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歷史思維看唐宋城市史

演講人：包偉民 演講地點：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演講時間：2017年3月

今人對宋代歷史的感觀，大概是國史研究中意見分歧最大的一個領域了。人們對於歷史的看法，常常受其所生活的時代的影響，所以才有英國史學家E·H·卡爾的那句名言：「史學是史家與過去永無休止的對話。」如果稍加深入，關於趙宋王朝，史家與過去這場的對話，涉及頗多要素。要言之，橫向觀察，可以分為通俗與學術兩個層面；縱向看來，既反映時代演進對時人思想的影響，更有學術研究不斷深入的推動，因此是一個頗有意思的議題，值得討論。

包偉民

學術史的啟迪

唐宋城市史是一個相當成熟的研究領域。1931年，日本學者加藤繁發表《宋代都市的發展》一文，指出從唐代到宋代都市發展中的「重要現象」，是傳統坊制與市制崩潰，可以說提出了此後這一研究領域的最重要命題。近一個世紀來，論著眾多，成果顯著。那麼，學者們為什麼對唐宋間城市發展的歷史比其他議題更感興趣呢？

如果說以加藤繁等學者為代表的唐宋城市史研究的發軔，可歸之於中日近代史學形成的初始推動，到上世紀50年代以後，西方世界對東方文明的認識轉變，更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推進因素。1959年，法國學者謝和耐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謝和耐在前言中說明他寫作的目的：「人們慣常妄下結論，以為中華文明是靜止不動的，或者至少會強調它一成不變的方面。這實不過是一種錯覺而已。」研究宋代「城市中心和商業活動的突出發展」，正是他力圖糾正西方世界對中華文明「錯覺」的一種手段。

隨著關於唐宋之間的歷史演進史實的不斷被確認，一種與舊說反其道而行之的、新的思想趨勢遂逐步形成，那就是許多研究者開始承認、並習慣從「發展」的取向來觀察那個時期的歷史，不斷強調歷史的進步。

如果以為西方學界的這種認識轉向，純粹是因為他們開始認識到中國傳統文明的偉大並為之折服，就會落入未知所以的認識陷阱。相比於各種實證研究成果的影響，更為重要的，也許還在於西方學者總是自覺不自覺地以歐洲歷史的發展軌跡為標尺，用以參照中國歷史。二戰以後，西方學術界出於對自身文明發展過程的反思，促使他們同時反思自己關於東方文明的看法，才逐步認識到他們對前近代時期中國歷史的認識存在「錯覺」。

明《維揚志》附「宋大城圖」

另一個學術群體的研究工作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立場，那就是日本東洋史學的演進。上世紀初，隨著日本近代史學的發展，學者們努力引進西歐史觀。1910年，京都大學講師內藤湖南發表《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認為中國歷史應該擺脫王朝體系，可以根據「時代的變化」，分為上古、中古與近世三期，「唐代是中世的結束，而宋代則是近世的開始」。他的這一論說經過後學的補充與擴展，形成著名的「宋代近世說」。此說後來也被西方史學界廣泛採納，於是形成了目前仍然相當流行的、所謂從中古唐代走向近世宋代的「唐宋轉折」說。

因此，無論是宋代近世說，還是唐宋轉折說，其背後的思想基礎，都是以歐洲歷史為標尺，也就是認定中國歷史的進程，必然與歐洲一樣，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走入近代的工業社會。1973年，英國學者伊懋可主要利用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撰寫出版的《中國過去的模式》一書，就是上述學術思路的一個代表。伊懋可認為宋代經濟發生了一場中世紀的經濟革命，就當時的技術水平而言，已經達到了資源利用的極限，即所謂「高水準平衡陷阱」，因此宋代以後，中國經濟就只有數量的增長，而無質量的進步了。這就是中國未能像西方那樣進入近代工業社會的主要原因。在他所描述的宋代經濟革命中，「都市革命」正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國，近代史學自從形成以來，就受深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同時，為了從傳統歷史中發掘民族自信的因子，強調「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毛澤東語），在經典理論的指導下，尤其重視商品經濟對於傳統社會的侵蝕破壞作用，也形成了一種以進化論為基調的發展觀。關於宋代，典型的如有漆俠所論，認為在中國封建時代兩個馬鞍型的發展軌跡中，「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幾乎達到最高峰」。唐宋之間城市經濟發展，當然也就成為了最佳的例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出於擺脫理論教條主義桎梏、跳出斷代史框架、學習海外「先進理論」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唐宋轉折說在學界廣受關注。這一切，都助長了學者們對於唐宋城市史的單維度的觀察取向。總之，大半個世紀以來，中外學界基本上都是遵循加藤範式的思路向前推進，為之增添腳註，少有反思與質疑，既從多方面發掘宋代都市不斷發展的史實，更強調唐宋之間的斷裂與對比。傾向性的意見，是認為從唐代到宋代，城市發展的基本路徑是從封閉的坊市制，走向了開放的街市制。

另一方面，有學者已經指出，當今國人對宋代歷史的認識，包括學術界與民眾，基本上是近代以來形成的，包含著當代人反觀歷史的體悟。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飽受列強欺侮，「積鬱著強烈的民族情感，充溢著建設強國的期冀。在這種狀況與心境之下，對於『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與對於漢唐盛世的懷戀聯繫在一起」。相比之下，宋朝因為其國力的羸弱，就成為了漢唐盛世的對比物，「積貧積弱」的批評，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定型的。

不過近年來隨著社會歷史的演進，國人對於宋代歷史的觀感又有了新變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迅速發展，使得國人對民族歷史的自信心大增，近年來的「國學熱」，在某種程度上（絕非全部）正映襯著這種立場的變化。特別是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更促使國人終於對經濟繁盛而武功有憾的宋代的看法，從負面走向正面。

有意思的是，尤其是在近年來西方經濟衰退的影響之下，其學界對中國歷史的觀察也有一些新進展，所謂加州學派就中其中的一個代表。他們重視應用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框架，對歐洲中心論和英國現代化道路的普遍性意義提出學術挑戰。重新估量中國歷史上——尤其是宋代以來經濟的發展，自然是其題中應有之義。英國學者安格斯·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一書對於宋代經濟總量給出了極高的估算，最具代表性。海外學界這些論說對於不少國人來說正對胃口，儘管這些估算由於未能給出可靠的歷史論據，海內外史學界大多緘默以待，卻經由一些不明所以的傳媒在學術界之外廣泛傳播，被不斷加工，放大，以至有人將「宋代GDP的全球佔比」誇大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城市史的例證

那麼，宋代是否真的發生過一場包括「都市革命」在內的中世紀「經濟革命」，從「封閉」走向了「開放」呢？不同學者會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如果我們能夠擺脫迷信權威的自囿，不斷檢驗舊說，至少在史實層面，則可以肯定，構成加藤範式的一些基礎論據，存在著明顯的不足。

加藤範式的核心內容在於城市管理制度中的坊制與市制。讓我們首先討論坊制問題。

宋靜江府城圖碑刻

對城市居民設置管理單位的制度，經過了長期的歷史演變。這種管理單位在秦漢時期稱為里，到魏晉以後慢慢改稱作坊（方）。鮮卑族的北魏政權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時，為了防範城郭中的漢人，首次在平城全面推行嚴格的封閉性坊制，「悉令坊內行止，不聽毀坊開門，以妨里內通巷」（《魏書》卷114《釋老志》）。也就是對都市所有居民坊區修築封閉性的圍牆。這一制度為後代所繼承。唐代坊制更加嚴密，坊門開閉以時，一般民戶不能破壞坊牆，臨街開門。坊門關閉後城郭內實行街禁。這些法令見諸存世文獻，也為不少考古發現所證實。考古工作者曾經繪製了唐代長安城考古復原圖，宮殿區以及110個居民坊區的分布之規整有序，正如白居易《登觀音台望城》詩所云：「千百家似圍棋書，十二街如種菜畦。」如果將其與北宋末年張擇端創作的《清明上河圖》略一比較，兩者所反映的都市生活差異之鮮明，無疑向我們昭示著，城市的跨越性發展，是唐宋之間社會轉軌過程中最顯眼的現象。

首先應該明確的是，坊作為城郭居民區的基層管理組織，從唐到宋，直至後代，是一直存在的。關鍵在於它們是否如加藤範式所描述的，普遍築有規整的圍牆，被「封閉」起來。但是無論是根據歷史文獻，還是考古資料，這種封閉性的坊制，都僅見於都城等極少數大型規劃城市。它是否曾在絕大多數州縣城市推行，缺乏證據。不少學者都指出，隋唐時期各地州府城郭除去少數規模較大的，它們可能分設有十幾個坊區，一般州府大致以十字街區為中心設為四個坊，小州郡和縣城基本僅一個坊大小，其面積也就是一平方公里左右。在這些規模較小的州縣城市，想像其內部再修築坊牆，顯不可能。尤其是大量州縣連外郭城牆都沒有，更不可能在它們內部反而築有坊牆。因此這些城市的由坊牆所體現的「封閉性」也就無從談起。

加藤氏的論證方法，基本上就是從都城的個案，再推論到全國的普遍性。例如他首先根據《唐會要》卷86所載貞元四年（788年）二月的敕文，提出「坊牆」這一概念，接著徵引《唐律疏議》卷八「坊市者，謂京城及諸州縣等坊市」的條文，得出關於坊市的規定屬天下通制的結論，最後又徵引《唐會要》關於坊牆的嚴格規定，來完善其關於以牆垣分隔的、封閉式的坊市製為唐代京城及諸州縣普遍現象的、影響深遠的假說。可是他從《唐會要》所引用的關於坊牆的敕文，都是針對京城長安的專條，如果從《唐律疏議》有關條文分析，可知唐律中並沒有作為全國通制的、關於州縣城市坊市必須修築牆垣的規定。正如唐律中有著大量的嚴禁民眾侵越城牆的法條，卻並未規定天下州縣都必須修築城牆一樣，我們自然也不能從那些禁令來推論天下州縣都築有城牆。

迄今為止，考古資料似乎已經證實隋唐時期某些州府城市確曾築有坊牆，如揚州、建康等城，但我對這種「坊牆」仍然心存疑惑。因為考古工作所能發現的，只不過是地下的殘缺牆基，考古學者不免根據他們從歷史學那兒所獲得的背景知識——例如加藤範式，習慣性地將道路兩邊的牆基都判斷成了坊牆的基址，而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例如某種住宅的圍牆或外牆。歷史學者再引用這些考古資料來進一步論證隋唐時期城市坊牆的普遍性，歷史學與考古學相互間就這樣形成了論證的「自激振蕩」。有學者已經研究證明，只是到了唐代後期，少數北方地區的大城市才出於防禦之需，模仿都城，修築了一些坊牆。也就是說，除了經規劃興建起來的大型城市如都城等外，對於絕大多數的州縣城市，我們其實並沒有直接證據來證明它們曾經築有規整的、封閉性的坊牆。前人關於隋唐時期城市設置封閉性坊區的假說，雖然對於局部地區而言有一定的史實依據，但如果將它從局部推廣到普遍，並與後代城市形成斷裂性的歷史對比，則可能失實。

其次是關於封閉性的市場制度。前人所討論的唐朝政府管理城市市場制度的基本內容，涉及許多方面，其中關於坊市分離、市場官設與官司監管等三個方面最為重要，值得討論。

宋《平江圖》碑刻

所謂坊市分離，指市必須設置於城郭的特定區域，與居民坊區隔離開來，不容相淆。商業活動都被限制在市之內。事實上，與其說坊市分離是一項為了限制商業活動而置的精心的制度設計，倒不如說它是城市歷史演變的自然結果，更具合理性。從早期作為封君居住地、以宮殿與官寺為主的城堡，到後來慢慢以城牆包裹城外居民區與市場區的城邑，商賈匠作之融匯於城市生活——無論是地域區劃還是身份地位，有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歷代針對市戶所設置的種種限制性法令，在反映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精神的同時，還是政府向商賈徵發賦稅的制度基礎，具有雙重功能。入唐以後，商賈日常生活已經散落到各居民坊區，市變成了單純的營業區。市戶更脫賤入良，列入士農工商四民之中。因此，坊市分離制度作為傳統城市演化的一個必要環節，從後人眼光看來，當然有其明顯的局限性，但在歷史前期，卻不能不承認它是適應社會實際需求的。

關於市場官設制度，唐中宗景龍元年（707年）十一月敕令「諸非州縣之所不得置市」（《唐會要》卷86《市》），常被論者引用，一般都將它解讀為只能在州縣城市設市，這當然成為了證明唐代專制政府嚴格控制城市商業的關鍵論據。在這裡，我們必須首先認識到，傳統市場有不同的類型與性質。例如唐代長安城的東西兩市，其主體應該是服務於大宗商品交易的批發市場，也因此，各居民坊區中存在著少量的零售商業。其他大城市的市場當與此類似，在中小州縣城市，市的類型定位則可能更多兼具批發與零售。實際上，上述敕令所說的市，當指設有市令司的官市。在州縣政府所在地才被允許設置具有全部功能的官市的制度，說明至少在其設計前期，是符合社會商品交易要求的。這些功能，包含從商品零售到大宗批發等不同類型的商品交易；商品質量、交換過程與度量衡等得到有效監管；不動產等特殊商品的市券契約之簽訂與公驗得以方便處理，等等。在此之外，一旦社會商品交換的需求超越了州縣官市所能夠承擔的程度，新的市場必然會在合適的地點自發地產生，這就是論者已經多所論述的自東晉南朝以來不斷發展、位於城郊及農村地區的「草市」。這就是為什麼同時在史文中並未見到政府明令禁戢取締「非法」市場的記載的原因。進一步的研究還證明，這一敕條的本意，應該是為了減官省費，禁止在州縣之外設置市官，而非市場本身。

與此同時，在絕大多數州縣城市，為了方便官府收稅，這些城市市場雖然具有某種「封閉性」，大多數恐怕並無圍牆。它們也可能只是一條市街，在兩頭設有稅卡而已。還有不少市是設在城郭之外的。從唐入宋，城市市場制度的演變，商業活動雖然已經不再被限制在官市之中，但這絕非意味著放棄對市場的監管，官府只不過是將監管的區域從特定的市擴大到了整個城郭，並將市門稅改成了城門稅而已。到了宋代，所有城市居民就都被泛稱為「市民」了。既然整個城郭都成為了市場區，官府當然不必再將商貿活動限定在城中的某一區域，但是從唐代延續下來的市場區卻並未如加藤氏所說，「已經化為單純的地名」，實際的商業經營，仍大多集中在原先的市的地域，只是有所擴大而已。城市市場制度的這種演進，從其設計本意看，與其說是從封閉走向了開放，不如說官府為了適應城市商業活動擴大做出了必要的調整，以確保商業稅收，以及對商貿活動的監管。制度設計核心原則並未見有明顯更革。

關於市場監管，內容比較龐雜。學者大多引《唐六典》卷20《太府寺·兩京諸市署》條的文字，以為論據。其中不少內容，例如度量衡器的管理，禁止偽濫之物交易，買賣特殊商品需要公驗立券等等，都是政府為維護社會商業活動正常秩序必須承擔的自然職責，歷代通行，並不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稍需關注的，有關於分行列市，市場定時啟閉，推行時估，以及景龍元年敕令提到的禁止「於鋪前更造偏鋪」（《唐會要》卷86《市》）條文等等。以往的研究，基本都站在認定專制政府必然「限制」城市商業活動的視角來解讀，因此與史實有明顯出入。例如關於禁造偏鋪，以往就被解讀為「實際上就是不準店鋪擴展營業規模」（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六卷《隋唐時期》上冊），實際上它與當時城市禁止「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牆、接檐造舍」（《唐會要》卷86《街巷》）等法令相類似，意在防止居民破壞城市的防卸功能，以及侵損公眾利益。所以景龍元年敕令下文還有「各聽用尋常一樣偏廂」等語，也就是在商鋪兩邊、不侵佔公共空地來擴展鋪面，是被允許的，就被學者們忽略了。這自然是選擇性解讀一個顯例。

綜上，僅從坊制與市制兩項即可推知，唐宋間城市歷史的演進，所涉及具體內容錯綜複雜，有因襲，有更革，不同層面制度的更替也不是齊頭並進的。總體觀察，在繼承舊制基礎之上的緩慢演進是其主流。如果簡單地將其歸結為從「封閉」走向「開放」，無疑是放大了歷史的裂變，忽略了其前後的因襲關係。

要有歷史觀察的思維

最後，如果我們從唐宋間城市制度演變這一例證出發，來思考宋代歷史的定位問題，就如何觀察歷史現象，提出一些淺見。

首先，應該對任何「理論」或者「範式」都保持高度警惕。歷史現象總是具體的與個性的，任何一種從其他個案歸納得出的結論，與研究對象之間都不免存在距離。它們可能對研究者具有某種引導幫助，但都無法直接套用。無論是宋代近世說、唐宋轉折說，還是聲稱為了反思歐洲中心論，進而不切實際地誇大宋代的GDP總量，其要點，都在於試圖將中國歷史演進的路徑比擬於歐洲模式，因此都有脫離史實的危險。

與此相類似，國內學界一味強調傳統時期商品經濟「革命」性作用的思路，實際上也是外鑠理論體系的產物。將唐宋兩個前後相繼、制度相承的朝代簡單對立起來，就是顯例。有意思的是，學者們還常常站在後期相對發展的歷史的立場上，通過「追溯研討」（張澤咸語），來從後向前觀察，不僅忽略了唐代城市相比於其前期的歷史進步，更在宋代城市市場「開放」印象的襯托下，誇大唐代政府對於城市商業的負面影響，因而影響了其判斷史實的能力。敕令解釋的偏差、選擇性閱讀法條，都是顯例。唐代政府關於市場監管許多必要的令文，例如在實物經濟時代，政府出於行政需要推行的時估制度等等，宋元以後也曾長期實施，也被不少學者打上「限制」城市商業的標籤，成為專制政府控制商業活動的論據。這些都是學術研究過程中觀念先前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其次，觀察歷史尤其需要避免片面化。歷史學的研究對象是以往的人類社會，其複雜困難的程度，絕不亞於科學所研究的自然界。任何試圖簡單地舉一兩個例子就對歷史社會做出判斷的做法，都不免失誤。就拿人們習慣以《清明上河圖》來討論宋代城市生活之繁盛而言，儘管畫面上百肆雜陳，市聲鼎沸場景相當直觀，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開封商貌的史實？有多大的普遍意義？作者的創作意圖是什麼？這些都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司馬光《都門路》詩句所描述的開封城風沙蔽日的情形：「紅塵晝夜飛，車馬古今跡，獨憐道傍柳，慘淡少顏色。」其所反映的開封城市生活的另一個側面，就少有人關注。其與地方城市的對比，也常常被人選擇性地遺忘。例如距開封不遠的重要州府城市鄭州，時人對它曾有這樣的描述：「南北更無三座寺，東西只有一條街。四時八節無筵席，半夜三更有界牌。」（庄綽《雞肋編》卷上）其與開封的對比就極為突兀。更不要說一些相對不發達地區的城市，如據歐陽修的記載，河東路寧化軍（今山西寧武縣境內），城裡只有34戶人家。所以，僅憑《清明上河圖》來觀察宋朝城市的「生活圖景」，由個別來推論一般，顯然是片面的和失真實的。

最後，歷史現象總是錯綜複雜的，任何為了吸引讀者而試圖以文學語言來對它作簡單描述，突出焦點，不顧其他，都是危險的。例如關於唐宋城市的「封閉」與「開放」的簡單對比，就是如此。現代史學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是讀者期望有更離奇的情節，更自由的想像，以及更生動的描寫。對於史學來講，囿於資料，這些都不容易做到。每一個歷史學家都應該認真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務於讀者的問題，同時，讀者也需要對文學與史學的區別，有清醒的認識。

具體就宋朝歷史這個話題而言，是否應該從指責其「積貧積弱」義無反顧地走向「愛宋朝」，稱譽其為「黃金時代」，可由讀者來做判斷。不過正如城市史例證所顯示的那樣，更全面綜合，更多地從歷史的前後承續而不是斷裂的視角來做觀察，以期不斷地接近真實，無疑是我們認識歷史的必由之路。

包偉民1956年出生於浙江省寧波市。1988年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畢業，曾在浙江大學任職多年，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2013年起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學術兼職有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等。研究工作集中在宋代史、中國古代經濟史及近代東南區域史研究等方面。代表作有《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知識出版社1998年）、《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傳統國家與社會：960-1279年》（商務印書館2009年）、《宋代城市研究》（中華書局2014年）等。

本版圖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報》（ 2017年06月11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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