 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第十四之，475頁，中華書局，2014年9月第一版。

（16） 唐慧立、彥悰著，孫毓棠、謝芳點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9頁至10頁，中華書局，2000年4月第一版。

（17） 唐慧立、彥悰著，孫毓棠、謝芳點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16頁，中華書局，2000年4月第一版。

（18） 梁啟超著，《佛學研究十八篇》之，113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

（19） 梁啟超著，《佛學研究十八篇》之，115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

（20） 唐義凈原著，王邦維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67頁至68頁，中華書局，2000年4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21） 唐義凈原著，王邦維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72頁至73頁，中華書局，2000年4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22） 唐義凈原著，王邦維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72頁至73頁，中華書局，2000年4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23） 唐義凈原著，王邦維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72頁至73頁，中華書局，2000年4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24） 唐義凈原著，王邦維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76頁至77頁，中華書局，2000年4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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