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中國人究竟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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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化 之 長 短

文/梁漱溟

中國人究竟缺乏什麼

中國人缺乏民主精神嗎?不見得。中國古訓講「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承認旁人之精神，何等明白?還有中國最講禮讓，其一種尊重旁人之精神，充分可見。既然有此一根本點，則其餘，相隨而來。

然而「民主」何以現在竟為一新鮮之物呢?我的回答是：中國人雖不缺乏民主精神，但他自古缺乏集團生活。集團生活，家族生活，同為最早人群所固有，但西洋人則偏趨於集團生活之路，中國人則偏趨於家族生活之路。由於缺乏集團生活，故缺乏團體內開會取決多數之習慣。由於缺乏集團生活，故缺乏團體不干涉個人自由之習慣。換言之，中國所最缺乏者，是「政治的民主」。今天感覺新鮮者，亦只是「政治的民主」而已。乃至在政治民主上，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則，中國亦只缺乏民治(by the people)制度而已。

中國人的社會生活顯然可見有下列四大短處：

第一是缺乏法治精神：亦即事事不按照法律來辦，執法的精神不夠，而且很容易徇情。外國人則比較守法，這就為外國人平素過集團生活，凡事在團體內，都一律辦理，不能通融。團體人多時，非此不可。但在家庭之中，則一切情形，就要兩樣。有老，有壯，有少，有男，有女，有親疏，遠近，種種不同，應該要分別辦。

第二是缺乏紀律習慣：所謂紀律習慣，是在人多的時候，能夠有條理，有次序，並不因人多而紊亂，儘管人多，行動起來，還能敏捷，迅速，這就完全靠的是紀律。例如火車站、汽車站、電影場的賣票，在西洋人，凡是遇到這種事情，都要買票，依次辦理，沒有爭先恐後的情形，中國人則不會有很好的秩序，這就是紀律的習慣沒有養成。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南京國民政府，召集第二次內政會議，出席者除各省民政處(廳)長外，還邀請各界專家，在會上討論到如何開鄉鎮保民大會等情形。當時，江西省主席兼民政廳長熊式輝就說：「不必要開什麼鄉鎮保民大會，會決開不好的。」晏陽初先生也是被邀請的一個，馬上立起來說：「我知道你們那裡開會是開不好，因為你們沒有辦平民教育。」熊式輝又說：「不只我們江西人開會開不好，就如我們中央委員開會，也都開不好。」習慣之養成在平素，非短期教育所能為功，中國人，雖大學畢業者，一樣開會開不好，這就是缺乏紀律習慣和組織能力。

第三是缺乏組織能力：河南胡石青先生，曾遍游全球大陸，到過很多國家，見聞極廣。他回國來述說他見聞的結論：「華僑的天份高，日本人及當地土人，逐處都趕不上，中國人行行都出色，雖強盜乞丐，亦為外國人所不及，在墨西哥，就有一華盜，非常出名。惟華僑，勿論做甚麼，都是他個人本領的表現，而不是組織的能力，不能群策群力。」所以在華僑自身無組織，政府不知保護的情形下，中國人常常仍受日本人與土人的欺負。何謂組織能力呢?組織能力是比紀律習慣更高的能力。習慣是可以被動地養成，如訓練壯丁，可以把他們訓練得有紀律，但還不能訓練到使其有組織。組織是大家合攏起來，每一個人都不卑不亢，很耐煩地商量辦事；商量之後，能夠有所決定，而且痛快地執行，這是為中國人所最不易見的。中國人有兩偏，一是我作主，一切聽我的；一是聽人作主，自己甘於被動；最難得是不卑不亢，大家合攏來商量辦事。譬如「五四」運動，其時我正在北大教書，當時學生運動，是很有名的，但學生會就組織不好，表面學生會轟轟烈烈，但裡面有一個現象，就是其中熱心者，可以廢寢忘食，這就是大家都讓他作主的時候，一旦他的主張遇到阻礙，大家不聽他的，馬上就消極得一切不管，這就是缺乏組織能力的證明。

從前在鄒平，我的一個朋友作實驗縣長，他跟我說：「中國人，真是沒有辦法。我有時下鄉，看到地方應該要辦的事，就集合當地民眾，叫他們來商量，但總是商量不攏。末了只得由我從他們的幾個意見中，採取一個辦法，但辦起來，很不痛快，因為那些意見未被採取的人，消極抵制之故。後來旁人告訴我說，當初不應該要他們商量，乾脆叫他們辦就好了。」這就是中國人缺乏組織能力。這種耐煩商量的能力，互相讓步的雅量，是團體中作一分子所必要者。既不是做皇帝，亦不是做順民。有一個人的一句刻薄話說：「中國人不是做皇帝，就是做順民。」其實中國人，都是皇帝，也都是順民。當他在家裡關起門來就是皇帝，出了門非常容易馴服妥協，豈不是一個順民?總之，剛好不能夠有組織能力，不能作民主團體生活中的一個人。

第四是缺乏公共觀念：如合作社社員對於合作社，政黨黨員對於政黨，地方人對於本地方，國民對於國家，這些都是公共觀念。大體上說，集會結社之事，在中國從前本來很少，所以對於團體觀念，中國人比較缺乏。五十年前，梁任公先生提倡維新，著有《新民說》一書，他說：「中國想建設一個新國家，必須先要有新民；新民是不同於舊時的中國人，必須要具備幾個條件，最必須的條件，就是公德。」中國人過去太重私德，缺乏公德，父慈子孝，都不外乎是私德，但如何為公共服務，就不講求。反之西洋卻處處是團體。

此四大短處，全從一根本事實演來，此根本事實為何?那即是家族生活偏重(正面)集團生活缺乏(負面)，此一事實在中國自古迄今一貫到底，未曾改變。

所以若問：中國人究竟缺乏甚麼?我答：「缺乏集團生活。」

中國的倫理本位

缺乏集團生活之中國人，則一面不知有團體，一面不知有個人。團體與個人孰重之問題，為西洋史上之老問題者，中國數千年歷史上卻不曾發現。從社會結構上說，英美為個人本位之社會，蘇聯為社會本位之社會，中國恰都不是。人類文化，皆以其社會結構為骨幹。一種骨幹形成一種文化，蘇聯可謂社會本位之文化，英美可謂個人本位之文化，過去中國實為另外一種文化。

過去中國社會，從其結構上看，非個人本位，非社會本位，乃是倫理本位。何謂倫理本位?本位即重點，個人本位重點在個人，社會本位重點在社會，倫理本位之重點，乃在相關係之兩方中之對方。倫者倫偶，指相關係之兩人而言。例如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君臣皆是。在此相關係之兩面中，彼此互以對方為重，是曰倫理。在父則以子為重——是之謂慈父。在子則以父為重——是之謂孝子。以此類推，重點都放在對方。朋友不如此，非好朋友，兄弟不如此，非好弟兄。倫理關係，即是情誼關係。因情而有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皆義也。所以倫理關係，亦即是相互間之義務關係。每個中國人必須各自認識其義務而履行之，卻從來不許談權利。

這並非是空話，或者完全理想，可從經濟關係驗之。試看個人本位之社會，財產既為個人所有，而社會本位之社會則其財產，主要屬於社會(共產)，中國人之財產，既不屬於個人，也不屬於社會，乍看粗看，似屬於家庭，其實也不是。中國人父子間夫婦間，財產是不分的，乃至祖父在堂，祖孫也不分，是曰共財之義。兄弟間或伯叔與諸侄間，析產分炊，是曰分財之義。分財可能不止一次，富者可再度分財與貧者。親戚朋友則有通財之義，通財與分財不同，是要償還的。每個中國人，視其財產之大小，與對人關係親疏遠近，而必須負擔或照顧家庭以外之人之生活。財產大，則負擔之範圍亦廣，倘不踐行此種義務，必遭社會指責。中國自唐代以來，法律精詳，為世界冠，但於物權債權則自來忽略，此與西洋自羅馬法以來，愛講物權債權者則相反。愛講物權債權者，其財產總是為了自己享用。中國所重在情義，為了情義而財產便成為倫理關係中，所共有共享。其範圍初不限於家庭以內。在西洋遇事講社會救濟，政府要負責任。中國不然，一切問題消納於倫理關係，彼此顧恤之中而不見。所以我說中國人的財產不屬個人，不屬社會，而是屬於倫理的。

來源：黨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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