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奕含之死：一場文學幻夢的自省

4月27日，台灣作家林奕含不堪長久以來抑鬱症的折磨，在家中自縊身亡。在林奕含抑鬱症和死亡的背後，則是她從幼年起長達數年遭受老師誘姦留下的嚴重心理創傷。受困於疾病，文學成為林奕含唯一的紓解渠道。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她依照自己的親身經歷，懷著極大的痛苦和書寫慾望寫下長篇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用極為細膩的工筆講述了一個少女愛上誘姦犯的故事。

在生前接受採訪時她說道：「這個故事折磨、摧毀了我一生。」而她藉由這本小說，真正叩問的是，一個對文學始終懷抱信仰，堅信「詩緣情而綺靡」和「思無邪」的人，如何面對語言和藝術的魅惑本質？當語言表象和道德內核之間出現巨大斷裂時，是否還能相信文學的巨大力量？

問題直擊人心，沒有人有確定答案。但是，林奕含通過書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為一個殘酷絕望的性侵害故事，這點不證自明。但在講述的過程中，林奕含用極其細膩、雕琢的文字刻畫了文學在這個故事中的巨大存在感。與其說，這本書是對李國華、對成為誘姦幫凶的整個社會的控訴；毋寧說，這本書是林奕含對文學功用的質疑，是她對自己文學夢境破碎的絕望和自省。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小說開篇不久寫到：「讀波特萊爾而不是波特萊爾大遇險，第一次知道砒霜是因為包法利夫人而不是九品芝麻官，這是她們與其他小孩的不同。」房思琪和她思想上的雙胞胎劉怡婷就以這般面孔出現在我們面前。她們是十二三歲就讀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熟少女，敏感而聰慧。她們對於愛人的想像全都源於文學作品，「深目蛾眉，狀如愁胡，既文既博，亦玄亦史」是她們對李國華的最初印象。

年幼的她們眼中沒有同齡小孩，因為「你要怎麼給讀《幼獅文藝》的人講普魯斯特呢？」她們儘管年幼，就已經形成一種文學上的高低秩序。而這種秩序感，來源於她們對文學的崇敬，也是房思琪悲劇的源頭之一。

林奕含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這本書講的是「女孩子愛上誘姦犯的故事」，她說，這裡面是有一個「愛」字的。那麼，進一步追問這個「愛」——被誘姦的房思琪，愛上的究竟是誘姦犯李國華本人，還是他所攜帶的有關文學的氣質？房思琪在書中所說：「多虧李老師才愛上國文，不自覺這句話的本質是，多虧國文考試，李老師才有人愛。」已經給了我們答案。

林奕含自殺前8天受訪視頻

在房思琪還相信文學美與人格美絕對一致，對胡蘭成式舌燦蓮花的男性毫無抵抗力的少女歲月，李國華用他的虛偽、粗暴、猥瑣、無知徹底摧毀了她。一次做愛之後，思琪問李國華，做的時候你最喜歡我什麼？李國華用曹雪芹形容林黛玉初次登場的「嬌喘微微「作答。思琪追問：紅樓夢對老師來說就是這樣嗎？他毫不遲疑：「紅樓夢，楚辭，史記，莊子：一切對我來說都是這四個字。」如此道貌岸然又理所當然，根本無法想像對文學有著巨大信仰的房思琪，面對這種分裂和醜陋，是何等的痛苦。而她自此以後，也就從未長大，「李國華壓在她身上，不要她長大。」這裡的「長大」是從對生命的上進心、對活著的熱情角度來說，從心理上，思琪拒絕長大。在猝不及防被扔進生命的無邊黑洞之後，她不再相信美好、幸福、快樂這些詞語存在。

李國華，在小說中被塑造成一個全惡的形象。誘姦少女成性、自私猥瑣、巧言令色、冷漠不仁。但是，林奕含通過這個全惡的形象是要完成她對誘姦犯的控訴嗎？當然不止於此。她想做的，還要控訴那個哪怕看清李國華真面目卻愛上他的思琪，控訴思琪身上飄渺的文學幻夢。她要通過書寫，完成對文字有著「對下等的迷戀」的自己的控訴。

事實上，這種控訴無比絕望。因為林奕含看透了李國華所謂的「愛」：「我甚至相信李國華在某些時刻，他是愛的。但是他不是愛餅乾，或是愛曉奇，或者愛思琪這些小女生，他愛的是自己的演講，他愛的是這個語境，他愛的是這個場景，他愛的是這個畫面。」更因為，即便如此，林奕含也深知這種巧言令色的「套子」對房思琪而言，依舊受用。

林奕含

林奕含用「巨大的詭辯」定義自己的書寫行為本身。她用極為細膩的工筆去刻畫這個故事，甚至細膩到了刻意、雕琢的地步。必須承認，這種書寫方式在我看來，並不能夠帶來更好的閱讀體驗；相反，它們讓我感到憤怒，甚至沉重。隨處可見的文學典故，無數將語言、文字、修辭作為喻體的元修辭，文學引語作為談話語輪本身。這些以文學作為經驗本身的的個體經驗書寫，無情清點著少女所擁有的文化資源。其中有多少是精神武裝，又有多少是思想繳械，一眼即明。

受困於文字表象與道德內核的巨大斷裂，林奕含進而質疑文學藝術的真實性。所以，她選擇用書寫這一行為控訴文學對她的「辜負」。基於此，我願意將小說技法上的刻意和雕琢看作林奕含的有意為之，而非她寫作技巧的不純熟。因為她早已如此清楚看到：書中的痛苦如此真實，而經由文字通過文學建構起來的審美快感也如此真實。這種被她視為「墮落」、「屈辱」的書寫，竟然伴隨著「變態」的寫作慾望！

這正是林奕含的悲劇所在：一方面她對文字和書寫的神聖崇敬，讓她將生命和書寫行為本身連接在一起；另一方面，她也絕望地意識到「藝術就是一種巧言令色」也是她終生脫不下的套子。「對文學的追尋同樣也是逃入監禁狀態的一種畫地自限」，文學於她成為一種無用的武器。於是，她在後記中痛苦地寫到：「我恨透了自己只會寫字。」

這種文學幻夢的破碎和自省通過林奕含的書寫行為同時發生。她試圖通過自己的書寫把文學帶給她的禁錮變成書中女性們更為密不透風的枷鎖。所以，在書中，不只有房思琪，還有另外兩個「房思琪」。

聊房思琪不可能跳過劉怡婷，這不單因為劉怡婷和房思琪是「靈魂上的雙胞胎」，更是因為林奕含通過劉怡婷為自己創造了實在的鏡像，是她關於「另一個我」的想像。房思琪和劉怡婷唯一的區別在容貌上：思琪有一張搪瓷娃娃般美麗的臉，而怡婷則是「扁平的五官上灑滿了雀斑，臉幾乎可以說是正方形的」醜女孩。怡婷覺得自己知道的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小孩都來得多，但是她「永遠不能得知一個自知貌美的女子走在路上低眉頷首的心情。」

對於怡婷來說，作文日是一個禮拜光輝燦爛的開始，因為李國華給怡婷的作文課只是單純的作文課，在那張狀如愁胡，被所謂文學氣質裝飾的臉背後，怡婷看不到老師醜陋扭曲的性慾。而對思琪而言，作文日是長長白晝里一再闖進來的一個濃稠黑夜，她太了解作文日意味著什麼了。在思琪看來，怡婷的無知是殘酷的；但卻不能怪她，因為這種「無知」正是她想擁有的。「無知」讓怡婷未曾接觸真正的醜陋，只活在文學的美好想像之中，而思琪的美卻是打碎無知，沾染醜陋的鑰匙。

僅僅因為容貌上的區別而帶來的截然不同的人生命運，則指向林奕含另一個想要得到回答的疑問：美貌是房思琪，同時是她自己，遭受誘姦的最大起因嗎？這種起因與文學無關，僅僅關於容貌本身。

林奕含創造怡婷，塑造一種類似冉·阿讓內心與外貌極不相稱的形象，她站在怡婷背後，不停質問：如果我像怡婷一樣相貌平平，就算我喜歡文學，擁有才華，是不是就不會遭到強姦？是不是就能繼續做一個相信文學所創造出來的美好世界的「無知」的人？ 這一追問，將林奕含內心深處另一種痛苦赤裸暴露在我們面前：美就是她的原罪，美是具有毀滅性的。

許伊紋則是林奕含關於「另一個我」的又一種想像。她是書中思琪和怡婷的忘年交，是她們文學上的引路人，也是她們精神世界的守護者。許伊紋學習比較文學，二十餘歲的她因為嫁人放棄讀博，卻成為丈夫家暴沉默的受害者。在一次家暴導致伊紋流產後，她下定決心離開丈夫，最終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伊紋的故事是林奕含在見過世界的陰面後，對生活最溫柔的想像，也是她對自己人生可能有過的最美好的期冀。

在伊紋和思琪之間，存在著某種不幸的平等。正如張愛玲所言：「生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家暴和性侵，讓她們能夠對彼此的痛苦感同身受；而她們對文學的共同熱愛和天生的敏感細膩，又讓她們對同為女性所無法逃避的悲劇性深信不疑。伊紋是另一個長大後的思琪，一個從痛苦中獲得拯救的思琪。

作為另一個自己，林奕含一方面在伊紋身上放置了太多自己未曾擁有的幸福，另一方面，卻是面對幸福的恐慌。故事的最後，伊紋對怡婷說到：「其實我很害怕，其實有時候我真的很幸福，但是經過那個幸福之後我會馬上想到思琪。如果有哪怕是一丁點幸福，那我是不是就和其他人沒有兩樣？」這裡，伊紋把自己的幸福視為對思琪悲劇命運和以往她們所受痛苦的背叛。在林奕含看來，人生的幸福和痛苦無法共存，幸福與銘記痛苦永遠背道而馳。也許，這是林奕含在書中藉由伊紋重生獲得幸福，在現實中卻選擇自殺的原因。

怡婷和伊紋的存在，可以看作林奕含為自己設想的兩種擺脫悲劇的方式：一是不曾擁有美貌，二是選擇遺忘過去。在這兩條路中，她唯獨不願選擇放棄文學——這裡麵包孕著她對文學何等絕望的愛。

「我的整部小說，到我的書寫行為本身，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詭辯，都是對藝術所謂真善美的質疑。」林奕含原本想通過這本書撕破現實生活中胡蘭成們巧言令色的嘴臉，叩問那些悖離五千年「思無邪」傳統，用語言建構無堅不摧、自圓其說的思想體系的文人騷客。

可是，最終林奕含卻繳械投降。她自己同樣無法擺脫語言的魅惑——通過文字和書寫，她對抗著由其搭建的罪惡。通過文學，她以極大的悲憫之心，記錄又祭奠那些「有文學痴情然而停留在囫圇吞棗階段的」少女房思琪們。這是屬於林奕含的偉大和深情。

房思琪們的悲劇在於，她們始終將文學當成一個更為真實的世界，拒絕接受文學和現實生活的巨大斷裂。而林奕含的悲劇則更為深刻：她已然深切理解到語言和藝術的魅惑本質，然而面對這種斷裂，她能夠使用的武器卻只有語言，最終卻發現這場文學幻夢的自救自省，終究只存在於文學世界。

文學教會了林奕含真、善、美，但最終她卻懷著對文學、對生活、對世界的巨大絕望離開了人世。希望有朝一日，當我們想起她時，能夠記起她的叩問、反思、勇氣和痛苦。林奕含的書寫值得被這個時代銘記。

（圖片來自網路）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