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生讀書簡史：一代不如一代？

圖/Pexels

我們和前輩所讀的書，已經相去甚遠。

文/阿瞞

不久前，各大高校陸續公布了上一年的圖書館閱讀報告：清華大學的榜單上，武俠、科幻、通俗歷史讀物受到追捧，《明朝那些事兒》《三體》《天龍八部》都榜上有名；北京大學似乎更偏愛引進版社科讀物；復旦大學則格外喜歡本校校友的學術著作；上海交通大學的圖書借閱榜理工科趣味濃厚，數據類、工具類書籍借閱量位居前列，濃厚的理工特色撲面而來。

《明朝那些事兒》在清華借閱榜上名列前茅

大學生，理應是一個社會中認知最鮮活、精力最旺盛、行動最自由的群體，站在浪尖上的他們讀什麼書，往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閱讀風向。如果將歷代大學生手中的書籍串聯起來，那就會構成中國青年思想變遷的一個側面。

今日的年輕人驀然回首，其實不難發現，我們和前輩所讀的書，已經相去甚遠。

歷史學家錢穆給孫女開出的書單，讓今日的年輕人難以招架

民國時期，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古文與白話文、老學究與新青年、國學與西學、革命話語與商業文明……種種看似相悖的事物，都在這個時代並存，也造就了彼時大學生大相徑庭的閱讀體驗。用王朔一本小說的名字可以概括民國大學生的讀書風格：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一些出身傳統家庭的大學生，依然像舊式文人一樣捧讀傳統經典。上個世紀80年代，歷史學家錢穆的孫女在北京讀大學，寫信請教祖父大學生如何讀書，錢穆在回信中寫道：「《論語》外，須誦《孟子》、《大學》、《中庸》與《四書章句集注》為主。《莊子》外，須誦《老子》。四書與老莊外，該讀《史記》，須全讀不宜選讀……仍盼能背誦。」民國時期，曾在多所大學任教的錢穆先生給孫女的這些建議，僅僅背誦《史記》這一條要求，就讓今天的學生難以招架。

經史子集經常出現在民國大學生書桌上

與傳統書籍一併躺在民國大學生書桌上的，還有新文化運動以後興起的白話文作品，其中既有本土作家的創作，也有用白話文重新翻譯的西方著作。1915年出版的《新青年》雜誌受到當時大學生的熱捧，魯迅寫作的中國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也刊載於《新青年》。與此同時，嚴復等人最早翻譯的文言文版世界名著已經少人問津，閱讀新的翻譯作品或者原版成為時尚。

「救亡」是貫穿整個民國的主題，大學生是革命書籍的主要受眾。魯迅在《記念劉和珍君》一文中寫道：「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女大學生劉和珍所訂閱的《莽原》雜誌，第一期就翻譯了法國革命歌曲《馬賽曲》，類似的進步刊物當時還有很多。

新文化與革命書籍當時頗受追捧

當然，在革命的大背景下，並非所有人都滿腦子鬥爭反抗，悠悠然讀「閑書」的公子小姐也不在少數。被魯迅痛斥的鴛鴦蝴蝶派，就用愛情小說征服了很多大學生的心，連迅哥兒的母親都是張恨水的粉絲，魯迅有時也不得不違心地替母親買幾本《金粉世家》《啼笑因緣》。老舍早期的小說也很少涉及沉重話題，張愛玲曾回憶：「《小說月報》上正登著老舍的《二馬》，我母親坐在抽水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讀出來。」年輕的張愛玲也許不會料到，多年之後自己的小說也會被列入中國大學生的必讀書單里。

魯迅有時也不得不違心地替母親買幾本愛情小說

建國之後，高校學習蘇聯模式，為了應對工業化的需求，大範圍壓縮人文社科類專業，擴建理工學科。1952年院系調整之後，中國大學生的閱讀氛圍，相比之前已經衰弱很多。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大學生的形象，一直顯得模糊而籠統，但也正是這三十年的壓抑，造就了金色的八十年代閱讀潮。

恢復高考之後，重新回到大學校園的大學生們像飢餓的白蟻啃食書本，省下買飯票、車票的錢買書的現象並不少見。即便是學術與哲學著作這一類相對晦澀難懂的書籍，也一時洛陽紙貴。比如朱光潛翻譯的純學術著作《美學》，要託人找關係才能買到一本。

80年代的暢銷哲學類書籍

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在當時頗受追捧，銷量突破了10萬冊——一個放在今天看仍然算得上暢銷的數據，以至於十多年後在電視劇《我愛我家》中，孟昭陽還把這本書送給朋友，把人家弄得「一腦門子哲學」。而80年代哲學熱的領軍人物周國平，翻譯的尼采著作《悲劇的誕生》首印5萬冊，年銷售15萬冊。走在80年代的大學裡，不讀幾本哲學，都不好意思和別人打招呼。

從相對封閉的閱讀環境中解放出來，大學生開始有機會大量閱讀經重印、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80年代有一種說法：男生必看《紅與黑》《約翰·克利斯朵夫》，女生必看《簡愛》《安娜·卡列尼娜》。這些經典的西方文學作品，儘管以一種延遲的狀態被中國大學生閱讀，但也打開了一代人的視野，幫助塑造了一代青年的理想、追求與趣味。

80年代的文學閱讀也像是鬆綁後的一個大懶腰，誇張、肆意、洒脫。一度被遺忘的作者，重新受到大學生的追捧。張愛玲熱、《圍城》熱、周作人熱輪番而來。同時，王朔的痞子文學、金庸的武俠小說、瓊瑤的愛情小說也在大學校園流行。據1986年《文學報》的一項統計，當年廣州地區就有70％的學生讀過瓊瑤小說。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也曾經描述，當時很多大學生去校門外的小書店租武俠小說，不過質量參差不齊。

張愛玲、瓊瑤等人的作品在當時大學校園十分流行

三十多年前的大學生對於詩歌也充滿狂熱。1984年秋天，在成都的一個詩歌節上，門票一搶而空，沒票的大學生們索性破窗而入，衝上舞台，要求籤名。顧城夫婦躲在更衣室，有人推門問：「顧城他們呢?」詩人一指，「從後門溜了」，才算「逃過一劫」。

不過，錢鍾書在《寫在人生邊上》中談到，中國人的想像力不足，但在回憶的時候想像力又過分，很多沒有的事情越寫越複雜，越寫越精彩。80年代的大學閱讀，究竟有沒有被誇大和美化？也許永遠都不會有一個準確的答案，但那個閱讀時代的確一去不復返了。

顧城的詩集被狂熱拜讀

理想主義的狂風吹過去，市場經濟的洪水漫上來，90年代大學生手上的書更多元化，閱讀也顯得更加輕鬆。

1991年，蘇童的《妻妾成群》出版，1993年，余華的《活著》、賈平凹的《廢都》、陳忠實的《白鹿原》同年出版，1994年，王小波的《黃金時代》出版。出版於80年代後期，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至今仍排在大學借閱榜前列，是90年代高校學子爭相閱讀的「神作」。

90年代大學借閱榜上的「常客」

嚴肅文學之外，各種類型文學也得到大學生的喜愛。偵探、言情、武俠、冒險等閱讀熱潮接踵而至。同時，台灣的張曉風、林清玄等人和大陸的余秋雨也共同帶起一股讀散文的風氣，成長於90年代的韓寒寫到，當時的文學青年中多得是模仿《文化苦旅》的余秋雪或者余春雨。

在台灣文學熱中，三毛無疑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她那种放任恣肆的語言風格和漂泊自在的生活方式，某種程度上開啟了一代大陸青年的自我意識。從她之後，大學生中流行的著作變得愈加個性化，安妮寶貝、痞子蔡等作者抒發著個體感受，受到追捧——書本不必非要與社會現實搭建聯繫，也完全可以作為作者和讀者自說自話的空間。

90年代末，榕樹下和西祠胡同相繼出現，不少大學生混跡其間。而以卡耐基《人性的弱點》為代表的摻雜了心靈雞湯的成功學著作，在高校中也越來越常見。這一切都隱隱昭示著下一個時代的閱讀風向。

《人性的弱點》是摻雜了心靈雞湯的成功學著作

新世紀之後，互聯網徹底改變了中國大學生的閱讀方式。包裝升級後的成功學，變成了創業指南；《明朝那些事兒》大熱或許不是因為它寫歷史，而只是因為它好讀；新概念作文大賽的作品漸漸難以吸引大學生的注意，它從一種突破變成了另一種窠臼。大學生們也開始沉醉在通俗、快捷的快閱讀、淺閱讀中，讓以羅振宇為代表的導師們替自己讀書，再用5分鐘把幾百頁的精髓轉達給自己，美其名曰「高效學習方式」。

高校的閱讀少了標新立異、開風氣之先的引領作用，今天大學生在專業課本之外的閱讀，與校園外的人們也沒有太大區別。他們的閱讀從多元走向紛亂，再走向淺薄，一直通向不再閱讀的終點。社會壓力的下滲讓升學、就業變成了眼前實實在在的壓力，閱讀徹底成為一種消遣，而且是相比於看劇、打遊戲、旅行而言，娛樂性更低的消遣。

讀書有時候成為一種作秀，手上的大部頭著作可以成為自拍的道具，也可以作為逼格的標誌。讀書不發個朋友圈，就好像白讀了。而且往往書還沒有讀完一半，秀讀書的朋友圈腹稿早已經暗暗潤色了無數遍。同學間偶爾客套，被問起最近在讀什麼書時，有的人會不好意思地笑笑，然後反問道：「網文算嗎？」

熱門網文代表作，其中不少被翻拍成IP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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