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師範傳習所

在十堰市竹山縣檔案館館藏中保存著一份師範傳習所憑照，是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竹山西鄉紅岩堡童生朱雲龍參加畢業考試，成績優秀，被師範傳習所授予的畢業憑照。

師範傳習所是清政府醞釀新學制改革時，為普及小學教育和培養小學教員而出台的師資培訓機構。師範傳習所在清末最後數年間得到了較大範圍的推廣和實踐，為小學教育輸送了大量師資，起到了「養成多數之小學教員」的作用。師範傳習所簡約便捷的辦學模式，促成其在短時間內得以較快推廣，但也制約了它進一步的發展。儘管自始至終都被視作權宜性質的過渡，但由於需求廣泛，簡約便捷，師範傳習所日趨興盛。

新式學堂的興起和初等教育師資的匱乏

晚清以前，科舉取士，國家「尊經崇儒策勵士行」，沒有明確的教育宗旨。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公布了《奏定學堂章程》，亦稱「癸卯學制」，明確宣布了「立學宗旨，不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經史為基礎，俾學生心術一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增其知識，練其藝能」，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辦學方針。隨著「癸卯學制」的推行，科舉制的完全廢除，學堂開始興起。

清政府在試行新政之初，便將初等教育確定為國民必修之階段，《奏定學堂章程》中規定，「初等小學堂意在使全國之民，無論貧富貴賤，皆能淑性知禮，化良為善」，又「初等學堂為養正始基，各國均任為國家之義務教育，東西各國政令，凡小兒及就學之年而不入小學者，罪其父母，名為強迫教育，蓋深知立國之本，全在於此」，這樣，初等教育就被以中央法令的形式定性為國民義務教育，普及初等教育逐漸成為社會共識，然而在當時的國情之下，匱乏的小學師資和快速興起的學堂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逐漸成為發展新式教育的瓶頸。

師範傳習所的設立和推行

為培養與新式學堂相適應的教師人才，全國各地開始重視師範教育，湖北地區亦是如此。時任湖廣總督的「查各國中小學教員咸取材與師範學堂，故認師範學堂乃教師造端之地，關係至重。」於是，他在省城陸續開辦了一批師範學堂，1902年在武昌創立湖北師範學堂，這是湖北最早的師範學堂。1904年將兩湖文高高等學堂改為兩湖總師範學堂，並設初等、高等小學堂，作為學生的實習之地，1904年其學務處開設師範講習所。1905年在省城開辦師範講習所，1906年省城開辦專為湖北各府縣培養師資支郡師範學堂，各州縣也開始籌備設置初級師範學堂，日益增多的學堂，教師極度缺乏，各州縣增設師範傳習所。當時，小學師資養成機關有四種，一是初級師範學堂；二是簡易師範科；三是師範傳習所（這是救濟小學師資的臨時辦法）；四是實業教員講習所。

師範傳習所是培養小學師資的應急措施。據光緒二十九年頒布的《奏定初級師範學堂章程》規定：「各州縣於初級師範學堂尚未齊設之時，宜急設師範傳習所」。其招生對象是：「其學生凡在鄉村市鎮以教授蒙館為生業，而品行端謹，文理平通，年在三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無論生童，均可招集入學傳習，限定十個月為期。畢業後以准充副教員之憑照，即令在各鄉村市鎮開設小學。」師範傳習所屬於初級師範教育的範疇，依據學制規定，其生源應當是普通小學堂的畢業生，但是由於普通初等教育也剛剛起步，畢業生尚未形成規模，各地加以變通，遴選科舉時代的貢、廩、增、附諸生員入師範學堂，而以未獲得生員資格的童生入師範傳習所，童生屬於科舉時代最底層的讀書人，多數以執教私塾為生。

同時規定「師範教育必須恪遵經訓」「激發其愛國志氣，使知學成以後必當勤學誨人，以盡報效國家之義務」。師範傳習所雖然經世不久，但對於清末新式教育的推行和小學師資培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師範傳習所的發展變遷

因為師範傳習所多為臨時設置，加上客觀條件的限制，許多地方並沒有建成正規的校舍，日常教學一般都是借用舊的書院或者寺廟等改建而成，在日常教學方面，由於師範傳習所自身速成的特點，許多課程僅為膚淺涉及，課時也大大壓縮，《章程》規定初等師範所必修的修身、讀經講經、中國文學等12門課程，課時安排多達三至四個學期，在師範傳習所只需數月即可完成，如這份師範傳習所憑照中朱雲龍「文理通順 品行端謹之生童入堂肄業拾星期」。

師範傳習所作為臨時輸送師資的過渡，其使命在正規師範生畢業之後即可完成。作為初等師資培訓機構的一種，師範傳習所在清末最後十年間得到較大範圍內的推廣，為新式小學堂輸送了大量的師資力量，但是有些地方由於師資緊缺，一味降低招收標準，導致師資力量良莠不齊，某些地方官員為完成教育指標，硬性改造私塾，短短數月的研習，僅能使其熟悉一兩個教育術語而已，無法真正做到傳道授業解惑，這些都使得師範傳習所的教學質量和社會聲譽受到影響。民國初年，教育部於1912年9月公布的師範學校規程中，不再明文設立師範傳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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