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法│蘇立文的中國美術史研究之路

邁克爾·蘇立文照

20世紀的中國美術面臨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挑戰和衝擊，發生了深刻的變革，但中國的這個「當下」並未引起西方藝術史界的足夠重視，正如英國牛津大學教授邁克爾·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在其著述《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1〕序言中所說：「對中國現代藝術的研究與鑒賞是非常晚近才開始的。1959年，當我出版西方語言中的第一部研究此課題的專著時，西方同行們批評我為一個不值得嚴肅對待的課題浪費時間。那時，多年形成的西方偏見依然非常活躍。」他認為「偏見」形成的原因是「歐美公眾幾乎沒有見過傳統國畫以外的中國繪畫，這是問題之一—很少有西方藝術史評家能夠理解中國所發生的新的運動的全部複雜性，避而不談更安全些」。到了20世紀末，中國的改革開放和中國藝術家對西方藝術的吸收與接納雖然相當程度地轉變了西方對於中國藝術的認知，但20世紀的中國美術還是很難進入國際學界的研究視野。

1940年，年僅24歲的蘇立文作為國際紅十字會的志願者來到深陷抗日戰爭泥淖的中國，在這裡他邂逅了中國女子吳環，並在吳環的幫助下結識大批中國藝術家。他開始有意識地收藏中國現代藝術家的作品。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蘇立文走進了中國美術史的研究中，而他的20世紀中國美術史研究不僅有開拓之功，更被西方學界視為第一個系統地向西方社會介紹中國現代美術的人。

1.「獻給環」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蘇立文作品集」系列書籍，涵蓋了蘇立文中國美術史研究的三部著述：《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中國藝術史》〔2〕和《東西藝術的交會》〔3〕。在每本書的環襯上，都寫有「獻給環」字樣，這是他紀念妻子吳環的特別方式。

1916年10月29日，蘇立文出生於加拿大多倫多一個平凡的家庭。父親阿倫·蘇立文是工程師，母親伊麗莎白·西斯是美國人。據蘇立文回憶，他的母親曾經見過李鴻章，而且對中國詩人在詩中表達的意境有著強烈的傾慕和嚮往。當然，儘管如此，他們也絕沒有想像過蘇立文會與這個千里之外的國度發生緊密的關聯。1936年，蘇立文進入劍橋大學學習建築學；1939年畢業後，他加入國際紅十字會的英國救援分隊前往中國。

1940年，在菲律賓留學學習細菌學的吳環回國參加中國抗戰。在人生地不熟的成都街頭，她曾攔截一輛運送藥品的貨車問路，而司機熱心地送她到達目的地。這位熱心司機便是蘇立文。富有戲劇性的相遇之後，他們來往並相愛了。那時，吳環得到剛從巴黎留學歸國的畫家呂斯百贈送的一幅描繪重慶遭受日軍轟炸的速寫，這件作品成為蘇立文夫婦日後眾多中國現代作品收藏中的第一幅。1942年，吳環收到著名考古學家鄭德坤的邀請，赴他在成都主持的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做他的英文助手，而吳環推薦了蘇立文前往協助。到成都後，蘇立文立即參與到前蜀王墓的前期發掘測繪工作中，並於1945年在《倫敦畫報》上發表專文介紹發掘情況。這是他首次發表關於中國藝術的文章。1943年7月20日，蘇利文和吳環在成都結婚，將彼此的生活和事業融為一體，正如蘇立文曾說：「我比其他西方作者在某些方面具有更深的理解，那是因為我娶了一位廈門女孩，儘管她接受的是做一名科學家的訓練，但她用一生的時間陪伴我工作，並為我打開了大門，否則我將永遠是一個陌生人。」〔4〕在戰爭年代，吳環的協助幫助蘇立文結識了張大千、傅抱石、龐薰琹、丁聰、吳作人、葉淺予、張光宇、郁風和雷圭元等一大批重要的中國現代藝術家，並由此走上中國現代美術史的研究之路。

1980年，蘇立文在為舉辦於阿什莫林博物館的藏品展撰寫的展覽圖錄序言中記錄了一個小故事：「廣東畫家關山月贈給我們一張畫有水車的風景畫，他還跟我上過交換課，我教他英語，他教我照著《芥子園畫傳》這部標準教材用傳統技巧畫國畫。不過我是個糟糕的學生。當我呆坐著看我的先生研墨的時候，環大吃一驚，然後狠狠地批評了我一頓。」〔5〕在中國傳統道德規範中，尊師重道是基本要求，所以，在蘇立文看來坐看老師研墨這樣一件平常之事，吳環也會給予及時糾正。不難想像，這類糾正會是他們日常生活的常遇之事，而正是這種「瑣碎」的學習引導著蘇立文更深入地了解中國，更深刻地理解中國傳統文化。年積月累的理解無疑將幫助他在中國藝術史的研究與寫作中極力規避慣常會有的「西方中心主義」，建立實事求是審視中國美術歷史發展的治學態度。

從1943年到2003年吳環去世之時，吳環與蘇立文情深意篤攜手六十載，從中國到英國、南洋、美國，最後回到英國，從未分離。晚年吳環患上老年痴呆後，曾經的得力助手變成須臾離不開人的病人，蘇立文獨自承擔了對妻子的照顧，即使學術研究和赴中國的考察隨之停止亦無悔，直到妻子去世後才開始新一階段的中國之旅。可以說，每本書前的獻詞都是蘇立文的致敬，因為蘇立文的每本中國美術史著作都有吳環的無私協助以及她關於中國知識背景和生存經驗的影子，這在西方的中國美術史研究界顯得極為特殊。

2.「環和我從未試圖成為收藏家」

在為阿什莫林博物館的藏品展撰寫的展覽圖錄序言中，蘇立文起首寫道：「環和我從未試圖成為收藏家。」〔6〕雖然他們從未有意識地成為收藏家，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西方，他們可能是擁有最多的中國現代藝術作品的收藏家。

2012年9月10日，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蘇立文與20世紀中國美術」展中展出了他們的部分藏畫。這些藏畫大多為畫家本人所贈，包含著「藝術家與他們的真誠而深厚的友誼」〔7〕—藏品背後是一件件難以忘懷的塵封舊事。

1943年至1946年，蘇立文和吳環大部分時間住在成都，結識了一批為躲避戰火而從內地入川的畫家。剛從法國回來的龐薰琹就住在他們家附近，一有時間，他們就會法語夾帶英語聊藝術、歷史，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這個時期，龐薰琹曾為吳環畫過一幅十分精美的肖像，顏色很薄，用筆精到。懷想那個艱苦的境況，此作尤覺珍貴。而通過龐薰琹，蘇立文還認識了丁聰、吳作人等畫家。蘇立文親切地稱呼丁聰為「小丁」。丁聰當時畫了不少少數民族題材的作品，贈給他們夫婦的《邊疆部落男子》即是其中一幅；吳作人則根據自己在甘肅、青海寫生，在蘇立文家的長廊上完成了油畫稿《青海市集即景》，贈予他們。

1943年，張大千從敦煌回到成都後與蘇立文夫婦相識，他們所藏一幅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的作品應是這個時期獲得。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任教於斯坦福大學的蘇立文為當時旅居美國的張大千在斯坦福大學藝術博物館策劃展覽，並獲贈一幅《梅花軸》。直至1983年張大千去世，他們一直保持著交往。

1946年，蘇立文和吳環回到英國。不幸的是，蘇立文計劃用來寫作中國現代美術史的材料不慎丟失，他向龐薰琹求助希望能幫忙重新收集材料。龐薰琹馬上寫信給國內的藝術家，呼籲大家為蘇立文研究中國現代藝術提供材料，得到了眾人的積極回應。讓他們深感意外的是，素未謀面的黃賓虹在1947年寄贈他們一小幅精彩的山水畫，成為他們藏品中的珍品。

蘇立文夫婦結下的友誼不止在中國。英國文化參贊傑里佛·賀德立於1960年去世，在其遺囑中，除大英博物館挑走的5件作品外，其他收藏全部贈予了蘇立文夫婦，其中包括齊白石、傅抱石、林風眠等大家的作品，令他們夫婦大為感動。此外，他們的收藏活動還包括50年代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南洋地區的收藏；七八十年代在香港、台灣地區的收藏；20世紀末至新世紀初在中國內地與眾多年輕、新興藝術家們的來往與收藏等。正如蘇立文自己所說：「中國人民不僅看重藝術作品本身的價值，也看重作品所承載的深厚友誼。這麼說來，環和我一直非同尋常地幸運。」〔8〕的確，他們的收藏除少數購買外，絕大部分來自贈予，能有這樣的「幸運」，應與他們並非投資目的學術研究態度有絕大關係。也正因如此，他們從未想過要售賣這些藏品，而是選擇全部捐贈給牛津大學的阿什莫林博物館。

這種特殊的收藏經歷背後，折射的是蘇立文與中國現代美術家的友情以及他的學術方向。通過走進中國現代美術家群體，他以親歷者的身份，更準確、直觀地把握到20世紀中國現代美術發展的真實情形，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資料，同時對身處動蕩時局中的中國現代畫家們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狀態有深刻的理解。所以他的研究充滿了人文關懷，也更貼近20世紀中國美術變革的情境，這是其他對20世紀中國藝術變革缺乏親身感受的西方藝術史學者所沒有的情感立場。

3.「我沒有理論」

2005年4月，在北京大學演講中蘇立文談到自己曾被質疑從什麼理論角度看待中國現代藝術時，他的回答是：「我沒有理論。我懷著最深的信念相信，如果是在人文學科中而不是在精確的科學中，理論，遠離揭示真相，甚至可能是發現真相的障礙。它們無法被檢驗。藝術家的理論如同一連串的有色鏡，我們手持著有色鏡去看現實，不會看到我們原本看不到的東西。」〔9〕20世紀以來，美術史學界已興起過太多理論，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榮格精神分析法、後現代、拉康的精神分析等不一而足。蘇立文之所以排斥「理論」，是因為「它們模糊了很多東西」〔10〕，並認為任何理論解釋一定是「出於對產生它們的環境以及它們所形象地揭示出的某種尚未被理解的歷史進程的考慮」。〔11〕

不妨說，蘇立文的研究方法其實就是理論聯繫實際，比如其《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就是將研究對象置於歷史語境中，突出20世紀中國文化整體情境中美術的文化價值；《東西方藝術的交會》則用比較的視野和方法將中西美術進行比照，論述了東西方美術不同的文化價值和相互借鑒過程中的創造性；《中國藝術史》既注重藝術自身發展的形式風格分析，也注重從社會學角度探討藝術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聯；《山川幽遠：中國山水畫藝術》嘗試以中國視角理解中國藝術，以回歸歷史的「原境」，有意識地避免了西方在轉譯中國傳統藝術中的誤讀。這樣的研究角度在向西方傳播中國美術方面所做出的貢獻是歷史性的，獨樹一幟的，為西方學界打開了中國藝術研究的視野，產生了廣泛影響。

儘管蘇立文因吳環得以了解中國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並結識大批中國現代藝術家，獲得了大量的一手研究資料，但他終究是一位西方身份和背景的學者，在處理龐雜材料的過程中也存在相當錯漏，有中國學者就《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中某章節做過粗略統計，羅列出一連串的「諸如溥雪齋繼承了恭王府，金城發起組織了湖社並組織主持了《湖社月刊》；浙江吳興是文人畫吳派的發祥地，陳師曾組織了中國畫學研究會並是北京畫壇的贊助人；齊白石的學生之中有陳年、徐悲鴻與姚華，張熊最著名的弟子是任頤；顧麟士、狄平子、吳征都是吳昌碩的學生，黃賓虹是留學日本的藝術學子；潘天壽從李叔同學習中國畫並深受齊白石和黃賓虹的影響……一類等等的『硬傷』」。〔12〕除了這些「硬傷」，蘇立文對中國社會和藝術的認識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某些偏見，尤其對20世紀畫家的評價有個別地方受其個人藝術趣味的支配，有失準確和客觀，如他對運用現代主義方法進行創作的藝術家比較推崇，而對運用寫實主義方法進行創作的油畫家則不大認可等等。這樣的「偏見」可歸結為「他者的目光」，身處多元時代，借用「他者的目光」來反觀中國美術的歷史和現狀，不妨是促進獨立思考的一種方式。雖然聲稱沒有理論，蘇立文卻有著強烈的求知慾和對中國的熱情推動著他對中國美術史進行持續不懈的研究。在我們面對日益繁多的理論、方法論或材料時，他的治學經驗可以提供某種啟示「運用睿智的常識」〔13〕來看待藝術，或許可以讓我們回到沒有過多條條框框的出發點，靜下心來從理解和把握作品開始，再次思考我們要研究什麼，又為什麼要研究。

結語

2013年9月28日，在吳環去世十年後，蘇立文在英國去世，享年97歲。無論如何，作為西方公認的中國藝術史學者之一，蘇立文的獨特性不僅僅在於他的學術視野，更在於他是獨一無二的中國藝術親歷者—他深入到20世紀中國美術發展的內部，是歷史的見證者和記錄者，其傳奇經歷使他成為西方世界撰寫現代中國藝術史的不二人選。

如今我們懷念蘇立文，同樣地，像以往一樣，「獻給環」！

注釋：

〔1〕中文版由陳衛和、錢崗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中文版由徐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中文版由趙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邁克爾·蘇立文著《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第18頁。

〔5〕《蘇立文與20世紀中國美術》，國家近現代美術研究中心編，第17頁。

〔6〕《蘇立文與20世紀中國美術》，國家近現代美術研究中心編，第16頁。

〔7〕《蘇立文與20世紀中國美術》，國家近現代美術研究中心編，第7頁。

〔8〕《蘇立文與20世紀中國美術》，國家近現代美術研究中心編，第16頁。

〔9〕邁克爾·蘇立文著《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第22頁。

〔10〕邁克爾·蘇立文著《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第22頁。

〔11〕邁克爾·蘇立文著《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第22頁。

〔12〕郎紹君《他者與我們—讀〈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有感》，《美術 觀察》2014年第7期，第5頁。

〔13〕邁克爾·蘇立文著《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第22頁。

邁克爾·蘇立文出版著作擇要：

《20世紀中國藝術與藝術家》，陳衛和、錢崗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藝術史》，徐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東西藝術的交會》，趙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山川幽遠—中國山水畫藝術》，洪再新譯，上海書畫出版社版。

Michael Sullivan: Art and Artist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Michael Sullivan: Modern Chinese Art, Ashmolean Museum, 2001.

張海法 中國藝術研究院2016級碩士研究生

（本文原載《美術觀察》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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