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早期中國地理觀念的起源

討論古代中國的地理學知識和地理學思想，一般從《禹貢》和《山海經》開始（註：參看王庸《中國地理學史》，商務印書館，1938年；王成組《中國地理學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82年。劉盛佳《地理學思想史》，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等等。），這兩部著作的年代雖然多有爭議，但其成書年代恐不能早於東周時代（註：參看魯惟一主編《中國古代典籍導讀》，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381～384頁，401～408頁。）。在《禹貢》中，我們可以看到「九州」的自然地理區劃和「畿服」的政治地理構想。在《山海經》中，亦可見以「中山經」為中心的「海內」和依次向外擴展的「海外」、「大荒」三個層次的地理世界，以及由南—西—北—東—中依次展開的方位觀念。綜合這兩部書所反映的地理觀念，大致可歸納為三個方面：(1)地理分區的思想；(2)等級差序結構；(3)方位觀念。很明顯，這些都是較成熟的地理思想。然則《禹貢》和《山海經》所代表的地理觀念的淵源何在？這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

一

《禹貢》「九州」把當時所認識的地理範圍劃分為九個不同的地理區域，這個劃分雖然包含了「九」為數之大者、數中祥瑞的古老觀念（註：周振鶴《體國經野之道》，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278頁。），但「九州」的存在確實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大約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我國境內的古文化已高度一致，尤其是黃河、長江的中下游地區。這種一致性可能是文化交流和環境適應的雙重結果。與文化一致性相關聯，各地區之間的差異性也相當明顯。據蘇秉琦先生的研究，全國範圍內的考古學文化可以分為六大區系：(1)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中心的北方；(2)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3)以關中、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4)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5)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中軸的南方（註：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三聯書店，1999年，35～99頁。）。另一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則將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區域體系稱之為「相互作用圈」，按照他的意見，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的新石器文化，大致分布在華夏大地上的七個區域內；最終發展為公元前4000年至3000年的黃河下游山東龍山文化、黃河中游龍山文化、黃河上游齊家文化、長江下游良渚文化和長江中游的青龍泉三期文化五大文化圈（註：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張光直《中國考古學論文集》，三聯書店，1999年，151～189頁。又見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Shaughnessy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ition to 221BC,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p37～73。）。不可否認，上述文化區系的劃分，都是從考古學文化本身所反映的文化因素和文化類型考慮的，其著眼點乃在於說明華夏文明起源的文化背景，古代中國文明是在一個大地理背景下，由不同區域的文化交互作用而最終形成的。

地理學者和歷史地理學者也對史前文化進行分區，代表性的有周廷儒先生「十分」和侯甬堅先生的「九分」，前者所劃分的十個區域是：華北、西北、華北沿海、東北、蒙新、華中、華南、東南沿海、西南、青藏（註：《中國自然地理·古地理》上冊，科學出版社，1984年，216～221頁。）。後者劃分的九個區域是：黃河上、中、下游三區，長江中、下游二區，以及華南、西南、北方和新疆（註：侯甬堅《區域歷史地理的空間發展過程》，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33～36頁。）。考古學者和地理學者共同研究的成果表明，古代中國文化的分布，在文化和地理方面確實存在某種對應的關係，這種內在的聯繫，為《禹貢》「九州」的劃分提供了基礎，這一點已由邵望平先生的出色研究所證實（註：邵望平《〈禹貢〉「九州」的考古學研究》，《考古學文化論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此後，有學者進一步指出，黃河流域上游的陝西龍山文化——齊家文化，約與《禹貢》「雍州」相當，黃河中遊河南龍山文化在「豫州」範圍內，晉南陶寺文化則與「冀州」對應，黃河下游山東龍山文化，與「青州」、「徐州」吻合，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上游的「早期巴蜀文化」，則分別對應於「揚州」、「荊州」和「梁州」（註：朱玲玲《文物與地理》，東方出版社，2000年，46～56頁。）。

基於地理和文化因素綜合作用結果的分區，在歷史時期的商周王朝仍有強烈表現。李學勤先生根據青銅器的特徵，將商周時代的古文明劃分為七大文化圈：(1)中原，黃河中游及其附近；(2)西北；(3)北方；(4)東方，主要指山東地區；(5)東南；(6)南方，指長江中游及其以南；(7)西南（註：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修訂本）》，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18～326頁。）。自石器時代至東周，中國古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區域特徵幾乎完全一致。不過，在文化地理分區與「九州」分區之間，二者仍有細小的差別，最明顯的是山東地區，自然地理區域相對完整的山東半島，幾乎包括了《禹貢》「九州」的青、徐、兗三州之地。這一地方，古文化背景複雜，西周分封后，這裡是齊、魯兩大國之地，延至東周時代，魯南又有與淮夷相牽涉的「泗上十二諸侯」。所以，《禹貢》「九州」可能更多地考慮了文化複雜成份的因素。

《山海經》的地理分區與《禹貢》略有不同，在最具地理學色彩的《五藏山經》部分，將其劃分為南、西、北、東、中五個部分。五區的劃分，是基於中央再加上四方的構想。這是一種古老的以方位劃分區域的觀念（註：侯甬堅《區域歷史地理的空間發展過程》，17頁。）。古人將東、南、西、北四方稱為「四正」，而將東南、西南、東北、西北稱為「四隅」，五方加上「四隅」，適成九區。所以我們不妨將「九分」看作是「五分」進一步發展的結果。這一點，在新石器時代的「十字紋」、商代的「亞形」和戰國秦漢時代的「九宮」圖形中，都有充分的表現（註：艾蘭《早期中國歷史、思想和文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96～136頁。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370～394頁。）。

五區和九區的劃分，可能還和古代天文學有關。《易·繫辭下》云：「仰則觀於天文，俯則察於地理」。《繫辭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地」相對成文，這並不是偶然的。李零先生說：古人「是在『天』的背景下講『地』，所以『地』的總稱是『天下』」（註：李零《中國古代地理的大視野》，《九州》第1輯，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7年。）。這是很貼切的看法。古人觀察天象，是將北斗所在的天極視為中央不動點，環繞天極按東南西北劃為四區，是為「四象」或「四宮」。天上的中央極區與「四象」共有五區，《史記·天官書》就是按這種分區編寫的。與天空星象分為五區相對應，地上人間亦被劃為五區。同樣地，地上的「九州」亦與天上的「九天」或「九野」相對應。《呂氏春秋·有始覽》：「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楚辭·天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淮南子·原道訓》：「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天象劃分為九區是古代非常流行的觀念。

我們知道，古代天文學實起源於占星術，而無論「亞形」或「九宮」，都是古代巫史通天祭神的工具（註：李零《中國方術考（修訂本）》，東方出版社，2000年，129～140頁。）。《漢書·藝文志》將《山海經》列入數術略「形法類」，成為流存至今僅見的古代數術作品，正反映去古未遠的兩漢人士對《山海經》數術書性質的認識（註：今人亦有將《山海經》看作是古代「巫書」或「方士秘籍」的，參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新書局，1925年，11頁。袁行霈《〈山海經〉初探》，《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3輯。）。即使是《禹貢》「九州」，在早期傳說中，也脫離不了巫術的色彩。戰國楚帛書《創世章》云：「法兆為禹為萬，以司土壤，晷天步數，乃上下騰傳。山陵不疏，乃命山川四海，陽氣陰氣以為其疏，以涉山陵、凼漫。」這一段所講正是禹分九州的傳說，而所謂「晷天步數，乃上下騰傳」者，亦為通天地的神巫形象（註：釋文盡量用通行字，參看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19～22頁。）。在出土的戰國秦漢《日書》中，有不少關於禹的記載，如江陵九店楚簡《日書》38、39號簡下：「凡五卯，不可以作大事，帝以命益賚禹之火」（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九店楚簡》，中華書局，2000年，50頁。）。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2號簡背壹：「癸丑、戊午、己未，禹以取塗山之女日也，不棄，必以子死」（註：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208頁。）。「禹步」更是廣見於出土及傳世的數術文獻中。日本學者工藤元男在研究了《日書》和傳世文獻中禹的形象後，指出「在禹的身上寄託著濃厚的巫術性」（註：工藤元男《禹形象的改觀和五祀》，《簡帛研究譯叢》第1輯，湖南出版社，1996年。）。

綜上所述，《禹貢》和《山海經》所反映的地理分區思想，實際上有三個源頭：自然地理基礎、歷史文化背景和與古天文學密切相關的古代數術因素。

二

「畿服制」是我國古代重要的地理觀念，按照《禹貢》的構想，「九州」之內，區分為五個不同政治區域，是為「五服」。「五服」以王畿為中心，以五百里為限，逐層外推，形成五個不同的等級層次。所謂服者，服王事也。「五服」依次為甸服（為王治田）、侯服（為王守衛）、綏服（文德教化之區）、要服（武力約束之地）、荒服（放任自流地帶）。五服的形成乃是根據距離的遠近，規範不同地區的政治團體所承擔的義務和責任。五服以王畿為中心，離王近者權利大，地位高；離王遠者，地位低，義務也輕。而較早出現的畿服說只有三服，稱為「比服」、「要服」、「荒服」（註：見《逸周書·王會篇》。）。《禹貢》五服亦實為三級統治區：一為甸服，為王室貢賦區；二為侯、綏服，為王室守衛區；三為要、荒服，為武力征服和治外之區。這樣，就形成了以王為中心，以要、荒為邊緣的等級差序結構。

《山海經》的篇章結構以「山經」、「海經」和「大荒經」三部分組成，在「五藏山經」部分，先敘四方之山，後敘中央之山，可以看作是第一層次。在「海經」部分，先敘海外四經，後敘海內四經，是第二個層次。在「大荒經」部分，亦先敘大荒四經，後敘「海內經」，是第三個層次。其中以「五藏山經」最詳實而較具理性，「海」、「荒」部分則多神話色彩。很明顯，《山海經》所表現的空間觀念與《禹貢》「五服」有相近的地方，都是將「天下」看作不同等級層次的差序結構，只不過《禹貢》是由內及外，《山海經》在總體上由內及外，而每一部分卻是由外及內。

中國古代文明自誕生之日起，就具有大地域文明的特徵（註：唐曉峰《中國古代文明是大地域文明》，《九州》第1輯，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7年。）。古史傳說大禹治水，足跡遍及「天下」，從而有《禹貢》之作。過去「古史辨」學者疑古過勇，常將古史中地域縮小，將古書的時代拉後（註：顧頡剛《古史中地域的擴張》，《禹貢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4年。）。但隨著近年來考古事業的飛速發展，對於「古史辨」學者的「地域擴張」問題，確有重新檢討的必要（註：饒宗頤《古史重建與地域擴張問題》，《九州》第2輯，商務印書館，1999年。）。從上文所述，可以證實《禹貢》九州的區劃實與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古文化分區基本一致，《禹貢》九州確有古老的淵源。職是之故，才有將華夏地域稱為「禹域」和「禹跡」的說法，商人、周人乃至秦人只有在佔有「禹域」的法統地域後，才得以被「天下」所承認（註：唐曉峰《中國早期國家地域的形成問題》，《九州》第2輯。）。另一方面，在新石器時代中後期，全國各地多有形態各異的「龍」的形象發現，從東北遼河流域的豬形玉龍，到東南太湖流域的虎紋玉龍；從河南濮陽西水坡的「蚌龍」，到山西陶寺遺址出土的「蟠龍紋」彩陶盤（註：劉志雄、楊靜榮《龍與中國文化》，人民出版社，1992年，20～53頁。），在早期中國文明誕生的前夜，共同的地域觀念和心理信仰已具雛形。

但是，在華夏文化進入國家文明階段後，各地域文化的發展是有差異的。當中原地區傳為「夏墟」的山西陶寺文化和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先後進入國家文明階段後，長江下游在良渚文化之後卻出現了停滯，繼之而起的馬橋文化，無論是文化發達的程度，還是分布的地域範圍，都不及良渚文化。在長江中游地區，石家河文化（青龍泉三期）之後亦出現文化斷層。考古界一般將二里頭文化和陶寺文化看作是夏文化的代表。夏朝國家文明的確立，從政治文化地理的角度看，實際上就是中原地區中心地位的確立，周邊地區淪為邊緣蠻荒的開始。《左傳·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杜預註：「使九州之牧貢金。」夏朝的貢賦制度，是對中央王畿地區徵收實物貢稅，王朝控制的地區則向夏王朝貢納名貴特產，直接控制以外的「九夷八狄七戎六蠻」，則保持相當的獨立性（註：李學勤主編《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370～372頁。）。由於書缺有間，我們對於夏代國家的政治地理的具體細節尚不十分清楚，但由「中心——邊緣」所組成的等級差序的政治地理結構應該是存在的。

商王朝的疆域有進一步的擴大。商代遺址和遺物的分布範圍北至遼西，南達湘贛，西到涇渭，東及海濱（註：葉文憲《商代疆域新論》，《歷史地理》第8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商文化影響所及，北至長城以外的蒙古、中亞及西伯利地區；南及南亞和東南亞地區（註：張光直《中國考古學論文集》，三聯書店，1999年，423～424頁。李學勤《比較考古學隨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196～204頁。）。尤其是近年來四川廣漢三星堆、江西新干大洋洲的考古新發現以及香港、越南等地商代牙璋的出土，都極大地擴展了人們對古史地域問題的新認識（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中心編《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文化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在如此廣闊的地域範圍內，商王朝是如何治理的？《尚書·酒誥》稱：「自成湯咸至於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內服、外服再加上治外之地，實際上仍是三個區域。陳夢家先生對殷墟卜辭的研究表明，商王朝的政治區域，亦可分為三大圈層結構，中心是稱作「大邑商」、「天邑商」的王畿區，中層是「四土」和「四方」，外圈是「四戈」或「多方」（註：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325頁。）。

周人來自西北，西周時期除西面擴展至陝甘一帶外，其餘三面基本維持不變。周滅商後，一方面封建諸侯武裝殖民，另一方面對舊族遷就安撫，遂形成諸侯融合的新秩序，在此基礎上凝聚強烈的「自群」意識，後世的華夏觀念由此產生（註：許倬雲《西周史》，三聯書店，1994年，140頁。）。西周王朝的政治疆域，成王、周公營建成周洛邑，號為「土中」，亦即天下之中。自此將宗周豐、鎬與洛邑連成一片，為周王朝的「邦畿千里」之區。周王朝所分封眾多諸侯，從四周拱衛王室，是文武教化之城，《左傳·昭公九年》記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在此之外，則有所謂蠻夷，是為三級差序結構。自來研究《禹貢》「畿服」制度者，多以為出自戰國時人的憑空虛構。事實上，以古代中國的疆域範圍和地形輪廓，《禹貢》「五服」那樣一種整齊劃一的政治地理形態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在先秦文獻和青銅器銘文中，有關「畿服」的諸稱謂和「五服」、「九服」的說法是屢見不鮮的，它表明「畿服」思想乃是當時廣泛存在的社會思潮，一定有其深遠的歷史背景。王樹民先生在綜合考察先秦故籍和青銅器銘文後，得出結論說：「畿服說雖無當於古代實際的地理區劃，而其本身則為說明古代設想中的政治地理的絕好資料」（註：王樹民《畿服說考略》，《文史》第44輯，中華書局，1998年。）。在我們看來，「畿服」制正是對夏朝國家文明以來政治地理差序等級結構的宏觀概括，是建基於現實政治區域的一種理想化了的模式。

三

《山海經》篇章結構表現為兩種不同方位順序，《五藏山經》和《海外》四經、《海內》四經都是以南、西、北、東為序。而《大荒經》則是以東、南、西、北為序。蒙文通先生較早注意到其差別的文化含義，他說：

我們在記敘四方方名的順序上，也可看出《山海經》和中原傳統的不同。先秦中原文獻在四方方名同時並舉時，其排列的順序一般都是以東、南、西、北為序，（中略）這種排列順序在甲骨文中也同樣存在（今按：原注云，見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風名考》所引）。可見這一排列順序的淵源是很久遠的。但是，《山海經》中的排列順序則與此迥然不同。（中略）只《大荒經》部分稍異，它的排列順序與《尚書》、《周禮》、《墨子》等書相同，是以東、南、西、北為序。據郭璞說，這五篇（原註：包括《海內經》一篇）本在獻書時

所進十三篇之外，畢沅認為是劉秀（今按：即劉歆）時所附。我同意這個說法（註：蒙文通《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中華書局，1962年8月。）。

李零先生在討論楚帛書的擺放位置時，也談到《山海經》的方位順序，文曰：

《山海經》，《漢志》列在《數術略》「形法類」，屬於古代「相地形」書，原來應配有表示方位層次的示意圖。研究者一般認為，它的前十三篇是一個系統，後五篇是一個系統。可能是兩種本子。前十三篇分《山經》和《海經》，《海經》又分《海外》《海內》。《山經》在內圈，分兩層，外層按南、西、北、東排列，內層是《中山經》；《海經》在外圈，也分兩層，外層按南、西、北、東排列，內層（也）是按南、西、北、東排列。其方位觀念是南、西、北、東、中，屬於「上南下北」類。其後五篇與前十三篇相仿，也分內外兩圈，外圈是《大荒經》，相當《海外》，但方向相反，作「上北下南」；《海內》，相當於上述《海內》，不再細分。

李氏將古代方位歸納為「上北下南」和「上南下北」兩類，前者「主要是天文、時令所用」，後者「主要是講地形所用」（註：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補正》，《古文字研究》第20輯，中華書局，2000年。）。他為了說明古代兩種方位順序，將《山經》和《海經》畫為「上南下北」，而將《大荒經》畫為「上北下南」。這是不確切的。《山海經》的原「圖」今已不存，但從經文所敘順序看，如果十三篇是作「上南下北」的話，後五篇應作「上東下西」才對。

《山海經》中不同的方位觀念是否意味著不同文化背景，從而導致不同的材料來源？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請先略敘方位觀念的起源。

最早出現的方位觀念可能是東、西二方，古人觀察天象，太陽從東方升起，又從西方落下，因此有了東方和西方的概念。《詩·鄘風·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室。」毛《傳》：「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1987年6月，在河南濮陽西水坡發現屬於仰韶文化的45號墓，在墓主人屍骨的東邊擺放一具蚌龍，西邊則是蚌虎圖案（註：濮陽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第3期。）。分別代表東方和西方。在河姆渡文化較早期的第4層和第3層，分別出土刻有日鳥圖像的骨匕和象牙雕片，圖像中央為圓形的太陽，太陽兩側刻二鳥相望。而在稍晚的第1文化層的陶豆盤內底，則刻四鳥環繞太陽的圖像（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遺址考古隊《浙江河姆渡遺址第二期發掘的主要收穫》，《文物》1980年第5期。）。前者體現東、西二方的觀念，後者則主四方。《易·繫辭上》：「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可以指八個方位，四象亦可指四方，然則兩儀亦可理解為東、西二方。在先秦古文獻中，也常用東方概指南方，西方概指北方。這些都是我們推論東、西二方較早出現的證據。

不過，說東、西二方先出，只是一種邏輯上推測。事實上，四方乃至八方的觀念也相當古老。1987年，安徽含山凌家灘四號墓出土了一組玉龜玉版，上面刻有極富神秘意味的指向四方及八方的外圓內方的圖案（註：陳久金、張敬國《含山出土玉片圖形試考》，《文物》1989年4期。）。學者推測是一種表示方位與數理的實用工具（註：饒宗頤《未有文字之前表示方位與數理關係的玉版》，《文物研究》第6輯，1990年。），時代距今約4500年（註：俞偉超《含山凌家灘玉器和考古學中研究精神領域的問題》，《文物研究》第5輯，1989年。）。可見早在新石器時代，我國就有了四方和八方的空間觀念。新石器時代為數眾多的墓葬大多排列有序，亦反映了一定的空間觀念。如「王家陰窪墓地明顯分為兩區，東區三十一座墓葬，頭向一律北偏東，西區三十二座墓葬，卻都是頭向東南。」橫陣墓地按年代順序，「自北向南，從東到西排列」（註：蘇秉琦主編《中國通史》第2卷《遠古時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37～138頁。）。古人相信「人死必首丘」，死後的墓地按一定的方位有規律性的排列，表明方位的觀念已深入人心。

再看四方的排序。蒙、李二氏都說甲骨卜辭是以東、南、西、北為序。但也有例外，如：

南方，西方，北方，東方，商。（《小屯南地甲骨》1126）

作南、西、北、東、中排列，與《山海經》十三篇一致。《甲骨文合集》14294版刻辭記四方風名，順序為東、南、西、北排列，而14295版刻辭卻作北、南、東、西排列。四方風名亦見於《山海經·大荒經》，但北方風名卻在《大荒東經》內，頗疑錯簡所致。上述卜辭皆見於同版刻辭，所敘方位順序卻各不相同，可見殷卜辭方位排列並無一定之規。銅器《衛鼎》銘文，作北、東、南、西排列。《左傳·僖公四年》作東、西、南、北，《昭公九年》作西、東、南、北。《國語·齊語》作南、西、北、東。包山楚簡153、154號作南、東、北、西（註：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文物出版社，1991年，28頁。）。這些材料既有中原的，也有南方楚人的，方位排列各不相同，用方位排序推斷《山海經》的作者地域是不能成立的。

所謂「上北下南用於天文，上南下北用於地形」，亦不妥當。《靈樞經》所載「合八風虛實邪正圖」中，中央為「招搖」。上為「離」表夏至，下為「坎」表冬至。在這幅用於天文的圖中，卻是上南下北。雲夢秦簡《日書》「視羅」圖，內置十二月，講天文，亦作上南下北。「置室門」圖，是說地理之事，卻作上北下南（註：參見《睡虎地秦墓竹簡》，250頁，198頁。）。

《山海經》的方位觀念究竟如何理解，最近出土的湖北沙市關沮秦墓《日書》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線索。在《日書》156～181號簡上，繪有1幅線圖（可稱為「總圖」），線圖外廓呈圓形，分為內外兩層，內圓是由「十」字和「L」形所組成的「勾繩圖」，分別標示按順時針方向排列的十乾和十二支，戊己位於中央。外圓由28根斜線分為28欄，又分為三層，裡層書寫28時，按順時針方向排列；中層書28星宿，逆時針排列；外層在四正方的位置，分別書寫木、火、金、水。在大圓之外木字的上方書寫一「東」字，下方是「西」，左為「南」，右為「北」。另有5幅分圖，是對「總圖」的分解，其中266～279號簡所繪1幅「勾繩圖」，在左方書寫一「西」字（註：湖北省荊州市周梁玉橋遺址博物館編《關沮秦漢墓簡牘》，中華書局，2001年，107頁、122～124頁。）。據此可以推測，該圖的上方為南，下方為北，右方為東。我們若將這幾幅圖的方位順序從上方讀起，或者將《山海經》所敘的第一個方位擺在上方，發現二者的結構非常相似。《日書》「總圖」內圓的「勾繩圖」作上南下北，與《山海經》的「五藏山經」和「海經」由南、西、北、東的排列一致。「總圖」外圓作上東下西，與《山海經》「大荒經」東、南、西、北排列相同。「總圖」天干「戊己」位於中央，若從甲乙起讀，亦是由外及內。由此不妨推測，《山海經》原圖的結構可能也是由1幅總圖和若干幅分圖組成，分圖方位排列為南、西、北、東，總圖外圈的方位是以東、南、西、北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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