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時代終將復興曾經燦爛的「中國思想」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中國思想」這一概念聽起來有些生澀。在學術界，有「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等概念，但通常不會將中國的古代與現代合起來作為一個概念來談「中國思想」。

而如果說「西方思想」，人們並不拒絕，也大概明白它指的是哪些東西。

其實，若比較「中國思想」和「西方思想」，前者還應該比後者更早就獲得世界名聲。因為在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相遇的初期階段，主要是「中國思想」衝擊了歐洲社會，並刺激了歐洲「啟蒙運動」的興起。那個時候所謂「西方思想」還一名不文，若不是此後「西方思想」突飛猛進，不僅主導了全球而且建立了排他性的思想霸權，「中國思想」早應該成為一門顯學。

可見，以某一文明之名命名的思想，與所屬文明的強弱和運勢密切相關，強勢的文明必將釋放出顯赫的思想，反之，弱勢的文明，其思想再豐富也不被人知。

今天的中國，無論從哪方面講，都已經進入了又一個偉大時代，國家的運勢、文明的運勢，都顯出蓬蓬勃勃不可遏制之氣象。在這個時候，那個曾經燦爛輝煌長達數千年的「中國思想」，怎麼可能不再一次復興呢？

作為拋磚引玉之作，本文只是將「中國思想」作為整體做一初步的描述和簡略勾畫，並不試圖詳細給出關於內容的解釋說明。針對「中國思想」這一概念的簡略辨析，請見文末註解。

一、有影響無命名的古代時期

實際上，一整套只屬於中國或中華文明的思想，在近代以前的兩千多年時間裡，一直都實實在在地存在，而且一直都對外產生巨大影響。

中華文明這棵大樹從破土之初就發育出繁茂的思想之花，到春秋時期形成了一個思想發展的高峰，此後強烈影響並完全統治整個東亞地區長達兩千多年，這無需贅述。

如司馬遷論「春秋」：「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但長期以來並沒有「中國思想」這個名稱，因為周邊的蠻夷戎狄只是單方面地向中國學習，並且作為至高無上的「天道」學問來全盤接受，自身並未產生出任何可以與之相匹敵的其他思想，使得「中國思想」一直缺乏對應的「他者」，唯我獨尊，也就不需要有任何命名。

其唯我獨尊的程度，在世界上絕無僅有。歷史上，即使異族靠武力征服入主了中原，也決不會同時伴隨「異學」的入侵，而只會有更深入的「漢化」。這完全是因為「中國思想」太強大。

魏晉時期，匈奴單于劉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晉書》一0一）。

羯族人石勒，「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之莫不歸美焉。」建立後趙之後，「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晉書》，一0五，一0四）。

氐族人頭領苻堅，「八歲請師就家學…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 （《晉書》一一三）。

羌族人姚襄，「好學博通，雅善談論」，姚興，「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 （《晉書》一一六）。

同樣的情況在此後的歷史中不斷重演，在滿族入主中原建立大清的時期，中國北方各胡族的「漢化」達到了最深的程度和最高的水平，同時也進一步推動了「中國思想」的發展。

梁啟超甚至認為，「清代學術」通過對「宋明理學」的反動，達到了類似於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高度。「『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為其職志者也。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而歐洲當『文藝復興期』經過以後所發生之新影響，則我國今日正見端焉。」（《清代學術概論》）

對於歷史上中國周邊的蠻夷戎狄，所謂「學」就是漢學，沒有其他。自幼誦讀詩書禮易春秋，粗通經綸名教之後，也像華宗夏士一樣「論六國縱橫之規、三家戰爭之變」，「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用今天的話說，這就是在努力學習「中國思想」。而且只會擔心學得不好，未得真經，絕不敢不以為然。

若當時的世界如果早有東西方思想交流，也可以肯定，「中國思想」也一定早早開始影響西方，並勝過「地中海思想」、「阿拉伯思想」、「波斯思想」、「印度思想」成為主導思想。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這一點從中西文明開始全面交流的早期階段即可清楚地看出。

回顧歷史，從利瑪竇、湯若望、艾儒略等耶穌會教士算起，大約有過先後長達兩百多年基本正常的「中西會通」。

從「中學西漸」的情況看，在此前的幾個世紀里，中國人發明的造紙術、印刷術、養蠶術、火藥、羅盤等，經由蒙古人和阿拉伯人傳到了西方，大大改變了歐洲落後的社會面貌，也塑造了歐洲人對遙遠東方的美好形象。所以傳教士的來華，既是傳教，也是學習。

隨著耶穌會教士來華人數的增多，「中國思想」也開始成體系地傳入西方。歐洲近代早期的一些重要思想家如孟德斯鳩、伏爾泰、萊布尼茨、魁奈、杜閣等人，都曾深受中國哲學和政治、經濟思想的影響。歐洲的宮廷里甚至一度冒出一批「中國趣味狂」。德國哲學家克林士伯爵寫道：「中國創造了迄今為止最高層次的世界文明…這片國土上的偉人代表著一種比我們更高級的文化形態。」（維爾·杜倫《東方的文明》）

「中國思想」的西侵，實際上成為了歐洲「啟蒙運動」的一部分。在宗教方面，來自中國的無神論，給了當時已開始衰亡的基督教以致命的一擊。而在政治哲學方面，來自中國的聖賢學說，大力推動了歐洲各地的市民革命。當時的法國學者波提埃在《東方聖經》一書中說到：「便是最前進的理論，也沒有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更為激進。」（轉引自朱謙之《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

再從「西學東漸」的情況看，儘管初期出現了「禮儀之爭」，也經歷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禁教令」，但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天文學、數學和光學等近代科學，仍然逐漸被中國朝野廣泛接受。在經歷了明朝滅亡、清兵入關以及「康熙曆獄」等風波之後，天主教也仍能在中國正常發展。康熙三十一年的「容教令」顯示出中西兩大文明越來越順暢的互通互融：「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由萬里航海而來。現今治理曆法，用兵之際，力造軍器、火炮，差往俄羅斯，誠心效力，克成其事，勞績甚多……」。

不難設想，如果按照這樣的交流方式和路徑一直發展下去，中國將會出現更多的徐光啟式新人，將會很快掌握現代的科學技術，包括軍事技術，不一定會發生顛覆性的、毀滅性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如孔飛力等美國漢學家的研究所表明的，中國開始應對現代化問題並進行現代化轉型，實際上在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很早就已經自行開始了。

即使在19世紀初新教傳教士來華之後，兩大文明相互尊重的態度也還維持了相當長時間。新教徒馬禮遜牧師編纂了巨著《英華字典》，他在鴉片戰爭之前向歐洲人介紹說：「中國的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就如同希臘、羅馬和現代歐洲總和一樣豐富。」理雅各於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來華，從1861年開始陸續出版了「四書五經」的英譯本。

但後來的歷史眾所周知，曾經如此偉大的「中國思想」很快反被「西方思想」壓倒了，不僅停止了對外傳播，而且自身陷入了生存危機。

二、無影響無命名的近代時期

中國人不會忘記，那是一個極為慘烈的時期。就像是突然遭遇到超級強大的外星生物，還沒等反應過來，數千年屹立不倒的擎天柱，竟然轟然崩塌，面對洶湧而來的各種西方哲學、主義和思潮，曾經猶如宇宙真理一般的孔孟之道，一時之間竟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其中最具殺傷力的「無敵艦隊」，就是被嚴復翻譯成「天演論」的進化論學說。由於人類歷史被貌似科學地解釋成為一個「進化」過程，於是就有了「先進文明」和「落後文明」和之分，甚至有了「高等民族」和「低等民族」之分。而在當時的中西實力對比當中，中國可以拿出來證明自己並不落後、並不低等的東西少之又少，西方可以拿出來證明自己絕對先進、絕對高等的東西多之又多，於是在進化論的理論框架中，就得出了中華文明或整個東方文明都屬於落後和低等文明的悲慘結論。

這在當時就是一顆「精神原子彈」，伴隨蘑菇雲的升起，億萬中國人的精神支柱土崩瓦解。與世界上其他民族有所不同的是，天道-天朝-天子-天下這個精神結構是中華文明的核心組成部分，從來沒有脫離天道而存在的中華文化，也沒有脫離天朝而存在的中華民族。如今一套「天演」理論把中國人的「天」整個給「演」沒了，而國家成了列強的殖民地，人民成了低等的「東亞病夫」，此後的命運就是一次次折磨和羞辱。嚴格講，這時的中國，在傳統文明的意義上已經滅亡了。

「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康有為1898年京師保國會演說）

回顧地看，這決不是一個正常情況。歷史上，按照文明交流的自然規律，在互有高下的文明之間，都是互通互鑒、相互交融的關係，不會發生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完全替代。

如前所述，從16世紀末到19世紀初這兩百年間的中西文明交往歷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可見，西方的稱霸過程主要是在中西交往的後期，此後它採取了一些特別的帝國主義行徑，使得它實際上是將對手作為否定性的「他者」對立面，一路踩著各個「東方文明」的屍體拾階而上最終登上高峰的。因此，可以說，包括「中國思想」在內的各大「東方思想」的名存實亡，其實也正是「西方思想」成為全球主導思想的內在前提條件。

其中一個非常致命的、典型帝國主義性質的思想武器，就叫做「極端化的二分法」。縱觀西方建立全球霸權的歷史過程，這個堪稱為一種「極端思想」的思想武器無處不在使用，無時不在使用。而最終效果之神奇，恐怕連發明者都始料不及。因為這把殺人刀，往往是被受害人自己拿過去插到自己身上的！

先看一下嚴復的這段話：「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於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為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論世變之亟》，1895年）

再看李大釗：「南道文明者，東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苟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918年）

都是極端化的二分法。不同的只是有些比較側重事實判斷，有些則直接加入了價值判斷，明顯是一褒一貶，一揚一抑。在當時的中國，這是個非常流行的思維方式，類似的兩兩對比處處可見。很大一部分中國學人主動將自己的文化歸入黑暗，以成就他者文化的光明。

這就是帝國主義的文化戰爭。孟子說「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到了人人都對本國文化展開「自伐」的時候，「西方思想」對於「中國思想」的全面勝利，已猶如探囊取物一般。

流行的觀點認為，當時這些知識分子是因為救國心切，不對本國傳統文化加以嚴厲批判不足以喚醒國民，不全面接受西方文化就不能改造社會，因此是必須的。

可以認為這個觀點沒有錯，中國近一百多年的革命實踐，也證明了這一觀點基本正確。但很多人忽略掉了問題的另一面，即：這種極端化二分法之所以被發明出來，正是帝國主義策略的一部分，是霸權工具，要的就是對方的全盤接受，以及接受之後的自我虛無、自我否定、自我頹廢。借用新的術語，就是「逆向民族主義」。

「逆向民族主義」這把刀插到中國自己身上，刀把子卻在西方帝國主義思想家手裡。英國學者約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一書中描述了這把刀的鍛造過程，他寫道：「在1700至1850年之間，歐洲人按照想像或者說是迫使世界分裂為兩個對立的陣營：西方和東方。在這一新的觀念中，西方被想像成優越於東方，這種虛構的貶低東方的觀念，被作為理性的西方觀念的對立面確立下來。確切地說，西方被想像成天然具有獨一無二的美德：理性、勤勉、高效、節儉、具有犧牲精神、自由、民主、誠實、成熟、先進、富有獨創性、積極向上、獨立自主、進步和充滿活力。然後，東方就成了與西方相對的『他者』：非理性、武斷、懶惰、低效、放縱、糜亂、專制、腐敗、不成熟、落後、缺乏獨創性、消極、具有依賴性和停滯不變。」

到後來連日本也學會了這一套。自從1885年福澤諭吉發表了《脫亞論》之後，針對中國和韓國的文化戰爭也隨之打響，中國不再是原來那個高高在上的天朝，轉眼之間成了「文明開化日益後退，風俗日趨衰敗，不修德，不修身，目中無人，對天下事置若罔聞卻高枕無憂。暴君污吏恣意欺下，其惡政難逃天罰」的「半開化國家」。同時，「日本人種優秀論」大行其道，如芳賀矢一編寫的《國民性十論》，總結出日本人十大優點：「忠君愛國、崇祖先重家名、現實實際、愛草木喜自然、樂天灑落、淡泊瀟洒、纖麗纖巧、清凈潔白、禮節作法、溫和寬恕」等，同時又歸納出中韓等國民的低劣性。於是，日清戰爭成了「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的戰鬥，其勝敗關係到文明日新的氣運」，日本人發動戰爭是「為人類的進步和文明的幸福而履行至當的天職」。（福澤諭吉）

最後，當然是炮火戰爭為文化戰爭划上句號，給出最終結論。中國戰敗了，敗給了西洋和東洋所有入侵者，那麼，無論是你的文明，還是你的文化，還是你的「中國思想」，也就統統結束了，曾經的偉大、光榮和正確，統統消失了。

這就是「中國思想」在近代以來的命運。過去沒有名字，是因為至高無上，不需要命名；後來沒有名字，是因為一敗塗地，沒資格命名。

「中國思想」的前世今生和它的「無名之謎」，大概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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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由於種種原因，長期以來，世界上並未流行「中國思想」這個說法。因此，直到現在，這個概念仍然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但「中國思想」這個東西確定無疑是存在的，尤其是在「西方思想」這個概念出現之後，「中國思想」也必然作為「他者」之一隨之而出現。而且就像「西方思想」用「西方」二字將自己與所有其他地方區別開來一樣，「中國思想」中的「中國」二字，就是將自己與其他地方產生的思想區別開來的一個劃分。既表示地理範圍，也表示文明類型。

進一步描述，「中國思想」應該是一個包括很多內容的集合，中國歷史上的儒道釋三大家，以及法家、墨家、名家、陰陽家和縱橫家等眾多的雜家，以及宋明理學、清代學術和近代以來的各種新興的主義，都應該包括在內。就像「西方思想」這個概念也同樣包括非常之多的內容一樣。

但這個集合再大，仍是一個有邊界、可衡量的「有限集」，在大小上遠遠小於「中國人」這個集合。因為歷史上所有留下了重要思想的中國人，其數量一定遠遠小於所有可以被稱為中國人的人。

另外，如果認為所有的重要思想一定有圖書作為載體，那麼「中國思想」這個集合還應該遠遠小於「中國圖書」這個集合。因為記載了重要思想的中國圖書，一定遠遠小於中國歷史上所有印刷、出版過的圖書。

而既然「中國人」、「中國圖書」這類概念都可以被廣泛接受，那麼，「中國思想」也完全可以被當作一個流行概念使用，儘管其內容比較模糊，其元素缺乏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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