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文字是中學國學教育的基礎

儒學 06-16

語言文字是中學國學教育的基礎

文｜孟琢

傳統文化正在大踏步地走進中學課堂，它在語文教育中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被凸顯出來。國學，這個耳熟能詳而又並不清晰的術語，勢必將出現在更多的中學教師面前。對中學教學而言，什麼是國學的核心內容？怎樣展開國學教學？如何理解傳統文化教育與語文教學之間的關係,從而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都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毋庸諱言，近年來社會上的國學教育存在著盲目復古、流於炒作的弊端：迴避講解甚至是脫離基礎教育體系的讀經，注重表演而缺乏體認的吟誦，充斥著天馬行空的想像的流俗漢字學，都對語文教育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干擾。

我們認為，國學走進中學課堂重在「平易」二字，平易不等於平庸、守舊，而是求真、務實，既要在中國古代人文教育的傳統中尋求理路、總結方法，也要符合中學語文教育自身的規律。想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把中國語言文字的教學作為中學國學教育的基礎。

把語言文字作為國學教育的基礎，這是中國傳統人文教育的一貫精神。漢字與漢語是中國文化的基因，她是中華文化的記載者與傳播者，承載了中華民族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凝聚著我們獨有的文化認知與文化情感。

章太炎先生在討論什麼是「國粹」時，首推語言文字。

「

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歷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

」

他認為語言文字是中華民族獨有的文化精粹，也是中國的立國之本。

回顧歷史，傳統「小學」（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在國學教育體系中始終具有基礎性地位。《說文解字敘》：「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六書」是漢字學的基本知識，通過漢字的形義分析來理解詞義、解讀經典。從周代開始，自「小學」通往「大學」，由語言文字走向經典解讀的教育模式逐漸形成。在清代的乾嘉之學，由「小學」而通經學、史學，更成為學界的基本範式。

到了現代，儘管語言文字之學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但它與國學體系的關聯仍然十分緊密。章太炎先生將語言文字之學作為「一切學問之單位之學」，黃侃先生強調「語言文字之學為各種學問之預備，舍此則一無可通」。章黃在追求語言文字學的獨立性的同時，強調它是經學、史學、哲學、文學等各門學術的基礎，這一思想體現出中國傳統人文教育的基本精神。

既然要面向中學生展開國學教育，就應當深入傳統，汲取古人的教育精神。與此同時，把語言文字作為國學教育的基礎，這與中學語文教學的規律亦高度契合。王寧先生指出：「中國傳統的『小學』是以研究意義為中心的，形和音（文字、音韻）都只是工具，意義是研究的出發點，又是研究的落腳點。」

在語言文字的三要素中，詞義和文本的結合最為緊密，傳統「小學」以意義為中心，就意味著它是一門解釋經典的學問。這一傳統與中學語文教學的要點是一致的：古代詩文的教學不是把文本拆分成字、詞、語法的碎片，進行枯燥的知識講解，而是要通過語言文字的分析準確還原文本，從而深入理解古人社會、生活與思想的世界。正因如此，中學國學教育也需要堅持「語文本位」，在由語言文字到國學經典的教學過程中體現出工具性與人文性的統一，這是國學教育的基本定位。

那麼，我們可以把中學國學教育的基本理路界定為：立足語言文字的準確解讀，以古代經典的研讀為中心，深入還原古人思想與文化的世界。在這一過程中，傳統「小學」是國學教學基礎環節。它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義，對此我們可以用三個字進行概括：真、活、深。在中學國學教學中，《論語》是不可迴避的核心文本，很多學校開設了《論語》選修課程，我們就以這部國學經典為例進行說明。

先說「真」。

近些年，在國學教育的領域中，也存在著是否是「真國學」的問題。如何準確地解讀經典文本？如何在浩瀚的國學傳統中發掘真正的思想精華？如何避免「以今律古」「古為今用」的誤讀與濫用？我們認為，對經典進行還原，在歷史語境中準確地理解古人的思想，這是「真國學」的基礎，而這必須從語言文字出發。

孔子有一句飽受誤解的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多被理解為「百姓可以任意擺布，但不能讓他們明白道理」。根據這種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帶上了「愚民」的色彩，楊樹達先生便認為孔子「似有輕視教育之病」，錢鍾書先生也認為這是孔子的「愚民之說」。這種觀點對中學生也有一定影響，在《論語》選修課上，有些同學對孔子大肆批駁，認為孔子的政治思想就是在麻醉人民，《論語》選修課竟帶上了批判孔子的味道……

事實上，如果從字詞的訓詁出發，這種認識是不符合孔子的思想實際的。解讀「民可使由之」，關鍵在於「由」字。在先秦的語言文字中，「由」與「道」的語用關聯十分密切，「由之」的「之」即指「道」而言。在《論語》中，「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行不由徑」，具有充分的內證；此外，子路字仲由，「由」與「路」的名字呼應，也是非常鮮活的證明。

在先秦文獻中，「由」的這一語用特點十分明顯，如《孟子》：「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荀子》：「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東漢大儒鄭玄解釋「民可使由之」說：「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由」訓為「從」，屬於經典常訓，「從」由兩個「人」組成，前面一人引領，後面一人跟從，它的特點是「引領、帶領」。這些證據都說明了在先秦的語言系統中，「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遂順、跟從」，而是執政者帶領人民，走上「先王之道」的過程。

孔子歷來主張效法先王之道，注重執政者的以身作則。魯國正卿季康子詢問治國之道，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強調榜樣政治的重要性；子路向孔子請教治國之道，孔子說：「先之，勞之。」認為首先要為民眾以身作則。「民可使由之」與這些思想並無矛盾，在先秦的歷史背景下，它體現出民本政治與榜樣政治的寶貴底色。在詳細分析了「民可使由之」的語理與義理之後，那些勇於「批判」孔子的同學都會若有所思。在我們學習國學、閱讀經典時，應當具有對於歷史的「溫情與敬意」。這種情感不是來自灌輸，更不能有絲毫強迫，它必須建立在對經典的準確解讀之上。國學教育不是粉飾古人，而是要讓學生真切地感受到古人的思想魅力—— 唯有真實，溫情與敬意才能恆久。

再說「活」。

國學教育是文化與思想的傳遞，教學過程的鮮活靈動尤為重要，在教學上一旦枯燥，會讓文化的情感認同大打折扣。與此同時，靈動的教學又必須建立在「實學」的基礎上，不能流於遊戲與活動——脫離了經典研讀，國學教育難免是飄忽無根的。在這個過程中，通過文字訓詁來發掘漢字漢語中的「理趣」，往往能讓紮實的經典教學呈現出活潑的風貌。

在《論語》中，孔子首次提出了教育中的啟發問題，他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憤悱」是「啟發」的前提，其中，「憤」和「憤怒」有沒有關係呢？這是怎樣的一種心理狀態呢？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解釋說：「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義。」楊伯峻先生《論語譯註》也取朱子之說。這樣解釋能夠幫助學生理解文意，但並不真切。我們可以進一步對「憤」進行訓詁，《說文》：「憤，懣也。」《方言》：「憤，盈也。」憤和怒不同，它是一種情感涌動未出的狀態，而不是情感的爆髮狀態；所謂「義憤填膺」，悲憤的情緒彷彿塞滿了胸口一樣，但並不等於暴怒如雷。

在漢語詞源中，「憤」和「墳」同源，它們具有相同的意象特點：墳頭也是鼓起來的，但不能打破，否則鑽出來的就是殭屍了。對於「不憤不啟」，我們可以用青春少年共有的體驗來啟發他們—— 啟發教學就像擠青春痘一樣，痘痘鼓起來，眼看就破了，才能擠出來。如果學生沒有產生自然的情感涌動便貿然啟發，效果往往會適得其反。對於這點，也值得一些急切地「啟發」學生的老師們反思。

語言文字是人文性的，它具有鮮活的形象性特點，無論是漢字的造字取象，還是漢語的詞源意象，都凝聚著先民對世界的認知圖景。發掘語言文字的形象性特點，會給國學經典的教學帶來意想不到的生動。在《論語》的《侍坐》篇中，子路說：「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這句話一般翻譯為「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局促地處於幾個大國的中間」，並沒有什麼講解的空間。但如果結合《說文解字》的話，我們會看到，「攝」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詞。《說文》：「攝，引持也。」「持」是牢牢抓住，「引」相當於「提起來」，「攝」就像我們拎起脖子、抓住一隻小動物一樣，完全掌控了它的一切行動—— 所謂「攝政」，不也是對國家大權的充分掌控嗎？一個「攝」字，把魯國脅迫在齊國、晉國、楚國等大國之間，委曲求全、無奈可憐的境遇充分展現出來了。

最後說「深」。

國學教育需要追求深度，這種深度來自對經典與古人的細緻解讀，我們要在教學的過程中，與學生一同進入古代思想文化深沉、厚重的世界，而語言文字則是我們通往這個世界的橋樑。《論語》第一句話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句話一般被講解為學習與溫習的關係，對於它的深層內涵往往探討不足，而如果加以適當的訓詁考證，也能發掘出一些為我們所忽略的思想底蘊。

深入解讀這句話，需要解答兩個問題：第一，什麼是「學」？什麼是「習」？二者的關係是什麼？第二，「說（悅）」是怎樣的一種情感？它具有怎樣的內在特點？

先說「學」，《說文》：「學，覺悟也。」此處「悟」為「寤寐」之義，「覺悟」就是使寤者覺，也就是喚醒一個人的思想自覺。在小篆中，「學」從教、從冖，「冖，尚蒙也」，它是古人蓋在鼎上面的蓋子，把食物罩在其中，而人的無知與不自覺，不也是一種「蒙」的表現嗎？「學」是要通過教育的方式開啟蒙昧，也就是精神世界的啟蒙——蒙昧者缺乏自覺，把握不住人生的意義與方向，就需要通過「學」來走向覺悟。因此，古人的「學」不僅是知識層面的積累，更強調精神層面的自覺。

再看「習」，繁體字寫作「習」，從羽。習和羽毛有什麼關係呢？《說文》：「習，數飛也。」它的本義是小鳥反覆地學習飛翔。既然是學飛，習的特點就在於實踐。我們看到，「學而時習之」是孔子在思考如何在適時的關係中，將內心覺悟與行為實踐統一起來，這句話的背後蘊含著儒家「知行合一」的重要思想。

最後看「悅」，它與脫、蛻同源。「脫」有解脫之義，春天來了，脫去厚重的棉衣，自然輕鬆爽快。「蛻」是動物蛻皮，把外面的一層硬殼「脫」下來。什麼是「蛻」的感覺呢？我們小時候摔了跤會結痂，你看著那個痂會忍不住摳一下。在最後揭掉的一瞬間，那種「痛並快樂」的感覺，就是蛻。在詞源中我們看到，「悅」是一種「開解」的快樂：有一道難題解不開，在苦思冥想中，偶遇電石火花般的靈感；有一個人生難題不好抉擇，突然間一個契機幫你確定了選擇，這就是「悅」！

《桃花源記》說：「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悅」就是生命中的「豁然開朗」。講到這裡，我們再看「學而時習之」的義理內涵：在適時的學與習中，用覺悟照耀實踐，在實踐中不斷覺悟，在這樣的生命歷程中不斷獲得人生意義的開解之樂。這一積極昂揚的人生態度，體現出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人格底色。孔子弟子將這句話作為《論語》的第一篇，起到了「開宗明義」的作用。

立足經典的解讀與還原，把語言文字作為中學國學教育的基礎，這樣的教學可以是準確的、鮮活的、有深度的。漢語漢字是中華文化的根壤，從民族文化的根基出發，所展開的國學教育才能具有充分的生命力、吸引力與創造力。對語文教師而言，在國學教育中不斷提高對語言文字的認識與理解，加強對國學經典的解讀能力，也是重要的素養拓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