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陳克文日記》的歷史客觀性

陳克文先生是我的朋友方正兄的尊人。記得大概在兩年以前，方正兄告訴我，他正在開始整理克文先生的日記。我聽了非常興奮，鼓勵他趕快完成這一重大計劃，為中國現代史增添一種最可信的史料。2010年3月起，方正兄編校的《陳克文日記輯錄》第一輯（1937年）開始在《萬象》雜誌上連載，我每期必讀，而且越讀越感覺我的最初期待得到了十足的印證。這部日記為什麼具有這樣高的史料價值呢？方正兄下面一段話充分地解答了這個問題：父親歷任行政院參事、立法委員，和短暫的立法院秘書長，地位並不高，但長期負責實務，得以從內部和中層來觀察政府運作和眾多政壇人物言行；而且他剛出校門就入黨、從政，與政界乃至學界有廣泛接觸和交往，他的觀察、評論應該是很有興味和歷史價值的。這部日記共分七輯，再加上最後一章（尾聲）；我已經讀過其半；除已刊印的第一輯外，我又細讀了第五、六、七輯的稿本。讀後的整體印象完全符合上引方正兄關於日記的簡要介紹。但是我還要增加一重理由，以凸顯這部日記的特殊史料價值。正因為克文先生一直擔任著中央政府最高行政或立法機構的高級事務官，所以他上可以隨時與中央首長（如行政院長和立法院長）直接溝通，中可以經常與同僚交換意見，下則可以通過低級部屬而認識到整個科層系統的運作。我曾讀過王世傑先生的日記，他在中央政府的地位自然高於克文先生，但也因此之故，所見偏於最高層的小圈子之中，視野反而受到較大的限制。

我對於這部日記特別信任則是和我對日記作者的信任分不開的。但這並不是因為我和方正兄之間的友誼關係，事實上，我耳聞克文先生的大名遠在認識方正兄之前。1950—1955年，我就讀於新亞書院和研究所時期，已經開始接觸香港的文化圈子，當時克文先生是這個圈子裡面很受尊重的一位長者；他不但時時發表政論文字，而且還在50年代中期主編著名的《自由人》周刊。我雖然無緣拜謁克文先生，但從師友前輩等處聽到的風評，即早已心儀其人。讀過大半部日記之後，對他持論之公允和辦事之認真，我更獲得了親切的認識。

正是由於公允和認真兩種長處，克文先生主持的《自由人》很快便取得了輿論界的牛耳地位，讓我舉兩個例子來加以說明。1955年8月《自由人》464期刊出了兩篇文字，攻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把持學術資料」，不許外人借閱。胡適在美國讀了這一期，認為這種指責有損史語所的名譽，因此立即寫了一封信給中研院院長朱家驊，要他趕快設法補救。第二個例子也出於胡適。1956年1月《自由人》第511期和512期載有徐道鄰《記丁在君》一文，胡適讀後認為其中有幾處嚴重的記憶錯誤，因此在2月1日寫了一封給《自由人》「編輯先生」的信，一一作了更正。不用說，這位「編輯先生」當然非克文先生莫屬了。我想這兩個例子充分證實了《自由人》在當時港、台和海外文化界的巨大影響力。

我又無意間在吳宓的日記里發現了克文先生辦事認真的一則紀事。1946年8月下旬，吳宓在重慶尋找飛機座位去武漢大學任教，幾處有關機構都不能給他任何確定的答覆。最後有人極力主張，他應該「往謁行政院參事陳克文」。於是8月24日（星期六）下午，他在行政院辦事處見到了克文先生。日記中寫道：

陳﹝克文﹞立命莫（按：科長莫子純）辦乘機申請表，核准宓乘中國航空公司班機，於八月三十日（星期五）飛漢﹝口﹞云云。陳出示二公函，知此事已交代與交［通］部項參事。陳對宓乃以友誼特助云云。宓謝出。

克文先生和吳宓素不相識，竟在星期六下午一二小時之內為他辦好班機座位，效率之高已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

為了這件事，我特別查證了克文先生同一天的日記，可惜沒有留下記錄，但在兩天前，即8月22日，我讀到下面一段敘事：下午四時出席中央黨政軍各機關代表五十餘人聯名柬請，在勝利大廈舉行的慰勞茶話會。他們於會席上說了不少對我個人獎飾慰勞的話，並且很鄭重的送給我一本各代表親自簽名的紀念冊，冊里開首一頁題著「平允周至，任勞任怨」兩句話，跟著一片單簡的敘文，述說我從去年九月到現在辦理複員運輸的工作經過。他們把複員運輸送走了卅萬人的成績算作我的功勞，實在使我慚愧萬分。由此可知克文先生自1945年8月中旬起，便全力承擔著複員中央各機構的繁重工作，一年之內竟安排了三十萬人從重慶回南京的旅程。明白了這一背景，他在片刻之間為吳宓解決了機位的問題便不足驚詫了。前面我已經指出他具有「持論公允」和「辦事認真」兩大特長，現在看到「平允周至，任勞任怨」八個大字，我覺得這確是對於這位高級事務官的一個最準確的評價。

基於對克文先生人格的認識，我讀他的日記，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種信任感；無論是記事或是評論，我反覆參究，都覺得是可信的。可信度是和日記的史料價值成正比的。有些日記雖然是重要原料，但由於其中存在著諱飾、曲解、偏見、謊言等等缺點，我們引用時不免要小心翼翼，甚至必須先作一番考辨的功夫。近十餘年來，我讀了大量的日記，從清代一直到20世紀，不是為了專業研究，而是為了從種種私生活的視角去認識歷史的變動；這一角度不但與所謂「正史」不同，而且也和專史或地方史大有分歧。在這一長期閱讀過程中，我發現日記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基本上可以信任的，另一類是未可盡信的；前者可以《吳宓日記》（正、續兩部共二十冊）、金毓黻《靜晤室日記》（十冊）為代表，後者則以《鄭孝胥日記》（五冊）、《周佛海日記》（兩冊）最有典型性。克文先生的日記便屬於前一類，而且是其中的上乘作品。

最後，我要對《陳克文日記》的史料性質略作說明。《日記》始於1937，即抗日戰爭開始的一年；終於1950，即國民黨完全撤離大陸的一年。因此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這部日記是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從「衰」到「亡」的一個相當可觀的提綱。一般的看法以為國民黨的衰落始於抗戰後期，事實上，自1937年11月中旬以後，由於「八一三」上海戰爭的最後失敗，不少中上層的官員對於國民黨領導抗戰的能力已經發生動搖。《陳克文日記》1937年12月23日條記載：戰敗後，許多人的自信心似乎漸次消失。張伯勉到四明銀行接洽公務，便說政府改組，最好請毛澤東做行政院長，朱德做軍政部長，他們的辦法要多些。彥遠、介松在旁邊，也附和此說。這分明是自信心已經動搖了。戰敗不足怕，自信心動搖了，才是真正可怕。張伯勉名銳，當時是行政院參事，他對毛、朱及其黨未必有任何認識，竟發出這樣的議論，並且得到他同事的附和，可見國民黨在精神上已經開始潰散了。《日記》同年同月17日又記下了羅君強如下的議論：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組織，多般利害，影響必定不少。如今我們可以隨意選擇我們的去處，那一處待遇好，我們便到那一處。橫豎都是中國人的統治，又何必分彼此呢。克文先生接著說：這段話似乎是說笑，又似乎不是說笑。介松、彥遠聽了都很生氣。我最擔慮的倒不是君強個人最【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許多人會如此動搖起來。這又是自信心動搖的另一表現。羅君強說的不是笑話，而是真實的想法，所以第二年便追隨周佛海到日本佔領下的上海去了。如果我們一讀周佛海在同一時間的日記，則更可見國民黨內部已因抗戰失利而深陷在悲觀的氣氛中。許多中堅的幹部失去信心顯然標誌著國民黨衰落的開始。

國民黨在大陸滅亡的過程，集中在1947—1949那三年之中，這也在《日記》中有清楚的跡象可尋。我為什麼把這一過程的展開放在1947年呢？這是因為《日記》在這一年的元月和2月各記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元月25日條：下午到李正偏寓，貢華、介松、宜山、予遂諸兄均在座。談到最近數日國軍在魯敗績，他們都一致認為國民黨再無法和共產黨打了。這些人大概都是克文先生的行政院同事，他們對於山東戰事失利的心理反應和上引1937年12月「八一三」失敗的情形先後如出一轍。軍事逆轉是政權崩潰前的一個確實的信號，毛澤東《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便是在1947年寫的。同年2月15日，《日記》保存了王寵惠關於時局的一些意見：他說：「以前聽到許多外國朋友批評政府貪污無能，以為是過火的話，現在耳聞目擊，確是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無不腐敗，無不貪污。」又說：「在重慶時即預料戰後國民黨必不免與共產黨齟齬鬥爭，卻不料有今日這樣厲害，更不料戰後的經濟災難會有今日這樣，比戰爭期間更為嚴重十倍百倍的情形。」對於經濟災難，他再三慨嘆說：「現在真是活不下去了。」政治腐敗和經濟災難一時並發，以致連王寵惠這樣的中央大員都發出「真是活不下去了」的慨嘆，則政權之搖搖欲墜，可以想見。把這兩條日記放在一起作觀察，1947年國民黨南京政權衰亡史上的特殊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從1947到1949年，國民黨內部分崩離析而終至全面潰亡，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陳克文日記》對這一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都留下了或詳或略的記述和觀察，但可惜我已不能在此作進一步的討論了。

我在前面指出，這部《日記》可以看作是國民黨政權在大陸衰亡史的一個客觀的提綱。現在讓我再對「客觀」兩字的涵義稍加澄清，以結束此序。正如方正兄在上引《前言》中所指出的，克文先生在黨內屬於汪精衛的系統。在《日記》（1937—1938）中我們也看到，他很得汪的信任；例如汪和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交換關於與日本謀和問題的意見，克文先生即是少數在場證人之一，又如汪與蔣兩人私下討論時局的綱要，他也得到單獨閱讀的機會，《日記》云：「臨別，（汪）先生誡雲，余與蔣先生所討論者，慎勿告人。」（見同年12月19日條）這一親密關係一直維持到汪在1938年底發表「艷電」為止。而且克文先生公私分明，勝利以後仍對陳璧君和汪氏子女表現出真摯的關懷。

另一方面，由於《日記》作者是廣西人，李宗仁的桂系也一直在拉攏他，而李競選副總統時，他也曾為之「奔走選票」（1948年4月25日條）。1949年李任代總統期間，他對李的民主風度很是欣賞。3月16日的《日記》說：談話會的進行異常和諧，發言異常坦率，大家吸煙吃茶，也異常隨便無拘無束。代總統傾耳靜聽，說話極為客氣。做結論的時候，亦極合民主的原則，絕無專斷命令的神氣。使人想起從前當著蔣總統面前那種嚴肅拘束的空氣，說話顧忌保留的場合，真是兩種極不兼容的作風。正因為如此，克文先生和國民黨中的自由分子曾一度希望另組政團，擁戴李為領袖，以造成一個民主自由的「反共」新勢力。

像這樣一位與汪系和桂系都有關聯的人，我們通常大概會假定他在私人日記中對蔣介石及其嫡系一定抱很深的成見，筆下也必多斥責之辭。但這樣的假定用在《陳克文日記》的個案上卻恰恰適得其反，克文先生非常不滿蔣介石的專斷和集權，這是毫無問題的。然而對於蔣作為國民黨的最高領袖，他始終不改其尊重的態度，並且時時表現出一種同情的理解。抗戰爆發後，他雖體諒汪精衛的謀和苦心，但民族的尊嚴感卻使他成為蔣介石堅持抵抗的積極擁護者。1937年10月9日他聽了蔣的國慶廣播詞後，記道：詞意聲音，均不失為全民族艱難苦鬥中最高領袖之表現，室中人均肅靜傾聽。最後蔣委員長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者三，室中人亦不禁隨聲高呼，並繼之以「蔣委員長萬歲」也。1947年以後蔣的政權已進入最後崩潰的階段，克文先生在日記中對他仍然時時流露出一種維護的情意，決沒有半分譏笑或呵斥的意味。1947年3月蔣在三中全會總理紀念周上作了一次「極沉痛的演說」，有人認為蔣是「獨裁或隨意罵人」，但克文先生則說「其實如沒有他這樣的領導，國民黨真不免要分裂或沒落的」。甚至在下野前幾天，蔣還在新年團拜時說大話，強調「只要我們恢復自信心，一定可以轉敗為勝」。聽者自然不免暗笑，克文先生當然也不會相信這種誇張之言。但是他的觀察角度與一般人不同，他說：「不過在我看來，他是確有信心的。看他今天的精神十分健旺，絕無悲觀頹喪的樣子，不失為一個造時勢的英雄。」克文先生把問題從客觀的形勢轉移到蔣個人的主觀形態，他的觀察還是經得起考驗的。總結一句，作為國民黨政權在大陸上的一部衰亡史提綱，《陳克文日記》的歷史客觀性具有最可靠的保證。保證何在？在於作者徹底跳出了黨派意識的牢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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