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說自己的文化是「雜種文化」？

日本歷史上果真有一個學者提出過「雜種文化論」。在《日本文化的雜種性》、《雜種日本文化的希望》等論文著作中，在1951年去法國攻讀血液學的加藤周一指出，日本近代化以來一直有兩種傾向，一種是儘力排斥日本本土要素，努力將西方主義純粹化的近代主義者；另一種是試圖消滅外來文化而回歸日本傳統的國粹主義者。加藤認為如此大傷元氣地互相爭鬥，不如加以調和，反正日本文化本身就具有「雜種性」，持續挖掘這種優勢，就是日本文化的成長之道。

此言一出，國粹主義者和近代主義者都陷入了茫然，各自的文化想像都失了靈。日本文化純粹嗎？當然不。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學史序說》這部文化通史中對日本人的世界觀有一個精闢的概括，那就是日本 人的世界觀即日本文化歷史變革的特徵是「土著世界觀（即土著文化）的執著的持續及其對外來體系的『日本化』」。這種持續不斷地對外來文化體系進行日本化改造的文化變革，在歷史上一共有四次，大乘佛教、儒學、基督教和馬克思主義。

從細處入手可能更容易看出日本文化的不純粹。不會有任何一種語言像日語一樣，文字有漢字有假名，假名裡面又有平假名、片假名、萬葉假名。這樣混亂的書寫系統，恐怕從古至今，再沒有第二個例子。日本人從穿貫頭衣到發明得體端莊的和服，從住長屋、板房到搬進有現代衛浴設備的文明公寓，從一批一批派送遣唐使到打出和魂洋才、托亞入歐的口號，哪一次不是產生了強烈的文化改造衝動。

就拿近代史來說，「西洋」和「東洋」兩個詞語的發明，就是這種改造衝動的證明。最初使用「西洋」一詞的，是德川家康的幕僚新井白石，他通過對潛入日本的義大利傳教士西德蒂的審訊，在1708年寫出了《西洋紀聞》，滿足了江戶人對西方旺盛的好奇心。值得一提的是，新井白石是為儒生，跟從木下順庵攻讀朱子學多年。

而最早使用「東洋」一詞的，是幕末的佐久間象山，他提出了「東洋的道德，西洋的藝術」的口號，也就是「和魂洋才」。和新井白石一樣，這也是一位儒學背景，卻醉心於西方技術的日本知識分子，「象山」之名，也是因為仰慕南宋心學代表人物陸九淵所取，自己的書院也叫作象山書院，但他在書院中所講授的卻並非心學，而是醫學、地理學、天文學、航海學、軍事技術、萬國公法。

他說：「方今世界，僅以和漢學識，業已無能為力，如不總括五大洲，宏大經濟，則難以應付。」因此，他那些發起明治維新先聲的學生們無一不是文化上的雜學家，他們很自然地像老師一樣，拋棄了儒學背景下牢不可破的華夷之防。關於佐久間象山的學生坂本龍馬有一個有趣的故事。

坂本龍馬曾對土佐勤王黨成員檜垣直治說：「今後在室內爭鬥的事情會增多，所以我佩戴小太刀，比太刀靈活。」檜垣直治帶了小太刀再見龍馬，龍馬掏出來一把手槍：「這比小太刀更具威力。」坂本龍馬拜勝海舟為師後，檜垣直治帶了槍再見龍馬，這次龍馬掏出一部《萬國公法》說：「手槍只能殺傷敵人，此書可以振興日本！」

是的，那個時代的武士中的先覺者們，就是腰間懸掛陸奧守吉行，懷裡揣著手槍，手裡舉著《萬國公法》的雜學家。他們開啟的時代，是一個在鹿鳴館這樣的歐式洋樓里，由一群頂著歐式貴族頭銜的東方人，吃著法國料理，討論著日本人的面孔是否不夠好看的時代。宮崎駿說：日本人嫌棄自己的臉，說的就是這麼一回事。

也是這個時代，明治政府初代文部大臣森有禮曾構想用英語取代日語中的漢字，福澤諭吉在《文字之教》中主張對漢字先加以限制，逐步廢除，「小說之神」志賀直哉更為直接，他想直接廢除日語，改用法語。外來語實在是日本「曖昧」文化的典範，說它是日語，明明是法語、英語、德語等語彙的日文翻譯，說它是外語，外國人又無法明了其意。連日本人自己也迷惑，操著一口「怪異」的和制英語的本國人，英語究竟算好還是不好呢？如果志賀直哉的意見真的付諸實行，恐怕日本人也不會說法語，而是一門以法語辭彙為主，用日語語法和語音包裹產生的新語言。

文字方面，活躍於明治、大正與昭和時期的作家島崎藤村，在《夜明之前》中，描述了日本文化的困惑「感覺真是太快了。現在日本的語言也沒有了，大家都講英語，在英語中思考問題、和膚色白皙鼻子高高的西洋人結婚，就能生出優秀的人種。如果有人還不知道文明開化的話，真是愚蠢。」所謂「文明開化」，不就是文化上的雜交嗎。毫無疑惑地放棄原本的文化立場，用異文化的要素來革新自己，這種事在日本的近代史上比比皆是。

戰爭中和戰爭後發生的事，也是一個絕妙的例子。在戰爭中，日本人罵美英為「鬼畜英美」，抱持著「一億玉碎」的信念，和他們恨之入骨的敵人血戰到底。但戰敗後，彷彿一夜之間，日本人的信念就發生了根本改變，麥克阿瑟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書信，表示問安、激勵、乃至臣服。贈送家傳寶物、土地、物產的也有不少，居然還有數百位女性在信中這樣請求：「請讓我生您的孩子吧。」

露絲·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里也表達了類似的困惑，日本兵是絕不投降的，他們大多會選擇激烈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日本方面，俘虜的數量和參陣人數的比例遠低於美國和英國的1:7，而這少量的俘虜還大多來自於被炮彈炸暈無法自我了斷，或受傷過重無力自裁的情況。但只要變成俘虜，在本文化中抬不起頭來的既成事實已經形成，讓俘虜們配合給出情報、提供建議，卻往往不會遇到任何抵抗。

戰爭結束後，美國人發現日本的糧食物資極度短缺，醬油生產浪費了大量可以作為糧食食用的大豆，於是決定關停一批醬油廠。醬油從業者紛紛請求撤銷決定，這和明治天皇宣布牛肉解禁後，十幾名僧侶衝擊御苑要求收回成命的往事如出一轍。面對這種情形，管理大豆配給的經濟科學局主任普魯東女士，只說了這麼一句話：日本人口味的喜好，說變就變。最後美國人還是強硬地關閉了1500家醬油工廠，相安無事。

但並非每件事都如美國人預料的那樣容易改變。觸及日本文化本質的改良往往失敗，比如基督教。麥克阿瑟是一個劇場沒去過一次，交響樂沒聽過一回，除了《聖經》，一本書也不讀，除了西部片一部電影也不看的現代美國人。岡本嗣郎的《搶救歌舞妓的美國人》中引用他副官的話說，麥克阿瑟元帥是文化的野蠻人。

這位野蠻人在日本戰後文化改良方面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基督教的普及。他關心戰前日本又多少基督教徒，得到民間信息教育局的恢復，約20萬。他在一次演講中表示，這個數字應該達到兩千萬。於是按照他的意願，一共發放了一千萬冊《聖經》。但麥克阿瑟恐怕沒有預料到，他可以很容易地改造日本人的法律、經濟體系、生活方式乃至思維習慣，但基督教推廣，只能慘敗。直到如今日本民眾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數依然沒有達到1%，考慮到數量龐大的朝鮮裔，信仰基督教的本國人可以說幾乎沒有，這個比例遠低於韓國的40%。原因可能是日本只接受多神教，佛教是多神教，可以接納，神道教是多神教，也沒問題，但一神教的基督教，是萬萬不可能接受的。

因為，這觸動了日本文化的本質。有趣的是，如今我們還能聽到加藤周一理論的迴響。2016年，《日本經濟新聞》的中文網刊登了村山宏題為《日本人就是中國人？》的妙文，這位村山宏先生還陷在加藤周一式的思維漩渦中不能自拔，而找不到突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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