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公眾誤解的川崎病，它與霧霾有關嗎？

知識 04-27

有槽有話說

這兩天，一篇題為《我眼中的川崎病》的文章在微信和微博上轉載極多，孩子的父母講述了他們不到一歲的孩子患上從未聽聞過的「川崎病」，在北京兒童醫院接受精心治療的經歷，並在文中暗示這種罕見疾病或許與北京嚴重的空氣污染有關。

文章引起了家長對川崎病的廣泛關注，這固然是好事，但對於這種病的起因和注意事項存在一些謬誤，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家長對於空氣污染的恐懼心理，我們因此編譯了這篇來自Mosaicscience的文章，供家長參考。

川崎病難以確診，起因成謎，如果不能及時治療有可能導致病童罹患心臟病甚至早夭，150年來一直讓醫生們百思不得其解。

在19世紀，一個孩子因為猩紅熱而不幸夭折的消息並不會讓人產生一絲一毫意外，畢竟在當時，這是一種再普通不過的疾病。但是1870年，當英國的名醫塞繆埃爾·吉依切開了一位7歲死者的遺體時，他發現有什麼東西不太對勁。吉依在他的解剖報告中記錄到，這位死者心臟表面的冠狀動脈出現了動脈瘤的跡象，患處血管壁極其脆弱，像氣球一樣膨脹起來。

吉依如此描述這個病例：

下列病例的特殊之處在於病者的年齡。威廉·謝羅斯布里，於1870年10月20日病逝，時年7歲，死前患肺炎和腦膜炎，身體出現猩紅熱浮腫。心包膜正常。心臟大小正常，瓣膜健康。

冠狀動脈的動脈瘤出現在三個區域，分別是心臟頂部，出現豌豆大小動脈瘤；右心室底部，接近其中一個冠狀動脈開口處，出現一個同樣大小動脈瘤；此外在室間隔處出現第三次蠶豆大小動脈瘤。上述三個動脈瘤有小的血栓。近心室的主動脈和二尖瓣的主動脈上緣出現粥樣斑。

這個病例讓吉依百思不得其解。這個男孩的病史中記錄道，他的身體曾出現疹子，這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因為這是猩紅熱的典型癥狀，可是這麼小的孩子怎麼會得心臟病呢？無論原因是什麼，它都遠超吉依在維多利亞時期所掌握的醫學知識。

吉依雖然弄不懂這個難題，但他確實做了一件再英明不過的事情：他將這個男孩的心臟保存在甲醛中，以供後人研究。這枚心臟在標本罐子里漂了一個多世紀，其意義才最終被人確認——這是全球有關川崎病的最初醫學證據。

除了風濕性心臟病，川崎病是高收入國家兒童患獲得性心臟病的主導原因。在及時得到確診的情況下，現代醫學可以治癒絕大多數川崎病患者。但是相關研究進展有限，我們依然不知道這種病的病因。

自從1967年日本醫生川崎富作首先從醫學上認定了該病以來，關於它的成因出現了諸多理論。一些研究人員指出了一種未知病毒。其他認為是細菌或真菌毒素。在1980年代，美國疾控中心將矛頭指向清潔地毯時使用的化學品。一些團體推測認為這種病是多種不同因素激發病人免疫系統出現過度反應的結果。沒有一個說法令人滿意。

被公眾誤解的川崎病，它與霧霾有關嗎？

我在讀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患上了川崎病。我的祖輩是從中國大陸和台灣移民美國，作為亞裔男孩，我是典型的病人。在美國，亞裔是患川崎病最主要的族裔，其次是非裔、西裔和白人。患該病的男孩比女孩多。不過，當時我已經8歲了，所以比通常的病人要大一點。大部分病人應該在5歲以下，平均年齡為2歲。

在生病一個月前，我滿懷著敬畏看著一則CNN新聞，眼看著巴格達的夜空燃起戰火，此時是1991年1月，美國領導的沙漠風暴行動開始展開。待到2月24日，當美國和多國部隊開始著手大型地面進攻時，我已經不再關心半個世界之外的戰爭。我在自己的這場戰鬥中苦苦支撐。

在一周內，我出現了典型癥狀。在周六，也就是起病之初，父母帶著我去醫生那裡做了個咽拭子細菌培養。結果是陰性。我很快開始發燒，雙側淋巴結腫大。我的舌頭呈楊梅狀，雙唇乾燥皸裂。手指腳趾脫皮。雙眼發紅。不斷嘔吐。因為實在太虛弱了，我沒法爬樓梯，最後我趴下來，用雙手雙腳爬上了樓。

發病五天後，兒科醫生們確診我患的是川崎病，在周四將我送入彩虹兒童醫院。在此時，我出現了關節痛，雙腿和腳踝發紅疹。手掌和雙腳紅紅的，摸上去很熱。儘管如此，我仍是幸運兒。

通過在發病之初的7-10天內，即治療川崎病的窗口期內做出準確診斷，醫生們顯著提高了我得以痊癒的機會。醫生給我大劑量靜脈滴注了丙種球蛋白，有數據證明這種治療方案可預防大多數病人病情惡化，發生冠脈瘤，而一旦出現這種狀況，病人將有可能出現心肌梗塞，甚至在童年或成年後早逝。在所有未獲得確診川崎病的病童中，約有20%在後來會出現冠狀動脈瘤。

不過，標準的丙種球蛋白治療對於一小部分不幸的病兒效果不大，他們仍有可能出現冠脈瘤。醫生們嘗試過其他療法，不過效果並未得到充分驗證，包括使用皮質激素，使用像是依那西普或英夫利昔這種腫瘤壞死因子抑制劑，或者是環孢素A這類免疫抑制劑。

此外，儘管通常不建議給16歲以下兒童使用阿司匹林，但醫生往往會給患川崎病的患者使用該葯以幫助退燒和減緩關節疼痛。在我沒能吞下阿司匹林藥片，將它們吐進杯子里時，夜班護士不為所動，最終還是逼著我喝下了味道極苦的阿司匹林藥水。但我的身體確實開始好轉。

到了周五，我已經吃得下冰凍果子露，感覺好多了。大批住院醫生站在我的病床前，聽主治醫生介紹我不同尋常的病情。周六上午我出院回家。在接下來幾個月間，多次超聲心動檢查顯示我的冠狀動脈在發病後出現輕微肥大，但之後已經恢復正常。

在這場與川崎病的戰爭中，我贏了。但是正是我此前說過的那樣，我是幸運兒。我是在美國有更多醫生認識和有能力確診該病時生的病，也就在那時，他們從日本同行那裡學到了規範的治療方法。

被公眾誤解的川崎病，它與霧霾有關嗎？

2015年初，我在夏威夷舉行的第11屆國際川崎病研論會上參加了一個家長討論會，這才充分意識到了川崎病所帶來的心理影響。當時，我看到一位年輕的媽媽在回憶2歲的兒子最近的患病過程時，流下了熱淚，「在這期間我和丈夫的情緒如同坐過山車，對這個病我們一無所知，」她說。

另一位媽媽說，她所在城市的醫生未能在兒子出現冠狀動脈瘤前及時做出診斷，現在非常擔心，「我不想再落於人後了，」她說。

家長討論會的組織者之一格雷格·陳醫生也是川崎病基金會的主席。1998年，在大兒子患上該病後，陳參與創建了基金會。所幸他的兒子完全治好了，但他了解川崎病患兒家長普遍感受到的焦慮之情。「你很沮喪，你想得到答案，你覺得壓力很大，睡眠不足，突然間有人說你的孩子得的是川崎病。這是什麼病？你曾聽說過它的機會微乎其微，」他說。

陳醫生說，一旦家長們得知這是一種沒有明確的醫學診斷，找不到確切病因的未知疾病，焦慮感尤甚。而在家長聽說這種病有可能累及幼兒心臟時，壓力級別「將高得爆表」。

安妮·羅利是西北大學范伯格醫學院兒科傳染病學專家，同時也在醫院擔任小兒科醫生，她說：「在醫學已經如此昌明的今天，你竟然還得硬著頭皮告訴家長：你知道他們的孩子得了什麼病，但不知道具體病因；你確實有可行的療法，但不知道它究竟為何有效；而且孩子們有可能患上跟隨一生的心臟病——這就是現代醫學對川崎病的現有認知。」

如今，日本是全球川崎病發病率最高的國家，而且這個數字還在持續上升。近幾年來，日本5歲以下兒童每10萬人的年發病數量為200人以上，2012年達到264.8/10萬（意味著當年有近1.4萬新增病例）。韓國和台灣省的發病率則列居全球第二位和第三位。

在日本以外的首個確診病例是70年代在夏威夷出現的。如今，這也是美國川崎病發病率最高的州（5歲以下兒童年均發病率為50/10萬，相比之下美國本土發病率為21/10萬）。

一些科研人員猜測，季風或許對於川崎病的傳播起到了一定作用。每年春天，中國北部戈壁灘和蒙古都會颳起大風，吹得黃沙滾滾而下，一路向東，進入中國其他地區、日本和韓國。西班牙加泰羅尼亞氣候科學所的生態學家、氣候學家哈維爾·羅德帶領了一個由日本和美國科學家組成的團隊，對此一探究竟。

他們很快就在源自中亞的季風變遷與日本、夏威夷和聖迭戈川崎病發病率之間找到了持續的規律。第二步，則是找出這種季風的地理來源。為了縮小範圍，羅德和他的同事們研究了日本各大城市每天上報的川崎病新增病例數，同時將焦點放在分別於1979年、1982年和1986年爆發的三次大型川崎病流行事件上。這份於2014年發表的論文重點指出了中國東北部的一個區域。這個研究團隊還已經開始使用飛機採集日本上空的空氣樣本，並將進一步在中國東北部採集空氣和土壤樣本。在初步採樣中他們發現了多達11種不同類型的念珠菌樣本，而這是人類真菌感染的常見病因。

羅德說，如果這個理論正確的話，中國應該不會是風載病菌介質的唯一來源。其他來源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在全球各國都會出現川崎病病例，而各國數字相差又如此懸殊。比方說，最新的數據顯示，韓國5歲以下兒童年均發病率為50/10萬，而澳大利亞為9例，英國為8例。中國較新的流行病學統計顯示，北京和上海川崎病發病率為55／10萬（

被公眾誤解的川崎病，它與霧霾有關嗎？

大部分川崎病的研究人員並不打算對該病的成因做出面面俱到的猜想。相反，他們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專註於解決更小的謎題。

一些研究人員通過用基因修飾小鼠模擬病情，研究免疫系統應答會如何對動脈造成損害；還有些用小鼠來研究腸道菌群可能在該病中起到的作用。對人類的基因研究同樣有助於甄別有可能在川崎病中起到作用的特定免疫系統信號和分子。不過這些研究並沒有引起媒體或公眾的注意。

相比之下，風載病菌理論在過去這幾年間或受到了媒體矚目。不過事實上川崎病的研究者對它看法並不一致。我所接觸的大部分研究人員通常對之持「走著瞧」的態度，有些人審慎樂觀，更多人持懷疑立場。

近期出現的一個更具爭議的理論是西雅圖兒童醫院小兒心血管研究中心主任邁克爾·波特曼提出的。2012年，他發表了一篇論文，闡述吃富含大豆的食物會增加兒童患川崎病的可能性。研究將焦點放在大豆中含有的有機化合物異黃酮將如何影響人體免疫系統平衡，並導致發生炎性反應。

波特曼的研究發現，在夏威夷的人口中，大量食用大豆與川崎病高發存在某種關聯，類似的關聯在西雅圖的調查中也有體現。但當波特曼在2015年的川崎病研討會上提交自己的論文時，一些日本研究人員看來對他將矛頭直指東亞飲食結構有些不滿，有幾位科學家挨個發表批評。波特曼對我解釋說：「我相信基因在這當中是主導因素，但遺傳異感性與環境因素共同發揮了作用。我並不是說大豆是主因，但我確實認為它是環境因素。」

一個加拿大多倫多的研究團隊則認為多種介質在聯合發揮作用。「我認為我們是不可能找到川崎病的單一病因的，」多倫多大學心血管數據管理中心執行主任、首席統計學家塞德里克·曼霍爾特說：「現在從環境研究中得到的都是非常脆弱的信號，全都是不確定的。」

儘管很多研究人員已經不再認為病毒是川崎病的主因，但在芝加哥執業的安妮·羅利醫生並不是其中一員。她和同事們相信，川崎病發作的病程顯示，它的感染介質仍然非常可能是病毒。她們推測認為這可能是某種呼吸道病毒，在人們呼吸時讓很多人感染上，但只會讓某些基因易感人群出現癥狀。兒童最容易染病，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免疫系統仍在發育中，而從母體獲得的保護性的抗體到了2歲後已經漸漸不復存在。

為了找到罪魁禍首，羅利和同事們頗費了一番周折，因為他們不可能在動物或培養組織中完全複製出川崎病，而是需要找到該病的死亡病例並請求得到死後解剖的樣本。羅利說，幾乎沒有哪個家長答應這種要求。

儘管樣本量奇缺，羅利的團隊還是成功收集到了超過40份心臟樣本——有些來自屍體解剖，有些來自已經成功接受心臟移植的病兒。他們的工作證明，川崎病有可能帶來多少嚴重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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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羅利醫生團隊收集的心臟樣本讓人們一窺145年前，一個小男孩的生與死。

兒科醫生斯坦福·舒爾曼在1970年代翻查故紙堆時，看到了塞繆爾·吉依醫生的一段解剖記錄。到了90年代初，他特意去了巴茨病理學博物館，並成功找到了那個保存著患兒心臟的罐子，得到了這個男孩冠狀動脈的幾份樣本。之後，他在鏡下拍攝了樣本的細節，發給了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病理學家簡·馬克·奧倫斯坦。奧倫斯坦將之與芝加哥奧利醫生團隊的心臟樣本進行了比對。一切都完美匹配。

「我們並不能100%確信這個男孩患的就是川崎病，但極有可能他確實死於此病，也就是說，這種病早在川崎醫生髮現前，就早已存在了，」舒爾曼說。

很有可能，在1961年川崎富作醫生見到自己的第一個病人前，川崎病就已經存在了。那麼，為什麼一直到那個時候，人們才開始得到甄別和確認這種疾病呢？在當時，出現類似癥狀的常見病——比如麻疹——在日本已經較為少見。而在1971年日本首個麻疹疫苗上市，1978年政府對所有嬰幼兒開始實行強制免疫後，川崎富作和其他日本醫生可以更加方便地確認更多川崎病病例。

當年最早那批確診患川崎病的患者，現在都已經是50多歲的人了。沒有人知道這種病是否會影響到預期壽命，不過現有證據顯示，如果病人未出現大的動脈瘤，是有可能如正常人一樣過完一生的。作為該病的倖存者，為了給研究添一份力，我計劃參加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組織的一個川崎病調查。

毫無疑問，找到川崎病的起因將有助於人們研發更有效的藥物。不過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川崎病研究中心主任簡·伯恩斯相信，解決這個謎題不僅有助於幫助每年上萬名新增患者，還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人類疾病的傳播和發展進程。

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醫生在碰到患兒出現諸如楊梅舌的典型癥狀，同時發現抗生菌和藥物無法幫助患兒退燒時，能夠及早懷疑他們患的是川崎病。希望這意味著像我這樣的幸運兒越來越多，而保存在罐子里的器官樣本越來越少。儘管關於川崎病的故事早在一個多世紀前就已經展開，可是它的結局尚有待書寫，川崎病之謎，將在何時被徹底破譯呢？

幾點總結

1、川崎病的病因：

雖然醫學界在半個世紀前發現了這種病，但至今無法確定病因，只能確定它在亞裔低齡兒童中間較為高發。至少目前研究人員沒有在發病和空氣污染間建立聯繫，甚至於該病在空氣相對潔凈的日本最為高發——這個消息對一些焦慮的家長來說或許是個安慰。

2、為什麼家長（包括兒科醫生）要多了解川崎病：

雖然大部分孩子得病後可以順利痊癒，但如果沒能及時對症治療，可能會侵害心血管系統。

絕大多數小朋友能康復，不過出院後要定期複查超聲心動，根據病情逐漸減停藥物。另外治療時常用的丙種球蛋白價格很貴，在這方面家長在做好準備。

3、家長和醫生要注意了解以下典型癥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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