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危機時代，中國改革將走向何方？

熱點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徵就是進入新常態。「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後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復甦乏力，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新一輪的增長困境。中國對世界GDP增長的貢獻推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和格局的變化，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解釋中國經濟現象已成為解釋世界經濟現象最主要的任務之一。近日，由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和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聯合主辦的第三屆思想中國論壇在上海財經大學舉辦。在全球經濟發生重大變化和轉折時期，在大國興衰更替背後的歷史時期，反思當下的現實問題，將對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走向產生深遠的意義。

原文：《後危機時代，中國改革將走向何方？》

本報記者 田川

公司治理改革正向經濟型轉變

中國對公司治理問題的關注始於國有企業改革，隨著治理理念的深入和治理實踐的開展，治理的重要性已被社會和越來越多的組織所認識。回顧中國國企改革發展歷史，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國企改革也進入起步探索階段，這一階段以「擴權讓利」、「兩權分離」為重點。進入90年代，國企改革開始向「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邁進，並經歷了「抓大放小」、戰略性改組。伴隨著中國加入WTO，國企改革的步調趨於「平穩」，側重點轉向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階段。當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國企改革也由此進入深水區，更加註重在監管、產權、經營等多個方面全面深化改革。

在今年2月23日召開的首屆「中國企業改革發展論壇」上，新華經參研究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共同發布《2016國企改革發展年度報告——探索中國特色國企改革之路》。報告顯示，2016年，31個省（區、市）國資委出台了分類的實施意見，並完成監管企業分類，逐步探索開展了分類考核、分類監管工作。中央企業的子企業公司制改制面超過92%；28個省級國資委監管的一級企業公司制改革面超過90%，其中19個省級國資委監管的一級企業全部完成公司制改革。以勞動、人事和薪酬分配三項改革為突破口，國企不斷完善現代企業制度。

在持續的改革中，國企不斷發展壯大，但同時壟斷腐敗、低效高薪等爭議也為外界詬病。「在國企深化改革上，要警惕當下以行政干預取代市場為代表的行政型治理的『回潮』現象，要先理順改革順序，推進由外而內、先去行政化的治理改革。」南開大學中國公司治理研究院院長李維安告訴本報，中國公司治理的改革路徑是從行政型治理向經濟型治理轉變，如國有控股公司的經理層激勵機制也應先取消行政級別，然後逐步向市場化激勵方式過渡，讓市場的力量逐步在公司治理中起到基礎性作用。

在國有企業公司治理和監管改革中，有些現象值得特別注意，比如，有些地方政府在國企公司治理和監管改革中不按照建立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的原則進行改革，「越位」現象較為突出。陝西省創新驅動與產業升級研究中心主任馮根福向記者表示，上市公司里有大量國有控股企業，國有控股企業的目標是以國家利益為主導的利益相關者利益最大化，而市場化里的現代企業的目標則是以投資者利益為主導的相關利益者利益最大化，很顯然，這兩者的目標存在一定的矛盾。在實踐中解決好這個矛盾，不僅對於國有企業的健康發展尤為重要，而且對於民營企業的發展，特別是對於保護好兩種發展目標不同的公司中小投資者利益也十分重要。

國企不是中國獨有的事物，國企改革也非只有在中國才有必要。西方的一些國家如英法等都有國企，美國自由市場經濟的程度更高，國企相對很少但也存在。法國對國企的改革，一方面有私有化的成分，另一方面則主要是強化公司治理。國家所有權機構規範行使股東權利：法國國家參股局的主要職責是促進國有企業改革公司治理，指導國有企業的資產運行，如上市、出售、併購等，並務實推動國有實體的結構化改革。在企業治理方面，國家參股局與公司管理層通過雙邊會議緊密合作，並在董事會中派出代表，在國企戰略、審計、薪酬等方面進行審查。國有股董事不在企業拿取任何報酬。

「在中國，電力行業仍然被高度管制，這幾年就出現了新能源，比如風電在大幅度增長後卻沒有辦法接入電網，造成巨大損失。原因就是被監管的電力公司不允許其他企業進入。電力行業的很多創新，在放鬆監管後可以更好發展。」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談到，隨著創新發展，中國的混合制企業也變得越來越多。當前，有一種企業的發展路徑是建立「企業生態」，它並不是在企業內部擴張，而是投資一批與之關係密切的企業，這在互聯網企業中很突出。幾十年前，日本的豐田汽車通過零部件供應合約的形式，建立企業關係網。而在今天的中國，更多的還是以投資形式，建立企業關係網。

新技術背景下的治理要有目標感

數字化時代造成中國經濟新的增長力，對制度經濟學的影響深遠，同時也帶來了許多挑戰。技術對於制度發展、變遷尤為重要。然而，一個很現實的重要問題是，現在的移動互聯網技術形成了新的信息化生產力，必然產生新的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形成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從移動互聯網技術和信息化生產力的發展來看，與農業、工業化技術和生產力局限於某些部門和領域不同，信息化技術和生產力是全覆蓋的。因為，現在一切社會和自然的現象和事物都可以數字化，文字、圖像、空間位置，甚至人的行為都可以數字化，整個世界成為一個數字的海洋。

「與工農業技術和生產力不同的特徵是，工農業生產使用的是有形的物質資源，一般不能排他性使用，而且是用一點就會少一點，而虛擬的數字信息資源，可以無限複製，可以非排他性使用，其邊際成本幾乎為零，使用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增加新的信息。所以數據就變成了一種非常重要的經濟資源。這是很重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曙光向本報表示，信息化技術和生產力的這些特點對社會經濟制度的發展和制度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問題。

2016年，互聯網速度更快、普及率更高，全球移動互聯網進入鼎盛時期。據中國互聯網路信息中心數據，截至2016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為7.1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51.7%，網民數量繼續穩居全球首位。艾瑞市場諮詢（iResearch）官方數據則顯示，從2011年到2018年中國智能手機保有量突破了11.8億，手機端APP的應用，基本上是PC端應用的兩倍，中國成為世界APP發行大國，APP端交易規模前途無量。

從互聯網信息經濟來看，網路平台和APP之間的分工方式和商業模式就是一種非常典型的中間形態，既不是企業，不是市場，也不是合作組織，而是一種合作形態。過去關於組織和產權的討論都是從擁有權出發立論的，立足於擁有權的組織是一種封閉的、集中化的層級結構，而基於使用而非擁有的組織變成了一種開放性的、分散化的網路結構。這也是與傳統的組織理論不同的地方。

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是讓一個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但企業、企業家並不是天然創新，他們偏愛的是利潤。如何使之創新和具有企業家精神，關鍵在於是否有良好的基本制度環境作為前提條件。經濟學家威廉·J·鮑莫爾闡述了創新和企業家精神的確立依賴於制度選擇，是內生變數，如果影響企業家行為配置的遊戲規則是非正常的，乃至破壞性的，創新和企業家精神也得不到釋放。

「治理的本質就是制度、機制的設計，或所謂遊戲規則的恰當設計，我們的改革及其治理既要有目標感，也要有過渡性。」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田國強教授認為，無論從國家的治理層面、產業治理層面還是公司治理層面，都離不開機制設計理論的指導。在制定製度和政策當中必須要考慮三個方面：一是信息的有效性，儘可能用最少的信息；二是激勵相容性，讓他人、個體即使逐利時，客觀上也做了社會想做的事情；三是資源配置的有效性。現代市場制度建立最為關鍵，我們必須建立現代市場和完善現代市場制度。

市場化制度性改革是未來方向

制度變遷理論興起於20世紀下半期，以科斯、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利用主流經濟學「話語」分析促進經濟發展的制度因素。改革開放是中國對具體體制進行的根本性變革。鄧小平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應的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顯然，這些具體體制都在制度變遷理論的「制度」範疇內。改革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制度變遷過程，要從制度著手進行改革創新。

新的制度的演化是從一個均衡躍遷到另一個均衡，而這個均衡的躍遷最重要的部分是共有信念的同步改變。「但是困難在於新的制度很難被實現。這就需要共同的信念。」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許小年稱，新的共有信念的改進很難和諧，新制度需要長時間的實際驗證。

要解決中國現實問題需要給出各種過渡性制度安排，從這種意義上說，制度是設計的，也是演進的，從而需要發展出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相對實用的經濟理論。中國的經濟環境和發達國家不同，我們更多的是需要改革基礎性的基本制度，歸根結底，最終就是要解決兩個關鍵性的問題，一是提高效率，二是勃發創新力。前者讓實際增長率接近潛在增長率，後者不斷提升潛在增長率，但是由於改革不到位，這兩個方面都有問題。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關鍵還是在於市場化制度性改革。

無論國家、企業，還是個人，在通常情況下是逐利的，但另外一個最大現實約束條件是信息不對稱。「所以，我們要以信息、激勵及效率這三個關鍵詞作為準繩，充分認識到全能有為政府的負面性，以有限政府、有效市場為目標深化市場化改革，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發揮恰當的作用，使之提高效率和勃發創新力。」田國強進一步指出，光考慮政府和市場不夠，還需涉及社會秩序、倫理和文化，從而解決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形成政府、社會和市場三位一體的綜合治理，實現包容性增長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從制度變遷的方式到研究制度變遷的內容，現在的問題不是要研究制度為什麼會變遷，制度是如何變遷的，市場與企業的邊界是什麼，如何從抽象的理論講市場與公司的設置，制度是設計的還是演化出來的，等等。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副理事長韋森呼籲，對於中國經濟學界來說，更應該具體研究什麼樣的產權制度和法律制度更適合市場經濟的運行，如產權的法律制度、財政稅收制度、政府的預算制度，包括目前物權法的制定、房地產的產權和企業的產權制度，中國的土地制度與市場經濟的關係等。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2期第1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