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閻錫山的理想國：資本主義有違「公道」

短史記微信號：tengxun_lishi

圖：閻錫山

文 | 諶旭彬

閻錫山是一個軍閥，自辛亥以來長期控制山西軍政大權。閻錫山也是一個改革者，很少有軍閥像他一樣，關心當代政治思潮的走向與利弊，嘗試打通傳統與現實，長期致力於在自己的轄區內造就一個「公道社會」。

進山會議

尋一個非資非共的適中制度

1929年，閻錫山試圖將自己的「村本政治」推銷給正全面推行「縣自治」的南京國民政府時，他自己已在「村本政治」這條路上走了十餘年。

閻氏會走上這樣一條與其他軍閥迥異的道路，既有個人深受傳統儒家教育影響的因素，也與192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的洶湧澎湃有關——閻氏早年留學日本，已受到過一些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

1920年代以前，閻氏治理山西的政策是「六政三事」——六政：水利、種樹、蠶桑、禁煙、剪辮、天足；三事：種棉、造林、畜牧。這與傳統的「善政」沒有什麼區別。1921年的「進山會議」，則可以視為閻氏的治晉政策明顯沾染社會主義色彩的標誌性事件。

這是一場被思想史嚴重忽略的重要會議。

1921年6月21日，閻氏在督軍府進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館」，召集山西學政各界及社會賢達二十四人，會議商談山西改革問題。

召集會議的初衷，據閻氏自己說，是有感於：

「由於資本主義之剝削勞動群眾，故演出一個共產主義來，而共產主義之統治暴政，控制人民生產生活，有如洪水猛獸，形成兩個極端之錯誤。就世界人類說，應該產生一適中的制度，以資幸福人類的生活。一面去除資本主義之剝削，一面免遭共產主義之控制。」

閻氏不認同資本主義的「貧富差距」，也不認同「階級鬥爭」，希望尋找到一個既非資本主義，也非共產主義的「適中的制度」，這是「進山會議」的終極主題。

梁漱溟曾多次前往太原，與閻氏面談鄉村政治改革事宜，也曾參與「進山會議」。梁氏後來回憶說：

「閻氏以為歐美民主、蘇聯黨治，各有其制度，吾人今皆不取，而必求其所謂中國者；然則其制度當云何？索愚為規劃。」

按梁漱溟的理解，閻錫山不想照搬「歐美民主」，也不想照搬「蘇聯黨治」，而是希望尋求到一種符合中國國情的新制度（必求其所謂中國者）。

一方面，梁梁漱溟拒絕在制度層面給出任何建議。其理由是：中國目前尚不具備談論具體制度選擇的條件，要談這個問題，還需等上三、五十年。另一方面，閻氏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思慮困惑與探究熱情，仍讓梁氏感慨，贊其「值得欽佩」。

進山會議每周集會兩次，每次商討兩個小時，一共持續了兩年有餘。與會人數，從最初的二十四人，逐漸擴展到五百餘人，除山西本省賢達群集外，全國各地學者也多有參加者，最後形成記錄文字兩百餘萬。

1923年10月21日，會議宣布結束，並公布了關於「適中的制度」的討論成果：

1、「公道主義」，只有主張公道，才能超越地域、國家、人種的界限，達到「世界大同」。

2、實行「資公有」、「產私有」、「按勞分配」。

公道主義

上接儒家傳統 下合三民主義

閻錫山將人類社會存在種種不平等、不公平現象的原因，歸結為「公道」的缺失。在閻氏看來，階級鬥爭不能解決社會不公，但「公道」可以：

「強凌弱、眾暴寡、富欺貧、智詐愚社會之不平也，賴公道以平之；老無養，幼無撫，鰥寡殘廢無救恤，社會之缺陷也，賴公道以補之；貪官貪，污吏污，劣紳土棍害良民，人群之四害也，尤賴公道以除之。」

那麼，「公道」是個什麼東西呢？

閻氏說：

「公道即中也，也即事之恰好處。凡事皆有個恰好處，也只有一個恰好處。」「一國人民能有自動的公道愛人精神，一國可成個真正民主共和，一縣人民能有自動的公道愛人精神，一縣可成個真正民主共和」。

這種解釋顯然太過抽象。所以具體到社會運作，閻氏將「真正的公道」，等同於「以勞動換生活」。這種「真正的公道」需要遵循這麼幾個基本原則：

(1)你的心與力賺得之錢應是你的，我的心與力賺得之錢應是我的。

(2)同一勞心勞力者也，時間長者，當賺錢多，時間短者，當賺錢少。

(3)同一時間勞心勞力者也，效果大者，當賺錢多，效果小者，當賺錢少。

(4)我過日子儉省所積存下來的錢，留於我家的人。

在閻氏的闡釋中，「公道主義」上接儒家仁政傳統——「公道是正義人道的全體，仁愛也可包括在公道內，我們主張公道，可以把人類幸福包盡。」「公道就是處事的標準，愛人以仁，處事重義。仁是愛，義是公道，古人治國如反掌，即是得了仁義。」下合三民主義——「政治是與全國人共事的，因此必須以公道為標準」（閻錫山，《三民主義真義》）。

與儒家傳統「桃李不言」有異的是，閻錫山的「公道主義」是一場社會運動。梁漱溟1929年在山西考察時，見到遍地張貼的道德標語，曾明確向閻氏表達過不滿。梁氏認為，這種做法，目的雖好，但手段有誤。30年代，閻氏在山西各縣還普遍成立了「主張公道團」（也曾稱作「好人團」），希望通過一種類似道德警察的奇怪組織，來「制裁壞人，消除社會不平，建立社會公道」。

按勞分配

對按需、按資模式的一種針對

與「公道主義」配套的另一政治主張，是「按勞分配」。

閻錫山一主張產生的時間，至少可以追溯到1927年。彼時，國共兩黨正處在分裂後的血雨腥風之中。閻氏提出「按勞分配」，與這一特殊時代背景密不可分。

略而言之，閻氏提出「按勞分配」，針對的，是當時爭議極大的「按需分配」風潮。對於後者，劉少奇曾有所總結：

「一九二七年前，武漢、長沙、廣州工人……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四小時以下（名義上或還有十小時以上）。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檢查火車輪船，隨便斷絕交通，沒收分配工廠店鋪，這些事這在當時是較平常而且是極普遍的。」（劉少奇，《關於大革命歷史教訓的一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第2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提出使企業倒閉的要求，工資加到駭人的程度，自動縮短工時到四小時以下」，均是當時「按需分配」浪潮下的產物。閻氏在日記中，對這種現象表示難以認同：

「鼓動工人、鋪伙、佃佣團結起來，強迫工廠、農戶增加工資，以結工人、鋪伙、佃佣之歡心，然後利用工人、鋪伙、佃佣作為自己搶奪政權之武器，是慷他人之慨，損人利己之手段，……國民黨若仿效之，結果必是害國害民，殺黨殺身。」

在閻氏看來，「按需分配」導致勞動者對於勞動成果「只能享受，不能享有」，其結果必然是：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各不相同，享受勞動成果的機會卻完全一致，如此，「權利與義務不相稱」，有違「公道主義」原則，將會造成「佃僱農對地主之不平」、「 工人對資本家之不滿」，進而導致社會經濟的大倒退。

故此，閻氏主張，只有「按勞分配」才是最合理的，因為在這種制度下：

1、「勞動多則所得之產也多，勞動少則所得之產也少，勞動與享有一致，故合乎公道」。

2、好勞者多得，好逸者少得，合乎人情。

3、人人為增加享有起見，必須多勞動，故能促進生產。

不認同「按需分配」的同時，閻氏也批評了「按資分配」。

在閻氏眼裡，現代社會的諸多弊病，都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合理的分配模式的結果。「按資分配」模式下，「資本家剝削勞動者一半產物」，他們「不勞心勞力，而分得他人勞心勞力所得之代價」，有違「公道主義」。

共產黨人杜任之，於1934年受命於共產國際，回山西打入閻錫山集團內部，搜集軍、政情報。杜氏親眼目睹閻氏幕府延請了大批社會主義學者，自己也曾與閻氏就「按勞分配」問題有過多次面談。

多年後，杜氏用一種鄙夷的語氣，回憶了二人昔日的交流。下面摘取兩段。回憶者立場雖不中立，但對於管窺閻氏的「按勞分配」理念，仍很有幫助：

「（閻錫山）考慮了一下說：『我主張的『按勞分配』是勞動與享有的一致，合乎人情，合乎道理，所以永久不變。』這簡直是答非所問，論證與論點脫節。他又說：『人是有欲性的，有理性的，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違反人性，不合道理，所以不能實行。蘇聯實行共產主義失敗，改行新經濟政策就是證明。』」

「……閻錫山迫不及待地發難了，他說：『階級鬥爭要不得！要革命，馬克思就要挑起階級鬥爭，讓人們互相殘殺，這是不人道的。』他想了想說：『階級鬥爭為什麼不對？因為問題出在社會制度上。這不能怪人。治病，就要看病源在哪裡，是甚病，就治甚病。『金代值』形成『交易病』，限制了生產；實行『物產證券』就能根治。何必要挑起階級鬥爭哩！『資私有』能剝削，這是分配上的病，實行『資公有』，『產私有』，『按勞分配』就能根治，也不必階級鬥爭！『物產證券、按勞分配』合乎人情，公道合理，能永久不變，這辦法不但可以救中國，且可救世界。』」（杜任之，《閻錫山〈物產證券與按勞分配〉研討經過》）

閻氏對「按勞分配」的合理性非常堅持，將之視為人類社會具有「永久性」的思想：

「按勞分配的永久性，從豎說，由有人類始至無人類終；按勞分配的廣義性，從橫說，由一世界至大千世界，均應按勞分配，以美滿人類的進化和幸福。已過不按勞分配是已過的錯誤，將來不按勞分配是將來的錯誤。這是一個人類的共同思想。」（閻錫山，《大同之路》）

村本政治

打造「極密之政治網」

如果說，「進山會議」所確立的政治上的「公道主義」和經濟上的「按勞分配」，只是「坐而言」的話，那麼，「村本政治」，可謂閻氏改造山西的「起而行」。

閻氏搞「村本政治」，至晚可以追溯到1922年。這年3月，閻氏召開山西省第一次行政會議，正式提出「村政自治」概念。

按閻氏的說法，所謂「村政自治」，即「村民自辦村政」。

閻氏認為 ：中國傳統政治，善者不過做到不擾民，惡者則往往與民為敵，從而養成民眾依賴性強，自治能力弱，性格守舊不知進取，只知道愛惜身家而不知道愛國，遇到危機，國家並非無人，但卻沒有可用之人。閻氏希望，通過啟發民德、開啟民智、充裕民財，將每一個人都教育、培養成政治上的有用之人。

這種見識，使閻氏高度區別於同時代其他窮兵黷武的軍閥。

搞自治為什麼要從村開始搞？閻氏反覆解釋：

「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為政不達諸村，則政乃粉飾，自治不本於村，則治無根蒂。舍村而言政治，終非徹底之論也」；「 今定一徹底的最持平最適中之辦法，村為人群集合單位，村有若干人民，無論何種事項，皆人民自理，村即人民權力之起始點」。

閻氏還說：

「非把政治放在民間不可，因為直接知民利弊的是民，間接知民利弊的是官。」「什麼叫民間呢？省不是民間，縣也不是民間，實在是村是民間。所以省縣無論什麼機關，不是官治就是紳治，總不是民治。換句話說，就是欲民治主義，非實行村治不可。所以我常說的，村是行政的單位即是政治的根本。」

1922年，「村本政治」開始在山西全省推行。其基本內容包括：

(1)設立編村，每一編村管百戶人家，每村設村長、村副和村公所。

(2)村以下設閭、鄰組織，以五家為鄰，設鄰長，五鄰為閭，設閭長。

(3)另設村級組織息訟會、監察會和村民會議，並成立由適齡男丁組成的保衛團。

(4)制訂村禁約(閻氏稱之為村憲法)規範村政。

(5)在倫理觀念上提出了「村公道」和「村仁化」。山西全省先後組成四萬多個編村。

（據劉婭《解體與重構：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鄉村社會」》一書概括）

之所以要打破原有的村鎮體系，搞新的「編村」，閻氏的解釋是：村沒有正規劃的編製，就如同沒了編製的軍隊，號令難行，指揮失靈。閻氏說：

「欲期政治得良好之結果，須先從作極密之政治網起。鄙人現在亟亟於編村制，意欲由先使行政網不漏人手；一村不能漏，然後再論不漏一家；由一家而一人，網能密到此處，方有政治可言，方能國於今日大地之上。不如是，斷不足以自存也。」

設立村民會議的目的，則是為了要求全體村民參與村政，以此培養他們的參政能力和民主素質。閻氏說：

「村民者，村之本也。一村之權，應歸之一村之民。一村之民，應參與一村之政。……社會改造，非人民全體覺悟，何從起點？村會，則覺悟之路也。」

其餘，在村內設置息訟會，是為了「減少人民打官司的痛苦」。設立「監察會」，是為了「清查村財政，舉發執行村務人員之弊端」。設立「保衛團」，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

至於「規範村政」，其主要內容有二。

一是把擾亂村中治安的壞人找出來，通過勸告、教育的方式讓他們幡然悔悟，從而讓全村的「好人」都能安居樂業。

當時山西總共列舉了10類人作為規範的對象，包括：販賣金丹洋煙；吸食金丹洋煙；窩娼；窩賭博；盜竊；平素好與人鬥毆或持刀行兇；壯年男子遊手好閒；家庭有殘忍情形；忤逆不孝；失學兒童。

二是要求各村自行制定「村禁約」，「如女子不準纏足，樹木不得損毀之類」。

閻氏希望通過這些改革措施，做到每個編村裡「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村村無訟，家家有餘」。

實驗之結果

強化了基層控制 但自治如同虛設

閻氏在山西搞了幾十年的「村政自治」，其結果是什麼呢？

一方面是基層控制力確實大大增強了。

某次，「太原憲兵司令部逃走了一名政治犯，閻錫山給各縣縣長打了個電報，不到三天，就在盂縣查獲。送回太原，閻錫山認為這是『行政網』的成績，非常滿意。」（《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

這件小事，能夠解釋很多東西。譬如，閻氏何以能夠長期據有山西，即便是在他被迫下野避走天津之後，也仍然擁有遙控山西軍政的能力？再譬如，與陝北接壤且屢被重點針對滲透的山西，何以直到三年內戰仍控制在閻氏手中而有「太原戰役」？

隨著「村本政治」的全方位鋪開，民國所有割據勢力當中，已鮮有社會基層控制能力能夠超越山西者。

這種控制力的基礎，是利益共同體。譬如，閻氏雖一再告誡在選擇村長時要注重其品行，但為防止「階級鬥爭」，他同時又規定：村長須有1000塊銀元以上的不動產，村副則須在500塊銀元以上。

另一方面，村本政治里的自治與民主，多成空談。

閻氏的「村本政治」理念里有強烈的自治和民主訴求，但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自治與民主從來都不曾有過，村民會議基本上流於形式。

之所以如此，與「村本政治」的設計體制有關。

編村之前，鄉紳雖然在農村具有壓倒性的話語權，但這種話語權並沒有得到國家機器的正式認可，其權力範圍也不至於延伸到普通民眾的家庭生活之中。編村之後，鄉紳權力獲得國家機器的認證，大為擴大了，對普通民眾的合法傷害能力隨之變強。

1936年，有一位筆名叫做「悲茄」的作者，撰文如此描述山西的「村本政治」：

「(山西)村長的產生，表面上是由村民票選的。不過因有種種財產上的限制，有資格當選為村長的，也只有高利貸者、富農、商人、地主等人。同時，官方為慎重起見，須將票數較多的前十名村長候選人全部送縣由縣長圈定；因此，縣長就可以商同縣紳、不拘票數多少，任意選定加委。此外、尚有村調解員、村監察員等，也是由村民票選，再經區長圈定。但是這些都不過是村政制度的擺設而已，實權完全操縱在村長手裡。所有村長以下的閭鄰長等，完全由村長自由推薦，村民無權過問。假使有人敢說村長的不是，村長只要寫個『二指條兒』，就要村民的命了。縣政府對於各村村長送來的人犯，不必詢問，無條件地收押起來。……押一個月半個月，才提出來問問，有罪判罪，否則也不過命令討保開釋而已。……村長爺的權威在村民的眼光中，是至高無的。」

（悲茄：《動亂前夕的山西政治和農村》，《中國農村》月刊，第2卷第6期。）

編村之村長雖有「票選」之流程，其實質任命卻仍來自「縣長圈定」。權力來自於誰，決定著權力將向誰負責、為誰服務。山西民眾對「村政自治」滿腹疑慮，擔心搞「村公所」要向他們收錢；擔心搞「檢查會」要向他們收錢；擔心搞「息訟會」要向他們收錢；擔心搞「保衛團」要向他們收錢……原因也正在於此。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