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藍研究員訪談錄

訪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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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語言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漢語方言學會副會長。從事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論著《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話》（200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2005年獲北京大學王力語言學獎二等獎。

1、徐睿淵（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您是如何走上方言研究道路的？您跟隨的導師都是漢語語言學界的大家，他們對您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李藍：我走上方言研究道路，真的是純屬偶然。因為地處偏遠，雖然從小就說方言，卻不知道世界上有方言學科。本人自小就是愛好文學和音樂，考研的第一目標校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直到準備考研究生，查招生目錄時才知道居然有「現代漢語方言」這樣的專業。一好奇，一不小心，再經我大學老師周復綱教授的介紹，就考到山東大學去了。考到山東大學後，在錢老師的悉心指導下，學習，實習，實地調查，後來就逐漸喜歡上了這個可以四處調查、有點流浪性的專業。

山東大學錢曾怡教授是我的碩士導師。錢老師循循善誘，把我引入方言學和音韻學門庭。李榮先生和熊正輝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導師。三年的博士學習，讓我知道了漢語方言學的博大精深，以及一切學問的學無止境。丁邦新先生是我的博士後合作導師，從丁先生那裡我體會到，做學問，討論學術問題，要就事論事；為人處事，要理解人情世故，在保持學術、道德、人格底線的情況下盡量變通和寬容。

2.徐睿淵：您的「主業」是漢語方言學和音韻學，但您設計了音標符號輸入法，後又主持開發方言調查應用軟體。您覺得從事漢語方言研究，需要有什麼樣的知識結構？

李藍：從事漢語方言研究，其實不只是方言研究，從事所有的科學研究，首先要有強烈的好奇心。在今天這個知識經濟、信息爆炸的時代，一定要善於重組知識，勤於學習新知識，在知識結構上一定要與時俱進。

3.徐睿淵：您是院創新工程「中國重點方言區域示範性調查研究」的首席研究員，近幾年來帶領團隊完成了甘肅全省81個縣市級行政單位、87個調查點的調查任務，推動該項目北片甘肅省的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取得重大進展。您是什麼時候開始關注西北方言的？做這個項目的初衷是什麼？

李藍：設計「中國重點方言區域示範性調查研究」主要是基於以下考慮。湖南、廣西、廣東三省區交界地帶，是中國方言最複雜的地區之一，方言調查的難度很大。我多次調查過這一帶的方言，對此有深切感受。這一帶方言變得這樣複雜，可能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湘粵桂三省區交界處的平話土話早先應有共同來源，但在失去核心城市後，由於山川阻隔，交通不便，行政區劃割裂，各地方言自行發展，結果導致這些方言之間通話程度低，方言面貌差別很大。現在來調查研究這些方言，其語言共性在似有若無之間，很難概括出來。

第二，語言環境複雜。這個地方本來就有多種民族語言，西南官話、粵語、客家話先後進入這一地區後，這些複雜的語言關係進一步加劇了平話土話的分裂和變化。如果有一批布點科學合理，調查材料基本統一、調查水平接近的學術成果，這樣就可以為這一帶方言的比較研究提供可信、可靠的調查材料，取得一些學術突破。

我原來和學術界一樣，對甘肅方言不大了解，模糊覺得可能和陝西關中一帶的方言差不多。因在西北師範大學主持碩士學位論文答辯時發現了一些非常特殊的語音現象，才意識到甘肅方言也是比較複雜的。從方言調查的情況看，整個大西北地區，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陝西、內蒙，至今仍無一本類似《湖北方言調查報告》那樣調查到每一個縣的調查材料。從方言的歷史文化價值看，甘肅方言是敦煌文獻和河西寶卷的基礎方言，是東干語最重要的源方言；千百年來，河西走廊，隴南地區又是中國西部最重要的民族走廊和文化交流通道，漢語與其它民族語言發生了普遍而深刻的接觸。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甘肅方言的調查研究又具有國家戰略「一帶一路」文化建設和文化力量意義。因此，甘肅方言值得我們花大力氣，對其進行全面、系統的調查研究。

甘肅方言調查進展比較順利主要有這樣幾個原因。一是有統一設計的調查計劃；二是有一個團結、合作又高效的調查團隊；三是使用了計算機軟體和最新的方言調查方法。

甘肅方言調查是一次具有全面創新意義的調查，是漢語方言調查史上首次全計算機操作、全軟體控制、全部調查材料都錄音、全部錄音都和記音材料有對應關係、所有調查材料都可根據錄音重新聽寫的調查。甘肅方言調查的經驗證明，用計算機和計算機軟體來調查方言、記錄方言、研究方言，其高效率、可驗證、可重新記音，可以自動排同音字表、自動做古今語音對比、自動生成音節表，尤其是可以重新記音這一項，是手寫筆記的傳統調查方式難以比擬的。

4、徐睿淵：2015年，您主持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方誌中方言資料的整理、輯錄及數字化工程」。這個項目可以說是集文獻、方言和計算機資料庫於一體，工作量很大。您是怎麼想到做這個項目的呢？

李藍：地方志是中國最為重要、最有特色的文化資源之一。明清時期的學者在研讀古籍時已開始有意識地利用地方志中的方言材料，以達到以今證古、以今訓古的目的。1960-1970年代，日本學者波多野太郎教授以一己之力，輯錄了他在日本查閱到的方言資料，整理出版了九卷冊《中國方誌所錄方言彙編》。這些珍貴資料引起中國學者的高度重視，《方言》雜誌1980年第3期全文登載了《中國方誌所錄方言彙編》的總目錄，隨後李榮先生組建了研究團隊，打算以波多野太郎教授輯錄的材料為基礎，擴大地方志的輯錄範圍，重新整理出版這套方言資料。後來因忙於「中國語言地圖集」、「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等重大項目，加之李榮先生身體欠安，這個項目就被耽誤了。後來周磊接著做這個項目，打算將原有的複印資料全部轉寫成可編輯的文本並做成語料庫，但也沒有完成。這兩個項目我都參加了一些工作。因此，對於我來說，也可算是接續前輩學者的未竟之業。

現在做這個項目有一些有利條件。最重要的一點是國家的古籍現代化工作取得了重大進展，國家圖書館已把館藏6000餘種地方志全部掃描成PDF文件。因此，絕大多數方言資料輯錄工作都可在北京完成，並可得到高質量的掃描文件，在這種情況下，波多野太郎原來的複印資料就可以不用了。此外，我們的項目團隊中有語料庫和地理信息系統的專家，本人對語料庫技術、地理信息系統也比較熟悉，這樣就可以在輯錄完方言資料後，將其轉錄為文本文件，設計標註集，製作語料庫，最後做成一個在地理信息系統中展開、查看、查詢的工作界面。

這個項目完成後，使用者只要點點滑鼠，就可以得到想查詢的資料，並可觀察和分析這些資料在地理上的空間分布情況。

5、徐睿淵：您在學生培養方面有什麼感想呢？

李藍：我的學生培養理念是因材施教，順其自然，助其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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