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病夫」本意，指的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死气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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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谌旭彬

晚清西方媒体将中国称作「病夫」，自始至终并没有鄙视中国人身体素质的意思，而只是对中国政情——国力衰败、改革停滞、文化死气沉沉的一种描述。将「病夫」与国人身体素质牵扯到一起，将其曲解成西方世界对中国人的的某种「身体歧视」的，乃是中国人自己。

「夫中国，一东方之病夫也」

「东亚病夫」及类似词汇最早何时在西方出现并被国人所知，史料浩如烟海，可能很难穷尽得出一个答案。但官方意见，一般认为这个词汇出现在1896年。如上海市体育局五百年体育大事记中就说：

「（1896年）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租界英文报纸转载了英国伦敦《学校岁报》专论，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此后，中国人常被西方人贬为‘东亚病夫’。」

所谓的「租界英文报纸」，是指上海的《字林西报》；「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这句话，则出自当时由梁启超主笔、风靡一时的改革派报纸《时务报》的中文译稿，该译稿名为《中国不能维新论》（又名《中国实情》）。但「中国人常被西方人贬为‘东亚病夫’」一句，存在着概念偷换——译稿原文所言，乃是「中国是东亚病夫」，而非「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中国不能维新论》全文如下：

夫中国，一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西伯雷斯报素以见闻最确自居。昔云：中国强甲天下之说，其谁欺？欺天下乎？而中国则向不我欺。其政治败坏，匪伊朝夕，特未见鏖兵，故不泄露耳。英爵臣名华尔斯雷者，向以中国兵多将勇，深恐西国灭于黄种。兹以洞烛实情，可高枕无忧矣。

或曰：中国之势弱矣，变法之时晚矣。而国则不至灭亡也。此说虽迂而信之者颇不乏人。何则？以其立国长久，土地恢广，风波迭经，一旦谓其必不崛起，似于理未合。抑知立国虽久而朝代屡易，况开国以来其世运之衰未有衰于此时者也。凡势力在此处可合成一物者，改易他处即可分散此物。尝闻深海之底有奇怪活物，由海中捞起，匪独不能养于浅水之中，并因水之压力不及前重而分散雕落。中国之立国也，何以异是。昔日时势合成一国，今日时势何难不分散乎？中国之为国也，今昔无异。而交涉各国也，则然不同矣。而中国则曰：时势可改，国政则不必改。固执若此，再有四五大国叩其朽坏之门，门虽紧闭，而不倒开者几希矣。

中国政事之殆，固不待言，若求补救，犹及挽回。所需者时日耳。迁延岁月，中国廷臣素擅其长。每干一事互相推委，首鼠狼顾，卒至无成。中国振兴决无日矣。自和议告成，迄今已一载有半，中国苟能自振，夫孰得而阻止之？虽曰成大业者，两年之内为时未久，难收成效，而振作之始，期之两年，则为时不少。要之，中国若知事不可缓，亟示天下以舍旧从新之举，两年之内必有可观者也。而今之可观者何在？安有维新之机哉？铁路开筑而里数甚短，学会创设而不久中止，陆军固整顿矣，水师固议兴矣，然自开办至今，绝无长进，徒有整顿之名，而无变法之实，亦复何益？中国应办事件，需时太久，虽至能者亦难保其必得。所需工程太巨，虽竭其心力亦难保其必竣。如筑铁路也，兴陆军也，备水师也，改圜法也，求实学也，设邮政也，除官场之积习、行牢狱之新法，以求列诸文化之邦，百未具一，度福祚已满，势必瓜分割裂，强大诸国取而代之矣。

泰西于中国之成败，最有关系者，其惟英俄乎！而英俄不欲瓜分之也。及至势迫瓜分，英又非得大分不可。则瓜分之欲均匀也亦难言矣。今英与中国通商，应得之利益与各国均沾。若果瓜分，则所得相宜。税则之益，除所得之一分仍可照行外，其余必难仍旧。此英之所以不欲瓜分也。俄则志在鲸吞，欲并中国求大一统。虽未遽得，若固有之。倘他国多得一寸，俄国即少入一寸，此又俄之所以不欲瓜分也。亦即各国所以迟回姑待也。各国相持不下，则中国维新，应设学校、兴工作所需之岁月，或有济乎。总之，北京执政之臣，若果以除旧弊、布新猷为急务，势虽岌岌，犹未晚也。

（全文引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76辑 皇朝经世文三编 1》，P342-344）

简言之：《中国不能维新论》乃是一篇针砭当日清政府改革失败的政治评论文章。文章开篇即用「病夫」形容中国，感叹清政府「麻木不仁久矣」。文章只此一处使用了「病夫」一词。其主要内容，是批判晚清官僚系统腐败、官场风气恶劣，导致军事政治改革全盘失败。作者亦未对中国的改革前途完全绝望，文章末尾仍有期许：「总之，北京执政之臣，若果以除旧弊、布新猷为急务，势虽汲汲，犹未晚也！」

也就是说，这份被视作西方世界鄙视国人为「东亚病夫」的文章，其实并没有只言片语涉及到「国人」；通篇是在针对「中国」政府发表议论；也没有半个字提及中国人的身体素质问题，而始终在谈中国政府的政治改革问题。在这位外国作者眼里，中国无法启动近代政治改革，无法从传统帝国蜕变为近代国家，故甲午之战不敌日本，「东方之病夫」的原形毕露。全文立意，与国人的身体素质毫无关系。

其实，「病夫」一词，即「Sick Man」，早在1896年之前，就已经是西方世界用来形容改革乏力的落后国家的惯用词了。最早被形容为「Sick Man」的国家，是土耳其。19世纪中期，土耳其帝国国力衰败，屡被西方国家欺凌而无法振兴，故被其强邻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讥笑为「Sick Man of Europe」。此后，「Sick Man」这一形容词，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如1860年，美国国会议员Cox曾用「Sick Man」形容过墨西哥；1896年《字林西报》的另一篇文章，则把中国、土耳其、波斯和摩洛哥统称为天下四大「Sick Man」。

其实，直到今天，「Sick Man」一词在西方世界仍然非常流行，类似的新闻标题比比皆是：「Germany: The Sick Man of Europe?」（1997）；「The Sick Man of Asia」（2002）；「Nigeria’s Sick Man Democracy」（2008）……所有这些用法，无一例是针对国民的身体素质而言的。

西方世界将中国称作「病夫」(Sick Man)，也未必有多少恶意嘲讽的意味。至少从《时务报》翻译的《中国不能维新论》一文中，看不出嘲讽的存在。该文作者虽历数中国的政治腐败，但也向中国提出了许多善意的改进建议，也鼓励中国加速改革「犹未晚也」。另一篇刊于1896年的《万国公报》上的文章《探本穷源论》，作者是外国传教士李佳白（Gibert Reid），也说「中国之情形，譬如一大病人」。文章将中国比喻成病人，作者自居为医师，替中国开了不少善意的药方，讲述了很多关于吏治、财政、教育等方面的意见。文末，作者说道：若中国「翻然醒悟」，力图改革，则「中国幸甚，天下幸甚」。

「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

此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大都能够接收到「病夫」一词背后的建设性批评的善意。故常将这一比喻引入了自己的著述之中。其中的典型，即严复和梁启超。

严复是晚清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在其名作《原强》中说：「一国之事，同于人身」，所以，「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严氏将中国比喻成「病夫」，认为改革若不从根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上着手，那么，变法图强的结果，只能让这个「病夫」死得更快。在阐述具体的改革问题时，虽然严氏也提到了鸦片和缠足，认为二者损害了国人的身体健康，但却并没有使用「病夫」这个词来描述国人的体质状况。通观《原强》全文，「病夫」这个比喻只属于腐朽没落的晚清政府。

梁启超1897年发表的文章《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也使用了和严复类似的比喻：「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梁启超批评了不从根本上（兴学校、改官制等）着手改革、而单兵突进模仿西方「练兵」来强国的改革模式，认为这种模式不是给「病夫」治病的办法，而是在模仿身强体健的壮士的行为，其结果，非但不能治愈「病夫」，反会加速其死亡——「亡天下者，必此言」。1898年，梁氏在另一篇文章《俄土战纪叙》里，同样明确地将中国和土耳其并称为「病夫」，而且将二者的「病」说得非常明白：

「西欧人恒言曰：‘东方有病夫之国二，中国与土耳其是也’。土耳其所以削弱，其故有二。一曰：内治不修，纲纪废弛，官吏贪渎，鱼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缚驰骤，激成民变；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屡起教案，授人口实，取怨各国，合而谋之。呜呼，其与今日中国之情实，何相类也！」

梁氏的「病夫」言论，显然是受了西方舆论的影响，和西方舆论对「病夫」的定义完全一致：中国之所以成为「病夫」，是因为其内政、外交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至于老百姓的身体素质问题，文章中丝毫没有提及。

「群国之人，奄奄如病夫」

1903年前后，梁启超发表《新民说》，终于第一次将「病夫」与国人的身体素质联系到了一起——「群国之人，奄奄如病夫」：

「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曷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躂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

梁启超当然不是第一个指出中国百姓体质虚弱之人。但就现有资料来看，他极有可能是第一个将西方世界的「病夫论」与中国百姓的身体素质联系到一起的人；而且是第一个将中国成为「病国」，完全归因为国人都是「病夫」的人。

梁氏的这种转变，与他深受当时极为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害有很大的关系。「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种族的优胜劣汰，其发展的极致，即纳粹主义。受此理论毒害，梁氏一改从前「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救中国」的观点，转而提倡「国人种族进化才能救中国」；相应的，「病夫」这个词，也从之前专指无力改革振兴的国家，转而指向了身体孱弱的国民——梁氏受「社会达尔主义」毒害之深，可由其1904年发表的《新大陆游记》一书管窥：在这本小书里，西方人种的一切都是好的，东方人种的一切都是劣的；如果中国人不速速改善自己的体质，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将会被彻底优胜劣汰掉。

《新民说》发表后，以「病夫」来形容国人体质虚弱，遂成为舆论界的一种时髦。如：陈天华1903年写作《警世钟》，说：「外洋人不骂（中国人）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1905年，小说《孽海花》出版，作者公开署名「东亚病夫」（本名曾朴）……《孽海花》风行一时，是当时顶尖的畅销书。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不但求助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也求助于民族主义。在这股「民族主义救中国」的潮流当中，「东亚病夫」一词，与政治体制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与国人身体素质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如1918年出版的一本《中国体育史》的序言中，如此说道：

「我国右文左武，相沿千载，积弱既形，遂称东方病夫之国。喧腾寰区，耻孰甚焉！近十年来，国民迷梦渐觉，始省重文之习，不足为治，于是结社设会，研究体育。」

1920年代流行的一本通俗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里，亦如此描写一位俄国大力士的「口出狂言」：

「鄙人（指俄国大力士）在国内的时候，曾听得人说，中国是东方病夫之国，全国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没有注重体育的。鄙人当时不甚相信，嗣游历欧美各国，所闻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国，细察社会的情形，乃能证明鄙人前此所闻的，确非虚假。」

到1940年代，蒋介石在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话时，如此说道：

「现在一般暴力侵略者，所以敢于藐视我们中国，侵侮我们中国，最大的原因，就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的体格，更比不上他们。而我们一般同胞的体格，普遍的衰弱，实是民族最耻辱的表现！从今以后，我们要积极自强，要不为人家所轻视，寿险就要注重体育，提倡体育，……如此，只要三十年功夫之后，我们民族的体格，就可逐渐恢复健强，一洗东方病夫的耻辱！」

1987年，邓小平也说：

「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上著名的‘东亚病夫’。」

至此，江湖之远与庙堂之高，对「东方病夫」、「东亚病夫」的理解已经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本文多处资料转引自：杨瑞松，《想像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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