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對赫維茨經濟思想的影響及二者異同

▍赫維茨曾言，觀點看似差別很大的經濟學家常常在許多方面擁有共識。赫維茨與哈耶克的經濟思想有很多共同點，如對分散信息、有限理性等的確認，對經濟自由選擇、市場機制、分散決策的偏愛，政府主要的作用是維護和服務等。不過，無論是從思想還是從方法論上，二人也存在一些顯著的差異。

§2017年是機制設計理論奠基人赫維茨的百年誕辰。赫維茨開創的機制設計理論對現代經濟學幾乎所有領域的發展都有深遠重大的影響，特別是與之緊密相關的信息經濟學、激勵理論、最優合約理論、拍賣理論和市場設計理論，已成為現代經濟學中極為重要和活躍的研究領域，誕生了20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並且近些年來獲獎密度越來越高，10年中居然有5年的諾獎都與之相關。由於信息不對稱和個體自利性這兩大無處不在的最大客觀現實約束，旨在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機制設計理論有著廣泛應用。2016年首屆中國經濟學獎的兩位獲得者錢穎一和許成鋼，就是通過運用激勵機制設計理論的基本原理和思想研究中國經濟體制轉型和改革做出貢獻而獲獎的。

在赫維茨的經濟思想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有一個經濟學家的影響不容忽視，那就是同樣作為20世紀最偉大經濟學思想家的哈耶克。哈耶克對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及現實政治經濟制度的選擇也影響重大，特別是對經濟轉型國家及其改革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現實指導作用。有評價稱20世紀是哈耶克的世紀，21世紀可能是熊彼特的世紀。的確，前者對於市場在配置資源上的效率優勢的揭示，已為後世轉型經濟國家的實踐所驗證，而後者對於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在市場經濟中核心地位的揭示，則更加指引著當今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

哈耶克的一生中有兩次影響深遠的論戰：一個是20世紀30年代與凱恩斯關於貨幣理論的論戰，另一個論戰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與蘭格、勒納之間關於計劃經濟可能性的大論戰，被稱為社會主義大論戰。本文主要關注後一次論戰，因為這次論戰對赫維茨的經濟思想生髮和演變具有重要意義，也深遠影響了現代經濟學的發展。

米塞斯、哈耶克對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批評，不是針對社會主義理想是否合理，而是從信息和激勵的角度對計劃經濟的弊端進行了較為徹底的批判，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可能及時全面地獲得維持經濟有效運轉的信息。中央計劃機構需要知道消費者的偏好、企業的生產技術條件，且要有構建和解出數以百萬計以上的供給和需求聯立方程組的能力。即使能知道這些信息並能構建和解出這些方程式，由於收集信息和計算供求結果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待解出方程式時人們的消費偏好、企業的技術條件也許早已發生變化，會出現刻舟求劍的現象。所以，他們認為經濟社會不可能獲得社會主義計劃所需要的信息併合理地使用這些信息。而蘭格、勒納卻認為可以通過邊際成本定價來解決信息要求過多的問題，但他們並沒有解決由此又產生的激勵不相容的問題，也就是企業怎麼會有激勵真實顯示其邊際成本。哈耶克強調以自由、競爭和規則為基本要素的自生自發社會秩序的重要性，他的這種超前的內在邏輯判斷在他去世之前就得以驗證。

下面，筆者主要談一談哈耶克的思想對機制設計理論這一領域主要是赫維茨經濟思想的影響及其異同。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談奧地利學派對機制設計理論的影響及其異同。主要談三點看法。

田國強學生時期與赫維茨的合影

§赫維茨1938-1939學年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期間曾上過哈耶克的課，他在多個場合坦承哈耶克的思想對他的經濟學思維形成方面所起到的主要作用。確實，哈耶克關於信息分散的討論是啟迪赫維茨在機制設計理論創設之初重點考察經濟機制的信息效率問題的重要思想原點。前面提到，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主義大論戰中，哈耶克對於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挑戰，不僅在於當時對於海量計算求解能力瓶頸問題，更重要的在於他所提出的「知識問題」，也就是如何將形成方程所必需的分散存在的信息有效收集到中央機構手上去。「由於在一個經濟中信息是高度分散的，將所有相關信息彙集到單個機構中的難度是巨大的」，「要麼是不可能的（許多信息將會丟失），要麼是為了達到既定的精準性要求的成本太大」（Leonid Hurwicz「The Design of Mechanisms for Resource Alloc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63，Papers and Proceedings， p5），要麼就是沒有激勵真實顯示私人信息，從而缺乏資源配置效率。

這樣，信息有效性、激勵相容性及資源配置效率是大論戰中的關鍵詞，也是當前現代經濟學中許多領域討論的關鍵詞或主題，更是衡量一個經濟制度（如計劃經濟、市場經濟或轉軌經濟）好壞的重要標準。這恰恰也正是機制設計理論所關心的中心主題，更是當下中國改革中制定一個制度或政策所必須加以考量和作為評價準繩的。但是，由於當時辯論雙方在論戰中對許多關鍵性的經濟概念（如分散決策、自由市場、激勵）都缺乏一致定義，內涵和外延常常不相一致，尤其是奧地利學派沒有給出形式化的具有嚴格數理邏輯支撐的明確結論及其成立範圍，其結果就是誰也說服不了誰。哈耶克曾批評「與他同一時期的數理經濟學家對於忽略市場體制中溝通的重要性負有重大責任」（轉引自羅傑·B.邁爾森《制度的基礎理論：致萊昂尼德·赫維茨的演講》，王少國譯，《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7年第6期；Roger B.Myerson「Perspectives on Mechanism Design in Economic Theor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98（3）： 586-603）。儘管此時的赫維茨尚年輕，還置身於論戰之外，但這一理論挑戰還是在後來觸發了赫維茨對於構建一個基於基礎性數學模型的且更加綜合的新的經濟理論的理論雄心，以使之能夠對不同的經濟制度進行分析比較，並且早期赫維茨也是從信息維度切入來研究機制設計的。

§現實中許多人，包括許多中國經濟學家，常常將現代經濟學中許多學派的差異和爭論及對一個經濟學家的推崇或貶低盲目擴大到聳人聽聞的地步。其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赫維茨曾言，觀點看似差別很大的經濟學家常常在許多方面擁有共識。經濟學家在大多數方面觀點是一致的，從而不會去討論。要討論或在爭論的只是大家的分歧部分，但由此給外人的感覺就好像其分歧是巨大的。的確如此，經濟學的討論必須建立在一些最基本的共識的基礎上。赫維茨與哈耶克的經濟思想有很多共同點，如對分散信息、有限理性等的確認，對經濟自由選擇、市場機制、分散決策的偏愛，政府主要的作用是維護和服務等。不過，無論是從思想還是從方法論上，二者也存在一些顯著的差異。

首先，關於制度是如何產生、如何變遷的認知差異。哈耶克比較強調自然演化的社會發展機制，強調要尊重個人自由，尊重一般性規則，尊重競爭，強調整個社會秩序是以自生自發的方式形成的，而不是刻意地去創造一種人為干預的自發社會秩序，對誇大理性作用和人為社會設計持批判和反對的態度。這與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意涵相近，即人們出於自利本性參與市場經濟活動，形成社會勞動分工，是市場交換過程中自發形成的產物，並未意圖創造某種秩序，卻在客觀上起到了增進社會福利的效果。赫維茨原則上認同這些觀點，但認為市場是有其適用邊界的，一旦超出就會出現失靈，因而不能盲目相信自由放任市場，而市場失靈也正是機制設計的一大必要性之所在。

筆者在這裡想指出的是，市場失靈作為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公共術語，有其準確定義：當出現信息不對稱、非完全競爭、外部性或政府角色越位或缺位時，有可能市場會導致帕累托無效配置。國內一些經濟學家否定新古典經濟學的作用，是通過篡改經濟學中市場失靈的定義而否定市場失靈的。這種偏離學術共同體的基本術語來談問題的做法，容易造成雞同鴨講，失去討論問題的共同語言，引起不必要的爭論。因而，赫維茨並不主張政府要完全停止指導或干預經濟，只是更傾向於一個有管理的經濟而非一個受控制的經濟。

實際上，經濟學說史上對制度如何產生這一問題的認識歷來有兩類思維進路：一類是門格爾一脈（往前可追溯至亞當·斯密）的制度演化生成觀，另一類是康芒斯一脈的將制度解釋為「集體行動控制個人行動」的制度設計生成觀。如果說哈耶克的自發社會秩序理論屬於前一種路徑的延續的話，那麼赫維茨的機制設計理論顯然可以被其歸類於後一種路徑的延續。前者偏重實證分析的「演化範式」，後者則偏重基於現實經濟制度環境下規範分析的「設計範式」。如筆者在「中國經濟學獎頒獎盛典暨第二屆思想中國論壇」上的發言《機制設計理論及其對中國改革、發展和治理的重大意義》中所指出的那樣，這兩種範式都只是部分而非全部解釋了客觀現實。

不少中國經濟學家根據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社會發展秩序及其機制是演化的觀點，否定製度設計的重要性。這樣的觀點是以偏概全，很值得商榷的。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現實來看，一些制度的確是演化而來的，尤其是社會習俗、風俗和文化這樣的非正式制度安排都是演化的結果，而正式制度安排大多是設計的成果，如憲法的制定，制度的制定，體制的選擇，改革措施等都基本是基於現實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基本制度環境而設計的。比如，美國建國初期基本憲法，就不是演化的，而是制定出來的，它使得美國在短短100多年的時間成為世界上最強盛國家，是制度設計導致了好的市場經濟的典型例子。經濟體制的選擇，如中國建國後走計劃經濟道路的選擇和改革開放後走市場經濟道路的選擇，包括改革開放之初的包產到戶，如果得不到政府的默許繼而合法化，最終作為國家層面的制度安排確定下來，也就沒有現在的局面。因此，對「設計範式」和「演化範式」不能以偏概全，完全肯定一方而否定另外一方的做法不可取。這些經濟學家之所以有這樣的誤區，是他們想當然地認為制度設計是任意的，而不清楚制度設計的前提是基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初始稟賦等基本、基礎制度環境，好的制度設計要充分考慮信息、激勵和效率，將它們作為考量的基本準繩。下面機制設計理論的著名圖標說明了此點。

制度設計的圖示

其次，關於理論進路和方法論立場的差異。對於奧地利學派，赫維茨最大的批評是方法論層面的。他認為，奧地利學派基於個體主義的描述性方法存在概念定義的模糊性，對於理論邊界的界定不是很清晰，特別是對於自由市場的概念及其適用範圍的界定存在混淆不清的地方，這就為該學派學者埋下了盲目相信自由市場、完全杜絕人為制度設計的病根。這也是筆者對國內一些經濟學家過度熱衷於奧地利學派的經濟學說，忽視其嚴謹性不足，不重視基礎經濟理論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等基準經濟理論，而提出的警示和批評。由於經濟學又是一門外部性特彆強的社會學科，具有很大的正負外部性。不像醫生，醫術不好，受損或醫死只是個別人，而一旦用錯理論，制定出錯誤的經濟政策和制度，影響和危及的就不僅是個體，有可能是整個國家層面的經濟發展。

與之不同的是，赫維茨雖然也崇尚市場，但不迷信市場，認為市場在一些情況下會出現失靈不能完全靠演化理性的自發秩序，需要有意識地進行替代或補充機制的設計，他更加推崇新古典經濟學所用公理化的邏輯推理方法來提升經濟研究的科學性、邏輯性和嚴謹性，從而給出體制機制的適用邊界。機制設計理論就是赫維茨等人從新古典經濟學發展而來，其中有他對新古典經濟學局限性的反思，但他沒有停留於反思或批判，也沒有否定新古典的基準點和參照系作用，而是對其修正發展出了具體廣泛應用的機制設計理論。

所以，赫維茨的理論雄心是建立一個具有足夠一般性的經濟分析框架，以覆蓋從自由放任到烏托邦的完整政策頻譜。在他的分析框架下，奧地利學派顯然屬於自由放任的一極，但一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常常需要在中間地帶而非極端處尋找解決方案。將一件事情或事業做成是如此，讓中國改革成功更加是如此，任何情況下不能走極端，需要權衡處理，綜合治理。比如對中國的改革措施的提出和實施，筆者就提出了需要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創新及治理五位一體的辯證互動關係，進而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治理邊界，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讓政府發揮更好而不是更多的作用。

正是由於機制設計理論具有足夠的一般性，使得其應用也非常廣泛。不僅從國家層面上的制度選擇上具有明道的指導作用，同時也有優術的作用，既可用來研究大到整個國家層面上的頂層制度設計問題，也可用來研究小到企業或家庭的機制設計問題，設計出可執行既定目標的機制或過渡性制度安排。機制設計理論既重視目標，更重視執行問題和過程。比如，市場設計研究就是經濟學家運用機制設計理論等工具，對許多傳統市場失靈情形下（如不可分商品的配置和公共品的提供），主動地去設計新的市場制度（如對拍賣、匹配機制的設計），擴展市場的各種功能而興起的一個熱門研究領域，在通訊頻譜拍賣、排污權交易、公交線路運營權拍賣、汽車牌照拍賣、網路拍賣、擇校系統、器官捐獻分配系統等中有很多應用，並起到很好的效果。

從上面兩點的討論，可以看出哈耶克對赫維茨的影響更多還是思想傾向和哲學層面的，不過赫維茨所推崇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基本還是新古典和當前主流經濟學所倡導的數理演繹推理式的，而非哈耶克及其奧地利學派基於個體主義的描述性方法。

§哈耶克和赫維茨在高等教育階段都曾經歷過跨學科的學術訓練。赫維茨本科期間在波蘭華沙大學主修的是法律，因為偶然機會選修了經濟學課程，才發現自己的真正興趣所在，隨後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修讀經濟學，但是他一生並沒有任何經濟學的正式學位，除了後來的一些榮譽學位。哈耶克1921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獲得的學位也是法學學位，大學期間卻花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心理學和經濟學上，最終選擇了經濟學作為專業方向。當然，哈耶克著述所涉及的學科遠不止這些，還包括政治學、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毫無疑問，求學過程中的多學科學術訓練，極大地開闊了他們的觀察視野，為他們後來在經濟學上的學術創新創造奠定了良好基礎。

其實，經濟學家中這樣的經歷過學科轉向或接受過跨學科訓練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在眾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丁伯根、麥克法登是學物理出身的，希克斯、德布魯、納什、阿羅、莫里斯、赫克曼等都是學數學出身的，薩繆爾森是學文學出身的，盧卡斯是學歷史出身的，理性預期學派另一代表人物托馬斯·薩金特是學工程學出身的，他們都對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如今活躍在國際學術舞台上的很多有影響力的華人經濟學家也是跨學科訓練的受益者，並且很多是理科出身，如錢穎一、陳志武、白重恩、筆者本人等許多上世紀80年代留學美國的華人經濟學家原來都是學數學的，黃明、王江、洪永淼等是學物理出身的。之所以有「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提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經濟學在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引入研究的學科交叉方法創新上走在其他社會科學前面，其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及其工具也適用於研究其他社會科學，如政治學和社會學。

我們在人才培養上也要非常強調跨學科的訓練，強調理論、歷史和統計對於經濟科學素養形成的重要性。由於研究經濟社會問題不能輕易拿現實社會做實驗，否則代價太大，因而既需要有內在邏輯推斷的理論分析，往往也需要有歷史的大視野、大視角來進行縱橫向比較，從中汲取經驗教訓，以及還需要運用統計和計量經濟學等工具手段進行實證量化分析或檢驗，三者缺一不可。現代經濟學在作經濟分析或給出政策建議時，往往同時從理論、歷史和統計三位一體進行學理性分析，既有內在邏輯的理論分析，也有歷史視角的比較分析，同時還有數據統計的實證計量分析加以檢驗和考察。的確，在最終的分析中，所有知識皆為歷史，所有科學皆為邏輯，所有判斷皆為統計。

專題（2017.6.9） 哈耶克對赫維茨經濟思想的影響及二者異同

田國強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高等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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