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前無拓本？

唐以前無拓本？

王羲之《樂毅論》舊拓本

中國古人發明印刷術，其技術先導，一是印章，另一是拓石，又以拓石為最直接和重要。拓石與印刷都是複製技術，或從一塊碑石，或從一塊雕版，都可以複製出許多份作品，兩者在方法和原理上非常相似。研究拓本起於何時，從科技史的意義看，主要是因為拓石技術與印刷術的發明具有密切關係。不過，年代久遠，資料遺缺，考察古代拓本起於何時，談何容易，筆者為此，困惑已久。近來整理手頭資料，悟得晉代有拓本，願公諸於眾。

唐以前無拓本之說不能成立

學界有一種意見，認為拓本始於唐，否認唐代以前有拓本。現從唐人記述中選取兩個例證，證唐以前無拓本之說，不能成立。

其一是，竇泉親眼所見魏石經四紙拓片。

竇泉是盛唐至中唐的書法史家，他在《述書賦》中這樣說：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終後漢左中郎將。今見打本《三體石經》四紙，石既尋毀，其本最稀。惟《棱雋》及《光和》等碑，時時可見。

《述書賦》以賦的形式敘述書法歷史，乃是繼張懷瓘《書斷》之後又一著名書史著作。上面引文，是他為《述書賦》所作注中說的。唐人說「打本」，即拓本。《三體石經》是魏石經，竇泉以為這是蔡邕的漢石經，系受《後漢書·蔡邕傳》中范曄誤記的影響。

魏石經毀於唐以前，這一點可以肯定。所以竇泉所見這四紙拓片，必是唐以前某個時候拓下來的。屢經破壞的魏石經殘存經碑，於隋開皇六年由洛陽搬到長安，遇隋末戰亂又遭毀壞，被建築部門用作房屋「柱礎」。唐初貞觀年間，魏徵收集時僅得殘石，據說「十不存一」。因此，到隋末，已無魏石經存世。竇泉人在長安，又是一生留心書法，當然知道石經的毀棄存亡。他所見「打本《三體石經》四紙」，明確說是「石既尋毀，其本最稀」，就不會是魏徵收集的殘石拓片。竇泉《述書賦》稱石鼓文為：「上有篆文，今見打本。」這裡他不說「其本最稀」，就因為石鼓仍在，拓片並不稀罕。他說魏石經「其本最稀」，就因為碑已不存，不能再拓；「最稀」亦言其珍貴。因此，這魏石經四紙「打本」，必定拓於經碑尚存之時，自然必須是唐以前拓下來的。

其二是，封演記繹山刻石，從北魏開始被「歷代摹拓」。

封演是盛唐至中唐人，他在《封氏聞見記》卷八說：

《鄒山記》云：鄒山蓋古之繹山，始皇刻碑處，文字分明。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始皇刻石紀功，其文字李斯小篆。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以為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上官求請，行李登涉，人吏轉益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休息。今間有《繹山碑》，皆新刻之碑也。

繹山刻石是秦始皇六處刻石之一，文字為李斯書跡，公認是標準的小篆書體。把繹山刻石「使人排倒之」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在位年代從公元424至452年，其時間相當於南朝劉宋前期。從此開始，繹山刻石被「歷代摹拓，以為楷則」。「楷則」，就是書法範本。「歷代」，指從北魏開始的歷代。

「歷代摹拓」的「摹拓」，意思包括臨摹與捶拓。在唐及唐以前，凡複製書帖，其方法有二，一是臨摹，另一是搨，就是雙勾填墨。凡為書法而複製碑石，譬如複製秦始皇繹山刻石，其方法也有二，一是臨摹，另一是捶拓。搨與拓都是古代的複製方法，兩字讀音相同，意思不同。用雙勾填墨之法，則稱搨；捶拓碑石，則稱拓。複製書帖，以雙勾填墨為尚；好的搨本人稱「下真跡一等」，就是與真跡差不多。複製書帖也可用拓的方法，就是先將書跡臨摹上石，再經工匠鐫刻，可是這與搨本相比，與真跡相差就大了。這種方法，唐代初年肯定就出現，宋代已大盛。然而唐代的王公貴族，無不對幾可亂真的搨本趨之若騖，不把拓帖放在眼裡。複製碑石，卻是與此不同。為了保存碑石書法原貌，只宜捶拓，不能搨。原因何在？把紙覆蓋在碑石上面，由於碑石表面凹凸不平，使人無法在紙上準確地作雙勾描劃，勉強搨下的書跡嚴重失真，成為書法廢品。與此相比，拓石的方法簡單，特別是效果最好。

不過到唐代，語言中常見的還是搨字。以繹山刻石言，校刊中如發現是「歷代摹搨，以為楷則」，是否就是用雙勾填墨之法？拓字與搨字相混在古代未能避免，宋代書法文獻中猶可見把拓石之拓，寫成搨字。可是，為書法而複製碑石，除臨摹之外，只能捶拓。因為用搨的辦法複製碑石書法是無效的；偶而有人去搨碑石是可能的，歷代人都去搨碑石就不可能。封演既說，「歷代」之人複製小篆書法，「以為楷則」。懷此目的，故而在臨摹之外，必用捶拓這一種辦法，別無他法。以為「歷代」用雙勾填墨之法，去複製繹山刻石書法，「歷代」焉能如此糊塗？古人糊塗怎到這般田地？實際是不可能的。讀者需注意，縣衙里的新繹山碑，在唐代總是用捶拓之法複製的，「歷代」的複製方法與此並無二致，必是捶拓無疑。

因此，根據唐人封演所記，北魏太武帝之後，也就是南朝劉宋初年以後，就不斷有人在繹山刻石上捶拓書跡。因為臨摹與拓石的人太多，地方官吏疲於應酬，後來縣官就照樣刻了「數片」碑石，放在縣衙之內任人捶拓，以免登山之勞。總之，《封氏聞見記》可證，東晉以後的北魏或劉宋之時，中國就有拓石。在我看來，這還不一定是最早的。

以上兩例，起碼可證拓本起於唐代以前。

另，竇泉《述書賦》注云：「李斯，上蔡人，終秦丞相。作小篆書《繹山碑》，後其石毀失，土人刻木代之，與斯石上本差稀。」竇泉也記載了繹山刻石的原石早已「毀失」，其原因另由封演記錄下來。他們兩人都說，現在的《繹山碑》是後人重刻的。封演說，「今間有《繹山碑》，皆新刻之碑也」；竇泉說，「土人刻木代之」。可見後來的《繹山碑》在石碑之外，另有木碑，都是為捶拓李斯書跡而特意刻的。這件事在印刷史上意義，比拓石更加重要。至於刻碑之人，一說縣宰，一說土人。可惜重刻的年代難以判斷，看來總是在盛唐之前。錄此備考。

有關拓本的更早文獻記載，學界公認是《隋書·經籍志》。《隋志》在經部所附小學書目的最後，有一段特地介紹漢魏石經的話：

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三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並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聯繫上文，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之語，知其意思是，漢魏石經既已毀壞，但前代承傳下來的石經拓本，仍在皇家秘府珍藏。現據《隋志》書目統計，隋代皇家藏有東漢熹平石經即一字石經33卷，魏正始石經即三字石經17卷，合計50卷；梁代皇家藏有一字石經16卷，三字石經25卷，合計41卷，其中10卷已亡。此外，隋代皇家另有秦皇會稽石刻文與曹丕《典論》石刻文各一卷。以上凡93卷，尚存83卷，都可認為是拓石之拓本。

不過，學界對《隋志》中石經是否是拓本，持有異議。多數學者認為是拓本。如王國維說：「《隋志》著錄之二種石經，確為拓本。」馬衡、劉國鈞、錢存訓諸人意見，與此基本相同。少數學者有不同意見：一是認為這些石經中可能是抄本；二是認為「相承傳拓」之「拓」，乃是搨之誤，因此這些石經不是拓本，而是搨本。

確定《隋志》石經是否是拓本，我想首先要弄清楚的是，隋與梁兩代皇家珍藏漢魏石經的目的是什麼？

漢魏兩種石經，它們原來的目的都是為校正經學文字。那麼，《隋志》中石經是否也以校正經學文字為目的呢？回答是否定的。這些漢魏石經若以校正經學文字為目的，《隋志》就應將《尚書》《春秋》《論語》等七種石經，分別歸類於各自名下的經籍書目之中。現在《隋志》並不這樣做，而是說：「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並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這就明白告訴讀者：石經原是「以為七經正字」，而現在則是「附於此篇，以備小學」。所以，《隋志》把全部漢魏石經放在一起，又把秦帝刻石、《典論》刻石也放在一起，將它們與所有「小學」書籍歸在一類，明確說是「以備小學」，就是作書法學習之用。另請注意《隋志》在漢魏石經之前，所列書目還有：《四體書勢》《古今八體六文書法》《古今篆隸雜字體》《篆隸雜體書》等。這些無不都是實實在在的書法書籍，石經與這些書籍的性質是一樣的。

《隋志》著錄的漢魏石經，肯定是以書法為目的。而漢魏石經的書法價值，乃是世人早已公認的。漢石經為蔡邕等赫赫名家所書，公認是標準的漢代隸書；後人學習隸書，最好的範本就是漢石經。魏石經或說是邯鄲淳書，或說是衛覬書，總之出自名家之手；特別是將古文、小篆、隸書三種書體並列，更是魏石經獨一無二的書法特色。

如此看來，梁、隋兩代皇家所珍藏的漢魏石經，都是以書法為目的的石經複製品。今天，不同意這些石經複製品是拓本的人，或說是抄本，或說是搨本。下面，進而考察這些石經究竟是哪一種複製品。

先看是否是抄本。抄本複製在梁隋已很盛行，當然不能否認石經有抄本。但是，若以書法為目的而複製石經，就可以把抄本排除在外。因為抄本只能複製文字筆劃，無法複製石經書法。石經抄本，用於校刊文字是有益的；用於書法，作為學習字體的範本，就變得毫無價值。

再看是否是搨本。雙勾填墨的搨書技術，利於複製書帖，不宜複製碑石。搨帖可能產生精品，搨碑只能產生廢品。斷《隋志》中石經為搨本者，錯誤地認為搨石比拓石要容易。其實，在碑石上作雙勾填墨之搨，技術要求不比拓碑低，卻是更加費工費力。特別是搨碑最容易損壞書法，梁隋皇家以書法為目的珍藏石經搨本，最無可能，也最不可信。

臨摹也是早就有的複製技術，漢魏石經並非不能是臨本。但是，既已說是「相承傳拓之本」，就應把臨本排除在外。因此，《隋志》著錄的漢魏石經，非捶拓之拓本莫屬。前面談過竇泉所見「石既尋毀」的「三體石經四紙」，就是唐以前的拓本，不知與《隋志》中石經有無聯繫。

歸納起來說，只要確認《隋志》石經是以書法為目的，我認為這些石經就非是拓本不可。

凡做事，總要有目的和動機。中國古人最初拓石，其唯一目的就是書法。需知以文獻資料為目的而研究金石，乃是宋代歐陽修、起明誠等人開始的，唐以前一般不見。《隋志》說石經「以備小學」，可知其目的就是為書法。再據《封氏聞見記》，北魏開始「歷代」去臨摹與捶拓繹山刻石的人，目的就是以刻石上小篆為書法「楷則」。關鍵就是以碑石書法為「楷則」，由此產生了複製碑石書法的要求，這就為拓石提供了強有力的動機。在合適的技術條件下，這動機就可能變成實踐行動。如果不以碑石書法為「楷則」，中國古人恐怕不會很早就想到拓石的。

中國的書法是在使用漢字過程中產生的一種特殊文化現象，其重要性對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人來說不易完全理解。中國人的書法，既是一種重要的藝術，又是不可缺少的工具。書法作為藝術，可以表現人的品格和精神，所謂書品即人品；書法作為工具，是在官場應用和人際交往中人人必須掌握的。所以，士大夫在掌握書法方面，都有強大的心理動力。到晉代，書法藝術就已達到成熟境界。在中國文化藝術史上，比唐詩、宋詞、元曲更早成熟的藝術，就是晉字。就書法而言，漢石經上的隸書，秦皇刻石上的小篆，魏石經上的古文、小篆、隸書，都是權威性的標準範本。要掌握隸書與篆書，不能不以碑石為範本，這就成為古人拓石的動機所在。為何中國最早的拓本集中在石經和刻石兩部分？究其原因在這裡。

從經石的崩毀過程看晉代拓本

認為《隋志》所錄漢魏石經是拓本的學者，如王國維、馬衡、錢存訓、劉國鈞等，都認為梁代有拓本，根據就是《隋志》中記錄梁有石經若干卷。又從「相承傳拓」之語，進而推斷拓石有可能起於梁以前，然而根據難覓，無有定論。筆者心系已久，以為石經拓本的產生，起碼需有經碑存在。因此想起從漢魏石經的毀壞過程，對照《隋志》，去尋找拓本起於何時的線索。

漢石經、魏石經，以及《典論》石碑，都置於洛陽城南東漢太學舊址。漢經碑在漢末有損壞，曹魏時修復。西晉時期的漢魏經碑，保存完好。它們的毀壞過程，大體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以東晉末年為界，石經首次遭到嚴重破壞。

據東晉戴延之《西征記》：

國子堂前有列碑，南北行，三十五枚，刻之表裡書《春秋》《尚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枚存，余皆崩。（以上言魏三字經碑）太學堂前，石碑四十枚，亦表裡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部，本石塶相連，多崩敗。（以上言漢一字經碑）……有魏文帝《典論》六碑，今四存二敗。

戴延之，《晉書》無傳。他大概是在東晉末年，跟隨劉裕大軍西征，經過洛陽，上面情況為當時親見。

碑石損壞的原因，一是風雨侵蝕，二是戰亂破壞。到東晉末年，漢魏經碑遭如此嚴重破壞，主要是西晉南渡以後，北方五胡亂華時期戰亂造成的。

第二階段，為北魏時期，石經繼續遭嚴重破壞。

東晉以後，拓跋氏在北方建立北魏政權，觀念上以佛教為重，遺棄石經。北魏初年，有馮熙、常伯夫兩人先後任洛州剌史，其時對經石的損壞最慘重。《魏書》卷83《馮熙傳》：「故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致頹落。」對此情形，《資治通鑒》卷148說得更清楚：「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為州剌史，毀取以建浮圖精舍，遂大致頹落，所存者委於榛莽，道俗隨意取之。」東晉末年，漢石經的損壞比魏石經更嚴重。魏石經自北魏初年開始，損壞特別嚴重。所謂「廢毀分用」，「廢」則是僅存經碑，殘缺不全，字跡模糊，面目全非；「毀」則是因為無人看管，經石崩壞，又被任意拿走，用以建造佛廟。北魏建都洛陽以後，有大臣崔光等提出派人看管，整修經碑，未有結果。

總之，從北魏初年開始，洛陽的漢魏石經全部成為廢墟殘址，碑石多數毀壞，有些被人拿走建造佛廟；殘存者「委於榛莽」，風雨侵蝕，文字剝落，不復舊觀。記載這一時期情況的文獻資料還有：《魏書·鄭道昭傳》《魏書·崔光傳》《水經注·榖水》《洛陽伽藍記·報德寺》等。

第三階段，自東魏至隋末，石經徹底毀壞，無一完碑存世。

東魏武定四年（546），漢魏石經自洛陽，徙至鄴都，途中有些落入河中。北齊天保元年（550），據說鄴都尚存52枚經石，此數恐怕包括殘碑和《典論》碑石，否則不能有此數。周大象元年（579），殘存經石再由鄴都遷洛陽。隋開皇六年（586），經石又由洛陽遷長安。如此一再折騰，經石肯定損壞更多。接著，遇隋末之亂，經石已經用作房屋「柱礎」，到貞觀初年魏徵收集時，僅存殘石，據說十不存一。

從以上石經的損壞過程，再對照《隋志》著錄，可以發現其中三種石經，有理由斷為晉代拓本。在此我再想說明，《隋志》著錄的梁、隋所藏石經，既以書法為目的，就不能是抄本，更不能是搨石本，非拓本莫屬。

首先，《隋志》著錄梁皇家藏有《三字石經尚書》十三卷、《三字石經春秋》十二卷。以上兩種，王國維考為魏石經足本。事實上魏石經在東晉末年已遭毀壞，所以這兩種魏石經足本非拓於晉代不可。

王國維對魏石經下力最深。他在《觀堂集林·魏石經考三》說：「《隋志》載梁有《三字石經尚書》十三卷，《三字石經春秋》十二卷，此蓋魏石經二經足本。《尚書》十三卷者，後來偽孔傳之卷數；與馬融、王肅注本之十一卷，鄭玄注本之九卷，分卷略同，而與歐陽、大小夏侯之二十九卷或三十一卷，及壁中書之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者絕異，乃漢魏間分卷之法。其《春秋》十二卷，則猶是《漢志》《春秋》古經之篇數，亦即賈逵三家經本訓詁之卷數，與《漢志》公、谷二家經各十一卷者不同。蓋漢魏以前，左氏所傳《春秋經》皆如是也。」漢代傳經，最重家法，不改師傳卷數。漢代古文經與今文經的卷數，多有不同。魏石經是古文經。王國維根據漢魏之間，古文《尚書》通行十三卷本，古文《春秋》通行賈逵所傳十二卷本，將上兩種古文經卷數，與梁所藏《三字石經尚書》十三卷、《三字石經春秋》十二卷相比較，發現卷數皆相等。進而認為，梁有的這兩種魏石經，皆是足本。此結論可信。

再聯繫魏石經的損壞過程看。據東晉末年的《西征記》，魏石經所刻為《尚書》《春秋》兩經，原有經碑三十五枚，「今有十八枚存，余皆崩」。《洛陽伽藍記》則說，魏石經原有經碑二十五枚，所存也是十八枚。不管哪種說法，魏石經到東晉末年，其碑石總是有一半或小半已經「崩」壞。魏石經是碑的兩面都刻字，所謂「表裡書」。經碑是巨石，「高一丈許，廣四尺」，或說「長八尺，廣四尺」。當經碑「崩」壞以後，如此巨石落地，總有一面文字無法看見，另一面文字必有不同程度損壞。因此，當經碑一半或小半「崩」壞以後，殘卷拓本尚能產生，梁所收藏的兩種魏石經足拓本，就無論如何無從產生。（其實，隋收藏的魏石經《尚書》九卷本，僅比足本少四卷，也難以產生）從石經毀壞的三階段考察，梁有的這兩種魏石經足本，非在其碑石未「崩」以前拓下來不可，東晉以後一無可能。因此，斷其為晉代拓本是可以成立的。

其次，《隋志》著錄隋皇家藏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事實上漢石經《儀禮》碑石到東晉末年已經全部「崩壞」，因此可斷其為晉代拓本。

漢石經為全部今文經。漢一字石經《儀禮》，馬衡考為大戴本。據賈公彥《儀禮疏》，大戴與小戴的區別，僅在篇章排列，其卷數都是十七卷。所以，隋收藏的漢石經大戴《儀禮》九卷，已經超過原書一半。

再聯繫石經的毀壞過程看。據東晉末年《西征記》說，漢石經碑「四十枚」，「多崩敗」。另據《洛陽記》：「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洛陽記》的作者難考。從它對漢石經的記述，比《西征記》《水經注》《洛陽伽藍記》都詳細，推想記述時間不晚於《西征記》，或相近，當在東晉末年。從《洛陽記》中，可注意「《禮記》十五碑悉崩壞」這句話；這裡的《禮記》，即《儀禮》。王國維說，魏晉前有言《儀禮》為《禮記》者；馬衡也這樣說。《西征記》已經說漢石經碑「多崩敗」。而《洛陽記》又用具體數字證明了這個「多崩敗」，並且說其中《儀禮》十五枚經碑「悉崩壞」。

漢石經也是碑的兩面都刻文字。經碑是巨石，高一丈多，廣四尺。《儀禮》十五枚經碑「悉崩壞」以後，如此巨石落地，總有一面文字無法看見，另一面文字必有不同程度損壞。在這種情況下，比足本僅少八卷的漢石經《儀禮》九卷本，就無論如何不能產生。這《儀禮》九卷本，不能不是在十五經碑「悉崩壞」以前的某個時候拓下來的。從石經毀壞的三階段看，自東晉以後石經的損壞情況，日甚一日。因此，斷這漢石經《儀禮》九卷本是晉代拓本，是可以成立的。

拓石的技術條件及書學中的重帖輕碑

以上，我斷晉代有拓本。不過，晉代是否具有拓石的技術條件呢？這仍是疑問。僅有動機和需要，不具備技術條件，拓石還是不能產生。在下面，我先討論拓石的技術條件，然後再談書學中的重帖輕碑，如何對搨帖與拓碑造成不同的影響。

晉代是否已有用於拓石的薄紙？

拓石需要用質量較好的紙；紙是拓石技術的必要前提。從本世紀西北考古發現看，晉代紙大多較厚，較粗糙，認為這種厚紙不宜拓石是對的。但是，以考古發現的這些厚紙為根據，斷晉代沒有宜於拓石的紙，未免以偏蓋全。

自蔡倫以後，中國的造紙技術不斷提高。東漢末年，又出現另一傑出造紙專家左伯。左伯，字子邑，東萊人，本人兼長書法與造紙。從技術觀點看，左伯大概是在蔡倫的基礎上進而對原紙進行加工，他最擅長製造優質加工紙。南齊蕭子良以「研妙輝光」四字讚譽「左伯紙」，左伯可能是運用塗布、壓光等加工技術，促使紙的表面細膩，有光澤，光潔度好，書寫流利。漢魏間書法家如韋誕等，已經愛用左伯紙作書。西北考古發現的晉紙質量固然較差，然而東漢末年早已有高質量的「左伯紙」，這也是事實。此外，魏晉間書法家不斷談論如何挑選紙。例如：三國時孫吳著名書法家皇象說：「紙當得滑密不黏污者」；西晉至東晉的著名女書法家衛鑠說：「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凈者」；愛用蠶繭紙、鼠須筆的東晉書法大師家王羲之說：「若書虛紙，用強筆，若書強紙，用弱筆」；如此等等。書法家對紙的質量，一向最為挑剔。從這些書法家的言論，可知魏晉間有多種優質紙可供選擇使用。如衛鑠說「虛柔滑凈」之紙，王羲之書《蘭亭序》之蠶繭紙，用於拓石理當一無問題。

其實，考古發現的那種晉代厚紙，搨書也是不能用的。晉代搨書，用的就是一種薄紙。劉宋虞龢在《論書表》中，如此談晉代搨書：「繇是搨書，悉用薄紙，厚薄不均，輒好縐起。范曄裝治，卷帖不勝，猶謂不精。」意思是說，晉人用薄紙搨書，由於紙太薄，背裝以後起縐不平。《論書表》作於宋明帝泰始六年，距晉未遠，此話可信。晉代既然已有薄紙搨書，擔心沒有薄紙拓石，就是不必要的顧慮。

晉代有用白芨水於拓石的技術嗎？

前代拓石，一般先將紙用白芨水浸濕後貼在碑上，或者先在碑上塗白芨水後再貼紙，此稱上紙。上紙以後，才能上墨。白芨水是中藥材白芨的浸出液，無色透明而有粘性。使用白芨水的目的，是利用其滑而有粘性，使紙附在石上，紙干後不致輕易綳起脫空，如此就便於上墨。

晉代是否用白芨水拓石，文獻無記載。但是，從現代拓石經驗看，不是非用白芨水不可，也可以用替代品如稀釋的膠水。而且，拓石專家還這樣說：「除用白芨水或膠水浸紙外，有些地區習慣上直接用清水浸紙亦無不可，只要上墨時不過早綳起造成空虛或脫落即可。」白芨在中國本不是稀罕之物，而白芨水又不成為拓石的先決條件，因為清水也是可以用的，這就更是方便的事。若從白芨水的替代品看，晉代或更早都不成問題。

不妨比較搨書與拓石兩者的技術要求。搨書與拓石對紙張質量的要求，大體相同。此外，搨書在雙勾填墨時對筆墨技法的要求特別高，非有較高文化素養再經訓練不能掌握；拓石則需有包括上紙、上墨兩部分的一套工藝技術，對文化素養的要求則不高。總的說來，搨書的技術要求，一般說比拓石要高一些。搨書與拓石，最初都是為書法而產生的。晉代有搨書已是公認的事實，對晉代有拓石其實無需存疑。到西晉，中國人使用紙張已有一百多年，使用墨的時間更長。特別是先秦就使用印章，這數百年的印章經驗，可以轉移到拓石上來，啟發人們的拓石實踐。由於文化背景方面存在的差別，今天的西方人對拓石還頗有點神秘感；可是，對長期使用印章和紙墨的中國古人來說，對它從來就沒有神秘感。這也是研究者應該注意區別的地方。

搨書與拓石既然都在晉代就有，那為什麼唐以前搨書者多，拓石卻是這樣少呢？其中原因不在拓石本身，乃是書學中普遍存在重帖輕碑之風造成的。需知在中國書法之中，存在幾種主要的書體，這就是篆、隸、草、楷、行五種。書學中出現重帖輕碑的風氣，就與這幾種書體的流行與否直接有關係。

從魏晉開始，社會上流行的是草、楷、行這三種書體。楷書以曹魏時的鍾繇為宗師，他創造的楷體，既具端莊之美，又有靈動之韻，很快風靡全國。官場公文原來用漢隸，後來多被楷書代替。東漢末年的張芝，以其草書的獨特風姿，飄逸瀟洒，自由放縱，而最具個性化，傾倒無數士人，人尊為「草聖」，追隨響應者絡繹不絕。東晉王羲之吸收前代成就，進而把書法推向無以復加的頂峰，成為千古一人的書法大師；他以行書獨步天下，生前就名揚全國，一字千金。自王羲之以後，行書也成為官場公文的書體。在楷、草、行這三種書體逐漸風行全國的同時，篆和隸這兩種書體的應用範圍卻是逐漸縮小。篆書僅僅用於少數特別莊重的場合，如策書規定用篆體，碑額也常用篆體等；漢隸多用於書寫碑文等。由於楷、草、行這三種書體的範本都是書帖，士人子弟凡學楷、草、行，就必須學帖，別無它法。因此，社會上自然而然就出現重帖的風氣，如《尚書宣示》《蘭亭序》等名帖成為無價之寶。篆和隸是魏晉以前流行的書體，其範本大都在碑石上。隨著篆與隸應用範圍的縮小，已經不再是流行書體，社會上難免出現輕碑的心理。

伴隨重帖之風同時走紅的，必是搨書。原因是名人書帖原件只有一份，而複製書帖的最佳辦法就是搨帖。搨書與搨帖，本是一個意思。在如此重視書法的社會氣氛之中，搨帖因上有所好，下有所愛，不可能不興盛起來。重視書法，不可能忽視碑石上的篆與隸，因為這也是有必要掌握的書體。但是篆與隸的應用範圍既已縮小，輕碑之風怎能消失？其結果就是，拓碑之事遠不如搨帖那樣紅火風行，名聲更不如搨帖那樣高。名家高官搨帖，歷代不絕。王羲之搨鍾繇《尚書宣示》，成為書壇美談。歐陽詢、褚遂良搨《蘭亭序》《樂毅論》等，搨本立刻視為至寶。唐代皇家的搨書人，如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都因搨帖而名揚四海，他們的搨本據說在唐代就值錢數萬。搨書事業可謂如日中天，熱情如火；搨書技術也從雙勾填墨，迅速發展到響搨與「硬黃勾摹」。相比之下，拓石事業就顯得非常寒磣，非常寂寞。從晉至唐，找不到一個名家高官親自拓碑的故事，也沒有一個因拓碑而名揚四海之人。到唐代為止，拓碑始終限於工匠手藝而已。

由於上面這些原因，造成唐及唐以前在書法範圍內的重搨而輕拓。於是，在文獻資料中，有關搨書的記載比比皆是，拓碑的記載卻是屈指可數，而且詞意含糊，語焉不詳。今天的研究者，因此認為拓石比搨書在技術上更困難，認為拓石的產生比搨書要晚幾個世紀。這是不小的誤解。

儘管歷史上曾經是重搨而輕拓，另從複製技術這個角度看，拓石卻比搨帖更具有潛在的生命力，具有超越書法範圍的更為深遠的社會歷史意義。若搨帖，一人一次只能搨一份；若拓石，一人一次可以拓數份，或數十份，或更多。拓石一次可以複製許多份，這意味著它在複製中的生產效率，比搨帖可能高出很多；不僅如此，這種複製方法還不難轉移到書法以外的領域中去，由此對信息傳播產生的巨大影響和意義，將難以估量。為什麼拓石一次可以複製許多份？見過拓石之人不難明白，在複製過程中，一塊碑石在外部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可以連續重複使用。碑石在複製中具有的這種可重複性，這正是拓石這種複製技術具有生命力所在。雕版印刷在複製技術上，主要就是自覺地利用了拓石複製中的這個可重複原理，從此開闢了人類古代史上信息傳播的新紀元。

因此，在中國古代史上，一旦出現拓石，就意味著印刷術的發明，已經為時不遠了。

（佚名）

王羲之小楷書《樂毅論》梁拓本

《樂毅論》系王羲之小楷法帖，創作於永和四年(348年)。《樂毅論》為三國時期夏侯玄所撰，是一篇論述戰國時期燕國名將樂毅征戰主事的文章。王羲之抄寫這篇書跡，是付給其子王獻之的。原跡久已不存，有《越州石氏帖》、《玉煙堂帖》、《快雪堂帖》等眾多刻本傳世。

《樂毅論》是王羲之楷書中頗負盛譽的名帖，歷代名家對此讚不絕口。隋智永在《題右軍{樂毅論)後》說：「《樂毅論》者，正書第一。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蕭、阮之流，莫不臨學。」唐褚遂良《拓本<樂毅論)記》指出：「(《樂毅論》)筆勢精妙，備盡楷則。」北宋黃庭堅有詩詠《樂毅論》為：「小字莫作痴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清人錢泳《書學》對《樂毅論》更是大為推崇：「昔人謂右軍《樂毅論》為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確有理據。蓋《黃庭》、《曹娥》、《像贊》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樂毅》沖融大雅，方圓適中，實開後世館閣試策之端，斯為上乘。」

《樂毅論》外標沖藹之容，內含清剛之氣；遒勁之中不失婉媚，端莊之中不失姿態；精淳粹美，清雄雅正，意境高遠，靜氣迎人，所謂「不激不厲，而風規自遠」；空靈淡盪，高懷絕俗，真大雅不群之作也。《樂毅論》是學習小楷的上乘法帖，從其學起，定能獲益匪淺。

《樂毅論》文中論述的是戰國時代燕國名將樂毅及其征討各國之事。傳王羲之抄寫這篇文章，是書付其子官奴的。有人考證說，官奴是王獻之。這一書跡，早在去東晉未遠的南朝曾被論及。梁武帝在與陶宏景討論內府所藏的這篇書跡時說：「逸少跡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粗健，恐非真跡」，陶宏景表示贊同，曰：「《樂毅論》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那麼，梁朝內府的藏本，宜是摹本而非真跡。

《樂毅論》原文：

世人多以樂毅不時拔營即墨（為劣是以敘而）論之。

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今樂氏之趣或者其未盡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賢失指於將來不亦惜哉，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機，合乎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業定矣。於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也，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跡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強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也。不屑苟得則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矣；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之施，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通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賢者托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則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間，侈殺傷之殘，示四國之人，是縱暴易亂，貪以成私，鄰國望之，其猶犲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仁，虧齊十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廢，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覇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誅哉。其與鄰敵何以相頃。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豈不知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由是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樂毅論》今譯：

世人大多認為樂毅不能按時攻克即墨是錯誤的，因此，（我在此）記敘並論述他。

探求古代賢能的心意，應該先從大的方面和遠的方面想，一定是（先感覺）曲折難懂，然後方可領會啊。如今（對）樂毅之事的曲折有人還未能徹底了解，因而大多認為他錯了。這樣讓前代賢人在將來被人誤解不是很可惜嗎，看樂毅贈給燕惠王的信，他大概在謀略上是差不多了，合乎於仁道而且能始終如一。他告喻昭王說：伊尹流放太甲而沒有猜疑，太甲被流放而沒有抱怨，這是（因為）把大業放在最公正之處，並且是以天下為考慮了。如果想極盡仁道的度量，一定要以天下為己任，一定要使得他的君主興盛發達，與先君情趣相合，君臣同心協力，這樣，大業就能穩定了。在這個時候，樂毅的志向，是千年一遇啊，也將推行千年一遇的崇高仁道。哪裡是他拘泥於時局，僅僅為滿足兼并呢，兼并（齊魯）不是樂毅所希望的，使燕國強大而廢除仁道，也不是樂毅所希望的。不屑於苟且有成，也就心中沒有眼前的小事情了，不渴求小的收穫，這是意在一統天下啊。這樣看來，攻打齊國是要藉此機會來撼動天下，討伐齊國的目的是要闡明燕王的仁義，沒有動用武力是為了謀求更大的利益。包圍城池而沒有加害於百姓，這樣仁慈之心將傳播很遠，攻打別國不為謀求（私人）功勞，除掉暴君不用武力，這樣，最高尚的美德就能普遍天下；率領其他諸侯國倡導仁道，近乎於商湯和周武王了，樂毅恰好弘揚仁道，放棄（攻打）兩個城市，讓百姓安生，表明誠信，來等待他們（齊國）出現弊端，使得即墨縣和莒縣的百姓回頭怨恨自己的國君，（最後）願意放下兵器，像親人一樣依賴我們。善於守衛的智慧，（是）不要隨便做什麼事情，這樣，想要仁道就能得到仁道，（也是）即墨士大夫的仁義啊。責任到了盡頭就會隨從，只有他才是合適周全的方法。開通更廣闊的渠道，來等待田單一類人（降服），助長容納善良的風氣，申明齊國士人的志向。使忠誠的人實現節操，明理的人顯著道義，天下昭彰，傳給後世。我的恩澤就像春光，百姓就如春草，道義光耀宇宙，賢能之人託付真心，鄰國之人傾心羨慕，天下引領嚮往，（都）想推戴燕王。隨著眾人的呼聲，兩座城邑一定會降服，這樣，霸王之業就可實現。即使停留在兩城，也會很快告喻天下。不幸發生變故，在當時形勢是不希望的，功敗垂成，乃是命中注定。如果用威勢逼迫，用武力攻打，則攻城只為求的暫時的功勞，讓燕國和齊國的士人在兩座城池間流血，拼殺形成很多傷殘，讓四個國家的人來看，這樣（是）用放縱殘暴替換戰亂，貪婪私利，鄰國看到，我們就成了豺狼。既丟失了用兵的意義，也喪失了扶弱的仁道，使齊國士人節操受損，廢除清廉優良作風。擁有的是大義廢棄，丟棄的是崇高的王道，即使兩座城池能夠攻克，稱霸天下的事情也背離很遠了。再說，燕國即使兼并了齊國，對世人又如何誅伐？與（原來的）鄰敵又怎樣相處？樂毅難道不知攻克兩城很容易么，只是考慮到城池攻克時也就背離霸業了；難道不知不能迅速攻克會產生變故？只是考慮到背離了霸業與產生變故是一樣的。因此說來，樂毅沒有屠戮兩座城池，那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王羲之畫像

王羲之（321-379或303-361），字逸少，號澹齋，原籍琅琊臨沂（今屬山東），後遷居山陰（今浙江紹興），官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是東晉偉大的書法家，被後人尊為書聖。

王羲之年少時，木訥不善辭令。酷愛書法，連走路、休息時也在揣摩字體的結構、間架和筆法。手指在身上不斷比劃，日子一久，衣服竟被劃破。每天寫完字，總到門前池塘里去洗刷毛筆，以致塘水變成墨色。骨鯁正直，為人坦率，不拘禮節。其書法功力，深為時人所重。初官秘書郎，後任職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故人稱王右軍。因與驃騎將軍王述不和，遂於355年稱病辭官。後專攻書法、詩賦。草書主要學張芝，正書主要學鍾繇。博採眾長，精研體勢，推陳出新，自成一家。一變法漢魏以來質樸的書風，為研美流便的新書體。其書備精諸體，草隸正行皆臻精美。尤擅長正書、行書。其書法有「飄若浮雲，矯若驚龍」、「為古今之冠」，如「龍跳天門、虎卧風闕」、「天資自然，風神蓋代」之譽。其書法在我國書法藝術史上佔有特殊地位，對後世影響極大。歷來有「書聖」之稱。真跡無存，今有少部分唐人鉤摹拓本。宋代所刻帖，多為零篇短札。行書以唐僧懷仁集書《聖教序》及《蘭亭序》、草書以《姨母帖》《初月帖》《喪亂帖》等最著名。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