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在六經中地位為什麼尤其重要

「述而不作」是孔子對於古代經典的一般態度，對於《春秋》一經，孔子就毫不避諱地進行筆削，即便像子游、子夏等孔門文學佼佼者也不容置喙，此即「孔子作《春秋》」。明代學者邱浚在總結這一現象時說：

孔子刪述六經，其五者皆述前代帝王之作，因其已成之典籍刪而修之者也，惟《春秋》一經乃聖人親手筆削，凡其平生之心術志意皆聚於一書之中。學者於五經皆當究心，而於此經尤當加意焉。

邱浚將六經分為兩類：一種是前代帝王之作、經過孔子刪述，如《易》、《詩》、《書》、《禮》、《樂》，一種為孔子親自筆削，即為《春秋》。作為孔子自著的經典《春秋》蘊含微言大義，《春秋》因而在五經中居於特殊地位。《春秋》被後世儒者推尊為經，它同時也是史。作為一部史書，《春秋》按照時間排比事實，以魯國為本位記述了中原各國242年的歷史變遷；然而，《春秋》並非簡單的記事之史，是事與義之集合、經與史之結合。

時勢的新變化是孔子新作《春秋》的重要原因。東周之後，王室衰落，制度廢弛，諸侯紛爭，陪臣執國命，孔子有見於此，周遊列國，不遇，退而作《春秋》，以圖「撥亂世，凡諸正」、「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即所謂「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以孔子自謂：「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春秋》於排比史事寄託著作者之義。

作為孔子自作之書，子貢、閔子、公肩子等孔門弟子對《春秋》評價頗高，認為「其切而為國家資也」，子夏進一步認為：

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或脅窮失國，擒殺於位，一朝至爾。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

孔門弟子多從「資治」、「鏡鑒」作用理解《春秋》，注重《春秋》對於君主和士人政治實踐能力的養成，或者說經世意義。換言之，在孔子弟子看來，《春秋》不僅是政典，而因其側重於用而優先於其他諸經，是「有國家者不可不學」的政典。

司馬遷曾問學於公羊學大家董仲舒，在《史記·太史公自序》對公羊《春秋》甚為推崇，「繼《春秋》」也是他撰寫《史記》的重要旨趣。他認同董仲舒的看法，周末王道廢弛，孔子作《春秋》以寄託王道之意，為此，他在董仲舒的基礎上提出了「《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

在司馬遷看來，《春秋》之長在於「治人」，在於防患於未然。從大的方面來說，《春秋》「上明三王之道」，確立了一套政治之原則，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撥亂反正」；從小的方面說，《春秋》「下辨人事之紀」，在具體政治情勢下可以起到在辨別嫌疑、明辨是非、消除猶豫的效果。《春秋》作為「禮儀之大宗」，相對於直接刑罰來說，是一種事前之規範，具有防微杜漸、曲突徙薪的意義，可將禍患消滅在萌芽狀態，故而《春秋》既是君主的「帝王之學」，又是士人的「經世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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