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漂泊異鄉的抗戰「支援軍」——紐西蘭華僑

紐西蘭採礦者

文┃吳敏超

來源┃《中國國家歷史 · 肆》

東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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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號：zggjls

150年前，中國人懷揣淘金夢想，遠渡重洋來到紐西蘭開挖金礦。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金礦發現於1860年前後，晚於美國加利福尼亞的「舊金山」，所以當時的人們稱澳洲為「新金山」。後來，金礦逐漸被開挖殆盡，有的華僑回國，有的遷居至各地從事蔬果種植業、雜貨業、洗衣業。1937年抗戰爆發時，居住在紐西蘭的華僑有三千多人。雖然人數不多，且與祖國遙隔萬里，但他們在抗戰時期創下了人均捐款在世界各國中名列前茅的佳績，也開啟了落地生根的融入過程。

認同：從家鄉到國家

紐西蘭華僑多來自廣東省四邑（新會、台山、開平、恩平）地區和廣州附近的番禺、東莞、增城等縣。回望歷史，一名普通的中國人從家鄉出發，輾轉到香港登船，然後經歷二十多天艱苦的海上航行後到達紐西蘭。他可能先寄居在親朋好友或同族同鄉的家中，並托他們幫忙在金礦、蔬菜園、洗衣店中找到一份工作。此後，由於不會英語，他的工作、業餘生活、寫信匯款等，都在同鄉熟人的圈子內展開。在白澳政策的種族歧視下，源於同鄉之誼建立的會館，不僅能讓異國他鄉的人們彼此扶持、聯絡感情，還能在實際的工作生活中相互幫助、共渡難關。在紐西蘭，東增會館、番花會館、四邑會館和岡州會館較有影響力。可以發現，這些會館帶有明顯的地域特點，就是以所持方言、同鄉關係為認同基礎。

紐西蘭格雷茅斯鎮舊礦坑

岡州會館

抗戰爆發後，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海外華僑的民族主義情緒空前高漲，大家同仇敵愾、踴躍捐輸。紐西蘭華僑於1937年9月召開第一次華僑救國代表大會，來自15個地區的42名華僑代表參加大會，決定將華僑聯合會改組為華僑聯合總會，在各地設立分支會，推行長期救國額捐。每一名華僑，若為東家則每星期捐十先令，若為工人則每星期每磅工資捐兩先令。從1937年至1945年抗戰結束，紐西蘭華僑聯合總會共舉行了十次代表大會，商討內容均圍繞抗戰愛國的主題展開。每次會議開幕時，全體肅立唱國歌，隨後向當時的國旗、黨旗及孫中山總理遺像鞠躬，並恭讀總理遺囑。這樣的儀式氛圍，表明紐西蘭華僑的認同感，從原先的鄉土認同逐漸上升到國家認同。這與抗戰爆發、民族危亡的客觀局勢有一定關係。

紐西蘭華僑代表第一次召開籌款會議（1937年）

華聯總會的機關報《中國大事周刊》創刊於1937年，與整個抗戰過程相始終。周刊主要刊登國內戰事消息，特別是廣東地區的戰況，讓身處海外的華僑了解祖國與家鄉正在經歷的戰爭劫難。周刊也報道紐西蘭華僑從事的愛國活動，如詳細刊登各分支會華僑捐款「芳名錄」，還列有具體捐款數額。紐西蘭華僑人數較少，各分支會多則數百人，少則數十人，基本是一個熟人社會。「芳名錄」的刊載，是對積極捐款者的表彰和鼓勵，也是對消極抵制者的警示和鞭策。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易於形成踴躍捐款、爭相愛國的局面。紐西蘭華僑的人均捐款額高居世界各國華僑捐款的前列，除了紐西蘭未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直接戰場外，還與良好的捐款氛圍、持之以恆的組織宣傳有關。

華僑的愛國之舉、捐助之誠，也改變著僑居國對華僑的認識。抗日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組成部分，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和紐西蘭成為同盟國。紐西蘭華僑與政府、主流社會的關係變得友好密切。1942年10月，紐西蘭總理彼得·弗雷澤（PeterFraser）偕夫人參加華僑在首都惠靈頓開展的雙十節慶祝活動。彼得·弗雷澤在演講中談到，他見到中國政府高層官員顧維鈞、宋子文時，都曾盛讚紐西蘭華僑對於戰時中國的熱忱捐輸。這是19世紀60年代國人到達紐西蘭之後，首次受到紐西蘭政府高層的重視與厚遇。華僑通過自身的愛國表現，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往被歧視與被排斥的境遇，贏得了許多紐西蘭白人的尊重。此後，華僑可以在更受信任的環境中工作、生活，這對華僑改善生存環境、將紐西蘭視為安居樂業之所有很大幫助。

彼得·弗雷澤

生活：從遊子到家庭

華僑入境時，紐西蘭政府規定每人需繳納高達100英鎊的人頭稅，所以一般只有男性單獨前往紐西蘭，沒有掙錢能力的婦女不會隨行。基於中國傳統家庭男女之間的分工，女性也往往需要在家鄉承擔侍奉雙親、養育子女的責任。男性華僑在紐西蘭努力掙錢，定期匯款回家。他們最期盼的一件事，便是早日衣錦還鄉。有的華僑在紐西蘭立足後，會接自己的弟弟和已經成年的兒子前來，為的是賺取更多的錢養家。令人唏噓的是，夫妻兒女常年不能團聚，萬里遙寄相思，紐西蘭華僑飽受著孤單寂寞的精神之苦。抗日戰爭的爆發改變了這一局面。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附近僑鄉也陷入戰亂之中。華僑身在紐西蘭，心裡卻無時無刻不惦念家鄉親人的安危。1939年，在幾位紐西蘭白人傳教士的呼籲下，紐西蘭政府終於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同意249名華僑妻子及244名未成年子女前來紐西蘭避難。這些人的身份是臨時難民，除了繳納200英鎊的保證金外，還規定只能在紐西蘭居住兩年，到期後必須返回中國。所以，他們獲得的居住簽證，一般就叫「難民紙」。但是，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紐西蘭和中國成為盟國，而且由於戰爭曠日持久，這批難民被允許繼續留在紐西蘭。1947年，紐西蘭政府總理彼得·弗雷澤宣布三類華人獲得長期居留權：第一，1939年以難民身份遷入紐西蘭的華工妻兒。第二，他們在紐西蘭新生的嬰兒。第三，暫准居留華人及持學生證而居留紐西蘭已五年者。這樣，一共有1323名華人得到永久居留權。

早期華僑來紐西蘭開礦淘金時的住所

1939年華人婦女及兒童的到來，徹底改變了紐西蘭華僑社會的結構，華僑重獲家庭的溫暖。更重要的是，華僑不再把自己看作紐西蘭的暫居者，而是作為僑民在紐西蘭落地生根。婦女們到達紐西蘭後，雖然有語言、環境等方面的不適應，但多喜歡新家園的整潔和安定，不需要再過盜賊時起、擔驚受怕的日子了。華僑單身一人時，吃住因陋就簡，隨著妻子兒女的到來，他們開始建造屋舍，更加重視飲食、關注學校教育等。

戰時華僑的經濟生活也獲得改善，這是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大批美軍駐紮在紐西蘭，其蔬菜水果的供應多依賴華僑。華僑經營的菜園、果蔬店生意日見興隆。由於戰時勞動力緊張，華僑只要勤勞肯干，都能在農場或者果蔬店中找到一份工作。很多果蔬店因為僱工不易，或者為節約開支，需要年幼子女在課餘幫助料理店務。

政府在戰時實行的價格統制，也涵蓋蔬果業，這關係到華僑的切身利益。因蔬菜水果的生長過程與天氣密切相關，保鮮不易，所以蔬果的價格需視具體情況有所調整。早在1929年時，紐西蘭果蔬種植業者已成立全國範圍的統一組織，華僑一般稱之為西農會，因為各區派出的代表以白人為主，只有黃詠沂等兩三位華僑參與。所以西農會在討論問題時，華僑的訴求往往被忽視。黃詠沂與時任中國駐紐西蘭總領事汪豐、副領事余職慎商量後，決定成立一個包括紐西蘭全體華農的組織。1943年1月，紐西蘭華僑農業會舉行第一次全屬代表大會，設總會於惠靈頓。該會由總領事汪豐及紐西蘭政府農務部長羅披士擔任名譽會長，華僑領袖黃詠沂擔任會長。華僑農業會成立後，與政府相關部門和西農會接觸，解決了蔬果成本價格問題，僑農被允許購買汽油等，保障了僑農的利益。

僑屆精英

抗戰時期，紐西蘭華僑在愛國捐款與改善自身生活等方面的進展，與僑界僑團的領導者和熱心支持者密切相關。剛到紐西蘭的華僑，往往由於知識程度低下、不懂英語而未能組織起來。經過數十年的工作與融合，很多華僑在語言、經濟與組織能力上有一定發展。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餘職慎、趙國俊、郭期頤、楊湯城、周耀星、黃詠沂等。以下將略述余職慎和楊湯城兩位華僑的事迹。

余職慎的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英格蘭人。他從小喪父，母親將他和其他兄弟姐妹帶回廣東撫養。余職慎少年時代在紐西蘭和中國兩地生活，熟悉中英兩門語言及風俗人情。1901年，年滿20歲的他進入中國駐紐西蘭使館擔任秘書工作。此後擔任代領事、副領事和領事等職務，在使館內服務長達三十餘年。他為人儒雅有風度，又熱心僑務。在抗戰期間，余職慎協助總領事汪豐開展工作，卓有成效，獲得華僑的尊重和愛戴。抗戰結束後，紐西蘭華僑籌置華僑會所，余職慎捐款1000英鎊以為倡導。會所落成後，眾人將大禮堂命名為「職慎堂」，表彰他長期為紐西蘭華僑所做的貢獻。

余職慎祖居外景，台山政協網/授權

楊湯城14歲時隨父親來到紐西蘭，先讀書，後在父親、叔父的果蔬店幫忙。商店打工的日子十分忙碌辛苦。為了多做生意，店裡早上6點就開門，一直經營到夜裡12點。1927年，楊湯城加入國民黨，逐漸成為僑界的活躍人物。他熱心社會事務，1931-1933年回廣東時，還在家鄉番禺創辦了一所正規小學。1937年華僑聯合會成立，29歲的楊湯城被選為首屆執行委員。在1938年發生的華僑捐款風波中，楊湯城跟隨總領事汪豐到奧克蘭分會做勸說工作，為解決相關紛爭而四處奔波。在抗戰時期紐西蘭華僑的個人捐款中，楊湯城以698英鎊名列前茅。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他回到祖國投資創業，並投身於僑務工作。晚年，楊湯城口述《紐西蘭華僑史》一書，讓國人對紐西蘭華僑一個多世紀的歷史有了更生動直觀的了解。

抗戰時期的紐西蘭華僑，慷慨解囊、為國分憂，他們大多是普普通通的果蔬種植者、小店主、工人，涓涓細流匯成河，創下捐款佳績，贏得僑居國民眾的尊重。他們在戰爭中守望和平，迎來家庭團聚，一心一意勤勉工作，逐漸在遙遠的異國他鄉落地生根。可以說，紐西蘭華僑中沒有像陳嘉庚這樣有名望的、為世人所熟知的華僑，但是靜水深流，他們以小人物的努力，展現了歷史細處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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