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樺林：「敦煌學」一詞的術語化過程

1930年以來，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學者最為耳熟能詳的一句名言，便是陳寅恪在《敦煌劫餘錄序》(以下簡稱「陳序」)中寫下的「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一般認為，「第一個使用敦煌學這個名詞的是中國的陳寅恪……這個名稱從此就沿用下來」。

1989年，池田溫在《敦煌學與日本人》一文中首先提出異議：「『敦煌學』一詞什麼時候、由誰開始使用的還不是很明確……石濱純太郎在大阪懷德堂夏期講演(1925年8月)時，已經使用過若干回『敦煌學』這個詞，如此看來，『敦煌學』一詞在20世紀20年代已經在部分地區開始使用了。」池田溫依據的是1943年出版的石濱純太郎所撰《東洋學之話》一書。2000年，王冀青發表《論「敦煌學」一詞的詞源》(以下簡稱「王文」)，根據東洋文庫所藏石濱純太郎《敦煌石室的遺書》小冊子(1925年印)，進一步具體論證了他使用敦煌學一詞要早於陳寅恪，並推測陳寅恪很可能「在1930年寫序時已知道此前日本已有『敦煌學』一詞的存在」。該文引起強烈反響，有的學者認為王文的觀點「可以說是在池田溫先生的結論基礎上，又有所發展」[5]，有的則認為「沒有證據表明陳寅恪先生使用『敦煌學』一詞是否受到了石濱純太郎的影響」[6]。以上雖為細事，但亦有關敦煌學史該如何書寫的宏旨，正如方廣錩所言：「這雖然只涉及一個名詞的首創權，但確是敦煌學史上不可迴避的問題。」

眾所周知，在辭彙史研究中，盡量搜羅爬梳現存所有文獻，從中尋找出某詞的始見用例，對於確定某詞的出現時間來說，自然是客觀、有效的方法。但對於辭彙中的特殊門類——「術語」進行研究，除了使用上述文獻排比的方法，還應將某一術語落實到具體的學術史中考察其來龍去脈。一般來說，某個賦予特定涵義的新名詞，從個別學者初步提出到學術界逐漸接受，進而演變成一門學科的專用術語，無疑需要經過一定時間的積累和該學科自身的發展過程。如果我們從術語接受的角度來重溫早期敦煌學史，會發現敦煌學一詞的術語化(terminologicalization)過程本身就是中國現代學術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敦煌學一詞的提出

石濱純太郎(1888—1968)能在1925年首次提出敦煌學一詞，絕非偶然。1921年起，石濱氏即涉足敦煌文獻的研究，發表有《書敦煌本老子道德經義疏殘卷後》、《法成に就ぃて》等論文。1924年，他隨內藤湖南前往倫敦、巴黎等地調查敦煌文獻以及歐洲漢學研究狀況。可見，他對於敦煌寫卷以及當時西方漢學界的研究動向都有著比較充分的了解，完全具備提出敦煌學一詞的知識背景。加之石濱純太郎正值盛年，敢於提出新說。早在1920年，他便發表《西夏學小記》，率先提出「西夏學」一詞，表現出敏銳的學科自覺意識。因此，他後來能在演講中使用敦煌學這一新名詞，足可謂水到渠成，並非突發奇想。

石濱純太郎有關敦煌學的論文其實並不多，這與他後來學術方向轉移不無關係，大約1930年起他將絕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對蒙文、藏文、滿文以及西夏文等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獻的解讀方面。石濱氏對於二戰之後日本西域研究的振興貢獻極大，1953年他與羽田亨一道倡議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會」，組織京都、東京兩地的學者，整理大谷探險隊收集品，並陸續出版《西域文化研究》六巨冊，引起國際學術界的矚目。遺憾的是，石濱氏本人的學術成果多以論文形式發表，生前僅有《東洋學之話》、《支那學論考》結集發行，且均未再版，至今亦無其全集被編纂。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限制了石濱氏學術成果的流傳。即便對於日本學者來說，石濱純太郎也是一個在學術史上亟待深入研究的人物。只有了解了以上情況，才能理解為什麼神田喜一郎會在《追悼石濱純太郎博士》中說：「博士並沒有公開發表著述及論文。他的研究只在極少數專家之間公開，一般人根本無法了解其價值……也正因為如此，博士本人在世間沒有什麼名氣。」

神田喜一郎稱自己與石濱純太郎「交往已有半個世紀，情同手足」，並稱讚石濱氏為「敦煌學研究的大家，他歸國後於大正十四年夏天在大阪懷德堂的夏季講座上，以《敦煌石室的遺書》為題進行了三次演講；演講筆記整理成一小冊單行本出版，後來再次整理潤色後收入教授的《東洋學之話》中，成為學習敦煌學的必讀書」。不過正如石濱純太郎「博士本人在世間沒有什麼名氣」一樣，《東洋學之話》這本被譽為「學習敦煌學的必讀書」似乎在日本也長期聲聞不彰，若不是池田溫於1989年重新提及，幾乎被世人遺忘。

難以想像，《敦煌石室的遺書》這樣一本「屬於『非賣品』，印數很少」並且傳播範圍十分有限的小冊子會對包括陳寅恪在內的中國學者產生深遠的影響。即便如王文所說：「從對『敦煌學』一詞理解的深度和廣度上講，石濱純太郎1925年在長篇講演中的闡述顯然要超過陳寅恪1930年在短序中的闡述。」那麼是否像王文所推測的那樣，陳寅恪可能受到石濱純太郎的啟發，「是第一個將『敦煌學』一詞從日本引入中國的學者」呢？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我們來看陳寅恪與石濱純太郎之間的交誼。池田溫指出：「陳先生和日本學人之交往一般不甚密切，而有親密關係者，當系石田干之助、石濱純太郎兩氏……石田、石濱兩先生俱對東亞邊疆及中亞語言和東西文化交流史特懷興趣，可謂陳先生之同行，自然交情密切。」不僅如此，石濱純太郎與陳寅恪之間的交往還有更深一層的文化情感基礎，那就是二人在治學方面都非常敬仰王國維。1927年王氏歿後，陳寅恪在告別會上「行三跪九叩大禮」，他撰寫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傳誦至今。石濱純太郎則在日本發起成立了學術組織靜安學社，以資紀念。1934年，石濱純太郎、石田干之助以靜安學社名義編輯、刊行了《東洋學叢編》第1冊，卷首刊載王國維肖像與遺書，以示崇敬之情。陳寅恪亦應邀寄去《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一文。儘管陳寅恪與石濱純太郎訂交的確切時間還有待詳考，但以二人的交往而論，如果前者確曾受到後者提出敦煌學一詞的啟發，陳寅恪似乎沒有必要在文章中不加以說明。

其次，陳寅恪向來對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十分重視。池田溫指出陳寅恪「著作中言及日本人論著頗多，使吾人得知先生對日本學術界之關注」。池田溫舉出的第一個例子便是陳寅恪於1927年所作《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詳見Journal Asiatique，Sériell，Tome4、《史林》第八卷第一號、《支那學》第三卷第五號，伯希和及日本羽田亨、石濱純太郎諸君考證文中。」可知1927年時陳寅恪即已注意到石濱純太郎於1923年發表的有關敦煌文獻研究的論文，他對後者的名字並不陌生。石濱純太郎於1925年作的那場演講是受大阪懷德堂的邀請。這是一家頗具歷史的文化組織，1924年起出版有學術刊物《懷德》。由於該刊物是在並非學術中心的大阪發行，其學術聲望自然無法企及東京出版的《東洋學報》、《支那學》等知名學刊。但就是這樣一家日本地方學術刊物，陳寅恪也曾予以留意。據羅常培記述：「我寫完這一章以後，承陳寅恪先生以日本昭和七年(1932)十月三日懷德堂堂友會所發行的《懷德》第十號見示，其中有兩篇財津桃溪的遺著，一篇是《敦煌出土漢藏對音材料與〈韻鏡〉之比較(其一)》，一篇是《唐代音與日本所傳音之比較》。」不難想見，假使陳寅恪在1930年以前曾經讀過懷德堂於1925年印行的石濱氏《敦煌石室的遺書》小冊子，他必然會在《敦煌劫餘錄序》中有所提及。

再次，1944年時，陳寅恪對自己提出「敦煌學」一詞有明確回憶：「寅恪昔年序陳援庵先生《敦煌劫餘錄》，首創『敦煌學』之名，以為一時代文化學術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學今日文化學術研究之主流也。凡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此文最初刊登在《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特集》一書中。陳寅恪明確地聲稱自己於1930年「首創『敦煌學』之名」，作為一位嚴謹的、具有高度學術自尊的學者，他斷不會輕用「首創」二字。這表明在《敦煌劫餘錄序》發表之後，石濱氏似乎也從未將自己的那本非賣品小冊子寄贈給陳寅恪，故而陳寅恪無從得見。陳寅恪的論著即使存在與他人觀點不謀而合之處，也會鄭重說明。比如《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第七章附記：「此章作於一九四年春季，其年夏季付商務印書館印刷，久未出版，至一九四三年春季著者始於桂林廣西大學圖書館得見一九四年出版之《東方學報》第一一卷第一冊仁井田陞氏《吐魯番發見之唐代庸調布及租布》一文，與此章所論略同。特附記歲月先後於此，以免誤會。」抗日戰爭期間，在訪書條件極其不便的情況下，陳寅恪仍不忘關注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足見其一貫的治學態度。由此益可知，陳寅恪1930年時的確是獨立提出敦煌學一詞的，與石濱純太郎毫不相涉。

陳寅恪少年時即負笈海外，遊學歐美近十五年時間，深受西方學術新風氣的熏陶，尤其是對西方漢學界的研究情況可謂瞭若指掌。歸國後又長期從事與敦煌寫本有關的研究工作。他的求學經歷與研究成果，使其同樣具備足夠的獨立提出敦煌學一詞所需的全部知識背景。因此，所謂陳寅恪「將『敦煌學』一詞從日本引入中國」的假說，不能成立，今後似可休矣。

敦煌學一詞的術語化

無論是1925年的石濱純太郎，還是1930年的陳寅恪，當他們分別獨立提出敦煌學這一名詞時，都只能算作各自的一家之言，還稱不上公認的術語，尚有待學術界的接受與認同。那麼作為學科名的敦煌學一詞究竟經歷了怎樣的術語化過程呢？

從傳播與接受的角度看，敦煌學這一新名詞在中、日兩國所引起的反響是截然不同的。石濱純太郎於1925年發表有關講演後，日本學術界似乎反響平平。截止到1953年，他那本《敦煌石室的遺書》小冊子，除了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小野勝年撰寫的《東洋歷史大辭典》「敦煌石窟」條之外，鮮有日本學者在論著中提及、徵引。可見，敦煌學一詞在1950年之前的日本學術界缺乏足夠的認同度，顯然並不具備發展成為專用術語的必要條件。這恐怕與《敦煌石室的遺書》小冊子自身的局限性(行文體例為演講記錄、出版方式為非賣品以及印刷數量十分有限)不無關係。

反觀只有短短九百四十餘字的陳序(1930年4月撰寫，同年6月發表)，自面世伊始，便不脛而走，傳誦宇內。這與《敦煌劫餘錄》的著作性質、出版方式密切相關。《敦煌劫餘錄》是當時首部檢索一館所藏大宗敦煌寫卷的工具書，本身就是重要的學術成果。並且該書是作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公開發行的，出版單位為國立學術機關，主編者陳垣、作序者陳寅恪又都是知名史學家，無怪乎甫一面世，便引起海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加之陳序又單獨刊登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學衡》等學術刊物上，進一步擴大了傳播範圍。因此，就學術影響力而言，石濱氏的小冊子實在難以望其項背。

《敦煌劫餘錄》出版後不久，伯希和即在《通報》上撰文對該書進行報道。不過耐人尋味的是，伯希和並不採用《敦煌劫餘錄》扉頁的英譯書名「An Analytical List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rt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而是依照漢語直接拼寫作「Touen-houang kie yu lou」。據時任史語所考古組主任的李濟回憶，「英文的名稱，沒有直接把中文的意思譯出來，顯然是義寧陳先生的主意」。伯希和對此英譯書名不置可否，並且未對陳序提出的敦煌學一詞表示任何意見。由此可見，推動敦煌學一詞術語化進程的，恐怕並不是以伯希和為代表的西方漢學家。事實上，在伯希和逝世(1945)後的最初幾年中，似乎也沒有哪家西方漢學雜誌在刊登的紀念文章里將伯希和稱之為敦煌學專家的。

我們認為，中國學者才是推動敦煌學一詞逐步升格為術語的中堅力量。池田溫指出：「向達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文獻專業的講義《敦煌學六十年》(1959)里認為，『敦煌學』一詞是陳寅恪先生所提出的。」此說實不盡然。早在1940年10月12日和11月16日，向達就在昆明的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分兩次做了題為《敦煌學導論》的長篇演講，演講紀要刊登在1941年6月出版的《圖書季刊》上。文中第四節「敦煌學研究梗概」云：「敦煌學之名，創自陳寅恪先生。廣義言之，則漢晉之墜簡，西域之古史古文字俱可並攝於斯學之內。」此時距離陳序的發表僅僅過去十年時間。該紀要足有七頁之多，《敦煌學導論》原稿的篇幅顯然更為可觀，只可惜未能完整地保存下來。抗戰期間，向達有數篇署名論文都刊登在《圖書季刊》上。該刊由北平圖書館創辦，向達身為名教授，此前又長期供職於北平圖書館，所以他與《圖書季刊》的聯繫自然十分密切。此篇演講紀要的供稿者應該就是向達本人，閻萬鈞所編《向達先生著譯系年》也是將此文歸之於向達名下。因此，儘管《敦煌學導論》的原稿現已不存，但這篇擇錄精華的演講紀要對於敦煌學史仍然不失為一份重要的文獻。

眾所周知，判斷一門新興學科確立的標誌之一，便是學術界出現了由領銜專家撰寫的回顧學科發展狀況、闡述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的相關論述。向達有意識地使用敦煌學作為學科名，並撰述導論性質的長文，堪稱對陳序所提出的敦煌學概念最為積極的回應。向達不止一次強調了同樣的觀點。1944年，向達發表《唐代俗講考》，文中亦稱：「時賢因為之特創一『敦煌學』之新名辭(註：見陳寅恪先生《敦煌劫餘錄序》)。」寅恪對於知音見賞，由衷高興，「寅恪昔年序陳援庵先生《敦煌劫餘錄》，首創『敦煌學』之名……近日向覺明先生撰《唐代俗講考》，足證鄙說之非妄」。

需要指出的是，將敦煌學一詞的發明權歸之於陳寅恪，不僅僅是向達個人的意見。1943年，時任偽北京大學文學院教師的傅芸子在《三十年來中國之敦煌學》一文中也闡述了同樣的看法。傅芸子長期在日本任教，對日本學術界十分熟悉，文章又是發表在淪陷區刊物上。如果傅芸子曾受到石濱純太郎《敦煌石室的遺書》的影響，他大可以將敦煌學的發明權歸之於日本學者。由此亦可知，石濱氏那本小冊子的影響力非常有限，即使是曾在京都大學任教長達十年之久的傅芸子也不甚了解。

在20世紀40年代初，不光是向達、傅芸子等從事敦煌文獻研究的學者對陳寅恪所提出的敦煌學一詞紛紛表示認同，就連當時一些並非主要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也普遍接受和使用這個詞。例如于右任從1941年10月至12月曆時三個月考察西北地區，其間親履敦煌莫高窟，賦有《敦煌紀事詩》八首，其六云：「斯氏伯氏去多時，東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學已名天下，中國學者知不知？」這組詩後刊登在1943年5月出版的《說文月刊》西北文化專號上。該雜誌主編衛聚賢曾隨於右任一同考察，衛氏返回重慶後，在中央大學歷史系以《敦煌石室》為題進行演講，演講稿亦發表於同期《說文月刊》，此文開篇便言：「『敦煌學』在世界各名大學中已列為課程，但在中國因其中所藏之寫經不存，地址又遠在西陲，是以很少有人前往探究。」雖然文辭不無誇張之處，但他認為敦煌學一詞系指一門學科，這層意思表達得十分清楚。同期《說文月刊》還刊登有董作賓的論文《敦煌紀年》，文中稱：「敦煌石室寫本經卷，與漢簡、殷契，同為近數十年新興之學問，自發現至於今，皆尚在整理研究之程途，石室經卷，且已自成為『敦煌學』也。」可見敦煌學的概念在當時的中國學術界已經深入人心。以上諸例足以說明，敦煌學一詞在中國學者中間獲得的認同度大幅提高，該詞作為專用術語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和加強。

我們知道，術語的形成不僅應建立在一定認同度的基礎上，同時還應滿足語言的國際性要求。敦煌學自誕生之初便是一門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學問，但敦煌學這個名詞自石濱純太郎與陳寅恪分別獨立提出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傳播和使用的範圍大體局限在漢字文化圈內。陳寅恪、石濱純太郎皆學貫東西、精通外語，不知在他們二人的心目中，敦煌學一詞究竟該如何翻譯成英文？在他們的著作中未找到相應答案，《敦煌劫餘錄》也未附載陳序的英語譯文。我們贊成王文的觀點：「現在西方文獻中有諸如Dunhuang Studies之類的專門術語，有些人甚至創造出了迄今尚未被普遍接受的Dunhuangology之類的辭彙，都是很晚才出現的，其目的也無非是想作為漢字『敦煌學』一詞的對應詞。」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Dunhuang Studies(初期拼寫作Tunhuang Studies是當前英語文獻中約定俗成的提法，但Dunhuangology(初期拼寫作Tunhuangology)一詞較之前者，反而很可能最先出現。1949年2月，鄧嗣禹在哈佛大學主辦的《遠東研究季刊》上發表綜述性論文《中國史學五十年》，文中稱：「A new term，Tun-huang hsüeh敦煌學or『Tunhuangology』has been created」，這大概是最早使用Tunhuangology一詞的例子，從該例可明顯看出，英文單詞Tunhuangology的確是從漢語翻譯而來。鄧嗣禹1935年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1942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他在《中國史學五十年》中稱「陳寅恪可能是當今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敬仰之情可謂溢於言表，文中所舉敦煌學這一術語是受陳寅恪的影響，可以確定無疑。

由以上不難看出，在整個40年代，眾多中國學者普遍傾向於接受、認同和使用陳序所提出的敦煌學概念，從而使得敦煌學一詞較快地完成了從新名詞到專用術語的轉化，並作為「學科名」被確立下來。有的學者甚至還主動把該詞翻譯成英文，努力向西方學術界推介與傳播。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國學者積極創立新學科的群體自覺意識以及奮起追趕西方主流學術界的迫切願望。

在這一術語化過程中，中國學者對敦煌學內涵的思考也在不斷加深。1930年，當陳序提出敦煌學概念時，「主要是指對敦煌藏經洞出土文書的研究」。而1940年時，向達《敦煌學導論》已經認為：「廣義言之，則漢晉之墜簡，西域之古史古文字俱可並攝於斯學之內。」1944年，陳寅恪云：「自敦煌寶藏發見以來，吾國人研究此歷劫僅存之國寶者，止局於文籍之考證，至藝術方面，則猶有待。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於世人，使得窺見此國寶之一斑，其成績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範圍……其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事，更無論矣。」前瞻性地指出敦煌學不應僅僅局限在對出土文獻的研究方面，還應該積極拓展到藝術領域。1983年，姜亮夫帶有總結性地指出：「敦煌學之內涵，當以千佛岩、榆林諸石窟之造型藝術與千佛洞所出諸隋唐以來寫本、文書為主。而爰及古長城殘垣、烽燧遺迹、所出簡牘，及高昌一帶之文物為之輔。」將敦煌、吐魯番等地的出土文獻、石窟藝術和考古遺址進行通盤的考慮，正是循著中國學術界20世紀40年代以來的學術思路發展而來。

敦煌學一詞術語化的背景

敦煌學一詞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能夠較快地完成術語化的過程，這與中國當時所處的學術背景和歷史環境息息相關。

(一)學術背景

在中國傳統學術範疇里，以出土文獻和器物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問是金石學。20世紀上半葉，圍繞四大考古發現之一的甲骨文所產生的新學問，被稱作甲骨學。這個術語在構詞方式上與金石學非常類似，同為「器物名+學」。從學術淵源來看，甲骨學的發軔也與金石學存在密切的聯繫。

而敦煌學的提出則與此不同。從詞語結構上看，該詞是「以地名學」，一望而知並不是直接導源自中國傳統學術，而是更多地受西方近代學術的影響。19世紀以來，西方國家對埃及、近東、中亞地區表現出了異常濃厚的興趣，先後組織了一系列目的不一的探險、考察和考古活動，從而發現了大量古代遺址及出土文物。圍繞眾多的考古材料，西方學者迅速建立了諸如埃及學(Egyptology)、亞述學(Assyriology)等新興學問。周一良指出敦煌學一詞明顯是有意模仿上述學科名，神田喜一郎亦認為「敦煌學實際上是中亞學(中央アジア學)中的一部分內容」。因此，就學術淵源而言，敦煌學一詞的產生實際上與西方當時蓬勃發展的東方學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

可見，敦煌學一詞的提出者無疑應熟諳西方近代考古學、比較語言學等基本情況與研究手段。石濱純太郎、陳寅恪都恰好具備相應的知識背景，又均有研究敦煌寫本的切身體會，無怪乎二人能夠分別獨立提出敦煌學的概念。

西方學者一般將敦煌文獻研究納入漢學(Sinology)或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的框架體系中，日本學者則是將其視為屬於所謂東洋學或支那學的範疇(比如石濱純太郎便把自己有關敦煌文獻研究的論文收入個人論文集《東洋學之話》、《支那學論考》中)，把敦煌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訴求其實並不突出。在歐美東方學和日本東洋學的學術話語語境中，研究對象大都被設定為「他者」(the other)，這種學術立場自然是中國學者不能接受的。此外，中國學者一般也不會像西方學者那樣宣稱自己研究的是漢學(Sinology)。因為在中國傳統學術里，漢學一詞有其特定含義，該詞往往與「宋學」並舉。而通常使用的國學一詞其含義又相當籠統，在學術日趨分科的情況下，中國學者的確有創立新名詞以指稱敦煌文獻研究這門新學問的實際需要。這無疑是推動敦煌學一詞趨向術語化的內在動力。

眾所周知，敦煌文獻流散到異國他邦的殘酷現實給所有中國學者的刺激很深。羅振玉於1909年致汪康年的信中便表露了這種心跡：「茲有一極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寫本、刻本古書是也。此書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運回法國，此可恨也。」正如陳序所言：「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這種發自民族自尊心的情感，外國學者難以體會。就石濱純太郎而言，他提出敦煌學一詞，出發點很可能只是東方學式的以地名學。而對於有切膚之痛的中國學者來說，之所以普遍認同陳序所提出的敦煌學概念，不無「因地銘恥」的潛意識在其中發揮作用。正如陳寅恪在1928年致傅斯年的信中所言：「國史之責托于洋人，以舊式感情言之，國之恥也。」這也是推動敦煌學一詞術語化進程的不宜忽視的學術情感因素。

(二)歷史環境

陳序於1930年即刊出，但敦煌學一詞的術語化過程，其加速進行主要集中在1940—1945年的抗戰時期，這與中國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有關。在大半國土淪於敵寇的情況下，主要依靠兩大塊區域堅持抗戰——大西南與大西北，兩者互成犄角之勢。國民政府與文化機構主要集中在大西南；大西北則與蘇聯、外蒙接壤，又存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正是緣於西北重要的國防地位，身處西南的政府要員和文化人，甚至一般群眾，上上下下都對西北地區寄予厚望，高度重視。許多重要人士，紛至沓來，甚至形成所謂西北考察熱。

1941年10—12月，國民黨元老於右任赴西北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考察。期間親臨莫高窟，在對敦煌藝術讚歎之餘，也對洞窟缺乏妥善保護，瀕於坍塌的狀況印象深刻，憂心忡忡。返渝後，于右任向政府建議設立敦煌藝術學院，由教育部負責籌辦。他於1942年2月發表《建議設立敦煌藝術學院》一文，認為「若再不積極設法保存，世稱敦煌文物，恐遂湮銷。非特為考古家所嘆息，實是民族最大之損失」。于右任身為政府高官，又是著名文人，具有不可替代的號召力與影響力，此文一經刊布，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同年4月，中央研究院組成西北史地考察團，人物極一時之選。曾在1940年底舉行《敦煌學導論》長篇演講的北大教授向達即是團員之一。考察團工作成績斐然，成員勞干、石璋如對莫高窟各石窟逐一進行了測繪、記錄。向達更是在敦煌堅持考察工作長達九個月時間，期間目睹張大千破壞壁畫的行為，撰寫了《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它連帶的幾個問題》，大聲疾呼儘快將莫高窟收歸國有，由學術機構負責管理。此文經傅斯年推薦，於1942年12月27—30日在重慶《大公報》上連載，一時間成為輿論熱議的焦點。1943年5月，衛聚賢策劃推出了《說文月刊》西北文化專號，刊載6篇有關敦煌學方面的論文，對於促進抗戰時期中國敦煌學研究的繁榮，功不可沒。1944年1月，經過長期籌備，「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莫高窟保護工作從此走上正軌。同年1—5月，張大千在成都、重慶兩地舉行「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引起轟動，包括陳寅恪、蒙文通在內的許多知名學者紛紛撰文予以評論，堪稱當時文化界的盛事。

由以上可以看出，儘管處在艱苦的抗戰時期，西南地區仍然掀起了一股關注西北、關注敦煌的文化熱潮，並且前後持續多年。敦煌學一詞正是受此熱潮的推動，廣泛傳播與普及，從而加快了術語化的進程。在國家民族危亡之秋，一批有識之士心系敦煌，充分反映出為民族文化存亡續絕的良苦用心。可見，敦煌學這一術語的最終確立，與此特定歷史條件不可截然分開。

小結

綜上所述，石濱純太郎、陳寅恪是各自獨立提出敦煌學一詞的，所謂後者受前者啟發的假說不能成立。從術語接受的角度看，儘管陳寅恪提出敦煌學一詞的時間較晚，但影響巨大，自成體系。中國學術界在民族危亡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普遍傾向於接受、認同和使用陳序所提出的敦煌學概念，從而使得敦煌學一詞在20世紀40年代較快地完成術語化過程，並作為學科名被確立下來，且沿用至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學這一術語很可能由中國學者率先完成英譯，向西方學術界推廣。

透過術語的形成來重溫學術史，我們認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學者之所以積極推動建立敦煌學這一新學科，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尋求中國學術與世界學術的銜接點，通過借鑒西方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突破本國舊有的西北史地之學的框架，以期儘快完成中國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從而不斷提升整體的研究水平，並最終推動具有中國氣派的相關論著「得列於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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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敦煌研究》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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