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邊疆意識的形成與發展——基於歷代王朝邊疆爭議的分析

引 言

所謂「邊疆意識」， 應包括什麼是「邊疆」，「邊疆」的實際範圍在哪裡，「邊疆」的重要性與價值體現在哪些方面，如何處理與「邊疆」相關的問題等等，涉及到一個時期整個社會各階層人們對於邊疆及相關問題的認知、評價與應對之策，具體包括邊界劃定、邊疆防守政策、邊疆民族社會、邊疆區域經濟開發等諸多等問題的認知與處置。中國自古邊疆地域廣大，邊疆意識的相關記錄相當豐富。如古文獻中與「邊疆」相類及相關的辭彙不少，如「邊疆」、「邊圉」、「邊地」、「邊界」、「邊陲」、「邊方」、「邊鄙」、「疆埸」、「封疆」等等。

不同時代有不同的邊疆意識。中國古代邊疆意識經歷了複雜的演化過程，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國防史與地理認知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邊疆意識，在實質上是一種特殊形態的國土意識，能夠切實考驗一個政權與民族對於自己疆土的關切程度與責任感。邊疆形態與邊疆意識，具有很強的因承性。研究與重新思考中國邊疆爭議及邊疆意識問題，對於今天邊疆及相關問題的研究與應對，具有不可或缺的參考價值與意義。

在本文中，筆者試圖在前輩學者研究與討論的基礎上，以歷代重要的邊疆爭議事件為線索，對中國古代邊疆意識的形成過程、特徵及演變趨勢作一番勾勒與分析，著重突出各種歷史、地理等主客觀因素對於邊疆意識的影響，以就教於高明 。

一、先秦時期：邊疆意識萌芽及初創階段

先秦時期是中國政治與政權建設的草創及調整時期，也是邊疆意識的萌芽與初創時期。就政體形態而言，萬邦並存，小國林立，是先秦時期政權形態與政治地理的最突出特徵之一，故而被研究者稱為「萬邦時代」 。劃野分疆，是政權建設的基礎與和主要途徑之一，故而有「疆理天下」或「疆理南北」之說。唐顏師古釋曰：「疆理，謂立封疆而統理之。」

明確邊界線的劃定，是國與國之間和睦相處的基礎。疆界意識的建立，是先秦時期政治及政權建設的一個重要成就。「天下之立國宰物，尚矣，其畫野分疆之制，自五帝始焉。」 孟子也指出：「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同均），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疆界不分，產權不明，自然會引起一系列矛盾與衝突，疆界與土地的分割，本質上就是現實政治權利與經濟利益的劃分及分割。

夏、商、周三代在名義上都是一統的王朝。特別是西周初期實行「封建「之制，影響深遠。「封建」之本義，是「封邦建國」，「封」字之本義，即壘土為界。「封者，聚土之名也。天子之建諸侯，必分之土地，立其疆界，聚土為封以記之，故建國謂之封國。」 「封邦建國」的理論依據，便是《詩經》所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然而，這種不免空幻的「一統」理想，不得不讓步於現實中的疆土爭奪。隨著政權與國家的發展，各國的疆域處於不斷變化之中，故而，邊疆形態也處於不斷變化之中。如春秋時代是大國兼并小國的時代，如「四大強國」，即齊國、晉國、秦國、楚國，都有一個由小到大，開疆拓土的過程。晉國原來只是一個僅擁有「百里之地」的小國，後來逐漸成長為春秋霸主及「四大強國」之一。

之所以稱先秦時期為邊疆意識萌芽及初創時期，還因為實體化的疆界，如長城、河界堤防等，已在戰國後期出現。戰國時期為抵禦匈奴入侵，沿邊國家已開始廣築長城。如《史記?匈奴列傳》載云：「……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髙闕為塞。……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此外，各個政權為了維護本國利益往往不擇手段，「以鄰為壑」。《漢書?溝洫志》載云：「蓋堤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同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堤，去河二十五里。」顯然，當時堤防的意義不僅限於水利工程，而主要作為疆域分界線的標誌了。

先秦時期邊疆意識形成的基本地理格局，應是所謂「中國」與「四海」。 而古文獻中所謂「四海」，並非指位於四個不同方位的「海」，如《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當時的民族分布特徵，是所謂「華夷五方格局」，即中夏、東夷、西戎、北狄、南蠻，是當時人們對於天下民族地理分布狀況的基本認知 。《釋名?釋水》云：「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四海」一詞，可以清楚表明，當時人們對於所謂「中國」以外廣袤區域的認知是極為模糊的，或者說知之甚少。「中國」與「四海」之間自然談不上什麼疆界爭端及劃界爭議了，因此，我們在文獻中所看到的只是「中國」內部諸國的疆界爭端，疆界衝突。然而，隨著各國實力的增強，向外拓展的條件遂漸成熟，晉、齊諸國疆域拓展的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狄之廣莫（漠），於晉為都，晉之拓土，不亦宜乎？」 就是當時各國疆域發展狀況最準確的說明。不過，其擴展範圍也僅限周邊地區而已，如與後世疆域比較，先秦時期所謂「中國」的總體面積是相當有限的，誠如北宋學者洪邁在《容齋隨筆》中所指明的情形：「成周之世（即東周時期），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里（同理）考之……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這裡必須說明的是，洪邁所謂的「天下」，也僅指北宋的疆域範圍而已 。

二、從兩漢至隋唐時期：邊疆意識初步形成時期

外在敵對勢力的威脅，是邊疆意識形成與強化的主要催化劑之一，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從秦漢到隋唐前期，中原王朝的最大威脅，都是來自塞北，如匈奴、鮮卑、高車、鐵勒、突厥、回紇等。因此，長城一線，不僅是中原王朝所建的防禦工程，而且是中原王朝與北方民族政權之間的最重要的邊界標誌。正如《史記?匈奴列傳》所載漢文帝所云：「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南有大漢，北有強胡（也可泛指其他非漢民族）」，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成為中國民族與政治地理格局的最主要特徵 。關於長城的重要作用，西漢人侯應曾經作出最為詳實的論述。漢元帝時期，漢匈關係緩解，呼韓邪單于入朝，王牆（或名嬙，即王昭君）出塞和親。為感謝漢朝的恩德，呼韓邪單于提出「罷塞」之請，一時朝臣附和者不少。而熟習邊事的郎中侯應卻明確表示反對，上書陳述罷塞「十不可」的理由。首先，陰山以南的地區，處於長城以北，土地廣袤，水草豐美，對匈奴人的生存至關重要。漢朝軍隊經過浴血奮戰，已佔據其地，並形成重要的戰略緩衝地帶，對於維護漢朝北邊防禦體系至關重要，而「罷塞」則意味著放棄這大片來之不易的土地，並從根本上破壞漢朝原有的防禦體系。其次，漢匈關係並非「鐵桶一塊」，存在著變數，「安不忘危」，而撤除邊塞防禦體系，一旦漢匈關係有變，悔之已晚。其三，即使單于恭順，也難以避免匈奴部眾的南下搶掠，沒有長城之防，沿邊百姓必受其禍。其四，中原王朝建立完整的關塞體系，不僅有著邊防考量，也出於內部治安的需要，而邊塞長城之建，也並非單純防禦匈奴之需，邊疆地區還有為數眾多的其他民族降民，以及其他民族的武力威脅等等。簡而言之，關係和睦政權之間或許可以廢除壁壘森嚴的防禦工事，但是絕不能廢除邊界線。侯應的言論最終讓漢元帝及朝臣們徹底打消了「罷塞」的想法。

秦朝的統一，開創性地在中國境內實現了較大地域範圍的政治統一，而統一政權的維護與穩定，需要建立一體化的邊疆管理與武裝防禦體系。然而，對於疆域廣大的王朝政權而言，開拓邊疆，維護疆域，保護邊疆，修建規模宏大的軍事防禦工事，往往會付出巨大的代價，廣大百姓的經濟及勞役負擔極重。因此，在維護廣大疆域的政治理想與現實的社會生存及人力資源之間，往往產生齣劇烈的的對立與衝突。在這一方面，秦朝便是一個典型。秦朝在極短的時間裡，在疆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在這方面最經典的評論，是西漢賈誼的《過秦論》。在這篇長論中，賈誼充分肯定了秦始皇開疆拓土的功業，如雲「……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呑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系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但是，在陳勝、吳廣起事後，秦朝的顯赫功業在很短的時間裡土崩瓦解，最終淪為天下人之笑柄。賈誼從中總結出一些重要的政治理念，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 秦朝在疆域建設方面的功過得失，成為後人不憚其煩地反覆引述的「前車之鑒」，而賈誼據之而引導出的政治理念，也對於中國傳統邊疆意識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難以抹滅的影響。

西漢建立伊始，受到塞外匈奴部族集團的嚴峻威脅。起初，限於經濟與軍事實力，西漢朝廷妥協退讓，以求自存。時至漢武帝時期，始變退避防禦為主動反擊，在邊疆建設方面取得重大進展，然而，漢廷內部關於邊疆問題的爭議也由此產生。如「位在三公」的御史大夫公孫弘先是「盛毀西南夷無所用」，反對西南邊地之開拓。而當漢朝建置朔方郡與東海郡之後，他又表示反對：「以為罷（同疲）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結果，漢武帝派出朱買臣等人與之相駁難，公孫弘最終贊成建設朔方郡，依然不同意建置東海郡及開拓西南。 更為甚者，一些朝臣對於漢武帝反擊匈奴的行動也發出了批評意見。其中，最為著名的反對言論來自主父偃、徐樂、嚴安等三人。主父偃等人引述《司馬兵法》之語：「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以秦朝之亡敗為例，強調指出：「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以此反對漢朝主動討伐匈奴。 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出，三人言論之所以能夠打動漢武帝，更在於他們提出了漢朝所存在的嚴重內患問題。正如徐樂所云：「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土崩」就是指天下百姓的反叛。「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 這些「非戰」的觀點雖然強調以民生為重，愛惜百姓，但是並沒有全面分析與說明當時外來侵掠對於邊疆地區的威脅及傷害程度，將窮兵黷武的戰爭與守護疆土的行動不加區別，或簡單等同起來，顯然失之簡單與粗淺，只是在內患嚴重的特殊條件下才為皇帝所接受。但是，無法否認，主父偃等人的「非戰」言論，同樣影響到後世邊疆觀念的形成。

必須指出，「非戰」思想的盛行，不可避免地引起對於邊疆戍守意志的動搖。如西漢前期，匈奴與漢朝曾因屯田問題在西域車師地區（在今新疆吐魯番與吉木薩爾之間）展開激烈爭奪，至元康年間（公元前65至前61年），漢宣帝與趙充國等人商議，準備乘匈奴內部損耗，北征匈奴，以解除襲擾問題。而大臣魏相卻上書表示反對，認為車師屯田爭端不足以興兵征伐，勞民傷財。且指出：「今邊郡睏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魏相的主旨即主張將國內百姓的生存問題擺在對外征伐之前，否則，內亂起於蕭牆之內，將會產生難以預料的後果。漢宣帝最終接受了魏相的勸告，取消了攻擊匈奴的打算。 至神爵年間，匈奴又派遣騎兵猛攻車師城，西域校尉鄭吉向朝廷請救增加屯兵，然而遭到朝臣們的抵制，「公卿議以為道遠費煩，可且罷車師屯田者」。最終漢朝軍士只好將車師國民眾遷走，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退出了這一地區 。

當然，西漢時期影響最大的邊疆爭議與讓步，還是珠厓等郡的棄守。西漢平定南越國之後，在嶺南地區設置了不少「初郡」，其中包括位於今天海南島的珠厓、儋耳等郡。時至元帝初年，珠厓、儋耳等地民眾反覆反叛、連年動蕩的問題驚動了中央朝廷。 針對上述情況，漢朝朝廷形成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主張用兵鎮壓叛亂，以維持原有政區建置，可稱為「固守派」；另一種則主張撤回官吏，放棄這些地區，可稱為「放棄派」。賈捐之就是「放棄派」的代表，並為此撰寫了長篇奏疏，全面地闡述了他的觀點。賈捐之為賈誼之曾孫，他在論疏中首先簡要回顧了中原王朝的疆域發展史，著重闡明上古三代時期所轄地域範圍是相當有限的。「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即使是在秦朝大力開拓疆域之後，也只是「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疆域範圍並非如想像中之廣大。其次，賈捐之對漢朝開拓疆土歷程及功過得失進行了評述。如漢武帝在國力強盛之時，大舉反擊外來侵襲，疆域面前空前拓展，「東過碣石，以玄莬、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但是，也為此付出了令人痛心的生命與財產損失，嚴重影響了廣大民眾生活。「父戰死於前，子斗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

再次，賈捐之著重強調當時漢朝國內災荒嚴重，形勢堪憂，不宜興師遠征，否則後果難以設想。「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此社稷之憂也。」在這篇長論結尾之處，賈捐之甚至提出了幾條邊疆拓展的「標準」或「原則」：「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即非冠帶之國，《禹貢》所論及，《春秋》所曾建治的地方，均可棄之不取。

賈捐之關於「棄珠厓」的論述，可謂中國傳統時代最具代表性，且最具影響的「邊疆論」之一。可以看出，魏相、賈捐之等人的「邊疆論」的特點，是以中原王朝核心利益為主導，愛惜百姓的生命財產，中國為主，內憂為先，強調以德柔遠，不以拓邊擾民傷民。這些觀點不乏可取之處，值得統治階層的高度注意。但是，安撫內地百姓與保衛邊疆，並不是總處於絕對的矛盾及衝突的狀態，邊境衝突與外來侵略，往往對於邊疆地區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形成巨大的威脅與破壞，保衛邊疆，也意味著保護邊疆人民的利益與生命財產安全，保護內地百姓利益，不能以犧牲邊疆百姓的利益為代價。再者，賈捐之提出的疆域取合標準，無疑過於消極，甚至有些荒謬與荒唐了，根本沒有可操作性。其主旨即以先秦時期所謂「中國」的疆域範圍，來限定兩漢時期的疆域發展，完全排斥疆域自然與合理的發展過程，以及反擊外來侵略所獲得的成果。與先秦時期相比，兩漢時期的嶺南、西域、西南等重要地區，並沒有出現於《禹貢》、《春秋》等先秦史籍之中，如按賈捐之所云全部放棄，那麼西漢疆土恐怕就要喪失大半了。我們也看到，漢元帝進行了相當艱難的抉擇，而接受賈捐之建議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當時漢朝國內災荒嚴重，「萬民之飢餓」，「關東大困，倉庫空虛」。放棄珠厓等地，實際上就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權宜之計。 而在事實上，海南島地區在之後相當長的時間裡與中原王朝失去了歸屬關係 。

從兩漢到隋唐前期，中原王朝關於國家與政治地理的基本理念，是所謂「中國」與「四裔」（同「四夷」）之論。「中國」與「四裔」之間不存在對等或平等關係。中原王朝的盲目優越感，極大地限制了其對於周邊政治與民族問題的認知。而國勢強盛，往往會促使又會激發與強化這種優越感。盛唐之時，四方歸附，盛況空前，因此，開始嘗試在「四裔」地區推行「羈縻府州」制度。羈縻府州的出現，是一個偉大的創舉，標誌著中國疆域發展史進入了一個重要過渡階段，「四裔」地區之行政管理，雖有「羈縻」性質，但是仍以建立「府州體制」為目的，拉開了邊疆地區與中原地區實現全面政治一體化的序幕。

但是，唐朝的邊疆建設與疆域維護，同樣存在著巨大的挑戰。邊疆之爭也是唐朝政治史的一大主題。邊地戰事不斷，民族政權間的戰爭頻繁。唐朝在捍衛邊疆方面成績卓著，形成了尚武之風，崇尚投身邊疆，建功立業，大量的邊塞詩說明了這一點。然而在事實上，在邊疆意識問題上，唐朝君臣之間同樣存在著重大分歧。如則天神功元年（697年），狄仁傑所上罷撤「四鎮」之疏議，也是一篇富有影響的有關邊疆意識的文獻。當時，唐朝奪回安西四鎮的控制權，狄仁傑卻主張放棄戍守安西四鎮及安東等地的建議。然而，通過比較可知，狄仁傑不僅援引賈捐之、魏相之例，而且不少的觀點及論證，確實與賈捐之所論十分相似。如狄仁傑在奏書中首先提出了「中國」與「四夷」之間天然的地理阻隔：「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言下之意，「中國」的疆域就不能出於這些自然阻隔之外。其次，狄仁傑反覆引述秦皇、漢武的開拓邊疆的事例，強調窮兵黷武的嚴重後果。再次，他對於唐朝大力開拓邊境行動提出了批評，並指出唐朝所面臨的嚴峻國內形勢，最終提出放棄戍安西鎮及安東等地的建議。

無庸置疑，狄仁傑與賈捐之等人所提倡的關注民生，愛惜民力的思想是無可非議的，以國內穩定安全為主，放棄無謂戰事的想法也是值得尊重的。但是，將「中國」與邊疆以及「四夷」地區對立起來的觀點，將所謂「中國」疆域固定化的意向，卻都是經不起推敲的。邊疆地區涉及問題相當複雜，並不是簡單棄守所能解決的。況且，不難看出，以魏相、賈捐之、狄仁傑等人所提出的「邊疆論」最大或最根本的缺陷之一，就是強調所謂「中國」與「四夷（裔）」之別，即所謂「內中國，外四夷者，王道之用。」 這種鄙視「四夷」土地與人民的態度，甚至成為這些人士所持「邊疆論」的理論基礎。如公孫弘認為邊外為「無用之地」，賈捐之也認為珠厓郡「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同樣，唐朝狄仁傑所云：「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況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校長短哉！？」這些狹隘而荒謬的見解所滋生的背景，當然是他們對域外地理及民族的無知與漠視。 狄仁傑的論調遭到崔融等人的有力駁斥。崔融著重強調喪失邊疆必然帶來的危險局勢，顯然切中要害。如崔融指出：「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憺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庭、安西諸蕃悉亡。」即唐代各邊鎮之間業已形成唇齒相依之密切關聯，喪失安西四鎮，即意味著唐代整個西北邊疆防禦體系的震蕩與破裂。高宗時期，吐蕃曾經一度攻佔河西地區，其所產生的嚴重後果，已充分證明了安西四鎮在唐代邊防中的的重要戰略價值。

不難看出，歷史時期中國境內東西民族政權之間，並沒有建築像「長城」這樣規制宏大的、具有界線意義的邊界工程，而主要通過會盟及樹立盟碑的形式來完成劃界工作。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不僅在於東西地區自然地理的阻隔更為突出，還在於長期以來東西政權之間的邊界爭端與衝突，遠遠不及南北政權間的邊境爭奪來得頻繁與酷烈。如以吐蕃與唐朝的關係為例。如自唐代開元年間開始，唐朝與吐蕃政權關係和睦，已明確通過劃界樹碑活動以確立雙方邊界線。「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即今青海湟源縣西日月山），互市於甘松嶺（在今四川松潘縣境）。宰相裴光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為界，表以大碑，刻約其上。」 東西雙方是通過自然地理標誌來劃分疆域界線的。這種相對穩定狀況在「安史之亂」後發生了劇變。「（肅宗）乾元之後，吐蕃乘我間隙，日蹙邊城，或為虜掠殺傷，或轉死溝壑。數年之後，鳳翔（今陝西鳳翔縣）之西，邠州（今陝西彬縣）之北，盡蕃戎之境，湮沒者十餘州。」 為此，唐朝方面也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擊，故而此後，唐朝與吐蕃又有「清水會盟」、「平涼會盟」、「長慶會盟」等盟約活動，同樣試圖確定彼此之間的界線，以結束殘酷的戰爭狀況，其中尤以「清水盟約」最為翔實。 雖然這些盟約並沒有終結唐蕃之間的戰爭狀況，但在中國古代政治及民族關係史上有著重要影響。

三、兩宋至明清時期：邊疆意識深化及逐步成熟時期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各個割據分治政權之間的邊疆矛盾，要遠遠大於統一王朝與周邊民族政權劃界之爭。而在分裂時期，各個政權對於國土及疆界的重視與敏感程度，也遠遠大於大一統時期。更為重要的是，從宋遼金夏時期開始，政治地理與民族地理觀念均發生了重大變化，標誌著對於中國及周邊地理環境的認知水平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以華夏為唯一正統的觀念，已不可避免地為現實狀況所沖淡或改變，「外國」觀念已進入了正統史家的視野。如宋朝學者薛居正等人所撰《舊五代史》始列《外國列傳》，將契丹、吐蕃、回鶻、高麗、渤海、靺鞨、黑水靺鞨、新羅、党項、昆明部落、于闐、占城、牂牁蠻等部傳記列入其中。同樣，由元朝大臣托克托等人所編撰的《宋史》中，則將夏國、高麗、交趾、大理等28個邊疆及域外政權列為「外國」，《金史》則僅將「西夏」、「高麗」列為「外國」。顯然，與《史記》、《漢書》所載所謂「外國」所帶域外奇特色彩有著很大的區別，這些外國似乎已與「中朝」存在著更為平等而密切的關係。這無疑標誌著中國政治觀念史上的一次重大轉折。由此引發的邊境爭端更形激烈，而頻繁的邊疆爭端自然促使邊疆意識發生轉變。

頻繁的邊疆爭端，也意味著更頻繁、更大範圍的疆土變更與易主。然而，中國古代史上影響巨大的一次疆土交割，竟然是一場荒唐無恥的交易。這就是所謂「燕雲十六州」的歸屬。五代時期，後唐河東節度使石晉瑭為自立當皇帝，爭取外援，不惜向契丹國屈辱稱臣，並做出割讓「燕雲十六州」的舉措 。石晉瑭「割地求榮」之舉，成為被後世人屢屢抨擊的奇恥大辱。更為可憐可笑的是，後晉政權並沒有因此換來江山穩固之後果，逃脫迅速覆滅之厄運。後晉王室成員最終全數為契丹人所俘虜，最早上演了中國王朝史上皇室「北狩」的慘劇，史臣斥之為：「自古亡國之丑，無如帝（指後晉少帝石重貴）之甚也。」 。而「燕雲十六州」的割讓，也徹底改變了中國南北民族以長城以界的攻防戰略形勢，其深遠影響難以估計。正如清人查慎行詩中所云：「已割燕雲十六州，雄關形勢笑空留……長江南北天難限，一線何煩指白溝（即巨馬河，遼朝與北宋之界河）？」

北宋時期，與遼、西夏以及吐蕃都有著不同程度的疆域糾紛，其中，與所謂「西、北二邊（即指遼國與西夏）」的邊界爭端呈膠著狀況，朝廷內部也圍繞疆域問題頻繁上演著「放棄派」與「固守派」的激烈爭論。如咸平年間，北宋朝廷上下便圍繞靈州（今寧夏靈武市西南）守御問題展開爭論。靈州為北宋西北重鎮，而當時遭到党項部族勢力的圍攻，形勢岌岌可危。然而，朝臣楊億等人引述公孫弘等人的邊疆言論，堅決主張放棄靈武：「平津（即公孫弘）所言『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為今日也。臣以為存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 而何亮、劉綜等人則上疏極力反對，如劉綜指出：「……今或輕從群議，遂棄靈州，是縱賊之奸計矣。且靈州民淳土沃，為西陲巨屏，所宜固守，以為扞蔽，然後於浦洛河建軍城，屯兵積糧，為之應援，此暫勞永逸之勢也。況鎮戎軍與靈州相接，今若棄之，則原、渭等州益須設備，較其勞費十倍而多，則利害之理昭然可驗矣。」 最終，宋真宗聽取劉綜、何亮等人的建議，派兵支援靈州。而馳援靈州的舉措，後來也得到不少有識之士的讚賞。何亮與劉綜的分析，更在於強調整個西北的軍事防禦形勢。靈州關係到整個西北防禦體系，靈武失守，則意味著西北防線的更大危險，即「舍靈州而戎狄之患未可量者」， 這顯然是北宋王朝上下所不願看到的。

但是，放棄派大臣在北宋朝中的影響與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他們常常將「固守派」人士斥為「徼幸之人」。如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年），張方平在回復神宗「御戎對策」，就激烈批評道：「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徼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 北宋與契丹關於河東邊界的爭端也曾掀起軒起大波。宋神宗熙寧年間，宋遼雙方就河東北部的蔚、應、朔三州地界發生爭議。最初負責談判的劉忱、許大忠等人因堅執己見，不肯答應遼方要求而被罷免。王安石堅持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論，完全答應遼方之請求，「凡東西失地七百里」 。在時隔十年之後，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蘇轍上表彈劾當年宋朝方面談判的主持者韓縝，讓我們看到了這次棄地之舉給予廣大邊民帶來的苦難。「……訪聞河東當日割地與敵，邊民數千家，墳墓、田業皆入異域，驅迫內徙，哭聲振天，至今父老痛入骨髓。而沿邊險要，舉以資敵，此乃萬世之深慮，縝以一死為謝，猶未塞責。」

現實膠著的疆土爭端，讓人不得不反思賈捐之的「邊疆論」。又如元祐二年（1087年），西夏使者要求割讓邊地城寨，殿中侍御史林旦就提出「十不可」論，較為全面地梳理了古今「邊疆論」的演變。如林旦指出：「古者，敵國爭尺寸之地，至竭帑鏖戰而不悔，此等事故不足以為法，然以古校今，理亦可見。且以積年經營之功，因一請而與之，似亦太率易也。今世俗之論，往往以賈捐之棄朱崖（厓）為口實。夫朱崖隔絶大海，屢煩遠擊，已臣而復叛，又方為蠻夷所據，勞弊中國，故捐之以為不擊為便。今西人所謂，乃在吾地，非給絕大海也，非勞攻取也。謬以朱崖為比，不亦異乎？」林旦還嚴肅批評道：「第恐邊臣姑息苟安，趣了目前之亊，幸無近憂，不恤遠患，又疏遠之人妄意朝廷都弛邊備，遂以必棄為說。此言先入，上誤聖聽，反使西羌得計，邊民失所，可不慮耶？況守之以困敵，與之以資敵，一損一益，利害明甚，此誠不可以不察也。」林旦的論列，旨在反駁與澄清賈捐之言論對於後世邊疆認識的誤導，有理有據，顯著地提升了說服力。

北宋末年，與女真人聯合滅遼，北宋方面的條件是收復「燕雲十六州」。但是，北宋與女真族聯手攻遼的行徑，並沒有到遼朝境內漢族人士的理解，收復之舉甚至受到「燕雲十六州」境內人士的抵制。以左企弓為代表。完顏阿骨打曾經有意遵守盟約，將「燕雲之地」歸還宋朝，左企弓卻獻詩加以反對，其中有詩句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 「一寸山河一寸金」觀念的出現，十分珍貴，極為突出地反映出分裂時期人們對疆土的高度重視與重新認知，應該是中國邊疆意識演變史上不可忽視的一大亮點，其對後世的影響也是不可低估的。

放棄邊疆，割讓疆域的危害，絕不僅止於部分疆土的喪失，而是會不可避免地引發國家與民族的分裂。因為在邊疆問題上無底線的退避與苟且，勢必導致對國家與民族利益的全面放棄。南宋權臣秦檜便是一個典型。據《宋史?秦檜傳》記載：為討得金人的歡心，以秦檜為首的投降派大臣在對金朝的談判中，不惜任何代價，全力議和，甚至置廣大南遷臣民的安危於不顧，公然提出了「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的處置原則。這讓連宋高宗趙構也感到難以接受：「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秦檜等人為了苟安求和，竟然不惜分裂民族與國家。儘管趙構等人表示不滿，但在事實上，在秦檜等人的直接干預下，確有不少南遷漢人被迫北遷。 從這一點上來看，昔人所云「奸臣之惡，莫甚於宋之秦檜」，應該是恰如其分的評價。

明代在邊疆建設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疆域建設上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另外，在邊疆意識培育上，明代也有著了不起的進步，特別值得肯定。首先，遷都北京，實為邊防考慮。這在歷代建都史上最富有遠見的抉擇之一。正如著名學者丘浚指出：「臣按：秦漢以來，建都於關中、洛陽、汴梁，其邊圉皆付之將臣。惟我朝都於幽燕，蓋天子自為守也。前此都此者，若金，若元，而我朝則居中國之盡處，而北臨邊夷。我之所以控而制之者，固重而要，而彼之所以來而侵者，亦速而近。所以思其患而預為之防者，比漢、唐、元，宜倍加意焉？」 其次，「九邊」之建，為歷史時期北部邊疆建設之巔峰時段，也是明朝堅決捍衛邊疆領土的理念最充分的表達。再次，疆界爭端的劇烈與膠著，迫使人們對於歷史時期的邊疆認知的局限性進行重新思考，如不同於賈捐之的「邊疆論」，明代學者丘濬提出了新的「邊疆論」：「臣按：捐之謂非冠裳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勿以為臣。竊以為凡今日境土，非祖宗所有者則可用捐之之?。若夫祖宗初得天下即入版圖者，其可以與人乎？況本中國膏腴之地，要害之塞，昔人所謂『一寸山河一寸金』者哉？非至於甚不得已，而存亡安危之決在此，不可輕言棄也。」 丘濬「邊疆論」的主旨為「不可輕言棄也」，全面反駁與否定賈捐之「邊疆論」，理據是贊同「一寸山河一寸金」的觀念。這種理論性的提升，應該是明朝維護邊疆，捍衛國土奮鬥歷程的絕好總結。

清代疆域建設之重大成就，集歷代王朝之大成。更為重要的是，清代維護疆域付出了艱巨的努力，實現了真正意義的「大一統」，完成了「歷史上的中國」疆域的全面建構。已故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在《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一文中指出：「我們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國範圍來限定我們歷史上的中國範圍。我們應該採用整個歷史時期，整個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我們認為18世紀中葉以後，1840年以前的中國範圍是我們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這就是我們歷史上的中國。」 短短几句話，卻包含了相當精闢而深刻的理念，即中國民族的發展與歷史時期中國疆域的形成具有不可阻擋的內在必然性。因此，在論述歷史時期政治發展及疆域建設中，不能隨意將某一政權的疆域，來代表「中國」的疆域與邊疆。這種理念也是今天我們論述歷史時期疆域建設與邊疆問題的基石。而迄今西方不少學者仍然固執地以所謂「內地十八省」的範圍，來代表「中國」的疆域範圍，顯示出對於中國疆域發展史的愚味無知以及政治偏見。

當然，不可否認，清代在邊疆意識上仍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如「藩屬」觀念仍然在中外關係的處理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如雍正三年（1725）乙巳四月己丑，雍正皇帝在諭旨談到與安南（交趾）的領土之爭時反覆強調：「……安南自我朝以來，累世恭順，深屬可嘉，方當獎勵是務，寧與爭尺寸之地？……其地果有利耶？則天朝豈宜與小邦爭利？如無利耶？則又何必與之爭？」 這種以鄰國為「藩屬」，代天下立言的帝王心態，很容易將複雜的疆界問題簡單化與隨意化，顯然是極不可取的。國土不是皇帝的「私有領地」，也不是一個朝廷用以討價還價的「政治本錢」，而是天下蒼生賴以生存的家園。「家天下」或「朝廷天下」的觀念，會使天下士民喪失維護疆土，捍衛家園的動力。究其根本，這種「家天下」與「朝廷天下」的觀念，其起因依然是對於天下政治地理與民族地理形勢的無知，以及對於億萬百姓生存權益的漠然。這種並不高明的「藩屬」觀念在西方列強到來之後面臨著更為嚴峻的挑戰。

結 語

中國古代的邊疆意識產生及強化於頻繁與複雜邊疆爭端及爭議之中，邊疆爭端、邊境爭議，是歷史時期邊界意識形成與發展的最大動力源。邊界與邊境建設是政治建設最核心的環節之一，邊疆意識與邊境爭端密切相關，邊疆爭端不止，關於邊疆問題的爭論也就不會停止。從兩漢到兩宋，在邊疆問題的爭論中，「放棄」與「固守」兩種對立觀點的矛盾相對一直存在。影響邊疆意識的主客觀因素是相當複雜的。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地理環境與各時代地理認知水準。邊疆意識形成的基礎取決於各個時代對於地理環境的認識水準。如果以邊境地區為毫無價值的蠻荒之地，自然不會激起保護邊疆的熱情。

「任何的民族都有發展。」 中國古代邊疆意識有著自身獨有的特徵及局限性。中國傳統邊疆意識中最大缺陷之一，便是所謂「家天下」或「朝廷天下」的觀念。這也就是石敬瑭為何能夠隨意割讓「燕雲十六州」之癥結所在。封建時代「家天下」與「朝廷天下」之觀念，將國土利益與百姓利益分割開來，實際上成為疆土維護的最大危險。我們也看到，許多放棄邊疆的建議之所以被採納，主要是其引發了皇帝與朝廷對於自己統治穩定的擔憂。

國家之實力是維護邊疆的保障，直面爭議，才能找出解決之道，絕對沒有單靠妥協、乞求而得到的和平與穩定。世界上絕沒有「蠢豬」式的和平，疆土之爭，便是現實利益之爭，是生存資源與權利的爭奪。摒棄「內地」與「邊疆」之別，沒有邊疆的穩定，就沒有國家整體疆域的穩定，也就沒有民族生存及延續的基礎。「弱國無外交」，懦夫也沒有外交，沒有國家實力作為基礎，沒有誓死捍衛國土的犧牲精神，所謂的「和平」都是謊言而己。愛國精神與國土意識也會成為維護國家領土的強大支撐。正如《游擊隊歌》歌詞如云：「我們生長在這裡，每一寸土地都是我們自己的。無論誰要搶佔去，我們就和他拚到底！」只有確立「國家為全體國民的國家」與「國土為民族世世代代的家園」的權益意識。才能真正喚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國民意識，維護每一寸無數先烈用鮮血與生命換來的國土，守護住中華民族子孫萬代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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