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為什麼要給孩子們講這25個故事？

文化 07-16

為什麼是八到十八歲的孩子？

《給孩子的故事》是王安憶選編的一部面向「孩子」的讀物。她在這本書里，給「孩子」劃定的界限是八到十八歲。為什麼是這個年齡段呢，也許因為這個年齡段多是價值觀還沒有定型的青少年，他們還有可塑、可引導的空間。羅曼·羅蘭在《約翰克利斯朵夫》中說：大部分人在二三十歲就死去了，因為過了這個年齡，他們只是自己的影子。這大概指的是一種價值觀、人生觀包括思維方式的定性，使得一個人的精神世界相對封閉，不再開闢新的路徑，看世界一直依賴舊有的經驗和思考方式。這當然不是絕對的，但到現在，這個說法還是能夠適用於大多數。怎樣界定一部作品對孩子是否有益，其一是增長知識，其二是引發思考。這兩點，尤其是第二點，是大部分優秀的文學作品都具備的功能。而對於孩子來說，這兩點尤其重要。

《給孩子的故事》

編者：王安憶

出版：中信出版社

怎樣給孩子們講述時代？

《給孩子的故事》選擇篇目的一大特點，體現在作品的時代背景上，選篇中有汪曾祺的《黃油烙餅》，故事背景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大躍進運動。馮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背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王璞的《捉迷藏》，背景在一九六六年。東西的《你不知道她有多美》，背景是一九七八年唐山大地震。其他的篇目也都很有時代感，這些小說篇目雖然大部分出自名家之手，但當下的許多中青年人都沒有讀過，如果不是這一次被編者選用，它們重新出現在青少年視野中的幾率微乎其微。因為時代背景的關係，這些作品的內容或許會給青少年閱讀者帶來陌生感和新鮮感。舉個例子，在朱山坡的小說《丟失國旗的孩子》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孩子丟失了國旗，父親便拿起槍來，喊著要將他打死。這個情節放在當下，荒誕不下於卡夫卡，但放在過去的年代卻是可以理解的。這樣的一些作品，能夠引發孩子們關注父輩以及祖父輩的時代，恰好能夠補充他們在教科書上所學不到的知識，畢竟在課本上讀歷史和在文學作品中感受歷史是很不同的。

怎樣闡釋「親情」、「友情」、「愛情」？

「親情」、「友情」、「愛情」，談到人類的價值觀，總是逃不開這些詞語。但是怎樣向孩子們闡釋這些詞語呢？它們都是不容易被定義的沒有實體的概念，搞不好就會成為虛假的、欺騙性的空洞名詞。而小說是最好的辦法，它能夠把抽象變為具體，再把具體引導向抽象。汪曾祺的《黃油烙餅》，講述的就是一個有關親情與飢餓的故事，年幼的孫子在祖母的庇護下，未觸及到飢餓的最裡層，但在祖母去世許久之後，孫子吃著祖母在極度飢餓狀態下留存下來的黃油，突然明白了祖母餓死的事實。「親情」在這個故事中得到開放性的表達，引發思考，這顯然不是空洞的解說能做到的。阿成的《春雨之夜》講的是兩個成年人的友情，他們相識出於偶然，身份背景也大不相同，只因為幾句話講的開心，便有了斷斷續續來往，直到「我」最後一次去拜訪，對方已不在人世。「朋友」這個詞此刻鄭重出現，輕快的筆觸突然有了重量。馮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一對外人看來極不般配的夫妻，相依相伴度過艱難時光，直至一方死去，另一方依然在生活中保有著二人相處時的習慣。這些都是人類最基礎的感情，卻又最複雜，難以用幾個詞語來概括，但小說卻可以幫助孩子們體會它。

怎樣講述「生命」、「理想」、「道德」、「慾望」？

莫言的《大風》中，爺爺在去世的前一天突然精神矍鑠地拉著小車出門，帶回一棵草。沒有人知道原因，只有孫子回憶起幼年時期和爺爺一起遭遇龍捲風的經歷：爺爺在龍捲風中雕塑一般站立，青筋暴起，拉住小車不放，貨物全被吹走，車裡只剩下一棵草。《大風》篇幅很短，卻寫出了一個農人對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的珍視；其他的小說，如曹文軒的《小尾巴》，展現小女孩珍珍從極度依戀母親轉變為拒絕母親的過渡階段。王璞的《捉迷藏》，從遊戲結束的角度切入童年結束這一人生結點。

這兩篇小說都捕捉了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的重要瞬間。從蘇童的小說《小偷》里，能看到「慾望」「道德」「友誼」種種複雜感情在少年的心中交織。而賈大山的《杜小香》、阿來的《秤砣》、鐵凝的《孕婦和牛》，則寫出了一些底層、平凡、未受過教育的人對「理想」、「道德」、「責任」、「知識」、「美」等抽象事物的追求。這提供一個很重要的思考方向：人類是否天然嚮往著美好的精神事物。在信息匱乏的年代，蒙昧之人憑著自己的感官感知世界，對某些自己不能解釋的未知事物產生探索和崇敬之心，這與「孩子」的認知狀態是相似的，比之於成年人，孩子們也許更能理解這樣一種狀態。

文學是什麼？作家是什麼？

給孩子們看的文學作品，並不能因為讀者是孩子就降低文學性的標準。《給孩子的故事》里有二十五個篇目，它們既可以給成年人看，也可以給孩子看。或許，二者的閱讀感受會有所不同。但孩子們總歸是更有希望的，因為他們更加多思，更具備在想像與經驗中轉換的能力。文學應當是給人帶來希望的東西，這希望並不是淺薄的希望，而是經過煉獄之後的希望。而孩子則是一個社會、一個時代乃至人類未來的希望，如果文學能夠幫助到孩子，那便更是不辱使命。至於作家，他或許是一個思想者、一個創造者、一個媒介，也可以是尋找著希望和傳達信念的人、拯救他人亦被他人拯救的人。在高曉聲的《擺渡》中，作家是一個擺渡人，能把人渡到前面的彼岸去。在賈平凹的《一位作家》里，作家是一個渡不了別人，也照顧不好自己的人。這二者之間還是有共同點的，這共同點就是不放棄寫作，不放棄自己與他人的希望。

一個人自誕生起，首先要學習的就是認知事物，這時候他沒有任何經驗可循。一個人越成長，可依賴的經驗與知識就越多，陷入慣性思維的機會也越大，但通過持續的反思，這還是可以有效避免的。此時八歲到十八歲的孩子們，在二十、三十年以後，都會成為這個社會的中堅力量，願他們在那個年紀依舊保有天真。

這天真即如王安憶所說：「不是抹殺複雜性的幼稚，而是澄澈地映照世界、明辨是非。」

文| 余靜如

本文刊載於20170714《北京青年報》B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