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中國古代畫論中的創新思想

「創造」與「繼承」是中國畫論上的一對矛盾，更是當前中國畫創作中值得注意研究的問題。很多老畫家以為不重視繼承就說不上中國畫創新。也有不少人學習了西畫，特別是接觸了日新月異的西方現代諸藝術流派後，以為中國畫已經衰老過時，應徹底更新，另起爐灶。對於這一大問題必須另作專題討論，現僅從我國古代畫論中有關創造與繼承的角度來探討相關的論點也不為無益。

深受中國哲學影響的古代畫家和理論家，從來就很重視創造精神，並在歷史長河中產生了許許多多富有創造精神的傑出畫家，他們都反映了這種要求革新和獨創的思想。我們試看：

「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禮記·湯之盤銘》）

「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獨來獨往，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戰國·《莊子·在宥第十一》）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戰國·《莊子·天下第三十三》）

「夫丹青妙極，未易言盡，雖質沿古意，而文變今情。」（南北朝陳·姚最《續畫品·序》）

「述而不作，非畫所先。」（南北朝齊·謝赫《古畫品錄·序》）

我們看來，在商湯時代銅器上的銘文就十分堅決地表現了對新（或創新）的態度：有一天「新」不能滿足，要繼續「新」，永遠「新」。真是開創者的精神；老莊思想對我國後世畫家（特別是山水畫家）影響是巨大的，他以「人」與「自然」為一體，更要「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要做「獨有之人」，「獨來獨往」於天地之間。試問古今中外鼓吹創新的藝術家，有幾個人能有此思想境界？他們在生活實踐和創作實踐中又能體現多少？

到南北朝畫家們的畫論中，有宗炳的「暢神」論、王微的「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雖未明說「獨創」或「獨有」，其超脫不羈的精神和莊子的思想是一致的。至於謝赫和姚最對繪畫創作的要求倒很簡單明了。謝的《六法》中雖有「傳移模寫」一法，但又指出首先要「作」（就是要有新意），不能僅僅是「述」（指重複前人的創作）。姚最的「文變今情」，也是要把畫的文采，變得適合於當前的新鮮感受。

宋代的畫家對於創造和繼承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的闡述。至清初的石濤，則更把獨創精神的重要發揮得淋漓盡致：

「人之學畫，無異學書。今取鍾、王、虞、柳，久必入其彷彿。至於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必兼收並覽，廣議博考，以使我自成一家，然後為得。」（宋·郭熙《林泉高致》）

「在古無法，創意自我，功期造化。」（宋·劉道醇《聖朝名畫評》）

「今人不明乎此，動則曰某家皴點可以立足，非似某家山水不能傳久；某家清泊可以立品，非似某家工巧只是娛人。是我為某家役，非某家為我用也。縱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殘羹耳，於我何有哉！……我之為我，自有我在。古之鬚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入我之腹腸；我自發我之肺腑，揭我之鬚眉，縱有時觸著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為某家也，天然授之也，我於古何師而不化之有？」（清·釋原濟《苦瓜和尚畫語錄》）

「在墨海中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出生活，尺幅上換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同上）

「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於予也，予脫胎于山川也，搜盡奇峰打草稿也，山川與予精神遇而跡化也。」（同上）

「師事古人則可，為古人奴隸則斷乎不可」（清·釋原濟）

郭熙以為學畫和學書法相同，一般人學一家也能大體相似。但有更高要求的人，就要「兼收並覽」，廣泛吸收別人的長處，才能達到自成一家，才能算成功。劉道醇的思想要更解放一些，他以為繪畫在古代沒有一定的法則，可自己創意，求表現宇宙的規律。也含有莊子「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意味。

到了石濤的強調獨創精神和個性的表現，不僅在中國古代，直至近代的畫壇也算是絕無僅有，即在西方近代主張表現個性畫家的言論中，亦未見有如此警辟動人的語言。他不僅鄙視僅僅模仿前人，稱之為「食某家殘羹」，並認為古人的鬚眉、肺腑，不能長在自己的身上。要「立定精神」、「換去毛骨」，可以不顧一切，只要「自有我在」！這個「我」可以代替山川發言，已經分不清是誰「脫胎」為誰。這兒又體現了「忘我」的精神，正是莊子的天地與我為一的境界。「唯我」又「忘我」，這是許多富有獨創精神的畫家所共同具有的特徵。

石濤也不是完全否定向前人學習。他又曾著重說明可以師古，但千萬不能作古人的奴隸。他傳世的作品，都雄辯地說明了這一點。既吸收了董源、范寬、元四家、明吳門諸家的技法精華，而運用得靈活自由，變化莫測。這種學習前人的態度，對比他稍晚的一些優秀畫家，也深有影響並各有體會。如：

「古人筆法淵源，其最不同處，最多相合。李北海云：『似我者病』，正以不同處求同，不似處求似，同與似者皆病也。」（惲壽平《甌香館畫跋》）

「作畫須優入古人法度中，縱橫恣肆，方能脫落時徑，洗髮新趣也。」（同上）

「學不可不熟，熟不可不化，化而後有自家之面目。」（清·方薰《山靜居論畫》）

「凡畫譜稱某家畫法者，皆後人擬議之詞。畫者本無心也，但摹繪造化而已。吾心自有造化，靜而求之，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可也。泥古未有是處。」（清·戴熙《習苦齋畫絮》）

「畫中人物、房廊、舟楫類，易流為匠氣。獨出己意寫之，匠氣自除。有傳授必俗，無傳授乃雅。」（清·孔衍栻《石村畫訣》）

「信今傳後，何至獨讓古人！」（清·沈宗騫《芥舟學畫編》）

惲壽平借唐代大書家李北海的話來說明學前人要在「不同處求同」，就是不能僅求貌似，要學習其精神骨力。如果已經深入古人的法度，就要大膽放手，力求擺脫，才能得到「新趣」。方薰用「熟」與「化」來說明這一形成「自家面目」的過程，其精神和南田之說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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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熙指出前人所創造的一些「畫法」，也是師造化而來，「吾心自有造化」，豈能「泥古」不化。孔衍栻以為特別是某些題材，如簡單模仿前人，易流於「匠氣」，須自己獨創，才能達到「雅」的風格。沈宗騫的簡單兩句話，說明總應以獨創為主，可作這一段的恰當的結尾，說明中華藝人從來就提倡創造，並視之為最高境界。

二

前節談到的重視「獨創」、「獨有」的精神等固然十分重要，也接觸到一些技法和學習對象及大自然等，但主要還是談主觀精神和發揚個性的重要。繪畫創作終究不能僅憑主觀願望就能獲得成功，它的研究、表現的對象，也就是創作的客觀源泉，豈能忽視？中國古代的畫家及理論家早已注意到這一問題：

「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唐·張璪）

「與其師人，不若師諸造化。與其師造化，不若師諸心。」（宋·范寬）

「莫神於好，莫精於勤，莫大於飽游飫看，歷歷羅列於胸中，而目不見絹素，手不知筆墨，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畫。」（宋·郭熙《林泉高致》）

「澄叟自幼而觀湘中山水，長游三峽夔門，或水或陸，盡得其態，久久然後自覺有力。水墨學者，不可不知也。」（宋·李澄叟《畫說》）

「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元·黃公望《寫山水訣》）

唐代善畫松樹、運筆元氣淋漓的張璪這句名言，成為千古許多畫家的座右銘。字數不多，卻涵義深廣。特別是他把「師造化」放在前，「得心源」在後，更合乎感受在前、動情在後，也就是以物質為第一義的客觀規律。宋代偉大山水畫家范寬提出了「師造化」的重要性超過「師人」；但其後兩句，似乎說「師心」更重要。我們當然不能用近代邏輯學來要求古人。他把「師心」當作最後要點，和上節談到的重視獨創精神的理論自有其深遠的聯繫。

另一位傑出的山水畫家郭熙，則指出對山水畫的愛好和勤學雖很有益，但更重要的是「飽游飫看」，才能做到在創作時忘記了絹素和筆墨，得到極大的自由！李澄叟則談他自己的經驗：在飽歷湖南、四川、三峽一帶名山大川之後，作畫才「自覺有力」。他們都以觀察大自然、獲得客觀的感受為第一重要。如果我們一定要用現代術語來評價他們的話，也可以說都包含了「現實主義」的精神。但中國畫的「現實主義」絕不是機械地或純客觀地模仿自然。

元四大家之一的黃公望，也在其著作中記錄了他的寫生經驗，因為這樣做才能表現得更生動並啟發人們的想像。這是13世紀畫家的言論，我們今天還在照樣實行。當然寫生的工具和表現的意境、手法有所不同。而當時西方的風景還沒有萌芽。

「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明·王履《華山圖·序》）

「凡學畫者，看真山真水，極長學問。便脫時人筆下套子，便無作家俗氣。」（明·唐志契《繪事微言》）

「董源以江南真山水為稿本；黃公望隱虞山即寫虞山，皴色俱肖，且日囊筆硯，遇雲姿樹態，臨勒不舍；郭河陽至取真雲驚涌，作山勢尤稱巧絕。應知古人稿本，在大塊內、苦心中，慧眼人自能覷著。」（明·沈顥《畫麈》）

「畫泉宜得勢，聞之似有聲。即在古人畫中見過、摹臨過，亦須看真景始得。」（清·龔賢《畫訣》）

「知有名跡，偏該借觀，虛吸其神韻，長我之識見，而遊覽名山，更覺天然圖畫，足以開拓心胸，自然邱壑內融，眾美集腕，便成名筆矣。」（清·王昱《東庄論畫》）

「古云：不破萬卷，不行萬里，無以作文，即無以作畫也，誠哉是言。如五嶽、四鎮，太白、匡廬，……今以幾席筆墨間，欲辯其地位，發其神秀，窮其奧妙，奪其造化，非身歷其際，取山川鍾毓之氣，融會於中，安能辨此哉。彼羈足一方之士，雖知畫中格法訣要，其所作終少神秀生動之致，不免紙上談兵之誚也。」（清·唐岱《繪事發微》）

「從來筆墨之探奇，必系山川之寫照。善師者師化工，不善師者撫縑素。拘法者守家，不拘法者變門庭。」（清·笪重光《畫筌》）

「畫家唯眼前好景不可錯過。蓋舊人稿本，皆是板法；唯自然之景活活潑潑地。」（清·盛大士《谿山臥遊錄》）

明代王履的警句雖明顯和范寬的名言有內在聯繫，但他的三級論是以「心」（包括創作動機、創作欲和個性）為出發點，「目」為媒介，而研究的對象（即客觀事物）放在最主要的位置。這比之范寬把「心」放在最有決定性的地位，似乎要更符合客觀真理。

唐志契、沈顥、龔賢等重視觀察真山真水的言論，都繼承了黃公望的思想和經驗又各有發揮。或以為能擺脫「筆下套子」（即現代所謂「公式化」、「程式化」和「作家俗氣」（即缺乏大自然千變萬化的蓬勃生氣），或以郭熙的「雲頭皴」（「取真雲驚涌作山勢」）為例，說明古人的苦心創造來自大自然。龔賢和王昱都以為即使在臨摹古人名跡後頗有心得，還必須觀察真景。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本是董其昌提出的名言。唐岱在此加以發揮，以為名山大壑的「神秀生動之致」，必須親身體會，不能「紙上談兵」。笪重光在指出必須師法大自然之後，其結論是拘守前人的畫法只是「守家」（好像看家的奴僕），「不拘法」的人才能使門庭有新氣象。盛大士也說：「惟有自然之景，活活潑潑地」。由此可見凡是思想開闊、卓有成就的畫家和評論家，都在極力提倡重視對客觀事物的觀察體會，而反動一味抄襲別人，閉門造車。

上面所介紹的言論多側重在優秀山水畫家的體會或一般泛論。這對人物畫家和花鳥草蟲等各題材的創作，需要精研對象也並不例外。試看：

「學畫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臨其上而瞰之，則花之四面得矣。學畫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於素壁之上，則竹之真形出矣。」（宋·郭熙《林泉高致》）

「太僕廨舍，御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概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聚神，賞其神駿，久之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然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宋·羅大經《鶴林玉露》）

「曾雲無疑工畫草蟲，年邁愈精。余賞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畫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蟲耶？草蟲之為我耶？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同上）

「然萬物可師，生機在握，花塢葯欄，躬親鑽貌；粉須黃蕊，乎自對臨。何須粉本，不假傳移，天然形似，自得真詮也。」（清·迮朗《繪事雕蟲》）

郭熙雖是傑出的山水畫家，對於畫花卉也頗有研究。他提出能夠從各個角度，全面觀察花的豐恣、形態的妙法。而對於畫竹，他又贊同了能夠削繁就簡，去蕪存精的以竹影為「真形」的妙諦。羅大經以李公麟畫馬重視觀察為例，稱頌他達到了「用意不分，乃凝於神」的境界，又記錄了他和畫草蟲名手曾雲巢的對話，說明在各種環境中觀察草蟲動態的重要意義，乃至達到忘我的境地。迮朗的結論也是要得到畫花卉的「真詮」，只有師實物，把握其內在生命。中國畫家的重視觀察研究客觀對象，既有悠久的傳統，更有其鮮明的特色，和今天一般所謂「寫生」頗有不同。其要點首先是要求較全面地觀察理解，而不是僅作片面的或局部的形象記錄。在此基礎上才能「得神」，取其精華，才能自由表現，豐富變化而不違背客觀規律。有時因已深刻了解其生長規律和形象特徵，才敢於消繁就簡或誇張變化，加強其美的特徵表現。不管是山水畫或人物畫、花鳥畫都是如此，追求的是客觀對象精神、本質的美，又是和作者思想、感情、性格相一致的美，絕不是對客觀事物的機械模仿。

三

創新的精神和師造化的重要已談得不少，「師前人」的意義究竟何在？在謝赫的《六法論》中，「傳移模寫」列最後一法。所以歷來一般認為：這不過指臨摹前人的作品，是一種學習或複製前人作品的手段。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論六法》中說：

「至於傳模移寫，乃畫家末事。然今之畫人，精善寫貌，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彩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

他看到這一法列在最後，也只好姑且同意是「畫家末事」。但下面緊接著的幾句，又似乎說這一法很重要。「今之畫人」就因為這一方面有欠缺，就功力很差，所畫的東西不能算畫（「豈曰畫也」）。這種矛盾，我們在一千幾百年以後很難準確推測。但張彥遠在《論六法》中又說過：「古之畫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他是一位出身於官僚家庭的大收藏家，看到的前人優秀作品一定很多，從談骨法用筆那一段，也可以看出他對所謂「骨氣」十分重視，乃至超過「移形」。因此，如果「傳移模寫」僅僅是描摹表面的形象，在《六法》中自最不重要。

至於謝赫本人，是一位肖像畫家。歷代的民間職業畫家，也常用「傳神」、「寫真」來代替肖像畫。在許多文獻中，還有「傳畫」、「模寫」、「移畫」、「仿作」等名詞。即如上引張彥遠的一段評論，在各種傳世版本里，或作「傳模移寫」，或作「傳移模寫」。所以這一名詞的涵義和界限很難確定，但主要是指臨摹、學習前人的作品應無甚問題。這一手段對古代肖像畫及人物畫家極其重要，而謝赫仍把它列在最後，而突出「氣韻生動」和「骨法用筆」等，也十分難得。我們再看稍晚的畫家對學習前人作品的態度：

「夫欲傳（究）古人之糟粕，達前賢之閫奧，未有不學而自能也，信斯言也。凡學者宜先執一家之體法，學之成就，方可變易為已格斯可矣。噫！源遠者流長，表端者影正，則學造乎妙藝，盡乎精粹。蓋有本者亦若是而已。」（宋·韓拙《山水純全集》）。

「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筆墨纖細，傅色濃艷，便自以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橫生，豈可觀也。吾所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為佳。」（元·趙孟頫）

「麓台云：『畫不師古，如夜行無燭，便無入路。』故初學必以臨古為先。」（清·秦祖永《繪事津梁》）

韓拙以為要認識什麼是古人的糟粕，而繼承優秀的傳統，不通過向前人學習是不可能的。要從學一家入手，有了成績，才能發展成自己的風格。「源遠者流長」是指要學得深才能有更大的發展。還要選擇好的師表，取其精粹，才能「造乎妙藝」，也可見根本的重要。他把藝術的傳統當作本源，必須在此基礎上發展。在中國畫演進的歷史長河中，這一理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到元代的趙子昂，強調「作畫貴有古意」，並認為他自己的畫就是如此。實際上他的青綠人物畫雖繼承了唐代和北宋的一些技法傳統，也有一些新創造（如重彩與淡彩相結合）。他一再鼓吹「古意」，可能因為他本是宋皇朝的後裔，但已在元朝做了官，當然不便直接繼承南宋的畫風。王麓台、秦祖永等許多文人畫家，他們把「師古」的重要性以夜行的燭光相比，倒是很鮮明易解。可是對於如何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如何推陳出新？並沒有多加註意。這也反映了清代雖有大量的文人畫家，但大多滿足於臨摹古人，閉門造車風氣的盛行。當然在明、清兩代，也有不少文人畫家對於如何向前人學習，提出過一些寶貴意見：

「米元章謂：『書可臨可摹，畫可臨不可摹。』蓋臨得勢，摹得形。畫但得形，則淪於匠事，其道盡失矣。」（明·李日華《紫桃軒雜綴》）

「臨摹古人，不在對臨，而在神會。目意所給，一塵不入。似而不似，不似而似，不容思議。」（明·沈顥《畫麈》）。

「古人之畫，皆成我之畫。有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之嘆矣！故臨古總要體裁中度，用古人之規矩格法，不用古人之丘壑蹊徑。訣曰：『落筆要舊，景界要新。』何患不脫古人窠臼也。」（清·唐岱《繪事發微》）。

「臨摹即六法中之傳模，但須得古人用意處，乃為不誤。否則與塾童印本何異。夫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固矣；賢人之言，庸人述之而謬矣。一摹再摹，瘦者漸肥，曲者已直，摹至數十遍，全非本來面目。此皆不求生理，於畫法未明之故也。能脫手落稿，杼軸予懷者，方許臨摹，臨摹亦豈易言哉！」（清·鄒一桂《小山畫譜》）

「作畫須要師古人，博覽諸家，然後專宗一二家。臨摹觀玩，熟習之久，自能另出手眼，不為前人蹊徑所拘。古人意在筆先之妙，學者從有筆墨處求法度，從無筆墨處求神理，更從無筆無墨處參法度，從有筆有墨處參神理，庶幾擬議神明，進乎技矣！」（清·秦祖永《繪事津梁》）。

李日華重複米元章的看法，以為繪畫只能對臨（就是把原畫另放，看著它學畫，不一定完全畫得一樣，）才能夠得「勢」，就是學習到原作的整體氣勢。如果去摹（覆蓋在原作上依樣葫蘆地描畫，或用其他方法仿作），就只能得形，沒有生氣，成為工匠的複製品。沈顥更進一步，以為臨摹學習前人的作品，重在「神會」，要做到又像又不像，求情趣、風格上的相似，才算高明。

唐岱談臨摹的體會，首先要和古人感情上相通，彷彿要臨摹的作品就是自己的作品，然後要有目的、有重點地學其精華，才能「脫古人窠臼」，創新境界。鄒一桂也強調要「得古人用意處」，而不能簡單、機械地模仿。秦祖永則說得比較全面，可在博覽諸家之後，再對一兩家作深入的鑽研。臨摹與觀賞相結合，以理解、掌握古人作品的法度、神理等奧妙之處，「自能另出手眼」。這既是重要的學習方法，也大體說明了從繼承到創新的過程。當然，在這一問題上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或補充：

「學畫者必須臨摹，猶學文之必揣摩傳作，能於精神意象之間，如我意之所欲出，方為學之有獲。若但求其形似，何異抄襲前文以為已文也。……若但株守一家而規摹之，久之必生一種習氣，甚或至於不可嚮邇。苟能知其弊之不可長，於是自出精意，自辟性靈，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不襲不蹈，而天然之彀，可以揆古人而同符，即可以傳後世而無愧，而後成其為我而立門戶矣。……使其專肖一家，豈鍾繇以後復有鍾繇、羲之之後復有羲之哉？即或有之，正所謂奴書而已矣！書畫一道，即此可以推矣。」（清·沈宗騫《芥舟學畫編》）

「果其食古既化，萬變自溢於寸心；下筆天成，一息可通乎千古。」（同上）

「臨古人畫，須先對之詳審細玩，使蹊徑及用筆、用墨、用意皆存胸中，則自然奔赴腕下。下筆可不必再觀，觀亦不能得其神意之妙矣。」（清·錢杜《松壺畫憶》）

「善畫者，能與古人合，復能與古人離，會而通之。」（清·惲秉怡序盛大士《谿山臥遊錄》）

「就其性情、品概、師承、家法，各於近者而有得焉。得其工者至能品，得其化者至神品，得其超者至逸品。後之人往往贗前人作，其畫可贗，其至處不可贗也。」（同上）

「古人固須取法，亦須擇善而從。其有不近情理之處，盡可改變。蓋其偶疎忽者，不必盲從，亦不必以此而抹殺一切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現代·陳衡恪）

如沈宗騫以為如果株守一家，容易成一種「習氣」，應「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很自然地自成一家。如果王羲之以後又產生一個同樣的王羲之，不過是「奴書」！他要求食古而化，做到「下筆天成，一息可通乎千古」！錢杜主張先對前人佳作用心觀摹，深入理解而不必對臨。惲秉怡認為學古人要能合能離，得其精髓。凡臨摹或作假畫者，終不能得其微妙之處。現代的陳衡恪談到向傳統學習須「擇善而從」，應根據自己的理解用心體會，棄其糟粕，不必盲從。

關於繼承傳統這一問題，中國歷來十分重視。在藝術領域凡較抽象者如音樂、書法，自須以前人的作品為范。由淺入深，由學一家而至其他流派，智者漸能獨創，一般亦能得延續傳統之美，持民族文化於不墮，至盛世則更加發揚。造型藝術則稍有不同，其表現對象為客觀實體，學者除重視表現技巧（亦即形式美的掌握）外，表現的對象千變萬化，社會、大自然萬物均在不斷演變。作者的思想感情及審美觀亦在演變並各有不同，所以在精研傳統技法的同時，必須「行萬里路」，深入觀察、理解擬表現的題材之形象及精神上的特質。歷代優秀的畫家和理論家的要求也是如此。創新的目的是要「創新」、「得神」，但手段上既要學習優秀傳統技法，又要觀察理解表現對象，二者缺一不可。

其學習步驟：傳統習慣是先臨摹前人，學表現技法（與音樂、戲劇、書法等相同），再深入觀察研究客觀對象，融會貫通，而有所獨創。元代以後的許多文人畫家，他們以臨摹前人為滿足，必然喪失朝氣及創造精神，乃至謬誤、平庸，沾污了傳統美術的光輝和卓越成就。然而自19世紀晚期以來，西方繪畫傳入中國，學者甚多，其步驟從寫生入手，至高級階段一般亦常以「寫生即創作」。描繪光的變化成為一個重要因素。各時期又產生各種流派，從極重視「形」到完全放棄「形似」而追求絕對抽象。這與中國畫所要求的「不似之似」，使作者的個性、情感、表現對象的精神生命及靈變的技法形式融為一體異與其趣。

近現代以來，中國繪畫界湧現了一批從筆墨技法、風格形式到題材內容上進行了成功創新的畫家，我們可能看出齊白石、黃賓虹、徐悲鴻、林風眠、張大千……他們每一位對繪畫技法都有深入的掌握，對傳統繪畫理論有深刻的理解，正是基於他們的這些認識、掌握與理解，才產生了日後在創作上的成功創新。這些創新也是時代變遷，社會生活進步，公眾審美需求逐步變化，加上藝術家勤于思考，大膽嘗試和反覆實踐而漸趨成熟、完善的，而不是憑空想像或短時間即可創造出來。這些藝術家的優秀之作還與他們的個人修養和審美高下有關，並非「新即好」。

中西繪畫因不同的哲學思維、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的審美習慣、不同的社會條件而各具特色，不分析各別之精華與糟粕，盲目舍已從人，已為當代許多優秀畫家所不取。故重溫傳統畫論之嘉言，稍加評解，以追求藝術創造之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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