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先生去東京

今天終於打起精神，開始翻譯John Berger的短篇故事集《豬玀的土地》（Pig Earth，將由「理想國」明年出版），也希望借著翻譯，把別的事情帶動起來。文字的事情，我向來重開場，雖不至於像其他中國人那樣要燒香叩拜供冷豬肉。以下譯文出自幾年前我的另一本譯作（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東京日記》上卷），曾刊《萬象月刊》（那篇太長，這裡只選錄大約一半），我覺得蠻有意思的。下面的譯者按，是當時給雜誌寫的。圖片（題照為卡波蒂）均搜自Google。

譯者按：說句並不過分的話，數十年來，唐納·李奇（Donald Richie）孜孜不倦向英語世界紹介日本文化，大概算得當今的小泉八雲。二戰後，他以佔領者身份去了東京，從此迷上日本電影以至日本文化，一住半個多世紀，既跟日本文壇名家和影壇巨匠交往，亦與默默無聞的市井小民情深意篤。李奇的《日本日記》（The Japan Journals），從一九四七年一直寫到廿一世紀，彷彿一幅節奏舒緩的風情捲軸，主題並不恢弘，妙處全在細節。這些文字雖對日本偏愛有加，卻又不失冷靜觀察，全因作者少有彼時絕非罕見的文化與種族偏見。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過於李奇如何描寫他接待的諸多東京訪客。這些西洋訪客不是無名小卒，相較他們為人熟知的精彩生涯，日本之旅甚至算不上一個小小的插曲。但是，他們面對一個陌生文明時的不同反應，在表面崇尚多元文化四海一家的今天，無論看官站在這邊還是那邊，讀後依然遠遠不止令你莞爾。

楚門·卡波蒂，1955年

他的旅行出師不利。他不知道簽證必不可少。結果，他在東京機場被拒，不得不返回關島，在那裡等到簽證發出，只有這時他才獲准進入日本。

我和塞索·畢頓（Cecil Beaton，1904-1980，英國時裝與人像攝影師）去接他。楚門原本和塞索一起來，後者知道所有必要的簽證事宜並且簽了一個。結果，他來這裡已經三天了。「這裡很不錯，楚門。」他說。「你會喜歡的。」

「我很懷疑。」他說。「這個國家對簽證很小氣。」楚門兩個星期的逗留已經沒了三天。他現在瞪著機場四周。「我能說的就是你肯定不會知道他們輸掉了戰爭。」

「麻煩的一件事情是這裡沒人高過楚門。」塞索第二天說。「他需要有人比他高。」我們正在等這位美國作家。我要帶他們觀光。「這會讓他安靜下來。除此以外，很好。所有椅子都適合他。哪怕洗手間。」

然而，楚門，當他出現，並不覺得很好。抱怨。水喝起來很怪。我是否絕對肯定喝水沒問題？我肯定？嗯，那我最好這樣。都落到我的頭上——他隨後的病，死亡，誰知道還有什麼？

在銀座，楚門談著紐約和巴黎；在濱離宮，談著楓丹白露和伊斯特別墅；在溯隅田川而上的船上，談著我和塞索都不認識的遠方朋友，而在淺草，談著他可憐的出版商。

但他突然轉過頭，四處打量燈籠、遠處的寺廟和櫻花，「怎麼，」他語帶一些驚奇。「這是一個真正的仙境。」欣賞持續了一會兒，他買了一頂模仿藝妓的假髮。「哦，不，不是給我的，我親愛的。為了好玩！」

回帝國飯店路上，他給我們講故事玩。都很恐怖。他特別喜歡的一個，他告訴我們，是一對母子的故事。他們像好朋友，去哪裡都一起。然後有一天，在長島某個住宅區外面的碼頭，人們看到他們正在喂鳥。大群海鷗聚在一起。她揮著她的傘，像在招呼它們。偵探後來在那裡發現他們，他們的眼睛被啄掉了，臉幾乎認不出來。他們的確一直在「喂鳥」。

「你知道嗎，他去年在倫敦給我講過這個故事，在飛機上又講了一次。」塞索後來說，搖搖腦袋。「對他來說似乎有著某種意義。」

「反對跟母親要好。」我說。

「或者兒子。」他說。

「不管怎麼說，這很親鳥。」然後：「你說麻煩的一件事情是沒人高過他。別的事情是什麼？」

「哦，不，」塞索和善地說，關切地撅起嘴唇，「你不要拿他太當真。他就那樣，你知道的。」

「是嗎？」

「什麼，對，當然。」塞索笑道，彷彿對我透露人生一大真相。「你等著。我們出去一個晚上之後，他將大為改觀。」

於是我們出去了一個晚上。塞索很開心，看起來很滿意結果。楚門則不然。他很無禮，讓這小夥子回去，厲聲說：「小野貓！」一個人上床睡了。

就像塞索會說，麻煩的一件事情，乃是楚門無事可做。他過來是因為塞索要來。在最後一刻，他讓《紐約客》負擔這趟旅行，提議自己去採訪馬龍·白蘭度，後者正在京都附近的外景地，但是現在太忙見不了他。

另一方面，塞索很忙，很少時間給楚門。他的旅行是由《風尚》負擔，說要拍攝日本的上流社會。因為除了他的確忙著在拍的幾個裝點門面的皇室成員和強盜資本家的端莊太太，日本沒有上流社會——他到處尋找。結果，楚門更孤獨了，這一情形他並不滿意。

「哈羅。」他在電話里拉長調子說。「又是我。敢說你覺得我除了打電話什麼也不做。但我很無聊。我沒法告訴你我有多無聊。所以我只是打個電話來聊聊……」

我告訴他我願意聊天，但是現在不行。

「哦，真的嗎？」不相信，接著是怨恨。「嗯，要是那樣……」然後，因為再度孤單而焦慮：「不過，只要一兩分鐘就行。好嗎？你知道上次我在那兒芭芭拉·哈頓（Barbara Hutton，1912-1979，美國社交名流）說什麼？」我不知道她說什麼，但我很快就知道了。

我不理解楚門的，乃是一個人去到一個新的國家，任何一個國家，怎麼可以很少留意它。他說是要當個什麼記者，至少是在給他的那本雜誌報道，但他完全呆在帝國飯店，在那裡吃，在那裡睡。而且，他從沒問過一個問題。

「但他總是那樣。」塞索說，對我的抱怨很是驚奇。「你真的不是很了解他，不是嗎？」

「對。」我說。

幾天以後，我要帶楚門出去購物。我從大堂打電話上去。「我不去了。」那個任性的細嗓子說。問為什麼不去，他嘆嘆氣，用說來話長的語氣說：「嗯，我在洗頭……」

然後他停住了。「我的脖子。那是我的脖子。」我說帝國飯店有一群男按摩師。「我不會讓他們碰我。」楚門清高地說。「但你可以上來。」他補充道。

相反，我勸他下來。我們坐在咖啡館。楚門很生氣，很疲倦，很無聊——他看上去老了十歲，並倚老賣老。「我不知道你究竟為什麼來這裡。」我最後說。

他看著我，很奇怪的樣子。「當然，為什麼要採訪白蘭度。」

「不是來看看日本？」

「為什麼不。」他說，彷彿有人竟有如此不大可能的想法令他迷惑。然後，他嚴厲地看著我。「瞧，我看過日本了。我不妨告訴你，我不喜歡有小雞巴的國家。」

「對不起，你說什麼？」我說。

「小雞巴，小雞巴！」他惱火地重複著，他緊繃繃的細嗓子穿過咖啡館。「這個國家是小雞巴。他們中間沒有一根十美分！」

「一根什麼？」

「一根十美分！」他接著說，見我不明白這一用語；很開心，像往常那樣，解釋著，他的表情和緩下來，露出一絲微笑，而且——但是太遲了——把他的聲音放低。

「一根十美分？我們在南方為什麼那樣叫它。你瞧，你把它抓住，把它放在一個桌子上或什麼地方，你要是能把十個美分在它背上排成一列，那它就叫一根十美分。明白嗎？」

我明白了。很高興，楚門然後又告訴我芭芭拉·哈頓說了什麼，繼續說起其它同類興趣的話題，我們分手時，他心情很好。

這一心情顯然不長。當《紐約客》刊出白蘭度的採訪記，我看到那陣憂鬱又回來了，而那個演員被寫成要為日本所有的不是、或許還有楚門本人的不是付出代價。然而，塞索一封短柬似乎另有表示：「在一個派對見到楚門。跟平常一樣迷人。想的都是日本。講了淺草和京都極為精彩的故事。講得都很逼真。說是他正考慮寫本書。」

阿爾貝托·莫拉維亞，1959年

「你一定要帶我們看真正的日本。」斯蒂芬·斯彭德說，打量著酒店大堂——法國窗戶，義大利地板，美國收銀機。「對，你一定要給我們領路。」安格斯說。「我們絕對會捅穿那些可愛的紙門。」

我們彼此已用名字相稱，顯出國際筆會結束後的輕鬆，他們不再被迫成為斯彭德先生，著名的英國詩人，威爾遜先生，傑出的英國小說家。輕鬆——並且有望離開令人失望的現代東京，去發現斯蒂芬所說的「真正的日本」。

「不。」阿爾貝托·莫拉維亞說，他跟我們一起只是因為他不想被撇在後面。「東京很真實。東京是真正的日本。」

我同意。然而，並非因為他的理由。這些我已經發現，注意到他在著名的寺廟看著誘人的年輕女導遊，在風景名勝打量遊玩的學生妹，在神社興高采烈，然後因為神官飄動的裙裾而沮喪。還有，我被迫替他翻譯他跟一位年輕女子的對話，她是個收銀員，不避外國人，尤其是他們如果寫過《羅馬女人》。

義大利作家把我倆帶去女王蜂夜總會，他喝蘇格蘭威士忌，她要了紫羅蘭酒，我飲可樂。

「問她是否賞光跳一曲。」

「你能賞光跟他跳一曲嗎？」

「行。」

一回來，他就說：「她跳得很好。你告訴她。」

「你跳得很好。」

「但你沒跟我跳過。」她說。

「沒有，那是他說的。」

「那你沒跟我跳過？」她問。

「沒有，沒有。你跳得很好。」

「她說什麼？她說什麼？」

儘管我的翻譯欠佳，莫拉維亞還是達到目的。我得到他的感謝。「你是我唯一的幫手。」他說，用深沉的目光看著我，還有熱情的義大利微笑。她收了一個鱷魚手袋。

發現了真正的日本，莫拉維亞現在想呆在東京。另外兩位，至今尚未發現，沒有這樣的理由留下來。

在一個酒吧，很晚，跟詩人一起，我問：「斯蒂芬，你不覺得我們現在可以走了？你想要哪一個？」

他先是好心看看左邊，然後右邊。「哦，很難挑選。我真的不知道。問題在於，你瞧，你要是帶一個，然後另一個就覺得很受忽略。那不厚道。」不厚道需要最強烈的責備。

但是很晚，我累了。「不，不會的。在這種地方出沒的人很習慣被人忽略。」

「哦，但是坐在這裡很好，沒做選擇，但某種程度上又有可能。」

「你可以兩個都帶。」我建議道。

「去那家酒店？」他笑我的荒謬。「另外，這裡很舒服，很——嗯——很想抱抱，你不覺得？」他笑著，握緊雙手，閉上眼睛。

於是我說：「我們顯然是在讓他們繼續忙下去。他們想關門了。這似乎真的有點不厚道。」他立刻站起來。「哦，真糟糕。你為什麼不告訴我？」我們很快離開，他一個也沒帶。

跟安格斯一起，選擇的問題甚至從未有過。他在昏暗中四處打量，說：「我們那兒也有這樣的地方。為什麼它們總是這麼黑？不要告訴我。我知道。跟我們在室內把燈光調暗一個原因。皺紋，我親愛的。皺紋。」然後，眼睛望著昏暗的天花板：「哦，家。我要是在家多好。親愛的托尼（安格斯的同居男友），你覺得他眼下在做什麼？」

斯蒂芬猶豫，安格斯想家，沒什麼可以把他們留在首都。他們樂於讓真實來轉移注意力，並離開夏日東京的熱浪。第二天晚上，我們置身高野山的清涼之中，這是聖山，我認為的真正的日本——數十間寺廟，有的帶寶塔，很多紙門，一個墓地。

然而，他們對真正的日本並不滿意。

「我們要在那兒睡覺？」斯蒂芬驚恐地發問，看著鋪在硬梆梆榻榻米上的薄薄一層蒲團。「我們要吃那個？」安格斯反感地發問，看著凍豆腐。「我們在那個裡面洗澡？」莫拉維亞不相信地問道，盯著冒泡的食人生番大鍋，他要泡在裡面的風呂。當我的文學三人幫看到真正的日本廁所，一個瓷釉坑，他們不發一言走開了。

他們也不喜歡著名的墓地。「格雷可不會就此寫多少東西。」安格斯嗤之以鼻。「哦，我不知道。」斯蒂芬說。「牛羊咻咻然徐度原野。」他說，望著其他遊客（格雷是十八世紀英國詩人，代表作為《墓園輓歌》。斯蒂芬望著遊客吟的那句「牛羊咻咻然徐度原野」即出自該詩，這裡引用的是卞之琳的譯文）。

他試圖讓我們情緒高漲。這很有必要，因為莫拉維亞不開心。吃過不能吃的飯，洗過受不了的澡，在可怕的墊子上睡了失眠的一夜，蹲過恐怖的廁所，用完嚇人的早餐，他轉身對著另外兩個作家喊道：

「噢，你們倒輕鬆！同性戀這麼走運。你們跑下海灘，你們找天真的漁民小夥子，你們回來的時候容光煥發。但是，噢，我們這些異性戀。希望，失敗。這麼難。」

「什麼海灘？」斯蒂芬問。

「那兒，那兒。」安格斯安慰道。「他在想他的收銀員。」

我同情地看著受苦的人。我們現在真正的日本，而他的男子氣概不斷升高。顯然，不單如此。他不餓，推開豆腐，臉色很差。「我病了。」他說。

他看起來不舒服。為了讓他振作，我告訴他，儘管從前不許，女人現在可以上高野山。但是，即使後來看到兩個穿登山靴的壯實女人就在我們的紙窗外面，他也沒能活躍起來。

覺得有責任，我設法找出毛病何在，去藥房買了些葯，標明特效的那種。但他不吃。他已經在對著筷子呵氣，然後把它們擦乾淨，並打聽當地的水質，得知安全，然後揮揮手不予理睬。現在，他拒絕吃藥。

缺水，缺食，缺葯，缺適當的廁所設施，缺異性相伴，終於讓義大利作家倒了下來——他側躺著，氣喘吁吁。安格斯和斯蒂芬交換著憂慮的眼神，買東西去了。我叫來醫生。

當地醫生不是太想給一個外國人看病，尤其是有這個病的人。但我堅持，熱情地說到《羅馬女人》，他勉強同意了。於是，莫拉維亞又側躺在那兒，而醫生要給他灌腸。

「噢。告訴他弄疼了。」

「他說你弄疼了。」

醫生說他很抱歉，但通常人們都自己做這個手術。除此以外，只在醫院做，或給失去知覺的人做。能否請我幫幫手。「這裡，拿著這個。」

但是，《羅馬女人》的作者不喜歡我幫手。他把他的深沉目光轉過來對著我。他不喜歡我在那兒。實際上，他不喜歡我。我把他拖到這裡的荒野，讓他得病，現在又以他的丟人現眼為樂。

「告訴他放鬆。」

「醫生說你要放鬆。」

「你閉嘴！」

儘管病人如此，手術很成功，當兩個英國作家探險歸來——斯蒂芬買了幾串漂亮的佛珠，然而，安格斯沒發現托尼會喜歡的東西——義大利小說家坐在疊在一起的幾個墊子上，正在喝茶。

「嗯。」安格斯說。「我看我們中間至少有一個人已經——呃——捅穿了——哈哈——真正的日本。」

在那之後，我帶他們下山去了白濱，一個度假小鎮，在那兒他們有了罐裝橙汁、彈簧床墊、昂貴牛排和坐式廁所。

比起在真正的日本，他們開心多了。就連莫拉維亞也活躍起來，講了羅馬女人的長故事。然而，是給斯蒂芬和安格斯講，不是給我。他不僅沒給我講故事，他還不跟我說話——再沒說過。當我們回到東京，他顯然找了別人替他的戀愛和他的病當翻譯。

一個接一個，這一夢幻三人幫離開了這個國家，要是後來沒遇到斯蒂芬，我不會知道後來的事情。他回想起我們尋找真正的日本。

「還是這麼好一個導遊。甚至拉點皮條，我想是。」

「不，收銀員完全是他自己找的。」

「嗯，至少你提供了灌腸。而且，哦，安格斯好煩，老是在說捅。」

然後，想起來了：「你可知道莫拉維亞在寫他在這裡的經歷？」斯蒂芬看著法國窗戶和義大利地板，停了好一陣。「不管怎麼說，有個故事是講東京一個討厭的美國人，他的唯一樂趣就是把放蕩女人強加給沒有防備的著名訪客。」他笑得臉上通紅。然後，他沒忘記顯得難過，說：「但這是有點不厚道，不是嗎？」

W·薩默瑟特·毛姆，1959年

一個很老的人，脖子繃緊鼓起，皮膚跟皮革一樣並起了皺紋，鼻子像鳥喙，凹陷的眼睛似乎盯著久遠的過去。他已經比幾乎所有人活得久——比拉威爾早生一年，比克利大五歲，比喬伊斯早生八年。

「我們到了。」他說，穿著拖鞋勉強走過拼木地板，坐進一張椅子，帶著老年人的小心照顧著自己，知道自己容易摔著。「瞧，我們回——回——回——回來了。」

口吃最初令人吃驚。他這麼老，而口吃是年輕人的苦惱。看起來更像青少年的是，他顯然從未適應它。這麼幾十年過去，它依然令他煩惱。他仍然為之難堪。

他說話時轉了過去。「我想你們倆跑去尋歡作樂了。」他說，帶著口吃。

他的秘書轉向我：「他總是那麼說。每三個星期才讓我出去一次。總是一樣。我永遠都在尋歡作樂。」

「艾倫，」毛姆說，「不要咕噥。你很清楚我聽力不好。你還咕噥。」

「那是因為你聽力不好，我才咕噥，」艾倫提高聲音說，「我在說不想讓你聽到的事情。所以我才咕噥。」

毛姆哼了哼，我以為生氣了，但是看來好像樂了。「瞧，」他說，「你聽到了？」他哼了哼，一聲深藏的暗笑，幾乎聽不到，沉入歲月之中。

「他不喜歡一個人？」我問，降低聲音，很想知道第三人稱是否慣用。

「討厭一個人，恨一個人。要麼不睡等我回來責備我，或者吃比平常多一倍的葯直接睡覺去，來懲罰我。」

「不是很有趣，我必須說，」毛姆說，「你們兩個在那兒咕咕噥噥。」但是他沒有惱火。當我看著他，他盯著對面的牆，彷彿他根本沒出聲。

電話響了。這個他聽到了，看起來很不安。

艾倫重又出現。「那是《生活》，想要你對日本的印象，說你可以自己開個價。」

「回絕。」毛姆說，他的嘴像鳥喙一樣閉攏。

「我已回絕了。」艾倫說。

「我對日本的印象，」他然後說，「我什麼印象也沒有，就像這樣關在這裡。哦，不過我從前來過這裡一次。很年輕。我在公園散步。有些漂亮的人，有些討厭的警察。但是對我來說，日本就算那時也太整潔。我喜歡有點亂的地方，你瞧。」他嘆口氣。「而現在太可怕了。他們從來不讓你安靜。我的確相信那個年輕女士還在門外。看清楚，艾倫。你肯定她真的走了？唉，她在那兒。幾個小時。傻等。一個簽名滿足不了她。她想談談靈魂，似乎如此。但我相信，她不是基督徒，那是他們，我相信，對那東西才有專利。」又是暗笑，樂得哼哼鼻子，像一聲嘆息，或一個呼嚕。

我說他在日本的確有名。或許比莎士比亞還有名。

「我相信，對我來說，聽到這個消息顯得吃驚，會讓人為你傾倒，但是，實際上，我的出版商都告訴我了。他們應該的，想想他們從我身上賺到的那個數。」電話響了。

艾倫回來了。「你覺得天皇會給他打電話嗎？」

我說我很懷疑。

「那我肯定弄錯了。然而，是個官員。」

「回絕。」毛姆說，可能誤會了。

交談很難。艾倫老是坐立不安，但又不試著離開。毛姆繼續看牆。然後，彷彿對牆說話：「我來過這裡，很多年前。不，」彷彿回答一個問題，「這個國家我什麼也沒寫。都是很久以前了。我真的不記得了。嗯，對，這個帝國飯店。街對面的公園。我在那兒散過步。但其它就沒了。變化，變化。天哪。你們兩個那時還沒出生。」暗笑，但可能沒什麼意義，可能跟他的缺陷有關，或者消化。

交談不管怎樣可能都會很難。我被告知兩個話題甚至碰都不能碰。性和死亡。前者離他太遠，後者距他太近。它們的缺席確實限制了談話。

然而，在烤肉店用餐期間，他自己似乎在繞開它們。放下沙拉叉，又像自言自語，又像對著餐館所有的人，他說：「很奇怪。你知道的，我在費拉角跟這人為鄰。」

「尚·高克多。」艾倫補充道。

「我不知道你是否看到過它們，但他年輕的時候，他畫了很多，多數是海員，多數在睡覺。現在他老了，在那兒修了這個小教堂。他在裡面畫了天使。他們就在那兒——天使，只有翅膀和光環。但是你看的時候發現——怎麼，又是那些海員，一模一樣的。他們在這兒，現在大概全死了，而他把他們畫成天使——照著他們的樣子，你瞧。一模一樣的。」沉默，然後：「他老了。」然後，第一次，他出聲笑了。

艾倫最後說：「嗯，我們得趕快了。」

「你說什麼？」毛姆問。

「我們該走了。」

「哦，那是。」他說，從椅子里慢慢起身。很客氣，很紳士，他伸出他又長又寬的手。「你太好了。」他說。然後他轉向艾倫，伸出他的手，直到認出他來。把手縮回，他說：「你不要晚了。你可聽到。不要。晚了。」然後，再轉向我，他暗笑著，揮著一根又長又老的手指：「你照料他，但不要讓他在外面呆得太晚。你知道他喜歡那樣做，有時候，夜裡在外面呆得很晚。」

我們向門口走去。我轉過頭，見他慢慢坐回椅子，用兩手整理腿腳。他的頭點了點。他似乎在對著自己暗笑。但是他的目光專註，視而不見。

不過，他聽到我們離開。當門闔上，我聽到他用令人吃驚的洪亮嗓音叫道：「晚——晚——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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