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利科：隱喻與索緒爾假設

選自《活的隱喻》，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

在厄爾曼那裡，在索緒爾之後的一些語義學家(接近厄爾曼)那裡，隱喻理論首先不過是結構語言學的基本假設向歷史語言學領域、向意義變化領域的應用。對更關鍵的第二種近似而言，它們的分析完全不同於應用：它們通過結果來修改這些假設，至少在實際上如此。這些結果對原則的衝擊值得關注，因為它是在一種語義學中起某種作用的標誌，這種語義學僅僅相當於語詞語義學。在下一節中，它試圖利用語詞語義學將本篇研究和下一篇研究所討論的單詞隱喻與前一篇研究所討論的陳述隱喻並列起來。

在索緒爾之後人們對隱喻的考察似乎表明，《普通語言學教程》既構成了語詞語義學綱要中的中間環節也構成了一種斷裂。這一特點可以通過《普通語言學教程》顯示的方法論危機來進行十分清楚的說明。這場危機實際上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普通語言學教程》通過本質上單純的活動消除了混亂和模糊性;另一方面，通過它所確立的二分法，它留下了令人困惑重重的遺產。在索緒爾之後，這種甚至限於語詞語義學的隱喻問題仍然是檢驗這些困惑的試金石。隱喻實際上保持著索緒爾所造成的大部分裂口並且揭示了在何種程度上這些二分法在今天構成了需要減少或調和的矛盾。

因此，對索緒爾來說，語言與言語之間的斷裂使語言成了完全包含在一門獨一無二的科學中的同質對象，因為符號的兩面——能指與所指——處在斷裂的同一邊。但這種二分法製造的問題就像它解決的問題一樣多。從現代語言學的綜合中，雅科布松發現：「雖然這種有限觀點仍然有一些支持者，但兩個方面的完全分離事實上會導致對兩種不同的等級關係的認可：對信碼的分析會正式考慮到信息，反之亦然。如果不將信碼與信息進行對比，就不可能形成語言的創造力的觀念。」在補充雅科布松提出的信碼與信息交流的事例[如，談話主體根據交流情境自由選擇的子信碼的作用，支撐著談話主體的同一性的個人信碼的構成，等等]時，隱喻構成了信碼與信息交流的極好例子。我們發現，隱喻要歸類於意義的改變。但是「在言語，即語言的具體實現中，此一改變才得以表現出來」(《法語語義學綱要》，第237頁)。而且，我們已發現這些變化的並不引人注目的性質：不管有多少種中間環節被詞義變化的歷史所證明，個體的每種改變都是一種能證明意義更新對言語的依賴性的突變。另一方面，隱喻取決於信碼的性質，即多義性。當不再更新的隱喻成了慣用的隱喻，繼而成了口頭禪時，它就會在某種程度上增加多義性。這樣，語言與言語間的循環便完成了。我們可以這樣來描述這種循環：最初的多義性等於語言;活的隱喻等於言語;慣用的隱喻等於言語向語言的回歸;最新的多義性等於語言。這種循環完全說明堅持索緒爾的二分法是不可能的。

第二種重要的二分法——將同時性觀點與歷時性觀點對立起來的二分法——並不像前一種二分法那樣有益。在根據同時性與連續性將語言事實的兩種不同關係與時間結合起來時，它不僅結束了一種混亂狀態，而且在提供一種新的優先性即系統對演化的優先性時，在可理解性原則的層面上結束了歷史的支配地位。

但是，這裡產生的困惑可與新發現等量齊觀。像隱喻這樣的現象既有系統的方面也有歷史的方面。因為多義詞嚴格說來是一種同時性的事實。在信碼中，它表示幾種事物。因此，必須把多義性放在同時性一邊;意義的變化補充多義性並在過去有助於形成現實的多義性，這種意義變化是一種歷時性的事實。因此，作為更新現象的隱喻要被置於意義變化的領域，從而要被置於歷時性事實中。但是，作為已被接受的偏差現象，它與多義性相對立，從而與同時性層面相對立。因此，我們必須再次調和一種非常嚴重的對立，並把結構的方面與歷史的方面聯繫起來。依靠獲得新意義並在不喪失傳統意義的情況下保留這些新意義的能力，語詞似乎匯聚了兩個層面的因素。這一累積過程因其雙重性質似乎導致一種演變緩慢的觀點。

在考慮意義變化之前，對多義性的完整描述需要這種演變緩慢的觀點。要描述它而又不追溯它的起源實際上十分困難，因此，儘管提出了我們讀到過的那些聲明，厄爾曼仍然在闡述多義性的那一章中考察了它所「提供的四個主要來源」。但這四個來源具有或多或少被注意到的歷時性特徵：意義的「轉變」就是朝不同方向發展。「形象化表達」源於隱喻與換喻.它們要立即起作用就得成為產生多義性系列的言語事件。「普通語源學」作為後來的推動力產生了一種多義性狀態。至於「各種外來影響」，正如這個詞所表明的，它們重新進入了演化的範圍，而那些演化活動通過語義的模仿產生了各種情形。此處引入的「語義複製」概念意味著回到類似性，而類似本身被視為語義變化的一種因素。因此，儘管為了將描述與歷史分開而做了各種各樣的努力，但對多義性的描述仍然要涉及語義變化的可能性。多義性本身(也就是說，對其「來源」不予考慮)要涉及歷時性特徵的各種可能性：多義性意味著以新的意義補充原有詞義而又不使原有詞義喪失的那種可能性。語詞的開放結構、它的靈活性、它的流動性已經暗示著意義變化現象的出現。

如果多義性難以包含在同時性描述的範圍內，那麼，只有當源於歷史觀點的這些意義變化處於同時性層次並且表現為各種各樣的多義性時，它們才能被完整地統一起來。因此，厄爾曼本人在論述多義性的那一章中考察了「風格」的模糊性。這個術語十分確切地表明了關於修辭格的修辭學方案(「由於外國人擔心這種模糊性，由於邏輯學家指責這種模糊性，由於日常語言對明晰性的需要克服了這種模糊性，這位作家有時為了風格的目的而研究這種模糊性」)。將風格的模糊性歸入同時性事實，與多義性相同的領域是完全合理的，因為它在特定時刻處於作為雙重意義的語言狀態中：意義變化的同時性投射因此完全成了與多義性屬於同一層次的現象。

此外，我們還可以把這種模糊性視為語義變化的條件。在被納入一種模糊的句子(對它可以作兩種解釋)時，語詞獲得了新的意義。因此，話語的模糊性為語詞的模糊性開闢了道路，而語詞的模糊性可以導致既有意義的改變，意義的變化則增加多義性。

最恰當的莫過於指出，索緒爾的一些二分法製造的問題與它們解決的問題一樣多。

甚至索緒爾的最確實的區分也無法不成為困惑的根源：我們知道，索緒爾是何等嚴格地將意義的純內在關係，即，能指與所指的關係與它所拋棄的符號一事物這種外在關係對立起來。然而，「事物」不再屬於意義的因素：語言符號並不將事物與名稱統一起來，而是將概念與聽覺印象統一起來。

索緒爾之後的所有語言學家都接受了這種分裂，但它也產生了一種疑難。因為話語通過其指稱功能確實將符號與事物聯繫起來。指稱是符號與事物的關係，而意義是能指與所指的關係。它由此導致了意義概念的模糊性。作為索緒爾所說的所指，意義不過是能指的反映，它被同時分割開來，就像剪刀同時剪開紙的兩面。與被指稱的現實相比，意義仍然是語詞與事物之間的中介，也就是說，正是通過它語詞與事物發生關聯：vox significat mediantibus conceptis。這道裂縫貫穿於廣義的語義學並把索緒爾以來的語言學家的語義學與卡爾納普、維特根斯坦等哲學家的語義學分離開來，對這些哲學家來說，語義學基本上是對符號與被指稱的事物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

在排除意義一事物的關係時，語言學家完全擺脫了與規範的邏輯一語法科學的關聯，他通過確保對象的同質性而確立自己的自主性，而能指與所指處於語言學符號的範圍內。但反面是沉重的。在符號理論的範圍內考慮語言的指稱功能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難的(符號理論只承認能指與所指的區別)，而這種指示功能不會造成語言觀方面的困難，這種語言觀一開始將符號與話語區別開來，並通過與超語言學實在的對比，對與符號截然相反的話語進行規定。正因如此，英國哲學家的語義學是一種話語的語義學，這種語義學一開始就處於指示活動的領域，甚至在它考察語詞時也是如此。因為對它來說，語詞作為話語的一部分同樣是部分指示活動的載體。千真萬確的是，厄爾曼的那類語義學在絲毫不利用與超語言學實在的關係符號理論的範圍內成功地定義了它所描述的大部分現象——同義性、同音異義性、一詞多義性。但是，一旦我們關注這些差別在話語中所起的作用，我們就會需要那種利用符號與事物的關係的指示關係。在話語中，多義性，即語詞意義的純粹潛在性質經過了篩選。相同的語境機制(語詞或非語詞的)有助於排除多義詞的模糊性並且決定著新意義的形成：「詞語或非詞語的語境使得偏差，使得不合習慣的意義的使用成為可能。」要確定同一個語詞的不同意義，不管是慣用的意義還是不慣用的意義，都必須訴諸它們的語境用法。語詞的不同意義不過是語境的變異，我們可以按它們出現的種類對它們進行分類。一旦我們走上這條道路，這些概念的變異的種類就很快會取決於分析對象(即事物或事物的指代)的不同可能性。就像《普通修辭學》樂於承認的那樣，對對象進行質料分析，把它分為各個部分，對概念進行理性的分析，把它分為不同要素，需要對指代領域進行描述的各種模式。一旦我們把同一個語詞的多義性的變異描述成語境意義，就可以將這些多義性的變異歸於不同種類，要了解這些種類，對指示的考慮就必然干擾對純粹所指的考慮。話語引入了「語境的」這個形容詞並隨之引入了語言的指示目標。

如果多義性作為同時性的事實具有這樣一些涵義，那麼，隱喻作為意義的變化就更有理由如此。厄爾曼提醒說，狹義上的語義更新是一種言語事實。我們已經看到它對語言一言語關係以及同時性一歷時性關係的影響。它對所指一所示對象的關係的涵義並非不夠重要。語義更新是創造性地回答事物所提出的某個問題的一種方式。在某種話語情境中，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在特定的時刻，我們試圖表達某種需要言語活動的東西，需要言語對語言發生影響，正是這種影響將語詞與實物對立起來，最後，關鍵是對指代領域進行新的描述。在下一篇研究中，我們將會討論這種重新描述問題。從現在開始，我們必須表明它已被納入了語義理論中，而語義理論限於討論意義變化，即限於對單一所指的研究。所有的變化都包含著說話者和民眾的全部討論。

但是，在索緒爾的所指與超語言學的指稱對象之間無法直接架起橋樑。我們必須繞過話語並忽略句子的指稱以便達到語詞的指稱。只有這種迂迴才能使我們將命名活動與隱喻活動和述謂活動聯繫起來，而述謂活動為這一工作提供了話語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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