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時期東南地區與海上絲綢之路

文史 11-26

六朝時期東南地區與海上絲綢之路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海上交通較漢代有新的發展。由於南北割據，立足江南的六朝政權不再經玉門關和陽關，而是繞道青海等地與西域交通。陸地線路延長，迫使六朝政權積極發展海路交通。相對於漢代的興起和唐代的空前繁榮，六朝處於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發展和形成時期。

南京是六朝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動力核心

六朝時期的南京（建康），是東南半壁江山的都城，是六朝國家政治權力和經濟文化中心，也是航海時代開啟後發展階段重要的交通起點和海上絲綢之路的動力核心。

南京當時的地域特色為海上絲綢之路遠帆創造了條件。南京的文化底蘊豐厚，東晉南渡時將孕育千年的中原文明帶到建康，從此南京成為中華文明的「正朔」所在。南京具有「通江達海」的地理優勢，疆域東南臨海，北限長江。東吳定都後，憑藉長江天險，全力開發沿海經濟。南京不同文化兼容並蓄，文化融合特徵突出。對於海上絲綢之路交通而言，南京的地域特色是無論海路航線往東或往西，南京總是處在經濟圈的中心，處在文化張力最為強大的航道起點。

六朝時南京人崇尚的生活方式創造了海上絲綢之路遠帆的強烈衝動。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中言道：「建都於揚子江流域者，除明太祖外，大率皆創業未就，或敗亡之餘、苟安旦夕者也。其為外界之現象所風動、所熏染，其規常綺麗，其局勢常清隱，其氣魄常又弱，有月明畫舫緩歌慢舞之觀。」六朝就是這樣一個「感性」多過於「理性」的時代。六朝的人，體會更多的是在戰爭環境中朝不保夕、難覓現實歸宿的惆悵，因此人們選擇拋開思想束縛，追求個性解放，講究氣韻風骨，熱衷清談及輕歌曼舞。六朝貴族們生活奢華，好喜文弄墨、焚香揮麈。為滿足富貴榮華的生活，保證奢侈物質來源渠道通暢，六朝需要謀求海上通商之路。

由於海上絲綢之路的作用，南京成為東、西方文明交流的中心。南京雖不臨海，但地勢得天獨厚，周圍河流縱橫，航道通達，是六朝時期海上絲綢之路往來交通的起點與終端。六朝時期與南京文化交流頻繁的主要有東南亞和東亞國家日本、朝鮮半島諸國。當時東南亞及東亞國家遣使朝貢，均通過海上絲綢之路，他們帶走的是瓷器、瓦當、銅鏡和先進的制度文化，以及制瓷、造紙、養蠶繅絲等先進生產技術。東南亞、東亞和西方國家的地域特產，經海道傳入中國，深受中國民眾喜愛。域外文化也在不斷影響中國,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後，眾多異國高僧紛紛從海上來到建康講經，南京成為六朝佛教文化的傳播中心。東南亞和東亞國家的文化藝術，在不同程度上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有日本學者認為：「從文化上來說, 6世紀的南朝宛如君臨東亞世界的太陽, 圍繞著它的北朝、高句麗、百濟、新羅、日本等周圍各國, 都不過是大大小小的行星, 像接受陽光似的吸取從南朝放射出來的卓越的文化」。

東吳開啟了海上交通貿易新局面

東漢末年群雄紛爭，最終曹魏、蜀漢、東吳三分天下。公元229年，東吳以建業（今南京）為都，南京由此成為東南政治中心。當時，東吳的疆域包括揚州（今蘇南，皖中南，浙、閩、贛三省）、荊州（今豫西南，鄂、湘及黔、桂、粵三省邊緣）、交州（今越南北、中部和桂省部分）、廣州（今粵省），其中多數地區近江靠海。為增加經濟實力，東吳積極利用靠海優勢發展海運，開展對外經濟文化交流。

據史料記載，赤烏六年（243年）扶南王曾遣使到吳國「獻樂人及方物」，隨後孫權遣使前往扶南等南海諸國進行外交活動。吳國派出的使臣朱應、康泰回國後，朱應著《扶南異物志》，康泰著《吳時外國傳》，反映東南亞海路航線和當地風土人情，惜兩書已散佚，後代文獻只有片斷引文留存。東吳由此了解了東南亞各國海路交通情況。東吳的這次海上行動，是繼漢代之後官方組織的又一次較大規模的航海交通。有別於漢代統一國家的性質，東吳的此次航海行動開啟了偏安王朝區域政權與東南亞海上交通往來的新局面，也為六朝海外交通發展開闢了一條廣闊的道路。

為促進經濟發展，方便海路交通貿易，東吳在江浙大興水利，並大力發展造船業。此時，番禺（今廣州）成為吳國與多國進行貿易往來的重要港口。由廣州運往東南亞的商品，經由斯里蘭卡中轉，運往東非海岸、紅海、波斯灣地區的國家。國外進口商品諸如明珠、象牙、犀角、玳瑁等到達廣州後，或被運往東吳各地，或直接在港口、集市上以貿易交換的形式置換成各國所需商品，再運往東南亞和西方國家。海上絲綢之路南海航線直接或間接的貿易往來，不僅推動了經濟發展，同時也使東吳社會各階層生活發生了顯著變化。「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此為開發沿海經濟東吳在嶺南頒布以海外珍奇商品代替賦稅的辦法。

232 年，孫權再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東吳與海外國家之間的官方往來，實質是以遣使為名進行通商貿易。外國向吳國「通使朝貢」，也是以「利於互市賜予」為目的。

東吳時期，民間海路交通貿易往來，較官方商貿往來活躍。阿拉伯人《古行紀》中有「中國的商船，從公元3 世紀中葉，開始向西，從廣州到達檳榔嶼」的記載，中國商船西行到檳榔嶼（今馬來西亞），馬六甲海峽是必經之地。在阿拉伯人看來，從3世紀開始，直到5世紀，中國商人始終是這條西行航線上的主要貿易經營者。

當時，中國官方或民間與東亞國家的海上往來，深刻影響了東亞國家的社會生活和經濟文化。230 年, 吳主孫權「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即今天日本列島的一部分）。《日本書紀》記載：308年，應神天皇「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與吳，令求縫工女……吳王於是與工女兄媛、弟媛、吳織、穴織四婦女」，中國先進的生產技術不斷被引進到日本。至今在日本，與中國有關的事物都冠以「吳」字，如「吳服」、「吳織」、「吳床」等。

東晉南朝時海陸興衰起伏

東晉仍以建康（今南京）為都，南京再次成為「從黃河流域南移的中原傳統政治勢力和傳統文化的保存中心」。

東晉一朝與海外國家間的海上交通貿易往來情形，相關記載較少。《晉書·四夷傳》記載，因「惠皇失德，中宗遷播，兇徒分據，天邑傾淪」，當時「深貢之禮，於茲殆絕，殊俗異風，所未能詳」。西晉惠帝以後，因戰亂中斷的海路交通，直到東晉時仍一蹶不振。

東晉時期，各國使節來訪、僧人出入傳教以及各國商貿活動仍有跡可循，《法顯傳》、《晉書·四夷傳》、《梁書·諸夷傳》、《梁書·海南諸國傳》等史籍對這些內容有零星的記載。

由於處在攻伐攘奪的動蕩年代，出於經濟和軍事需要，東晉政權致力於發展經濟生產。東晉時期的造船業和養蠶繅絲技術，比東吳又有很大提高。都城建康與會稽（今浙江紹興）、江陵（今湖北荊州）、京口（今江蘇鎮江）、襄陽（今湖北襄樊）、壽陽（今安徽壽縣）、番禺（今廣州）因瀕臨長江、淮河及沿海，便於貿易往來，而發展成為繁華的商業城市。

東晉以後，南朝的宋、齊、梁、陳因與北方政權相互征伐，疆域盈縮不定。海上交通貿易情況，根據疆域增減，產生相應變化：宋時「舟舶繼路，商使交屬」，諸國來朝，貢使頻繁；齊時「海譯致壅」，沿海叛亂不絕，海上戰事頻發；梁時「航海歲至，逾於前代」，佛教興盛，海道通暢，「外國賈人，以通貨易」；陳時「邊鄙日蹙」、「西贐南琛，無聞竹素」。

南朝時, 日本的大和政權統一了日本,開闢了不必經朝鮮半島的海路航線，多次派遣使臣與南朝政權交往，並與南朝發展通商關係。東晉南朝與朝鮮半島國家之間的交流更加頻繁。六朝政府與百濟的交往始於東晉時期，在當時百濟與高句麗南北對峙的狀況下,百濟與東晉交往只能走海路。梁陳時新羅也派使臣來華。「自晉過江, 泛海東使, 有高句麗、百濟, 而宋、齊間常通職貢, 梁興又有加焉。」六朝文化對百濟文化影響深遠。東晉咸安二年(372 年)，高句麗仿中國設太學, 並用漢字記載本國歷史。東晉寧康二年(374年），百濟結束了無文字的時代，始以漢字作為官方文字撰修百濟國史《書記》，劉宋時期的《元嘉歷》也被百濟採用。新羅與六朝的交流更多的表現在佛教交流方面。

造成東晉南朝海路交通興衰起伏的原因有多種，當時海外國家需要根據中國政局形勢及社會穩定與否做出是否朝貢和貿易往來的判斷；最高統治者的個人偏好對海路交通發展也起到決定作用，例如宋、梁時的佛教傳播即帶有強烈的官方色彩；戰爭以及疆界變化，對海路交通貿易也產生一定的影響。總的來看，東晉南朝海路的發展態勢，總體是向廣度和深度推進。

六朝330多年間，先後有40位皇帝主政，政權交替頻繁。基於割據與動蕩的時代背景，六朝海路交通貿易較多地受到政治制度、最高統治者偏好和戰爭等因素的影響，但南京始終是當時海上絲綢之路遠帆的動力核心。

從東吳和東晉南朝時期海路貿易通道變遷的情況看，六朝海上絲綢之路南海航線成為相對固定的主線後，海路交通還不斷拓展，延伸出東海航線，東海航線主要從東南沿海和山東半島等地出發 ,與日本列島和朝鮮半島國家發生聯繫。六朝是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形成期，此時中國的先進技術和文化傳播到海外, 促進了海外國家的發展。

（作者：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副研究員張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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