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負的深刻：社會科學何以洞察人性「問題與方法：社會科學如何開啟人的研究」圓桌會議之四

上海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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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術為底色 以思想為旗幟

圓桌會議 ·編者按

問題與方法：社會科學如何開啟人的研究

人的問題是一個古老的問題，而現實生活又總是把它變成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尤其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社會結構急劇變遷的背景下，比如人性的異化現象就很新鮮。然而，在目前的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圍繞「人是什麼」這一基本命題，並沒有形成不言自明的基本共識。那麼，我們如何在與西方社會科學對話的層面，開啟人的研究？我們又如何在重建價值觀和重建個體化的維度，理解國家的品德？為此，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城市社會研究中心與《探索與爭鳴》編輯部特邀相關學科專家，聯合召開了「問題與方法：人的研究如何開啟」的圓桌會議，希望這樣的討論能夠推進「人的研究」向深層次方向展開。

自負的深刻：社會科學何以洞察人性

熊易寒 |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博士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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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社會科學是關於人的科學，那麼對於人性的判斷就是社會科學研究必須直面的根本性問題。社會科學的一些基本範疇都離不開對人性的討論或預設，譬如激勵機制、政治參與、社會整合、戰爭與衝突、信任與合作、革命與社會運動。對人性的設定，常常是社會科學研究者進行邏輯推演的原點。

人類學、歷史學等人文學科一般通過豐富細膩的個案呈現人性的複雜性和內在矛盾。劉紹華的《我的涼山兄弟》一書，對彝族青年的心靈世界與闖蕩行為充滿了理解式的同情；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一書，對皇帝、張居正和海瑞的刻畫向我們展示了人性的多面。文學藝術通過虛構和藝術加工將人類置於兩難困境，藉助靈與欲、善與惡的衝突來展現人性的偉大與卑微。哈姆雷特、麥克白夫人、於連、阿Q、高加林、福貴等都是人性的經典符號。

那麼，社會科學能否像人文學科和文學藝術那樣呈現複雜人性？畢竟，人文學科和文學藝術呈現的是具體的人，通過人性的具象來追問人性的本質，而社會科學更多地涉及抽象的人。

不同於人文學科和文學藝術，社會科學以簡潔為美，崇尚簡化的邏輯；為了邏輯的周嚴和推理的方便，社會科學通常會將人性簡化為經濟理性，假定人類行為的核心是利益最大化；出於價值中立的原則，社會科學研究者總是極力避免對研究對象進行道德評判，經濟理性作為「超善惡」的稟賦被學術界廣泛接受。這種人性假定某種程度上也得到了自然科學的支持，《自私的基因》一書就從生物學的角度，闡發了人性的自利本質。

理性經濟人的人性假定雖然具有較強解釋力，但現實世界也存在無數反例。譬如，人們並不總是理性的搭便車者，很多時候也會為了公共利益或集體目標奮不顧身。人類的利他行為似乎與自利行為並行不悖。為此，社會科學的不同學科為這一假說增加了若干約束條件。

經濟學的研究指出：信息是不完全或不對稱的，因此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理性，這意味著可能存在「理性的非理性」。很多時候，我們擁有的信息是不完備的，這可能會使我們的理性選擇導向一個非理性的結果。事實上，即便信息是相對完備的，個體理性也可能走向集體非理性，比如公地悲劇，雖然人人都知道竭澤而漁不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但是人們卻不會試圖阻止悲劇的發生，而是生怕自己在悲劇來臨前少分了一杯羹。

社會學則認為，人們的選擇並不是完全孤立的決策，而是嵌入在社會情境和社會關係網路中的，這就是「理性的嵌入性」。鄰里效應、同儕效應、群體壓力、社會團結、社會資本、社會關係網路、嵌入性等一系列學術概念，都試圖闡明個人理性選擇背後的結構性約束與限制。

這些闡釋對人性/理性的拓展具有很強的理論意義，但仍有過度化約之嫌。套用文學理論的說法，如果說真實世界裡的人是「圓形人物」，那麼社會科學裡的人則是「扁平人物」。扁平人物往往誇大人性當中的某一個側面（譬如善、惡、自利），而圓形人物在性格和品質上更為複雜、豐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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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將重點討論社會科學對人性進行拓展的第三種路徑，即政治學/政治心理學對人性問題的探索。心理因素對人類決策和行為的驅動作用不亞於理性。情感（affect）和認知（cognition）的互動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們的選擇。利益因素往往通過作用於個體的心理/情感來影響人的行為。在族群衝突和國際戰爭的研究中，不少學者都注意到了情感因素和心理過程的重要性。

法學與政治學學者唐納德·霍洛維茨認為，「對相對價值的競爭」（struggle for relative worth）與「對滅絕的恐懼」（fear of extinction）是族群衝突背後的群體心理，族群衝突不只是受到資源分配和權力競爭的驅動，這些衝突的背後還有充滿激情的、象徵性的和憂慮的一面。「不滿」、「恐懼」和「仇恨」等心理驅動力存在相互增強的作用，因為這些動機都暗含了「求變」的心態。不滿與仇恨反映了行動者因自身利益或榮譽的得失而尋求改變現狀，恐懼則反映了行動者由於害怕潛在的損失（安全、地位）而試圖改變現狀：「得到的不夠多或者失去了東西」都會造成行動者的「不滿」；「失去了很多東西」能夠激發「仇恨」；「可能失去很多東西」會引起「恐懼」。

政治學家、國際關係學者理查德·內德·勒博探討了戰爭中的人性問題，他實際上把國家人格化了，即國家發動戰爭的心理動機。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把人的靈魂分為理智（reason）、激情（spirit）和慾望（appetite），這三者分別對應統治者（理性）、戰士（激情）和勞動者（慾望）。在《國際關係的文化理論》一書中，勒博在柏拉圖的哲學思想基礎上區分了驅動人類行為的三種動機，分別是慾望、激情和理智。慾望是指各種欲求，包括肉體的欲求和對財富的佔有；激情則使人產生自尊，促使人們在社會交往中追求認可從而滿足自我；理智是為了獲得一種善的生活方式，對慾望和激情加以節制，就如同統治者與戰士和勞動者之間的關係。然而，在現實世界裡，理智往往不能徹底地調節慾望或激情，甚至有可能失去對後者的控制。一旦失控，恐懼（fear）便會產生。恐懼是一種情緒，並非人類的基本驅動力之一（不同於慾望、激情和理性），但它構成了一種強大的動機，恐懼激發了追求安全的意願。勒博認為，慾望、激情、理智和恐懼都是人類行為的主要動因。人類的行為通常由這四種動因相互混合交織而驅動。

勒博的《國家為何而戰》一書，還從實證層面對自己的上述理論進行了檢驗，他用戰爭作為理論試金石。他指出，恐懼、利益、地位和復仇四種深層動機推動國家發動了戰爭。利益基於慾望，激情衍生出對榮譽/地位的追求以及復仇傾向， 而恐懼作為一種情緒則推動了對安全的欲求。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都把安全和經濟利益作為戰爭的主要動因，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關注人的慾望，現實主義則強調恐懼的作用，而激情的重要性卻被忽略。勒博則認為，激情常常是戰爭的「罪魁禍首」。激情可以堅決地捍衛一個人的自主權和榮耀。激情產生自尊，自尊的實現需要其他重要集團的承認。這種動機非常強大。國家與人一樣，常常會犧牲物質利益或安全來追求自尊。榮譽和地位等級森嚴，具有高度的競爭性（稀缺性），更容易導致國家間的衝突。復仇是憤怒的一種表達，通常是當地位受到侮辱時的一種反應，復仇也是一種激情的表達。

為了驗證這一假說，他建立了一個專門的戰爭資料庫，涵蓋了1648~2008年間由崛起國、主導國和大國參與的陣亡人數超過1000人的戰爭。統計結果顯示，地位、榮譽或復仇可以解釋資料庫中68%的戰爭動因，而恐懼和安全僅僅分別解釋了18%和8%的戰爭。也就是說，大多數的戰爭源於對地位和復仇的追求，而非由安全或物質利益所驅使。與強調利益和慾望的理性選擇理論相比，我認為霍洛維茨和勒博對人性的理解更為深刻和全面，人總是趨利避害的，但對於利害的界定和權衡卻不是千人一面的，這一建構過程有情感、權力、文化和制度環境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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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現有研究來看，對人性問題的理論拓展還存在若干瓶頸：

首先，人性是不可直接觀察的。在技術層面，要通過可觀察的行為來準確地測量人性，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們只能通過觀察行為來推導人們的偏好，卻無法通過具體的偏好來推導普遍的人性。在很大程度上，人性並不是經驗研究的對象，而是為了方便經驗研究而進行的理論預設。

其次，實證研究的經驗歸納終究是不完全歸納，它所呈現的始終是「個體」的人性，我們無法從特殊性中推導出普遍的人性；形式化模式通常把人的偏好當作人性，並且這種偏好往往是靜止不變的，而事實上，偏好不等於人性，偏好只是人性在具體的社會、制度、文化條件下的表現，是隨時間和情境而變化的。

再次，從制度主義的視角來看，人性的本質並非一個核心問題。人性本惡抑或本善，並不是那麼重要，因為制度可以激勵和約束人們的行為。良好的制度設計能夠有效地規範人們的行為，至於人們是出於善良意志還是畏懼懲罰而遵從法律，不是我們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

社會科學研究之所以難以呈現複雜人性，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社會科學的精緻化和科學化。現代的學術訓練要求嚴謹的方法、小心的求證、充分的證據，這大大提高了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水準。但同時，也讓很多社會科學的研究趨向瑣碎的主題——僅僅因為這樣的題目更容易研究，也更容易證明。在我看來，思想與方法、創見與證據之間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有思想、有創見，同時邏輯周嚴、證據充分的研究，自是上上之選。既無思想、又無證據的陳詞濫調，則與學術垃圾無異。此外，還有兩類學術作品介乎二者之間。

一種有證據無思想，我稱之為「精緻的平庸」。這一類研究在方法和技術層面可圈可點，符合現代學術規範，但是選題往往較為瑣碎，用一套精緻的方法論證了一個不重要的問題或者重複了他人的學術發現，缺乏原創性的理論貢獻。在數據越來越豐富的今天，這樣的學術成果生產周期短，也不難通過匿名評審獲得發表機會。

另一種有思想無證據，我稱之為「自負的深刻」。美國社會運動家埃里克·霍弗的《狂熱分子：群眾運動聖經》一書就是典型。作者屬於在工人運動中自學成才的「工人思想家」，雖然沒有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但長期的鬥爭經驗和極其敏感的個性，讓他對人性的本質洞若觀火。在這本書當中，充滿智慧的頓悟和洞見俯拾皆是。譬如，「煽動遊說技巧能否奏效，端視其能否誘發和強化失意者所特有的那些心理和行為傾向」；「每一個積極吸收追隨者的群眾運動，都把敵對運動的成員視為其潛在信徒」；「社會低等成員之所以能對社會發生重大影響，是因為他們對『現在』全不尊重。……他們也渴望通過某種驚心動魄的集體事業，去掩埋他們已經敗壞和了無意義的自我：這是他們傾向於集體行動的原因」；「狂熱者對自由的恐懼尤勝於迫害」；「興起中的群眾運動對家庭都會抱持敵對態度」。雖然這種蒙田式的警句缺乏實證材料的支撐，但卻可以輕易打動像我這樣的專業讀者。

相比之下，我個人更為欣賞自負的深刻，因為它富有啟發性，可以發展為理論假說，經由數據檢驗之後形成實證性的理論。而精緻的平庸很少帶給我們新東西，他們總是在重複我們已知的事情，或者說出我們不想知道的事情。社會科學家要真正地理解人性、揭示人性，一方面，需要藉助科學的研究方法，嚴格的學術訓練，這是我們區別於一般觀察者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要倚重感性認識，重視自己的直覺和體悟，而不是過度地依賴數據和技術，在體驗的基礎上形成洞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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