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與王權——探索中國一元權力結構政治文明的一個視角

學者伊尼斯這樣描述媒介在文明中的作用：「也許可以假定，一種媒介經過長期使用後，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它傳播的知識的特徵。或許可以說，它無孔不入的影響創造出來的文明，最終難以保存其獲利和靈活性。也許還可以說，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的文明的產生。」[1]由此觀之，伊尼斯認為媒介對文明的影響在於，它的長期使用是對時代信息的吸收與記錄，而這些信息逐步轉化為一個時代的知識結構系統。或許我們可以將知識結構理解為一個時代的文化系統,亦即從媒介本身出發,我們期待梳理出一個媒介—文化體系—社會體系—政治體系之間的關係，而這是一個複雜的社會進程。

本文通過對中國文字在政治文明史中的角色梳理，探討媒介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以及這種關係對政治領域自主性和社會領域分化之間關係的影響。中國政教一體的文明特徵與政治權力對文字的控制和神聖化相關。而這種與文字相關的政治文明傳統亦深刻影響著當下中國社會變遷之進程。本文僅僅是一種視角，從媒介的角度探討文明，並不否定其他因素的影響效力，比如暴力、經濟、人種性格、甚至地理位置等。

一、語言的神聖化——世俗權力之本源的合法性依據

語言是言（口語）與文（文字）的集合，文字是語言的一種形式；王權是世界文明長河中一種重要的權力形態，在古代中國，這種權力形態在相當長時間內都以一元化的權力結構而存在。探討文字與王權之間的關係之前，有必要先理清語言與權力是如何相連的。

「人之存在」本是個體化的，但其維持與延續卻需要共同體的支持。個體的人類聚集成群隊，產生交往的關係，關係逐漸複雜化，形成最初的人類共同體。語言在這過程中，是共同體成員相互交流的方式，是聯結共同體成員的紐帶。這一過程內涵權力關係的起源：複雜的共同體關係將產生對秩序的訴求，而這需要個體外的力量來確立共同體成員統一的合理化的行為模式，在此產生力量強弱的關係。我們說，權力實質上是社會交往中的一種關係，是一個行動者對另一行動者的有意圖的強制。

同時，語言不僅是交流的工具，它本身也代表著世界觀。因為有了語言，同世界有了關係，對世界有了一種特殊的態度，即語言本身寓意的是對人之為人之理以及世界存在形態的認識。如果說依賴語言交流所形成的共同體是權力產生的基石，那麼語言所預示的世界內涵則是對這種權力認同的可能性。語言是任何人為權力形成之先的、維繫世界的「先在權力」，或者說它預示著「傳統」。

因此，在早期人類看來，語言不僅僅是符號性的聲音或者圖形，而且是具有某種實體性力量的神秘之物。幾乎所有文明源起時期都曾出現語言神聖化傾向。在古中國，考古發現的最早文字現於甲骨，而甲骨是三代時期占卜、祈問鬼神之物。在古埃及，人們把文字看作是智慧之神圖特（Thoth）所造，在書寫文字之前，必先祭祀。古希臘的神話之中，亦有詩人奧爾菲斯起琴歌唱，萬獸落淚，蠻人束手等類似傳說。語言是對神意的洞觀。在古中國，事問甲骨是為了知曉天意。在古希臘思想中，所謂詩人之「詩」也並非來自詩人個人的情感和意願，而源於神明，是神話和理性（也被抽象為「邏各斯」）。總之，無論是最早的中國文字還是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亦或印歐語族的神話和詩，都是宗教活動占卜、預言的一種形式。早期政治權力的合法性與宗教密切相關，對神意的把握是其權力合法行使的根據。

即使在今天，在某些偏僻的農村，也仍然還有著一些文盲或半文盲的老太太，凡見著有字的廢紙，必恭敬地收集起來，拿到一個固定的地方燒掉；而在城市的某個角落，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一兩個固執的耆儒長者，但凡看到新鞋的鞋底有字，也得小心地摳去。這些行為也是文字神聖化的歷史遺留。

二、口語與文字——傳播性質與權力結構之聯繫

人類史前文明大體採用同樣的社會模式，這就意味著，後來人類文明模式的多樣性是在文明生成和發育過程中獲得的。在這一過程中，語言作用如何？

前文事實上已涉及不同文明區域內的早期人類語言使用的特點。語言學家索緒爾將世界上的語言分為兩大體系，表音體系與表意體系[2]。前者以口語為核心，其文字僅僅為聲符，如印歐語言，文字與意義的關聯是隨意性與偶然性的；後者以文字為核心，如古代中國的漢字，文字與發音無本質聯繫，卻是意欲表達之意義的基礎。

君權專制的國家形式與以文字為核心的語言共同體似乎有著一種天然聯繫。這種文字的共同特點是與日常語言在一定程度上的分離以及被政治權力在某種程度上的壟斷。這首先可見之於古代中國的文字與權力的關係。前面曾經提到，最初公共權力是占卜權，因而獨霸了占卜權也就獨霸了權力。在古代中國, 文字的創製也就是獨霸權力的開始。在「絕地天通」的神話中，黃帝創製表意文字，其意圖就在於避開俚語方言以控制人與神交往的媒介。顓頊把通神權收歸王權，由巫作為專職通神者，其他人不得任意通天。[3]而巫為「史」的前身，史，從字源上看就是執掌文字記載之人（「史, 記事者也。」[4]）。由此可見巫史之所以能夠壟斷人與神的交通，與他的文字能力有關。許慎有雲「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5]，其意義也就在此。

這種口語與漢字相分離的語言，往往在初創階段就為權力所控制，或許它在根本上就是為權力所創製。在中國，創製文字是「史」，文字的意義也是由他們所確定。文字的壟斷使占卜權也成為宮廷的專利。因此在古代中國，文字與王權直接相關，故而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6]具有執掌文字能力的人是當然的權力者，掌管文字記載的「史」為官吏之始。關於文字學問「小學」也成為官吏的必備條件。同樣的現象也出現於古代埃及，存在著一個專長於人為創製的文字語言的書吏階層，控制著高度集中的王權。

而當我們將目光投向當時的西方，據現代學者研究，即使是公元前8世紀希臘人在借鑒腓尼基字母的基礎之上重新創造了自己的字母文字之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古希臘仍然是一個口頭表述佔有重要地位的社會。早期希臘的文本主要是為口頭交流提供記憶上的幫助，而不是供讀者閱讀[7]。這意味著在雅典，口頭表達是主流的，而文字表達就有那麼些不入流。紛繁複雜的語言是流動的，同一語言共同體中的每一個成員都能言說，因此話語權力是流動的，也是具競爭性的，也許這也是古希臘熱衷於論辯和演說的原因。而由全體公民參與的公民大會，以及公民大會中政治家的說服性演說、公民的意見表達和投票權利，則往往是我們對古希臘雅典城邦民主運作的最直觀印象。

交流與傳播方式更深刻影響的是一個種群的思維方式。如前文所提及，古希臘雖然也有語言神聖化的傾向，但與同時期其他文明不同，它的語言神聖化擺脫了原始「巫術」的傳統，神話話語內涵 「理性」。巫術所代表的思維具有相當大的模糊性（這在現存的原始部落中仍能找尋印記），帶有巫術色彩的政治體系往往演進為密切依靠意識形態維繫的權力運作。而古希臘對邏各斯的關照，歷練的是一個種群的抽象概括與邏輯思維能力，政治體系則逐漸演化為主要依靠制度設計維繫的權力運作。

正如學者洪濤所概括的這樣：「有的民族更多得依賴文字記載、成文教義來保存自己的傳統，有的民族則更多地以公開的儀式與傳唱的詩篇來延續自己的傳統。」[8] 「古代中國的『王政』開啟於造字這一根本行為，而希臘的社會制度則淵源於詩人的歌唱。」[9]兩者的差異，或許正來源於以上交流與傳播方式的差異。

雅典文明在某種程度上得益於它的口述傳統。但口語傳播從性質來說，有兩大弊端:其一，口語交流的隨意性與競爭性，有變質為平庸化與激進化的可能。雅典城邦政治在伯里克利之後走向衰落，很大的原因是之後一些演說型政客成為民主派的領袖，他們為了討好人民，「濫用修辭術」，「故意混淆黑白」，「顛倒是非」 [10]，民主墮落為「暴怒中的群氓的舉手和無約束的喊叫」[11]。其二，口語傳播是即時性的，它傳播的訊息局限於當下，即使以記憶的方式保存於信息接收者的頭腦中，也抵不過時間的流逝。因此，它難以完成對政治體系「千秋萬代」的關注。基於以上兩點，與口述傳統密切相關的雅典民主內部走向衰敗成為必然。

三、文以載道——文本合法性與中國政治文明的統一與延續

中國政治文明在時間上具有非常明顯的延續性，同時在空間上，在傳播技術、財力物力都相對匱乏的古代社會，中國政治能夠保持廣袤區域內的「大一統」，其內在運作機制值得探究。艾森斯塔德也曾指出中華帝國的特殊性，他認為一般官僚帝國存續的基本前提，在於「既要容納一定水平的自由資源和業已分化的政治活動，又要繼續維持傳統的合法性和傳統的政治態度」 [12]。但是中華帝國一方面，缺乏某些足以破壞既存體系的因素，其中包括並沒有分化出獨立的貴族群體、宗教群體和城市群體；但另一方面，又存在某些足以維持體系的因素，其中包括維繫帝國「道統」理想的士人階層和鄉紳階層。艾森斯塔得尤其強調後者的作用，並將中華帝國的官僚政權定位為濃厚「文化特殊主義」[13]的，它強調的是傳統、秩序和文化模式的維持。

本文認為，這種秩序的維繫與政教體系對文字的壟斷、神聖化相關。在權力的初始階段，文字的神聖化表現為一種神話般的文字崇拜，而在政治體系成熟之後，這種神聖化主要體現在儒學宗教化的過程。儒學的宗教化強化了對經典的崇拜，賦予了文字以「道」的神聖意義，是為「文以載道」。

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表意文字的造字過程與社會事實之間具有意會關係，「字」是對社會事實之本質的藝術性和創造性的表達，因此，單字本身即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字在自身與社會事實之間建立起某種本質聯繫。造字是古人將自己的理解融入字的過程，故而，在漢文化中，文字承載著「先王之道」。因此，習字是對「道」的領會，用字則是一種倫理行為與政治行為。孔子有雲「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14]器，即青銅器，它不僅僅是祭祀的器具，亦是政治權力鬥爭上的必要手段[15]。名，「古曰名，今曰字」[16]，名即文字，它不僅用來命名和交際，而且是規範社會的政治秩序的一整套準則。或者說，只要文字（「名」）保持，「道」即顯示。

因此我們說，中國的權力和文字互相依存，這種依存並不僅僅指文字全然為權力所用，而且指權力必須從這種由文字所構成的文本中去尋找其政權合法性的根據。如果說，前者是政治系統對文字的掌控，那麼後者則充分體現出政治系統對文化的滲透，甚至遮蔽。語言本身就具有揭示性與掩蓋性兩重性。歷朝歷代關於「正名」的爭論，實質上是本源的「名」在歷史流變中的被蔽，與合法性維護者（儒）的去蔽之間的鬥爭。

中國的語言是文字與口語相分離的語言形態，話語形態也分立為官方話語與民間話語兩套話語體系，但從歷史現實來看，中國民間的話語系統並沒有形成西方的獨立的民間話語體系，相反，儒家的道義理想往往妥協於政治實踐中的君主權力。因此，在古代中國，政治權力通過對「道」的掌控和滲透，掌握了文化權力。在理想狀態下，聖王之道高於聖王，但在現實中王即是聖，聖即是王；在理想狀態下，「政統」履行政治功能，「道統」履行教化功能；但是現實中，「道統」實行的正是「政統」的教化功能。也就是說，在傳統中國的專制王權政治體系中，專制君主不僅通過國家暴力機器對民眾實現政治秩序，還藉助了一套文字及其代表的規則、話語、符號對民眾實行教化統治，實現文化秩序，從而構建起具有中國文明特徵的「權力同源（王權）、規則共享（儒家）、載體一元（士大夫-鄉紳）」 [17]的政教合一的統治秩序。

政治系統與教化系統通過「文以載道」的途徑實現道統與正統的同源，將龐大而分散的國家政治系統連接成一體。而且文字的穩固傳承使得儒家經書在歷史長河的流逝中仍能維持相對的原貌，「一名中國的儒生，凡能誦讀百年以前的著作者，即能由此訓練誦讀第十三世紀、第十世紀，甚至第二世紀的著作，就像現代藝術家之欣賞維納斯、欣賞羅丹的作品一樣容易。」 [18]儒家經典得以長時間保存並為後人所理解，這對政治體系的長期維繫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通過「文以載道」的途徑維繫的「道統」和「政統」的合一，保證了政治體系運行的連貫性，即使當帝國的政治體系面臨社會變遷時，它也只可能改變既存政治制度的某些具體規範，但是不會使政治體系發生整體性轉型。其原因在於，在政教一體化的體系里，政治改革將直接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和文化價值的紊亂，即使改革，也多採用「托古改制」的方式，從經典文本中獲得話語的合法性，但這一方式又可能因經典的重新詮釋，惹來無休止紛爭，最終導致精英社會的致命分裂。「改革成為『天下大亂』的『序言篇』，這是『托古改制』無法改變的宿命」 [19]。這種變遷模式蘊含是一種「危機併發症」：政治危機與文化危機/宗教危機並發，一旦一方崩潰，則二者都崩潰，社會毫無秩序可言。因此，當我們關照中國歷史時，往往只看到「大治」與「大亂」的時期，他們二者的更替似乎成為了中國歷史的一種宿命。

餘論

現代政治體系面向的是一個權力高度分化的社會，這意味著作為社會系統的子系統的政治系統，與社會系統的其他子系統都獲得了一定的自主性。這種自主性首先建立在國家與社會，或者說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各自分離的基礎之上。政治領域成為制定規則的專門性的領域，而社會脫離於國家權力，獲得一定的自主性。在這一過程中，電報、電話等雙向傳播媒介，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的相繼出現，也都在媒介-文化體系-政治體系-社會結構這一鏈條中扮演著文明演進的重要角色。西方文明的演化進程雖呈現斷裂特徵，但二元分化與對立的觀念與制度設計卻一直內涵其間[20]。

中國文明是相對連續的文明，它雖然也有紙張、雕版印刷等媒介的出現，但這些媒介所構建的溝通空間僅僅存在於王權私人空間的範疇。這種文明模式向現代更為分化的政治體系的轉型之路行進得十分艱難。傳統中國文明「危機併發症」的爆發，讓近代中國近百年的現代化歷程（1860-1949）在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危機」的壓力之下啟動，中國現代化道路進程最終「救亡」壓倒「啟蒙」[21]，以「社會革命」的方式建立起一種「全能主義社會」[22]。傳統大眾媒介精英主義式的權力屬性並未撼動中國國家與社會的傳統權力結構。中國政治體系向現代文明體系的第二次轉型啟動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但全能主義政治模式的影響使得政治意識形態退讓，同時也導致到了主流價值與社會共識領域（即政治文化領域）的中空。培育共識的努力雖曾一度興盛，後也因政治原因而一度停滯，現代性的文化因子對中國政治體系的影響因此一度式微。中國的發展之路一直在經濟步伐飛速前進，維持社會粘性，以及政治合法性的政治文化發展卻停滯不前，甚至不斷後退的跛足狀態下進行著。在此情形之下，中國的國家能力雖不斷提升，社會結構卻因不斷剛性化而日益脆弱。更重要的是，中國傳統政教一體的秩序模式至今仍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政治，意識形態作為一種治理手段，與法治雜糅並用。這些都為中國進一步改革與發展的道路中埋下了隱憂：如果不能為中國的政治秩序與文化秩序劃分合理的界限，下一次改革來臨之時，也許中國仍然難以擺脫歷史上「危機並發」的魔咒。

值得關注的是，當下互聯網（包括移動互聯網）等新媒體所搭建的具有公共領域性質的「場域」再次啟動了曾一度停滯的關於中國社會共識的討論。雖然這些討論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它仍然為中國政治的發展，即國家與社會真正實現政治秩序與文化秩序的相對分離提供了重要契機。按照伊尼斯的邏輯，新的媒介形態往往出現於變革的時代，一種新的媒介，可能帶來一個新的文明。在互聯網傳播映照的全新政治生態中，中國現代文明轉型與政治發展的關鍵時刻的到來——或許，已可以期待。

（轉載文，謝謝作者辛苦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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