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時期的邊疆觀念和治邊思想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中國的邊疆民族關係由此發生了新的變化。然而，外國列強利用中國出現社會大變革和政局大動蕩之機，在邊疆地區開始了新一輪侵略和分裂活動，使得中國的邊疆形勢十分嚴峻，邊疆危機進一步加深。這些邊疆危機和民族危機緊密交織在一起，對中國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和社會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因此，民國時期邊疆民族問題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邊疆觀念和治邊思想與前代相比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並對民國政府邊疆民族政策的形成及其邊疆民族問題的處理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一、邊疆問題引起普遍的關注和重視及邊疆研究的高漲

中國的邊疆觀念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它包括了歷史、地理、政治和文化等諸多層面的含義。民國時期對於邊疆的界定，主要沿襲和繼承了中國傳統的對於邊疆的認識，即如時人所言：「中國的邊疆，有兩方面的意義：一則為國界的邊疆，即與外國領土接壤的區域；一則為文化的邊疆，即未盡開發的土地，其間為游牧經濟的各宗族所散居，而其習俗、宗教生活、語文等與農業文化不同的區域。」[1]按照這樣的邊疆概念，民國時期劃分具體的邊疆範圍時，「一般人對於中國邊疆的看法除了中國邊緣的疆域，如遼、吉、黑、外蒙、新疆、西藏、西康、廣西等省或地方而外，對於熱、察、綏、甘、寧、青等位居腹地之省份，也稱之為邊疆」[1]。

中國的邊疆地區歷來是多民族聚居和雜居的地方，特別是少數民族主要分布在邊疆。因此，長期以來邊疆與民族都是一個難以分解的概念，「邊疆即民族，民族即邊疆」的觀念在人們的頭腦中根深蒂固。民國政府為了體現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宗旨和主張，對邊疆地區捨棄了封建王朝所慣用的藩部、藩屬等稱謂，宣稱：「現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為我中華民國領土，則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為我中華民國國民，自不能如帝政時代再有藩屬名稱。」但是內地與邊疆的區分，仍為當時人所沿用。因此，「邊疆」一詞就成為與「內地」相對應的稱謂，對國內少數民族就主要稱為「邊疆民族」或「邊疆同胞」，漢族以外的民族問題也主要稱為「邊疆問題」。

在中國歷史上，由於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以及地理等方面的原因，中央王朝對邊疆地區的統治相對薄弱。進入近代以後，特別是20世紀上半葉，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擴張日益加劇，在中國的各種權益遭受嚴重損害的情況下，邊疆危機對國家的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邊疆問題的重要性由此日益凸顯，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邊疆民族問題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當時學術界對邊疆地區進行研究的論著多不勝數，各種相關的學術研究團體和刊物紛紛創立，由中央政府有關機構及民間團體組織的邊疆考察活動風起雲湧，反映了全國人民和學術界對邊疆民族問題的極大關注和愛國熱情。在邊疆研究高漲的帶動下，全國人民通過大量的報告、評論、遊記、圖集以及各類研究論著和翻譯著作，對邊疆形勢、邊疆民族的歷史與現實、中國多民族國家的構成以及各民族的社會制度、經濟生活和風俗習慣等等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全民上下形成了普遍關心邊疆問題的風潮。正如時人所云：「抗戰之頃，各科人士皆談邊疆，無論社會學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其所學學科與邊疆有密切之關係，其談也固無不宜。然一般不相干的人士，或勞駕遠征，或閉門坐談，亦往往以邊事邊情為集注之點。」[2]

民國時期人們對於邊疆問題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對於邊疆的主權及領土安全，目的在於粉碎外國勢力利用各種手段對中國邊疆進行侵佔和吞食的陰謀；二是邊疆的統一和穩定，目的在於團結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發展邊疆政治經濟文化，阻止少數民族分離分子的活動。因此，民國時期的邊疆問題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國防、外交、民族、宗教等等多方面的因素，具有非常複雜的特點，同時也構成了邊疆問題引起普遍關注和重視的主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民國時期國內對於邊疆問題的關注表現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從政府到民間，往往都是重視蒙古、西藏和新疆問題，而對西南、東南等地的邊疆問題比較忽略。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西遷，才注意到西南各少數民族情況，將西南各少數民族地區與蒙藏地區等量齊觀，承認其特殊性。除此之外，民國政府對國防的重視也歷來不夠，即使是在受到俄、英侵略嚴重威脅的新疆，也沒有給予應有的財力支援，而將新疆地區的國防變為了省防。蔣介石曾經說過：「強國之國防，重邊陲，取攻勢；弱國之國防，重核心，取守勢。」並認為中國就是一個弱國[3]。時人對民國政府的邊疆政策批評說：「民國以來，我國的國事即已錯誤，就是『拋棄邊疆』，因為仍然沿用從前的辦法，視邊疆為戍地，是犯罪人充軍的地方，邊疆官吏，是內地用不著的。」[4]蔣介石為了維護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一直奉行「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其軍隊主要用在剿滅中國共產黨和與地方軍閥作戰上面，對國家的國防建設根本沒有什麼計劃和安排。一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宣布全民抗戰，這種情況才有所改變。

二、近代民族主義的發展和國家主權觀念的逐漸普及

民族主義是近代世界一種重要的社會政治思潮，19世紀末20世紀初迅速在全中國傳播開來，其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幾種不同甚至是針鋒相對的觀點，其中資產階級維新派和資產階級革命派是兩個主要的互相對立的派別。維新派從保護和延續中國數千年的封建政治、文化和思想體系的角度出發，但也吸收了西方民族主義和傳統民族觀中合理的因素，強調「合舉國四萬萬人之身為一體，合四萬萬人之心為一心」，一致對外[5]，因而對維護國家的統一和解決邊疆民族問題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資產階級革命派則將民族主義與革命的要求結合起來，鼓吹民族國家思想，為辛亥革命的發起作了思想和輿論上的準備。這些派別的論爭對清末民國時期民族觀和治邊思想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起到了推動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形成的作用。

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孫中山是近代中國最偉大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的民族主義思想一方面繼承了中國固有的民族思想，一方面也接受了近代西方民族主義思潮和民族革命運動的若干原則和政策，經歷了由種族革命—五族共和—中華民族—民族自決的變化發展的過程。1924年1月，孫中山在《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首次完整地提出在國內實現民族平等、在國際反對強權和爭取國家獨立的民族主義主張，即：「故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對於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際平等、國家獨立。」[6]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的發展與變化，對近代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他對國家獨立思想的宣傳和對民族平等觀念的提倡，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現代民族國家觀念與統一的民族意識的形成，對於協調民族關係、消弭民族衝突、穩定邊疆局勢和維護國家統一，具有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可以說，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是中華民國時期中國國內製定民族政策、處理邊疆民族問題的政治基礎和理論依據。尤其是國民黨建立的南京國民政府，一貫標榜遵從孫中山的遺教，雖然它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進行了多方面的曲解，但是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就其民族主義思想而言，仍主張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並將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廢除不平等條約作為反帝的重要內容[7]。

隨著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發展和現代民族國家的逐步構建，國家主權觀念在國內逐漸得到了普及。「國家主權」(sovereignty)這一國際法概念，是近代以來才由西方傳人中國的，但在20世紀以前中國的主權觀念還相當模糊。在外國列強的不斷侵略與中國主權受到嚴重損害的歷史背景下，通過與資本主義侵略者不斷進行軍事、經濟、政治較量，中華民族逐步樹立了國家主權的觀念。特別是辛亥革命前後，面對外國勢力掀起新一輪侵略和分裂中國的陰謀與活動，中國各族人民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主權意識空前增強。及至中華民國成立，相繼在一系列法律、法規、文告和聲明中，明確宣告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確定了中國的領土範圍，重申國家對邊疆地區的主權。如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宣布：「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漢首義，十數行省先後獨立。所謂獨立者，對於清廷為脫離，對於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行動既一，決無歧趨，樞機成於中央，斯經緯周於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同年3月11日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一章「總綱」第三條宣布：「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海。」[8]3661914年5月1日頒布的《中華民國約法》第一章「國家」第三條宣布：「中華民國之領土，依從前帝國所有之疆域。」[8]3811923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1931年6月1日公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1936年5月5日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及1947年1月1日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也一再宣布中華民國的領土依照其固有之疆域，並規定非經國民大會決議，不得變更[8]404。

民國時期國家主權觀念逐漸普及的一個重要表徵，就是無論社會政要、知識分子還是平民百姓都表達了維持國家統一的強烈願望。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在一份報告中說：「中國為中國人所有的思想似乎還在廣泛傳播。從日、美、英等國留學回來的學生都強烈地希望控制在中國建立的外國居留地和租界，並且取消治外法權。」[9]雖然民國政府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和迫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在外交方面有過許多妥協甚至是賣國的行為，但是北洋政府於1925年「五卅慘案」之後發起的修約運動和國民政府成立後發起的「改定新約運動」，都是試圖通過外交途徑修改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主權的嘗試和努力。特別是1942年1月1日中國與美、蘇、英等26個反法西斯國家聯合簽署《聯合國家宣言》，確立了中國的大國地位，為中國徹底收回國家主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同時簽署新的相互關係條約，美、英宣布廢除在華治外法權、租界、領事裁判權等有損中國主權的在華特權，中國自近代以來第一次在法律上成了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同年，中國還與美、英共同簽署了《普遍安全宣言》，使中國的主權和大國地位得到了普遍的國際承認，進而奠定了日後中國在聯合國中的常任理事國地位[10]。

民國時期民族主義的發展和國家主權觀念的普及對於維護國家統一、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抵制外國勢力的侵略和民族分離活動，無疑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對於民國政府制定與實施邊疆民族政策產生了有益的影響。

三、對於傳統治邊思想的繼承和現代邊政思想的發凡

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國家，歷代王朝一般都對經濟落後、交通不便、中央政令不宜通達的邊疆地區，採取另外一套治理方法或措施，以達到寧輯邊疆、鞏固中央政權統治的目的。經過幾千年的歷史發展，逐步形成了較為成熟和較為系統的治邊思想與治邊政策，概括起來主要體現為武力開拓、羈縻懷柔、移民實邊、以夷治夷、因俗而治、鎮撫兼施等等幾個方面的內容。

羈縻懷柔思想是中國傳統治邊思想的核心內容之一，其實質是牽制和籠絡。實際上，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在管理邊疆民族事務的實踐中，一直注重貫徹傳統的羈縻懷柔思想，它們所採取的一系列籠絡和羈縻少數民族上層的措施與政策，包括頒布各種優待條例，對少數民族上層進行封賜和宣撫，保留蒙古的盟旗制度、世襲封爵的王公制度、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和西南少數民族的土司制度，優崇藏傳佛教等等，對穩定邊疆社會產生了積極的意義。

移民實邊思想是中國傳統治邊思想的又一核心內容，它作為中國古代加強邊防的重要措施，曾經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民國建立以後，鑒於邊疆危機的加深和國力的衰微，社會各界仍然把傳統的移民實邊看作是保衛邊疆、鞏固邊防的重要措施。整個民國時期，移民實邊的呼聲一直不絕，報章雜誌上關於移民實邊的文論俯拾即是。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後，隨著西部開發熱潮的興起，移民實邊的論調更是大為張揚。在輿論的推動下，出於實邊固邊和增加財政收入及經濟增長的考慮，無論是南京臨時政府、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都制定了許多移民實邊的政策和措施並予以實施。如南京臨時政府的《殖邊銀行則例》，北洋政府的《禁止私放蒙荒通則》、《墾闢蒙荒獎勵辦法七條》、《邊荒承墾條例》，國民政府的《移民實邊案》、《邊疆移墾辦法大綱草案》等等，都是專門針對移民墾荒制定的。在其他的一些計劃和條規中，也有許多關於移民墾荒的規定。民國時期移民實邊論的盛行，既反映了傳統治邊思想的延伸，同時也凸顯了在當時列強當道、公理不行的情勢下，中國非實邊無以固邊的處境。

鎮撫兼施也是中國歷代政權常常運用的治邊策略和手段，在羈縻懷柔和籠絡宣撫的同時，以武力威脅和鎮壓邊疆各族人民的反抗。民國建立後，儘管在法律上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但在實踐中仍然不同程度地推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並以武力作為維護其統治的重要手段。民國時期邊疆各族人民掀起的反抗民國政府統治和壓迫的各種運動和起義，如內蒙古地區的獨貴龍運動、嘎達梅林起義和伊盟事變，西北地區的海固事變和甘南民變，廣西的桂北瑤民起義，海南的黎族白沙起義等等，都遭到了民國政府及其地方當局的武力鎮壓。這些起義和運動爆發的原因，既與民國政府政策和措施失當有關，也與地方政權殘酷統治和腐敗有關，還與人民生活貧困及社會存在嚴重不平等現象有關，等等。民國政府對於這些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處置無方，惟有以武力進行殘酷的鎮壓，以維護其在邊疆民族地區的統治。

清末民國隨著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中國現代邊政思想在與西方列強的不斷抗爭中也逐漸萌芽。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在繼承傳統治邊思想的基礎上，開始重視現代邊政思想的建設。孫中山1919年在《建國方略》中提出的開發邊疆、發展邊疆經濟與文化的計劃，是民國時期現代邊政思想逐步形成的一個標誌。應該說，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把邊疆建設納入國家經濟建設的一份整體規劃，其所展示的側重於經濟方面的邊政思想的開拓性是不容置疑的，其前瞻性也值得肯定。國民政府建立後，在邊疆民族問題上聲稱秉承孫中山的遺教，對孫中山的現代邊政思想作了進一步的闡發。1935年11月，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第八條專門提出「重邊政，弘教化，以固國族而成統一」的思想，其具體內容包括政治、經濟、教育各個方面，體現了資產階級政黨在堅持國家主權的原則下，強調邊疆地區在統一多民族國家中的地位，將邊疆地區的各項建設納入國家整體規劃的指導思想，特別是提出在邊疆的一切施政綱領「以儘先為當地土著人民謀利益為前提」，其積極意義值得肯定。在這之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相繼頒布了一系列有關邊疆問題的決議和規定，基本上都遵循了孫中山以來的資產階級現代邊政思想和原則。特別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在1946年3月的六屆二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邊疆問題報告之決議案》和1947年1月1日公布的《中華民國憲法》[11]，對邊疆地區和邊疆民族的政治地位、自治權利，以及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及其他經濟、社會事業的發展，都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和保障。

與此同時，隨著邊疆問題引起普遍的關注和重視以及邊疆研究的高漲，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一門以民族學、人類學和政治學為基幹，包括歷史、地理、文化和社會等多學科在內的邊緣學科——「邊政學」終於形成，並很快成為顯學[12]41。當時，不少大學裡設有邊疆史地及邊疆政治等方面的講座及有關的課程，有的大學如中央大學和西北大學等還先後建立了邊政學系。1941年，蒙藏委員會成立了中國邊政學會，刊行了《邊政公論》，「期於邊政前途，有所裨益」。這一時期的邊政研究與國民政府西遷後鞏固其統治基礎的政治需要緊密相連，力圖達到「以邊政學為依據，來奠定新邊政的基礎，而輔助新邊政的推行」的目的[13]。當時絕大多數邊政研究者的主觀動機也大都是試圖通過邊政研究，以改良邊疆政治，鞏固國家邊防和抵禦外侮，從而為各民族團結一致的抗戰目標效力[12]42。與此同時，邊政研究還關注到了邊疆各族人民生活的改善和社會的進步及其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意義，希望邊政研究在抗戰勝利之後能為「趁早實行准許國內各民族地方自治的諾言」，「建立一個多民族國家」而服務[13]。

抗日戰爭時期形成的邊政學集合了諸多現代學科的研究方法，不僅對中國傳統治邊思想和實踐、近代民族主義學說和民國時期的邊疆政策進行總結和反思，還對西方的國家主義等學說及其制度文化等等進行研究和借鑒，因此，它的出現為中國現代邊政思想的進一步形成，提供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基礎。可以說，現代邊政思想對民國時期的邊政建設起到了一定的指導作用。民國政府在繼承傳統治邊思想的基礎上，力圖結合現代的治邊理論和原則對邊疆地區進行管理，以推進邊疆地區的政治一體化，達到鞏固邊疆的目的。從實際情況來看，國民政府的這些做法在一些方面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不過，由於受到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民國政府所制定的邊疆民族政策實質上依然貫穿著大漢族主義的思想，並從根本上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所以從總體上來說依然存在許許多多的缺陷與不足，不可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和達到預期的目的。

四、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的不斷發展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歷程。它誕生之時，中國正處於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列強侵略，社會矛盾和民族危機十分嚴重的時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問題方面也進行了初步的理論闡釋。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關於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都提出：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聯邦制原則上，聯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14]。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明確提出有關民族問題的綱領，其中採用民族自治和聯邦制度來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是其基本的構想。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第八條提出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國本部的關係由各該民族自決。此後的許多年裡，中國共產黨都強調民族自決，不過其關於民族自決理論的解釋經歷了發展變化的過程，其內涵在後期出現了較大甚至是根本的不同。這個變化最終形成的時期可以以抗日戰爭的爆發為界線，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自決理論承認民族獨立，在此之後則否定民族獨立。1946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基本放棄了民族自決的提法[15]。

中國共產黨早期解決民族問題的綱領之所以確定以民族自決和聯邦製為原則，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對於中國民族問題的認識還不成熟，同時也受到了國際環境尤其是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影響。不過，儘管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對於民族問題的理論闡釋還顯得十分淺顯，提出的民族政策主張也與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存在極大的差距，但統一仍然是最終政治目標。這與民國以來中國政治界、思想界和廣大民眾強烈要求主權獨立、國家統一的思想潮流是一致的。

1934-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了舉世矚目的萬里長征，途經南方、西南、西北的十幾個省。這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第一次深入邊疆民族地區，並在實踐中制定、檢驗和逐步完善民族政策的重要經歷，在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發展史上具有特殊意義。這個時期中國國內的形勢發生了重要的變化，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華民族危機進一步加重，中國共產黨根據抗日形勢的要求，對民族工作方針進行了重大的調整。通過調整，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逐漸探索到了符合中國實際的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和方法。即依據民族平等原則，實行少數民族與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平等權利，建立少數民族民族自治區，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與風俗習慣。在這些原則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從1940年至1945年陸續建立了一些回族和蒙古族自治政權。通過實行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建立自治區的方式，實現各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利並建立統一國家的目標，由此成為中國共產黨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

中國共產黨民族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對中國邊疆民族問題的最終解決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對此，有學者已經進行了十分恰當的總結：「從黨的二大提出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的構想，到確定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20多年時間裡，中國共產黨在觀察、把握、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實踐中，不斷根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和國內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形勢，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基本原則方面，堅持不懈地探索符合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和各少數民族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現實的最佳結合點，深化了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基本國情的理性認識，逐步在激發各少數民族進行民族解放運動並使之溶匯於黨所領導的革命洪流之中取得了戰略構思和策略考慮的主動權，而最終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多民族國情實際且具有中國特色的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16]

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到，民國時期隨著外國勢力掀起新一輪侵略和分裂中國的活動，中國的邊疆危機和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中國社會各階層普遍關注起邊疆民族問題，邊疆觀念和治邊思想與前代相比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些邊疆觀念和治邊思想對民國政府邊疆民族政策的形成以及邊疆民族問題的處理，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出於自身的考慮和社會輿論的壓力，從堅持國家統一、領土完整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和立場出發，都制定了管理邊疆事務的基本方針和政策並努力實施，客觀上對維護國家主權和穩定邊疆民族地區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然而，民國政府畢竟是代表大資產階級、官僚地主、軍閥等統治集團利益的中央政權，這就決定它們在管理邊疆民族地區的時候，依然受到大民族主義思想的指導和影響，並在較大程度上執行民族壓迫與民族歧視政策，使邊疆地區和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各方面的發展，都受到了阻礙，激起了包括漢族在內的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的強烈反對。尤其是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不顧各族人民渴望和平的願望，發動全面內戰，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掀起了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鬥爭，最終敲響了蔣家王朝滅亡的喪鐘，民國政府的邊疆民族政策也徹底陷入失敗。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探索出的符合中國多民族國情實際且具有中國特色的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才是最終解決中國邊疆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

注釋：

《東方雜誌》第8卷第12號《中國大事記》，1912年6月。

《東方雜誌》第8卷第10號《中國大事記》，1912年4月。

《邊政公論》發刊詞，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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