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邊疆土司制度的起源

2015年7月4日，在德國波恩召開的第39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的會議上，主辦方宣布將中國申請的土司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次申請的土司遺址包括湖南永順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和貴州播州海龍囤三處遺址。從13世紀到20世紀初，中國政府以土司制度管理偏遠地區，朝廷任命當地土著豪強為世襲土司，統治當地。這三處土司遺址是中國土司文化中規模最大的建築遺址，是這三個土司的行政、軍事、文化中心。

三大土司遺址在中國西南地區的位置

古代我國西南地區擁有大量少數民族聚居地，但如何有效管理這部分地區對中央政府來說歷來是個難題。在宋朝及宋之前，中央政府一般採用羈縻的方式來統治。不過由於羈縻制度的弊端，加上西南地區歷來由當地少數民族土著豪強統治，其勢力根深蒂固，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向來不足。到了元代，相應的土司制度應運而生，這一制度也被其後的明清兩朝所沿襲。明廷在西南廣設土司，遍布雲、貴、川、湖、桂五省，如廣西全省只有蒼梧一道無土司。儘管土司制度和之前的羈縻制有些淵源，但兩者有著本質區別。

與以往當地土著自為君長的情況相比，土司承襲必須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因此土司制度的誕生，標誌著中央政府對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管理方式產生了重大變化。根據規定，土司需定期繳納貢賦，如地方上的特產馬匹、茶葉、糧食、木材等，並按時繳納賦稅。土司們在當地得遵守朝廷禮制，不得僭越，並要受到當地流官的約束，領有駐防守御之責；如果某地發生戰事，土司要整飭兵馬聽候朝廷調遣。除此之外，土司還要定期朝覲天子。明廷對土司朝貢一事一向比較重視，如果貢品未能定期到達或者貢品質量有問題，便會嚴厲懲罰土司；相應地，朝廷對土司也會進行象徵性的賞賜，如賜予服飾、冠帶、鈔錠等物，以彰顯朝廷權威和對土司的控制。明太祖朱元璋認為這些蠻夷叛服不常，主要是因為所處地理位置險要且偏遠，當地百姓獷狠，如果要馴服他們，就要寬猛適宜，事之委曲。對朱元璋來說，並不需要郡縣其地，「蠻夷之人，其性無常，不可以中國治之，但羈縻之足矣」。而土司也要憑藉中央政府的公信力，確立自己在當地的權威，同時表達自己對朝廷的忠心，讓其放心，以利於土司自身的發展。所以無論是對朝廷還是對土司，實行土司制在當時都是一種雙贏。

湖南永順老司城

明朝在西南地區設置的這些土司，分文職土司和武職土司兩大系統。武職土司包括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招討司、長官司和蠻夷長官司；而一些軍民府、土州、土縣，設官如一般的府州縣，則屬於文職土司系統。另外，還有一種衛所土司，因部分實土衛所領內有大量少數民族聚集地，朝廷就設「某衛軍民指揮使司」或「某軍民千戶所」來治理。

明初，朝廷根據功績多少來區分土司的等級次序，並任用當地土著酋長首領作為土司長官。終明一代，設有11個宣慰司、10個宣撫司、22個安撫司、1個招討司、169個長官司和5個蠻夷長官司。

從級別品秩來看，宣慰司和府、直隸州級別略同，地位高於宣撫司，但兩者並不是上下級的關係，互不統屬。宣撫司有的直隸於布政司，如永寧宣撫司；有的隸屬於衛，從而間接隸屬於都司的，如酉陽、石砫二宣撫司（二者均屬重慶衛）。

至於安撫司，它可隸屬於宣慰司、宣撫司，其下可轄長官司，但級別較之前兩者更低一級。比如隸屬於湖廣都司的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下轄三個宣撫司，其宣撫司下又轄安撫司，安撫司下還轄長官司或蠻夷長官司。又如高羅安撫司隸屬於忠建宣撫司，而高羅安撫司又分領木冊長官司。至於長官司的地位則大致相當於縣。

在這些土司的官員編製中亦有流官的存在，以宣慰司為例：正官有從三品宣慰使一員、正四品同知一員、從四品副使一員、正五品僉事一員；首領官有從七品經歷一員、正八品都事一員。前者正官屬於土官，後者首領官專司當地戶籍、人口、賦稅、田地等事宜。同知、副使、僉事等屬於正官編製中的佐貳官，即副職。這些佐貳官朝廷有時也用流官擔任，和首領官共同受吏部選用，不過大多數情況下還是由當地土著任職。至於宣慰使、宣撫使這樣的正職則一般歸兵部管轄。在文職土司中，佐貳官就以流官為主了。

儘管這些流官品級低下，但除了主持文書工作以外，他們還肩負著監視當地土司的任務。所以一般而言，土司們並不敢在他們面前過於囂張，有時還是願意遵紀守法的。

土司們也響應朝廷請求，在當地修路設驛，促進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交通發展。比如洪武年間的貴州宣慰使奢香夫人在當地設置了9個驛站，連通四川、湖廣、雲南三省，形成了長達四百餘里的驛道。驛道的開闢吸引了大量漢族移民，不少漢人還在土司政權內部任職。現在貴州的穿青人，就有一種說法認為他們是古代漢族移民的後代。

奢香夫人雕像，位於貴州大方縣奢香博物館

朝廷在哪些地區設宣慰司和宣撫司等，有著自己的考慮，簡單來講，就是「恩威並濟」和「以夷制夷」。地方上，少數民族實力強勁的區域，朝廷便設置宣慰司；實力次一點的則設宣撫司。明廷對土官向來是比較厚待的，比如彝族首領靄翠及其妻子奢香夫人歸附時，進貢了大量馬匹，朝廷也以錦綺鈔幣作為賞賜。在厚待的同時，朝廷也利用各土司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周旋其中，不斷削弱其實力：有土司叛亂時，朝廷常常徵調另一土司所部土兵編入平叛大軍，一方面固然有其作戰驍勇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深入貫徹「以夷制夷」的方針，趁機損耗土司實力。不過對於和朝廷積極合作的土司，明廷一般會保留土司傳承，如石砫、酉陽宣撫司；而對於那些採取不合作態度、積極反抗的，待其覆滅後明廷則抓住契機推動改土歸流政策，如永寧宣撫司和播州宣慰司；也有部分地區採用了折中的方法，即上級地方官採用流官的形式，底下仍然保留一些小土司，屬於不完全的改土歸流，如雲南的臨安府，其下屬的阿迷州即設土知州。

所謂「改土歸流」，也就是廢除土司，取消少數民族豪強在當地所有的軍事、財政、人事等特權，改用流官，由中央直接掌管該地的人口、賦稅和軍事。改土歸流從明至民國，是個不斷發生流血衝突的過程。

應該說改土歸流是大勢所趨，但明朝由於在建國初期的戰略需要和國力因素，以及顧及到當地土著豪強和元朝殘餘勢力，為避免大規模動亂而未能全都設置流官治理，對此應該予以理解。

到了明朝中後期，大部分西南土司都有劣跡在身，土司和當地三司、撫台、按台等流官的衝突也逐漸增多，這些朝廷命官見狀往往輕言改土歸流一事，進一步加劇了土司和中央政府的矛盾。王陽明被貶龍場驛丞期間，深入了解西南土司情勢後，認為對這些蠻夷當以「教化」為主，關鍵是得其心，才有利於穩定，而非妄行改土歸流之事。故王陽明在當地興建書院，致力於推廣儒學教育，甚得當地少數民族百姓的敬仰。

明代的少數民族人民由於長期居住於深山惡水之地，不與外人相通，因此其社會習俗和外人迥異。他們大多民風彪悍，生活淳樸，無驕侈奢詐之習，總的說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並不高。明代也沿襲元代在這些地區設立社學的政策，教化當地百姓。比如說在廣西，每個州縣都設有社學，大縣多達十餘所，就算是小縣也至少有一所。王陽明就曾這麼描述貴州的社學之興：「村村興社學，處處有書聲。」

當然，這樣的情況離不開之前朱元璋對教育的大力支持，他在洪武八年，就命天下倡立社學，以此作為教化土著、改變舊俗的主要推動手段。兒童進入社學讀書起初屬於自願性質，貧困家庭自便，但一些土司對其抱有強烈的抵制態度。有土司禁止部落中子民讀書習字，犯者族誅，如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就嚴禁領內百姓子弟讀書。受此刺激，有關政策逐漸變為在部分地區強令適齡兒童就學讀書，違者懲罰其父兄，到後來就和現在的九年制義務教育一樣，屬於強制性政策了。弘治十年（1497年），明廷再一次強令天下各府州縣設立社學；弘治十七年（1504）年，明廷規定15歲以下幼童必須入社學讀書，且入學幼童不分貴賤貧富。這些命令明顯帶有強迫意味，也由此可見明廷一直不遺餘力地在少數民族地區推行文化教育，並且意識到只有讓他們對大明、對國家產生認同感，才能真正一勞永逸地解決反覆無常的土司問題。所以明廷為防止出現襲土司者冥頑不化的現象，規定不入學者不能承襲。

本文摘自 《戰爭事典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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