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飯多簡單的事情，可有人卻被食物綁架，吞安眠藥，跳樓，選擇自殺

暴飲暴食再吐乾淨

掙扎著想起死亡

攝影｜張沫

被食物綁架的生活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王珊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31日總第798期《中國新聞周刊》

徐圓想擺脫綁架。為此，她曾多次嘗試自殺。她用腦袋撞牆、開煤氣、甚至想過跳樓，離死亡最近的一次，是吞了幾十顆安眠藥。

藥片吞下去後，徐圓躺在床上，雙手放在胸前。按照設想，她很快就會睡去，在不知不覺中離開這個世界。這是她總結的「最舒服」的死亡方法。然而，腸胃的絞痛感很快侵襲了她，大滴的汗珠順著頭髮流下來，身體也蜷成了蝦米狀。她翻來覆去，小心翼翼地不去驚動家人。她已經下了決心，如果被發現，這註定又是一場失敗的自殺，而她又將繼續被綁架。

掙扎了兩三個小時後，徐圓還是選擇了放棄。她用盡氣力把手伸進嘴巴里，攪動著喉頭，將安眠藥吐了出來。這是她再熟悉不過的動作。在自殺前，她曾8次用此方法將大量的食物摳吐出來。藥物被胃液浸泡得變了形，勉強還能看出形狀。「我當時特別得絕望。我的腸胃竟連安眠藥都沒有辦法消化了。」她回憶說。

綁架徐圓的是食物。徐圓是典型的神經性貪食症患者。神經性貪食症是進食障礙的一種，屬於精神類疾病。這類患者存在反覆的暴食以及暴食後不恰當的抵消行為，如誘吐、濫用利尿劑或瀉藥、節食或過度運動等。

從1950年代開始，人類就開始受到進食障礙的困擾。這種危及人身性命的疾病在西方國家很常見，科學家和研究者傾注了大量的精力研究它的發病機制，探究其生物學、心理學以及社會文化層面的成因。但很少有人注意到，進食障礙的患病率在很多相對富裕的非西方國家中迅速增長，包括中國。

「煉獄」，徐圓用這個詞來形容自殺之前的經歷。早上一睜眼，她迫不及待地跑到冰箱前，找出5根玉米，有的玉米粒結了冰，她就一口一口嘎嘣嘎嘣地嚼碎咽下去。「我不在乎好不好吃，我只是想吃。」隨後，她又泡了四碗泡麵，吃了兩大袋500克的吐司，點了兩份全家桶和各種小食，吞掉了三份250克的冰激凌，直到胃裡塞不進任何東西，進食量達到5公斤左右。

吃完後，徐圓艱難地挪到馬桶前，通過催吐來清除食物。她的腮腺和下頜腺則因反覆的咀嚼和嘔吐變得腫大，牙齒也被胃酸腐蝕得斑駁、脫落，眼周的毛細血管因為反覆急速擴張爆裂開來。過了大半個小時，胃裡的東西吐乾淨了，徐圓才停下來，不敢抬頭看鏡中蓬頭垢面的自己。「我的整個生活完全被食物綁架了，生活的中心只有食物，我吃了就覺得很開心，吃不到就會崩潰。你讓我吃你就是我朋友，你不讓我吃你就是想害我。」在向記者回憶這件事時，她平緩了下呼吸，停頓了一下，「我當時特別厭惡自己。我就想，要不，就算了吧（指自殺）。」

「感覺被食物擁抱了下」

很長一段時間內，徐圓害怕坐電梯。她的右手指節上有明顯的疤痕，那是摳吐時被牙齒劃傷的痕迹。她覺得傷疤特別刺眼，按完電梯鈕後會將右手迅速縮回到左手掌心裡，低下頭，不停地揉搓著。「我害怕別人知道我的黑暗秘密。」

徐圓的「黑暗秘密」與繼母的到來有關。幾年前，她的父母離異了，徐圓跟著父親生活。繼母和弟弟的到來讓徐圓覺得無所適從。她內心雖然抗拒，表面上卻處處討好繼母。繼母做的菜很油膩，她也吃得一乾二淨，還爭搶著去洗碗、打掃衛生、倒垃圾。「我害怕自己任何一點舉動，可能顯示出對她的不喜歡和排斥。」父親對她很滿意，還誇她懂事。但背著家裡人，她會把食物偷偷地吐掉。

徐圓已經記不清是從哪裡學的「催吐」手段，卻越來越熱衷於這種「吃了吐，吐了吃」的遊戲。遊戲帶來的快感在她第一次暴食後得到了升級。她一口氣吞了12隻蛋黃肉粽，然後用手不停地戳喉嚨。嘔吐有些不太順利，她緊張得脖子僵硬，眼睛爆淚。然而看到馬桶里吐出的還沒消化的肉粽，她仍有一絲竊喜，「我覺得像掌握了什麼技能，很滿足，吃了也不會胖。」

在循環反覆地演練中，她的「催吐」手段也練得爐火純青。為了吐得更乾淨一些，每次進食後，她會喝大量的鹽水；有時候吐不出來，她會去聞塑料袋以及輪胎橡膠的味道，以達到刺激腸胃的作用；她甚至發明了一種方法，即用保鮮膜去觸碰自己的小舌頭，「想到什麼方法都會去試一下，然後會發現，哇，好好用啊。」

在吃東西上，她也摸索出了經驗，而不是像剛開始的時候看到什麼就吃什麼。 她會先吃一些香蕉、玉米打底，隨後再吃一些麵包、肉蛋、零食之類的，每一種食物都不會混在一起吃。「這是在做標記，吐得時候，一層層吐下來，就可以確定是否吐乾淨。」有了經驗的徐圓已經很少進食糯米製品，「它們很沉，很難吐出來」。

徐圓還找到了與她有類似境遇的夥伴——在百度貼吧「催吐吧」里，這個群體有3萬人左右。他們的生活都圍繞著「吃」進行，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暴飲暴食，然後想方設法吐出來。當然，他們也有自己的行事規則，即群體之間可以分享經驗，卻不能將秘密告訴外界，否則將被成員攻擊謾罵。為了不被知曉，他們多使用「隱語」：彼此自稱為「兔子」（取「吐」的音）；暴食被稱為「擼」；吃完之後吐出來的過程則是「生孩子」，很多人一天要生四五次。群體很多成員喜歡在「擼」和「生」的時候進行記錄。他們的催吐方式讓徐圓大為驚嘆，去淘寶上購買胃管，然後從口腔一直插到胃部，讓食物倒流出來。還有人會提供教程分析，「比如說，直徑12mm的管子可以將肉類吐出，但是吃得時候一定要嚼碎。」

西方的流行病學調查顯示，進食障礙的患病率為0.5％~1％，其中90％~95％都是女性，發病年齡在12~25歲。患病高峰年齡為13~18歲。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心理衛生中心曾於2007年對成都市區1486名女性大、中學生進行過有關進食障礙的相應調研後估計，進食障礙患病率為3.32％，在大學、初中和高中組中，高中組的患病率高達6.953％。

處於這個年齡階段的患者多數沒有經濟能力，除了依靠父母給予的生活費用外，他們也會想方設法滿足他們對食物的渴求。一些餐廳為了積聚人氣推出的試吃活動是不錯的選擇。「很多餐廳會打出吃到多少錢免單的口號，兔子們會相約而去。」徐圓參加過不少次，她熟悉所在城市每個有類似活動餐廳的路線。為了省下五六百乃至上千元的用餐費用，徐圓一次要進食5到6公斤食物，並以此自得。「吐出繼母的食物，再吃別的東西，會有一種報復的快感。」

與徐圓的報復性目的不同，李月的進食則完全是為了緩解壓力。2015年，22歲的李月到美國留學，寄居在舅舅家裡。舅舅是個古板的人，對她的很多行為看不習慣，比如「第一次在他家吃披薩就吐了」，覺得她很嬌氣。舅媽讓李月更困擾，當著舅舅的面對她客氣有加，背著舅舅則指責其「白吃白住」，還會在舅舅面前說她「不懂事，難伺候」，有時候稍微回家晚了也被指責出去鬼混。

李月覺得委屈，有一天凌晨5點，她坐在公交車上，跟父母在電話中哭了一路，並提出要搬出去住。父母並沒有在意。舅舅知道後，指責她的父母「不懂事」「縱容孩子」。這樣一來，父母愈發覺得她不爭氣，「生了你這麼一個孩子，我們對你那麼好有什麼用？」

李月走在路上，特別無助，「你發現，從小到大，你學的道理，父母教你的事情，都不足以讓你更好地活在這個世界上了。」路過一家快餐店的時，她走了進去，點了一個12寸的三明治，吃完之後又點了兩個，邊吃邊流淚，「你沒有朋友，一無所有，甚至覺得自己死了都沒人知道。吃得時候感覺內心那個很無助的小孩，被食物擁抱了一下，像是被陪伴了，有了安全感。」

瘦成為一種資源

相比於李月從食物中獲得的陪伴感，對食物的掌控給予了彭玉極大的成就感。彭玉是神經性厭食症患者。與貪食症暴食清除的特點不同，厭食症患者則用節食等各種方法有意地造成體重過低，拒絕保持最低的標準體重。

和所有的厭食症患者一樣，起初，彭玉只是想減肥。原因很簡單，只因為班裡的一個男生稱呼她為「小胖子」，並說她「眼睛小、雀斑多」。當時她僅有100斤出頭，但還是給自己定下了目標：瘦到85斤。

從此，彭玉的生活變成了一連串數字：早飯喝250毫升的脫脂奶，為了計算毫升數，她甚至在碗上用刀划了個記號；午飯只吃一個蘋果；晚飯一杯100g的酸奶加一個蘋果；晚飯後進食10個杏仁或者腰果。她拒絕主食和肉，連土豆也不吃。

彭玉的體重很快到了85斤。周圍的同學都說她瘦了，開始叫她「小瘦子」。她變得前所未有的自信，有著十足的掌控感，並十分享受飢餓的感覺。她沒有打算停下減肥，她想更瘦。她的房間貼滿了各種減肥妙招，並用紅色的筆對重點部分做了標記，如「下午3點後不能進食」「睡前做平板支撐兩分鐘」等。在這些紙張間，還有一張她最喜歡的明星鄭爽的照片。鄭爽被媒體爆患有厭食症，臉上幾乎沒有肉，像一張紙包裹著整個臉部的骨骼。

彭玉繼續減少食物的攝入，最極端的時候，一天只會吃100多克的煮南瓜。此外，她開始爬樓梯。課間休息10分鐘，她會從1樓爬到5樓，來回5次。在這期間，彭玉的例假停止了，便秘非常嚴重，只能依靠瀉藥。她變得極端易怒，芝麻點的小事都能讓她暴怒很久。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她開始大規模地暴食。長期的節制讓她面對食物像飢餓已久的野獸，只要是食物就一掃而凈。

1996年的一次世界範圍內的進食障礙流行病調查顯示，減肥是進食障礙發病機制中主要的危險因素，大約有30％~60％的青春期少女試圖通過節食來減輕體重，有大約7％到12％是極端節食者。

進食障礙最先出現在歐美國家。二戰後，食品加工業努力地挖掘人類對於食物的天生渴求，他們促使人們變得越來越胖。1948年，心臟研究專家開始關注肥胖對心臟的影響，之後的很多有關冠心病、高血壓的研究均證實肥胖是一個很重要的致病因素。瘦開始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對肥胖的恐慌促使人們開始推崇「以瘦為美」的思想。

實際上，從1960年代開始，「以瘦為美」的觀念作為一種文化理想就已經紮根了。1966年，當時的世界名模崔姬身高1.67 米，體重只有82斤，卻被英國媒體塑造成所有想擺脫一成不變的家庭主婦生活的女人們的偶像。「新模特時代」自此到來，瘦如平板的模特在時裝界大行其道，這再次強化了脂肪和時裝之間的聯繫。而往前推10年，瑪麗蓮·夢露那樣豐滿凹凸有致的身材才是時尚。

對瘦的極致追求直接導致了個體的減肥行為，服務產業則最大程度地發掘人類對瘦的渴望。兩者相互配合，致力於強化這樣的認知：個體是能夠駕馭身體的，無論是衰老過程還是身體胖瘦。這促使人們邁出了滑向厭食症與貪食症危險的第一步，也使得進食障礙被學界視為最具文化色彩的疾病。

1983年，曾經紅極一時的流行輕柔搖滾樂隊「卡朋特」的主唱凱倫因為神經性厭食症死亡。她被厭食症折磨了近10年；1997年黛安娜王妃逝世，使人們也開始關注到她從20歲開始就為之困擾的貪食症。伴隨明星人物的八卦新聞，進食障礙作為一種疾病開始在歐美國家被知曉，並將其看成一種流行的疾病。

《柳葉刀》雜誌2016年4月份刊出的一篇文章《巨大的問題：進食障礙》指出，歐盟大概有2000萬進食障礙患者，每6~7個年輕女性中就有一人患有進食障礙。每年因此產生的經濟負擔高達1萬億歐元，高於焦慮症和抑鬱症。

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研究者們依然認為，進食障礙依然局限於工業化的西方國家，並沒有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因此，當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醫生張大榮開始從事進食障礙方面的研究時，西方的醫學專家們質疑她是否有在中國研究的必要，他們認為，進食障礙看上去似乎是一種「西方病」。

那時，進食障礙患者和其他精神病患者一些收治在聯合病房裡，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70多人的病房裡最多也只有三四位進食障礙患者。2000年之後，這一數據飆升。北醫六院進食障礙病房主任醫師李雪霓在她的一篇論文中提到，2001~2005年，北醫六院收治進食障礙住院患者104 例，是1993年~2004年總和的3倍。2011年，北醫六院成立了以收治進食障礙為主的專科病房，單日收治病人最多達24個，2015年一共收治了250名患者。「最近10年進食障礙的患病率是在飆升的。」張大榮說。

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未有關於進食障礙的全國性的流行病學調查。但1997年亞洲衛生行業人員的非系統調查顯示，一些國家和地區尤其是日本和香港，進食障礙的發病率接近於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

微信公號「一滴」是專門針對進食障礙患者自助的公號。它的運營者曾經是一個貪食症患者。公號自2014年開始運行，訂閱數超過15000，文章打開率平均超過30％。運行者何一對公號的粉絲進行了統計，發現絕大多數用戶是患者，只有少數是家屬和醫護人員。「90％的用戶都是年輕女性，這跟國外流行病學調研數據是吻合的。」

一項在中國大陸3~15歲兒童中進行的調查顯示，他們對體重的關心程度、身材不滿意度以及非正常飲食習慣與西方同年齡人並無顯著的區別。在這些來自中國大陸和西方的兒童中，超過一半對他們的體型不滿（儘管他們擁有健康的體型和身材），這種情況也同樣存在於中國以及西方的大學生中。

吃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哥倫比亞大學全球心理健康項目處執行主任凱瑟琳·派克肯定了西方「以瘦為美」觀念對中國進食障礙發病率的影響，但也提示要注意中國社會本身的特點，「中國有它自己的一整套動態指標，導致風險不斷加大」。

家庭因素一直是進食障礙病因研究的重要因素。美國心理學家Bruch是深度探討進食障礙與家庭關係的先驅。在整理了長期的臨床觀察研究後，他發現，患者父母在鼓勵自立和自我表達水平上很低，否認家庭問題，他發現「患者一味的服從，但這種『不加分辨地服從』，是和發展相悖的。」

西方學者發現，厭食症的父母傳遞較多的養育情感而忽略他們女兒表達自身想法和感受的需要，他們傾向於控制，只允許女兒保留較小的自我定位精神空間；貪食症的父母情感更外露，家庭矛盾更明顯，父母責罵和輕視女兒，家庭控制更直接。進食障礙更像是一個探照燈，照射出中國現代家庭的變遷帶來的親子關係的困惑與激烈衝突。

在困惑和衝突中成長的孩子，他們獨立性差、敏感，當不能面對現實時容易焦慮不安；他們心理健康水平不高，情緒調節能力不強，容易感情用事。「進食障礙的孩子一般自我調節能力比較弱。一旦遇到需要獨立面對的事情，他們往往通過控制食物來減輕焦慮。而這會讓他們增加安全感。」李雪霓說。

貪食症發作的時候，李月無法正視自己。她無法完成作業，不能跟人相處，甚至連電影都看不了。唯一能拯救她的，只有吃。想吃的時候，「不管食物有多少，也不會去計較味道，只想往胃裡填」。她曾經連續3個月宅在床上，往嘴裡塞著大桶的冰激凌、巧克力醬，一周只洗漱一次，肚子大到看不到腳。

終於有一天，在崩潰到極點之後，她告訴了父母。她在電話中訴說她的絕望和無助。結果，媽媽的一句話就讓她打消了傾訴的念頭，「你怎麼這樣沒出息，連自己的嘴都管不好？！」

「沒出息」伴隨著李月的成長歲月。李月的父親在政府部門工作，母親是名老師。兩人都來自農村，靠自己的本事在城市安了家。父母的性格都好勝要強。打小，李月就活在父母的期待和要求中。李月回憶說，「他們會在我考100分的時候特別開心，打扮漂亮了才會得到媽媽的誇讚。」相應的，考試沒考好，父母會說她「沒出息」；跟同學發生矛盾，他們也會認為她「沒出息」；就連睡過頭導致上課遲到都會被冠以同樣的標籤。如此教養之下的李月極懂規則，卻不太懂得抗爭及處理情緒。父母對她的生活有著絕對的掌控。高中時，李月住校。一次考試成績下滑後，父親沒有同她商量，就直接到寢室將她的行李抱回了家，「他說在家裡能夠更好地監督我學習」。出國留學，專業是父母選擇的。母親則不斷強調自己為李月所做的犧牲，「她說她之所以當老師也是為了有時間照顧我」。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默在翻閱多年來的心理諮詢記錄後發現，從2004年起，孩子因焦慮而引發的心理問題，成幾何級數在提高。父母的要求讓李月極度追求完美，她對作息時間的控制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起床、吃飯甚至刷牙的時間要具體到秒；出門聚會如果因為堵車沒有及時到，她也會耿耿於懷。這讓她變得偏執、焦慮，而這些在獲得食物後都暫時地解決了。厭食症患者則把拒絕進食和控制體重當作反抗父母的一種方式，「我用這種方式跟父母較勁，如果我體重增加了，就是輸了。」一位厭食症患者如此表述。

中國地質大學碩士研究生曹思聰在論文《攝食障礙與家庭系統的關係研究》中進一步從理論上解釋了這種行為：「吃」不僅僅只能負載負性感情，「吃」也負載了很多（甚至更多）正面感受。當受訪者面臨應激或者挫折，他們早年的經歷未能提供健康的應對能力，他們可能選擇外在的食物來提供撫慰。他在文章中寫道，有時候，「與『吃』有關的事務佔據了神經性貪食症患者眾多的經歷和時間，甚至成為他們曾經或者現在的一種生活方式。」

製圖｜葉雪鳴

「我覺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噁心的怪物」

隨著進食頻率的增加，任何事情都能刺激徐圓暴食一頓，像考試沒考好、別人的一個眼神、家人的一句埋怨，有時甚至無需理由，「只是因為我很閑」。暴食的次數也從一個月兩三次到一周三四次，最終達到一天8次。

催吐次數的增多，導致喉嚨的敏感性也在下降。起初用一根手指就能摳出的東西，到後面要用2根、3根、4根，最後，她也開始借用胃管。恐懼代替了原先的滿足感和喜悅，徐圓覺得自己愈發像一個怪物，「好像腦袋裡有兩個人在打架，一個勸你吃，一個則說別吃。」有時候爭吵的聲音大了，徐圓會用腦袋去撞牆。

超過三分之一的進食障礙患者在他們生活的時候都曾有過自虐行為，他們會用刀切傷自己或者用火燒自己。在所有精神疾病中，進食障礙死亡率最高。對於達到住院標準的進食障礙患者而言，其死亡率約為12％；而被診斷為重度營養不良的患者中死亡率為15％~20％。

徐圓也會想辦法去緩解暴食行為。想吃東西的時候，她會去逛超市，把各種食物扔進購物車裡，塞得滿滿的。去收銀台結賬，遇到人多的時候，她會著急，但排隊也會讓她焦慮的心情慢慢放鬆下來。不過有一次，她沒有控制住，站在收銀台前邊撕邊吃，由於來不及打開，她甚至帶著包裝一起咀嚼。

由於長期的過量進食和催吐行為，徐圓的手腳腫得像吹起的氣球，頭髮也大把大把地脫落，例假已經半年多沒有來了。嘔吐帶給她的不再只是快感，還有內疚和自責，以及不斷顫抖的手腳，呼吸也變得困難。徐圓不敢照鏡子，不敢見人。每一次暴食後，她都會暗自告訴自己，「我要變好，不能再這樣了。」「我覺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可怕、最噁心的怪物，而且是唯一的怪物。」

徐圓第一次知道自己可能患有進食障礙是在暴食兩年後，當時她翻閱了一本名為《食物癮君子》的書。書籍的作者、法國法國心理學家凱瑟琳·艾爾薇曾是一個貪食症患者。和徐圓一樣，凱瑟琳不願將秘密告訴別人。她看了10多年的醫生、營養師、精神科醫生，但是從未敢袒露過日常生活的真相：我要麼說自己不舒服，要麼說我無法管理好飲食；我不敢說我活著就是為了吃，吃是為了吐，吐是為了再吃。

讓凱瑟琳難以應對的是進食障礙所帶來的病恥感，這是所有精神類疾病中不容忽視的問題。1989年，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Link BG在同164例精神疾病患者進行面對面訪談後發現，精神疾病患者具有高水平的病恥感, 患者認為大部分人會貶低和歧視他們。因此，40.1％~70.5％的患者會對自己的病情保密, 42.3％~67.7％的患者會避免社會交往。

這一點在進食障礙患者中體現尤甚。「大部分的患者都在眼皮底下被忽視了，我們院醫務人員中就有進食障礙患者。其發病面非常廣，但很多人會覺得這是一種個人的生活方式，極為隱私。」李雪霓每周出一次門診，最多的時候一天可以看30個患者，多數是老患者來諮詢，「每次只有兩三個新患者來初診。」

沒去求助治療的人像徐圓一樣隱藏在人群中。在寢室里，為了不讓室友發現，徐圓給自己的床鋪搭了塊帘子。室友偶爾不小心碰到，她都會緊張半天。床上堆滿了薯條、麵包、餅乾等各種零食及包裝袋垃圾。她不去上課，不社交。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躺在床上吃東西。催吐的時候，她會把衛生間的門鎖緊，擰開洗臉池的水龍頭，同時不停地按抽水馬桶的按鈕，以掩蓋吐的聲音。

徐圓的秘密是被父親窺破的。在一次家庭聚餐上，她不停地將盤子里的菜扒到碗里，狼吞虎咽，家裡的親戚都吃驚地看著她。她的父親看不下去，壓了壓聲調，「你一個人要把大家的東西都吃光嗎？」然而，無論父親如何阻止，甚至將她的筷子打掉，徐圓號啕大哭，也沒有停止進食。

徐圓的父親是個醫生，他覺得女兒有些不對勁，馬上帶她去做檢查，才發現，女兒得了進食障礙。被發現的時候，徐圓已經被貪食症折磨了兩年多。「我真的想獲得幫助，一個人太無助了。」徐圓說。

進食障礙患者進入治療前，一般要經過兩個階段：準備前期和準備期。在前期階段，患者會從心理上否認問題的存在，醫生很難指望患者主動去對待病情，「這樣基本上是沒辦法治療的」；進入準備期，患者則能夠認識到疾病帶來的問題和影響。李雪霓覺得這和酒癮患者很像，「一般喝大酒的人，不會認為自己有什麼問題，覺得想控制就可以控制，但喝到肝壞了後，就不得不承認這個問題。」

以厭食症為例，厭食症患者的核心是體重增加和變胖有著高度的恐懼。為此，他們拒絕食物，且不畏懼死亡。即使他們看起來很瘦很憔悴，甚至軀體出現健康問題嚴重，他們也拒絕承認這是疾病的問題。相反，他們會對體重的減少暗自竊喜。「即使意識到問題，他們也有可能不會尋求治療。接受治療意味著要失去辛苦經營的外表，更深一層次則是對生活的把控感。他們寧願死，也不願意放棄這種操控。」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臨床心理科心身病房主任陳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疾病的極度隱私使得治療變得相當困難。李雪霓曾對2001年到2005年在北醫六院住院的進食障礙患者進行調研，發現104例患者中僅有27例首診到精神科，52例到綜合醫院。「我們的很多患者都是在綜合醫院各個科室轉了一大圈才轉過來的，一般到我們這裡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他們身體狀況已經不能完成學業。情緒問題也非常突出，包括容易焦慮、煩燥甚至抑鬱，很多都是被父母強制送入醫院的。」北醫六院進食障礙病房主治醫師楊磊說，北醫六院曾接收過一個患者，有6公斤的腹水，肝功能異常、肝損害嚴重，直接被送到了ICU進行觀察。

午休結束後，醫院的看護人員會緊盯著各自的患者進食，患者會把食用過器皿給看護的過目。待看護確認了才算用餐結束。攝影｜《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董潔旭

北京六院進食障礙看護病房內。病人午休結束後，按照醫院的規定會進行加餐。餐食包括營養液、酸奶、蛋糕。餐量根據病人的嚴重程度有著不同的規定。攝影｜《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董潔旭

留言薄不僅可以記錄病人的治療反饋，還有助於病人之間相互解悶和消遣。攝影｜《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董潔旭

醫院為每一位進食障礙的病人配備了環形坐墊。這是因為病人的身體普遍較瘦，坐在凳子上會生出坐瘡。攝影｜《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董潔旭

被疾病控制的孩子和家長

13個女孩圍著長桌坐著吃飯。他們穿著住院穿的寬鬆條紋褲，瘦骨嶙峋、甚至看不出女性的特徵。整個餐廳非常安靜，只能聽到筷子戳動餐盤的聲音和不緊不慢的咀嚼聲。他們旁邊圍著十來名護工和兩三名護士，緊盯著這群孩子。

整個餐廳特別安靜。只有筷子觸碰餐盤的聲音。進食過程明顯有些艱難。有人反覆挑著蔥絲、薑片，食物遲遲不入口；有的則會故意抖一下手，將飯菜掉在地上；還有的趁人不注意將飯粒藏進內衣里去，或者用頭髮沾飯粒。他們只有一個目的：「少吃一口。」發現這種行為，周圍的護工和護士們就會及時制止，並對違規者進行記過。

這裡是北醫六院的進食障礙病房，對患者實行封閉式管理，三扇密碼門將醫生、護士、護工以及患者與外界隔離開來。進食障礙的治療主要分為三部分，包括營養改善（低體重、營養不良、各種功能改變）、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其中心理治療是從始至終貫穿在疾病治療中的。

「現在還很難確定有什麼具體藥物對進食障礙患者有效，目前也只證明百憂解對貪食症有效。不像抑鬱症，有很多藥物是可以使用，一種不行，還可以換另一種。」李雪霓說。在這樣的前提下，尤其對於嚴重的進食障礙患者，營養改善和心理治療就變得尤為重要。「進食障礙患者往往是只要想吐就要吐出來，而如果有人在身邊，她就會盡量控制不吐。封閉住院實際上是給她們提供一種穩定的、保護性的內環境。有時限制性、約束性的環境反而是支持性的。」李雪霓說。

13名患者中有12人是厭食症患者。相比於貪食症，厭食症患者由於嚴重的軀體問題更容易被覺察從而被送入醫院。在門診，醫生一旦發現患者體重指數小於15，即會建議入院，這是住院的前提條件之一。「一個身高一米六八的人，如果體重指數小於15，意味著她不到38公斤。」

進食障礙患者往往伴有其他並存精神疾病。美國馬里蘭州貝塞斯達市國立精神衛生研究所的研究發現，青少年患者組中，存在並存精神疾病的患者比例分別為：厭食症55.2％，神經性貪食症88％。這些並存疾病包括抑鬱症、強迫症、睡眠障礙等。

這些使得進食障礙患者的表現愈發地複雜。疾病影響了患者的人格，他們與疾病站在一起，想方設法地抵制治療，藏葯、藏飯是最基本的措施。在病房裡，患者甚至會聯合起來進行反抗。在休息的時間，他們會選派出放哨的人，以讓其他的病人能夠運動減肥。患者們會將病房的門留一條縫隙，護士走過去，藉助玻璃上的投影，他們會迅速知曉，停止活動，更多的時候，他們會停在原有的姿勢上，「就像小木偶」；為了抵制吃飯，有的人甚至會以自殺相威脅。

護士長耿淑霞習慣於將病房裡的生活比作「打仗」，而他們的對手是患者。在這裡，為了要改善患者的健康狀況，他們一天要吃6頓飯，包括3頓主餐和3頓加餐。為了防止吃後催吐或者運動，正餐飯後需要靜坐2小時，加餐靜坐15分鐘。累計算起來，「每天與吃較勁的時間為9個小時。」除此之外，刨去睡覺的時間，這些患者基本都處於站立狀態。為了防止病人們偷偷運動減肥的行為，護士們在午休的一個半小時內會15分鐘查崗一次。 「他們一心一意地想著如何與你對抗。孩子們完全被疾病控制了，他們不再是十六七歲的孩子，更像一個嬰兒，不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陳珏說。

被疾病控制的孩子會通過控制家長來達到拒絕吃飯或者離院的目的。從住進醫院的第一天起，彭玉就跟父母央求出院，她用盡各種理由，從「胃不舒服，感覺要撐死了」到「這是精神病待的地方，我快要瘋了」。她甚至給自己列了一個回家康復的計劃，以表達自己的決心和動力。而事實證明，這也僅是她逃避治療的手段而已。

母親李慧很擔心，經常跑到醫院去問醫生。在一次跟女兒的視頻過程中，女兒將眼鏡片摔碎，放在手腕上威脅。終於，李慧崩潰了，將女兒接出了醫院。然而，回到家後，彭玉拒絕和家裡人住在一起，出去租房子，拒絕執行飲食計劃。發病的時候，她變得自私而暴戾，她會逼迫母親吃下大量的垃圾食物，並伴以毆打、辱罵，甚至沖著母親喊，「你怎麼不去死？」

事實上，在李慧尚未知曉女兒的病情時，彭玉就在用疾病對其進行控制。她跟李慧大筆地要錢，理由只有一個，「買吃的」，如果不給，她就會說，「你難道不讓我吃飽嗎？」家裡客廳的東西也因為爭執被砸了個遍。「她跟我說自己一頓要吃三四個人的量。」彭玉的生活費從每月的2000元，漲到5000，最終超過一萬。李慧一度懷疑女兒吸毒，「她身高一米六五，最瘦的時候，只有七十多斤，躺在病床上，你都看不到人，特別嚇人。」

李慧束手無策。她閱讀了大量的心理學書籍，希望能鼓幫助到女兒，卻發現沒有一條能夠用在女兒身上。有時候李慧會覺得自己像面對了兩個病人，一個是女兒，一個是丈夫。每當女兒歇斯底里地時候，丈夫也會情緒崩潰，對著孩子吼。「我不是治一個人的病，而是兩個人。」

國外的一項研究發現，進食障礙照顧者中近一半存在較為明顯的心理問題。其中，進食障礙患者的家長（多是母親）焦慮抑鬱情緒多見，有相當比例的家長焦慮抑鬱程度已經很嚴重，尤其以抑鬱問題為重，有超過一半的家長抑鬱癥狀達到輕度以上程度。李慧非常地內疚，她會回顧女兒的成長過程，一點一滴地摳自己的問題，覺得自己太過要強了，而這可能是女兒的病因。

其實，自責的情緒存在於大部分的患者父母之中。一位家長看著不忍，勸李慧，「別老挑家庭的毛病，這是一個社會心理疾病，如果要一定要從家庭上找根源，哪個家庭沒有點問題。這對父母不公平。」 陳珏也贊同這樣的觀點，「家庭只是疾病誘發的一個因素，還有社會文化的問題、生物學因素等等，不要過分指責父母，他們本身心理負擔就很重，過分地內疚會削弱他們的參與能力；應該把父母納入到治療體系中來，否則可能只會起到反作用。」

生物學的因素開始受到更多的關注。國際社會更傾向於將進食障礙看作「大腦疾病」，患者（尤其是厭食症患者）由於營養不良，大腦假性萎縮，從而造成認知的歪曲，固執以及情緒的失控。陳珏也在做一些生物學的研究，她的小組從病人的靜脈血提取DNA分析後發現，進食障礙患者確實存在某些易感基因，使得他們患病的幾率比常人高。他們的腦影像研究也發現，患者本身大腦結構中某些核團，以及大腦皮層的厚度跟常人不一樣。「進食障礙是基因跟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這引發了患者生物學物質的改變，並進一步影響了大腦結構和功能。」

「family based therapy」，即以家庭為基礎的治療目前在國外很流行。陳珏最近在斯坦福大學進食障礙中心進修。在那裡，她最大的感慨就是國外進食障礙患者父母的參與度。「醫生最了解疾病，父母最了解孩子，兩者的合作能夠更好的幫助孩子。他們會對家屬進行鼓勵、幫助他們去發展一些基本的技能和知識。」陳珏正在努力將這種形式引到她所在的上海精神衛生中心。「很多父母還不太知曉這種疾病，現在更多地是讓他們去了解疾病的特點以及成因，並讓他們意識到，孩子是被疾病控制了，是疾病導致了孩子的問題，而不是孩子本身不好，父母本身的監管作用需要發揮起來。」

因為父母對疾病無知導致的結局是殘酷的。一位醫生曾遇到一個家長，在探視病房大聲地訓斥著患病的孩子，認為孩子「沒有自制力，連食慾都控制不好」，「後來，那個孩子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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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前期

李慧覺得，在中國，進食障礙就像一場已經在暗流涌動的海嘯，一切才剛剛開始。她身邊就有很多人，吃飯的時候跟女兒一樣，出於計算熱量的考慮，主食、菜、肉分得清清楚楚，從不會混在一起吃；手指蒼白乾燥，伸出來能看到血管；「臉色則像饑荒時候的菜色」。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研究員馬冠生的一項調查從側面支持了李慧的判斷。他於2008年5~6月在中國7個大城市開展了中學生進食障礙調查後發現，有20％~30％的中學生被認為是「有貪食傾向」者。山東大學牛娟則在抽取本校大一大二的400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後發現，在400名被試大學生中，出現進食障礙癥狀的人數為48人，進食障礙癥狀在大學生群體中的發病率為14.75％。

面對洶湧澎湃的大潮，應對卻顯得有些無力。北醫六院擁有中國唯一進食障礙封閉病區，固定床位15個，最多的時候也只能收二十幾個病人，而且只能是女性（病房由女性病房改建）。李雪霓曾招收過一個患病的小男孩，沒有辦法，只能安排到醫院的高級病房，但由於跟集體治療隔離開來，效果並不好。

國內也沒有足夠的治療中心。作為一種極難以應對的疾病，進食障礙需要一支專業的醫療團隊，這包括精神科醫生、諮詢師、護士、護工、康復師等。有很多醫生來北醫六院參觀，他們認同李雪霓等人的治療手段，卻表示沒有能力和資源在他們所在的醫院起設一套新的措施。「來這裡學習過的醫生通常也能夠識別疾病，但是治療這個事情需要整個病房的氛圍才能完成。」李雪霓說。

根據《全國精神衛生工作規劃（2015-2020年）》的數據，中國每10萬人僅擁有17.1張精神病床位，每10萬人僅擁有1.49名精神科醫師。「一個進食障礙精神科醫生的培養需要五六年的時間，這是一個耗時的工作。」李雪霓說，由於進食障礙的複雜性，很多人也不願意從事與此相關的工作。

相比於疾病的治療，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臨床心理科心身病房主任陳珏覺得早期的干預和預防顯得尤為重要。這在國外已經引起重視。2008年，法國國民議會通過法案，禁止宣揚「以瘦為美」的觀念，此後還有議員建議立法禁止過瘦模特從業；2010年，英國政府開展了「形體自信運動」，並在一家叫作Media Smart的非營利公司的合作下，為學校與家長制定了一些教育模塊，這些教育模塊鼓勵孩子們對他們在媒體上看見的圖像進行批判性的思考、理解他們在現實中並不一定是可以被實現，並探索不同的進行數字化圖像美化的技術手段。近期的一份報告顯示，這些教育模塊已經被下載了3萬次。第二年，英國廣告標準局出台了關於模特電子修圖方面的指導原則，以期制止那些對人引起誤導的、極端瘦削的形象出現在廣告中；2012年，以色列通過法案，禁止BMI低於18.5的模特出現在廣告和時裝秀中。

相比於國外的諸多努力，中國在這方面可以說乏善可陳。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精神疾病的患病率為3.2％~7.2％，如今已經上升到17.5％。然而，直到201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才問世。中國的衛生支出依然偏向於軀體性疾病。精神衛生領域的支出不到1％。精神疾病經濟負擔的研究幾乎處於空白狀態。

考慮到進食障礙的發病年齡階段多為初高中女生，患者家長李慧在想，初高中學校能否增加食障礙疾病的宣傳，讓學生和家長能夠及早的了解到這種疾病的存在，少走彎路。「比如說，每年的家長會做一個進食障礙的知識普及，包括疾病的危害，如何判斷孩子是否得病。」

接女兒出院的時候，按照規定，家長要站在一邊看孩子吃一次飯，以便為後續的家庭護理做準備。同女兒一起出院的，是個30多歲的患者，她的丈夫也站在旁邊。李慧的眼睛有點發酸，「30多歲了，還要丈夫看著吃飯，這是什麼事啊？吃飯多簡單的事情啊，可是他們卻不會吃飯了。」

李慧羨慕那些普通家庭，羨慕別人家的孩子。有時候去超市，看到跟女兒一般年紀的收銀員，她就會想，「如果我的孩子，能夠樂呵呵地站在這裡，把這個活干好也可以。」★

（為保護病人隱私，文中患者及家屬皆為化名，實習生肖超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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