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醫改法案下，遠程醫療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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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時間2017年5月4日，眾議院以217票對213票，通過一份共和黨議案，該議案會取消奧巴馬在2010年通過的標誌性醫保改革方案大部分內容。這項決議基本代表了川普醫改法案(Trump Care)的勝利，並將對美國未來醫療體系產生深遠的影響。

Trump Care對Obama Care的主要政策進行了一些調整，在川普醫改法案下，如何平衡醫療服務的質量、費用和可及性？這對於依託互聯網的新型醫療方式—遠程醫療產業來說，是機遇，還是挑戰？

Xtecher私享會嘉賓｜Hope Lewis

編輯｜閆小姐的大獨家

雞排

矽谷加先生

劉天洋

微信公眾號ID｜Xtecher

近日，Xtecher攜手UC-Berkley官方孵化器SkyDeck，邀請到致力於提供最先進且可負擔的醫療服務的遠程醫療公司MORE Health的CEOHope Lewis，分享他們與眾不同的理念和創業過程，帶我們一同領略遠程跨境醫療領域的坑，詩和遠方。

嘉賓介紹：Hope Lewis，CEO of MORE Health, Inc.

牛津大學法學士，紐約大學法學院金融法碩士，加州大學黑斯廷斯法學院健康法碩士。創立MORE Health之前，Hope在國際商務領域有多年經驗。她以美國在線公司（American Online, AOL）律師的身份參與了AOL與聯想集團合資並落地的全過程，並帶領團隊開發了AOL的中國第一個線上支付系統。在她擔任律師期間，還協助客戶完成了多個Pre-IPO的融資和併購案例。

MORE Health成立於 2011 年，是一家總部設立於美國矽谷的互聯網醫療服務公司，依託矽谷創新和高科技的優勢，整合美國高端醫療資源，致力於為中美用戶提供最先進，且可負擔的醫療服務。MORE Health雖然不願意透漏其融資情況，但我們知曉，公司估值和融資情況是跨境醫療中的大哥大，遠超第二名。

以下內容為Xtecher私享會嘉賓Hope Lewis分享實錄：

醫療領域看似牢不可破的「鐵三角」

在醫療領域，有一個不可突破的鐵三角，Access（可及性），Quality（質量）, Cost（費用）。Access指是否可以聯繫到全世界最頂級的醫生和領域內的權威專家。Quality指醫療服務的質量，當然，如果能Access到最好的權威，那quality也自然會上升。Cost是具體的花費，隨著Access和Quality的上升，Cost也會隨之飆升。

此次川普醫改是以犧牲可及性為代價來降低成本的。首先，Trump Care不再阻止保險公司對於參保人以前健康狀況的條件限制，而是讓各州決定保險公司是否可以對之前有健康問題的人收取更多的費用。第二，Trump Care廢除了用來幫助支付醫療保險費用政府補貼，讓人們使用各種稅收優惠來支付醫療保險，例如稅收抵免，扣稅和健康儲蓄賬戶。第三，Trump Care取消了強制參保的政策，但是新政要求人們購買保險，否則將面臨額外費用的大幅度提升。Trump Care為中產階級和富裕的美國人提供了大量的稅收優惠，但它確實降低了保險的普及性並增加了窮人的醫療保健費用。

如果你在美國的保險很好，那麼來自Stanford和UCSF等頂尖醫院的一流醫生都可以成為你的家庭醫師。但是對於沒有保險的國際病人來說，尤其是在重大疾病面前，這個Cost(費用)是不可想像的。舉例來說，在美國做腸鏡要花費10，000美元，在中國做腸鏡只要600人民幣；美國CT掃描要花費約2850美元，而中國也不到600人民幣；美國均次住院費用是18，000美元，而中國三級公立醫院人均住院費用為12903人民幣（國家衛計委信息統計中心）。所以當時我找到合伙人，一起思考「有沒有可能，我們運用科技網路平台打破這個醫療領域的鐵三角？」 依託互聯網的新型醫療方式—遠程聯合會診，打破地域的局限，並在最大程度上減小人們獲得優質醫療服務的難度。

我們三個創始人，我是法律的背景，CTO胡泊是計算機的背景，然後我們又找到有權威醫學背景的Robert Warren醫生（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療中心外科學教授、原腫瘤外科主任，曾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評為「美國頂尖醫生」），在2011年形成了這樣一個脆弱的雛形，當時被各種打擊這項事業的難度和可實現性。CTO胡泊是我的發小，當時他已經拿到了Facebook的offer，卻還是加入了我們公司。在這種不被看好的情況下，我們成立了MORE Health。

成立之初我們其實首先要面對三個困難：

第一個就是法律的問題，因為中美關於醫療的法律其實差距非常大；

第二個就是文化的差異，這個文化差異在醫學方面的體現就是中國醫生和美國醫生對待病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第三個是語言的差異，因為中美之間醫學的用語差異很大，比如說中國醫生常說的這個病人面熱潮紅和肝火旺盛，那你要怎麼樣讓美國醫生來理解這個面熱潮紅和肝火旺盛。最後因為中國跟美國有一個天然的時差，所以如何讓中美兩位醫生在同一時間給病人提供服務也是我們遇到的一個問題。

成立之初的三個糾結與最終抉擇

1.第二診療意見，還是個性化的診療服務？

從跨境醫療行業的現狀來看，在中國大概有300到400家跨境醫療公司，他們基本都是做轉院中介和第二診療意見業務，實際上這個難度不大。所有的美國醫院，尤其是其國際部（International department）或接待部門（Concierge department）都非常願意和中介合作。他們要的就是付現金的病人，這種業務的門檻不高，只要你有病人, 幫助他們到美國的醫院就診就可以解決。

但是我認為，真正的跨境醫療不是在於給病人第二診療意見，無論從金錢成本還是時間成本上來看都收效甚微。我們設想一下，一個中國的病人拿到了美國醫生的第二診療意見，你覺得中國的主診醫生會認可嗎？不會的。他會說我已經是這個領域的權威，你這個方案根本就行不通。現在很多中介在做轉診服務，然而病人來了以後其實很遭罪。首先，因為他是一個需要CCU（critical care units）的患者，他的身體經不起折騰。第二，即便現在很多頂尖醫院，如UCSF、Stanford、Johns Hopkins都有能說各國語言的協調人員，但是語言溝通依舊是很大的問題。第三，美國醫院需要重新進行全套檢查，如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掃描（PET scan）、核磁共振（MRI）、實驗檢查（Lab）、尿檢等。這樣的檢查造價不菲，例如一個普通的尿檢就要花費大概900美金，更不要說一個PET scan了。

一個患者從獲得診斷，申請簽證，然後來到美國，再進行一系列檢查，見到醫生，到最後做手術，整個過程的時間成本極其高昂。據統計，赴美就醫在內科方面的治療費用大致為5-10萬美元，手術可能需要7-10萬美元，而放療則需10-20萬美元，時間周期從三個月到一年不等。

2.簡單的服務諮詢公司，還是遠程醫療技術平台？

我們更糾結的是到底做服務公司，還是做遠程醫療技術平台。從我的角度來講，服務公司門檻很低，但是運營成本很高。因為既然是做服務的，就要盡心儘力服務，人力資源的龐大需求很難幫助到大規模的病人，所以只能定位到高端精英客戶群體。所以我們就決定做遠程醫療技術平台，因為我們的夢想是讓所有人都能夠接受權威的治療。

之後我們開始思考，是做一個醫療服務提供者（Health care provider），還是做一個遠程醫療諮詢公司。如果是後者，註冊當天就馬上可以成立一個諮詢公司。你可以跟專門提供第二診療意見諮詢的機構合作，這是很容易的。但我覺得這不能解決實質的問題，當病人遠在其他國家的時候，只有第二診療意見肯定是行不通的。首先，病人的主診醫生很難接受；其次，不可能根據病人自身病情制定最適合他的診療方案（病人自己的身體情況，經濟情況，是否有當地的保險，以及當地醫院的情況）。出於這些考量，我們決定做一個美國的Health Care Provider，我們會根據病人的上述所有情況，考慮其個體因素來給出個性化的診療方案，而不是簡單的提供一個第二診療意見報告。

3.資源豐富的中國，還是法律環境穩定的美國？

最讓我們糾結的，是把公司建在哪裡？是建在美國還是建在中國？在中國，有很多父母的人脈資源，也可以直接接觸到很多的醫院醫生。在美國，我們作為華人，其實大家都知道來矽谷創業是很難的，因為文化的差異，語言的差異，環境的差異，各種各樣的差異，都不容易一下子紮根到底。但是從法律角度來講，我覺得在美國，其法律至少是可預見的，如果我今天運行這個產品，我大概能預見五年之後，在這個法律的環境下，這個產品的成長空間和爆發性未來。

在中國，我們最大的擔心是，醫療領域時時都在革新，我們又想做醫院又想做醫療技術平台，又想讓所有的病人接受到國際最頂尖的專家團隊，這在各個層面難度都較大。而且中國的醫療政策變化非常快，假設政府突然出台了一個不利於我們創業公司的公告，或者是說醫院出了一個類似的公告，對我們的傷害都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我們當時下定決心，塵埃落定在矽谷，現在看來是非常正確的選擇。我們的工程師，醫生，項目經理和其他員工都在矽谷這個大環境中受益匪淺。

遠程醫療的「坑」無處不在

1.美國嚴苛的醫療服務法律

美國關於醫療服務的法律要求是十分嚴格的。我們舉個HIPAA（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的例子。HIPAA是美國1996年頒布的一部法律，它主要是為了保護病人的信息安全和隱私，比如說某個大學的醫學院有個醫生丟了一台筆記本電腦，這個筆記本電腦沒有正確地加密，所以造成了病人信息的泄漏，根據法律這個醫學院會被罰款幾百萬美金。對於初創公司而言，這個數額的罰款幾乎意味著全盤皆輸。

現在上升到我們的角度，如果做線上的話，HIPAA對整個的系統環境會有非常嚴格的要求，上到整個VTC（Video TeleConference）的架構，下到每一台伺服器，每一個資料庫，包括這些伺服器資料庫之間的通訊，以及更細節的，如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多因素認證，在用戶名稱和密碼之外再額外加一層保護）中，Authentication token（身份驗證標記）和Permission（許可權）是怎麼處理的，都有詳細並且嚴格的要求。總體來說，病人的數據（PHI）是比個人的信息(PCI)安全等級要求更高的數據，所以要求我們線上的平台安全等級也要超過網上銀行的等級才能達到法律的要求。

2. 各州不同的醫療事故保險（Malpractice Coverage）

除了HIPAA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醫療事故保險。醫院給醫生提供了醫療事故保險，醫生才會覺得有保障。而且美國行醫資格是以州劃分的，在沒有資格和保險的情況下，加州的醫生是不可能給在紐約州的病人看病的。我們不是醫院, 而是一個網際網路平台。病人和醫生的位置都不確定，所以會有很多法律上的問題要考慮。

我們公司在美國的員工不到30人，但是其中就有五個全職律師，這在任何創業團隊中都非常少見。美國的律師事務所顧慮重重且不了解我們的商業模式；專職律師只考慮本領域的維度，很難全面支持。所以，我們乾脆組建了一支全職律師團隊全權處理這方面的問題。對於我們平台上所有具有行醫資質的醫師，我們都會提供覆蓋全球的醫療事故保險，這在美國是沒有其他一家公司可以做到的。

舉個例子來講，我們用了大概兩年的時間，和美國最大的一個特殊保險公司合作，來定製我們公司的醫療事故保險。之後我又去找了美國醫療健康領域最大的律所，一次一次地跟他們溝通，從美國的法律，加州的法律，移動醫療的法律，醫療事故的法律和保險的角度，徵求他們的意見來制定我們的保險。整個過程花了幾十個月才最終實現。因此，我們的病人只要通過MORE Health，就可以建立美國的Patient ID，從而獲得美國的診療意見和處方，並通過有出口資質的藥房獲得美國最前沿的藥物。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家，可以從法務，保險，醫療方面達到這種安全標準的公司。據我所知，中國沒有一家公司可以做到我們的安全程度。

3. 符合各項法律的醫療技術平台

在平台上，醫生必須要能夠接觸到病人所有的原始數據，包括文字的病例、實驗結果、影像（心電圖、腦電圖、CT、PET-CT和核磁共振影像等）、以及病人的數字病理檢測結果，才能進行診療。按照中國的法律，病理切片無法寄到國外來，因此就必須在國內進行染色、掃描，並做成數字病理影像傳給美國的醫生。所有數據都要求我們在一個符合HIPAA條款的環境里實現所有的功能。此外，我們的技術團隊和斯坦福大學共同開發了放療計劃的雲端平台。

這樣的一個放療計劃的雲端平台，就是病人在做放療之前是需要由醫生來劃一個靶區，然後由物理師來做計量。現在這種的軟體通常局限在單獨的醫療中心和醫院裡面，因此很難由來自不同機構的醫生來合作完成。在中國，放療計劃的質量有待提升。在美國，通常由醫學物理學的博士進行放療計劃。而在中國，往往就是由培訓幾個月的護士進行物理師的工作。據我了解，在中國開設病理物理學的高校機構鳳毛麟角。因此，通過我們的平台可以讓美國的認證醫生和物理師對中國的放療計劃進行評估，保證放療計劃的質量，從而進行指導性的修改。

從醫療質量來講，我們去年做了大概670多個案例，其中75%的治療計劃是有實質性的改變的。我們大概做了100多個關於腦神經的案例，在有些科目上，中美的差距是很大的。就兒科來說，實際上美國所謂的兒科罕見病在中國已經不罕見了，我們在北京兒童醫院做過LCH疾病（朗格漢斯組織細胞增生症）的案例，這是一種血液病，在美國非常罕見，但是在中國，單北京兒童醫院有500多個病例，所以在這個領域，中國的醫生是非常依賴美國的專家的，從怎麼去做檢查，怎麼去做診斷，怎麼去配藥，到怎麼做下一步的治療，我們都能夠給客戶最好的治療方案。

遠程醫療的詩和遠方

從2011年創業至今，我們已經開始打破醫療服務領域的鐵三角，真正做到了讓來自中國的病人在五個工作日內得到世界上最權威，最頂級的專家的診療方案。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通過讓病人使用國內醫保的方式減少他們的開銷，真正做到讓來自中國的病人用相對較低的成本接觸到最頂尖的醫療資源。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模式就是中國的主治醫生和世界上最頂級的權威共同握著病人的手，在其疾病的各個階段，提供最適合，而非最昂貴的治療方案。

最後，我給大家分享一個去年做的卵巢癌的案例。當時有位患有卵巢癌的老奶奶80多歲了，上海的醫生建議其儘快切除卵巢。老奶奶的家人就把她帶到了台灣就診，又輾轉反側通過More Health聯繫到美國頂級的卵巢癌專家。美國專家非常注重和病人的溝通和教育，他提出了一個觀點:這位有著35年的糖尿病史的老奶奶已經80歲了，把下體部位的卵巢切除之後，癒合會非常困難。美國專家希望讓病人在生活質量和治療方案中找到一個平衡：如果老奶奶想以生活質量為主，那麼就來控制這個腫瘤的擴散性，如果想以治療為主，那就儘快做切除手術。

經過多方討論，最後老奶奶說，「切除卵巢以後，我很有可能常年卧床不起，我不想成為孩子的負擔。我已經80歲了，我更想保證我的生活質量。」這種情況下，老奶奶選擇了不做手術。回到上海之後，美國的醫生又和上海的主診醫生共同制定了她的保守治療方案，從而控制住了腫瘤的擴散。去年年底過春節的時候，老奶奶給我們全公司發了一張她在國外旅行的照片，她說，「如果沒有MORE Health，我今天絕對不可能在這個地方旅行，我太愛我的生活了。」

這樣一個定製化的方案，如果是在國內找最頂尖的專家，其手術費、醫藥費、住院費、拿到專家挂號的黃牛費，造價不菲。通過More Health找到美國最頂尖的專家制定診療方案的花費不超過3萬人民幣。我們並不是說中國的醫療水平不好，或是醫生的醫術不好，我們只是想說，我們需要給到病人一個機會，讓世界最頂級的專家為病人的制定個性化的治療方案，讓病人有更多的治療選擇。

這是我們的使命，也是我們看到的並選擇的未來。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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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製作：王思寧 排版：陳光 校對：楊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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