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高於勢」的民國學術：民國高等教育國立化的過程

民國時期的大學有國立、省立和私立之分。理論上，國立大學由教育部直轄，校長由中央任命，經費來自國庫。省立大學是各省所辦，經費和管理都由地方負責。國立學校是基於對全國教育通盤考慮設立的，其數不一，「地點亦不從同，而無分省界則一。」 事實上，國立大學不但總是要落實到「地方」，且往往由省立和私立大學發展而來，故多有一個「國立化」過程 。這一過程牽涉到高等教育體制各方面，尤因兩類學校主管機關不同，常伴隨著中央與地方的勢力較量，其激烈程度隨著中央對地方實際控制能力的大小而變化。

在這方面，國立四川大學(以下簡稱「川大」)具有一定代表性。它是1931年由設在成都的三所大學———國立成都師範大學(其前身為國立成都高等師範學校，以下分別簡稱「師大」、「高師」)、國立成都大學(以下簡稱「成大」)和公立四川大學(以下簡稱「公立川大」)合併成的 。作為國立大學，川大自始就處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受到二三十年代四川及全國政局的影響，其國立化程度又成為衡量中央和地方當局力量對比的一個重要指標;而知識界(大學師生)隨著自己所處局勢的變化也對中央和地方各有應對，使此一進程更為複雜。

川大的國立化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1)1935年以前。四川政治為中央政府的實際控制能力所不及，處在半獨立狀態。學校雖名國立，實是一所地方性大學。川大師生為了對抗地方勢力的控制，積極尋求中央的支持，成為此一時期國立化的基本特徵。(2)1935年到抗戰爆發初期。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兩位校長任鴻雋和張頤大力推進國立化，使川大從地方力量的控制下解脫出來，並著力消除學校地方色彩。而中央則將此視為權力擴張的一部分，又使國立化帶上了中央化色彩。(3)隨著抗戰爆發，川大的國立化基本完成，學校被牢固地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但這一結果卻使川大人與中央產生了分歧。

對於這一個案，早有學者加以注意。任以都教授曾將四川大學的國立化視為「中央政府擴張權力」的表現及高等教育通過「國家復興」得以「進步」的雙向過程 。不過，她只是一筆帶過，所述也集中在1935年下半年到1937年上半年，難以洞察此事背後更為複雜的多元因素。《四川大學史稿》也略有述及，但主要意圖在於川大的發展，對此關注不足。

這一事例的啟發意義是多方面的。首先，川大的國立化進程是二三十年代國家統一運動的一部分。對此問題，既存研究多從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的視角切入，忽視了其本有的廣泛性。 事實上，統一不但程度不同地體現在「國家」所及的各個領域，遠非狹義的政治史所能涵蓋，且具體內涵也更為多元。以川大論，在國立化進程的不同時期，對於不同的人，國立化的具體含義和目標都不盡相同，實際上反映出時人對於「國家」的多重體認。

其次，它展示了中央和地方在一個特定空間圍繞著「國家」這一深具象徵意義的事物所產生的權力關係及其演變過程，啟示我們對「國家建設」(state-building，state-making)理論在近代中國的適應性做出進一步的探詢;同時，身處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知識界對二者的應對使問題突破了狹義政治的領域，揭示出那一時期學術和政治之間的微妙互動關係。

本文希望通過對這一高等教育領域個案的敘述，對中國現代「國家」觀念及具體落實情形做一粗淺分析。需要說明的是，川大國立化進程歷時較久，內情複雜，不少重要問題多由細事積聚而成。因篇幅所限，只能撮其要者，以明大略。

國立大學與地方大學的名實錯位

20世紀20—30年代中期的四川，政治上陷入內爭，既不太參與全國性的行動，也為全國性目光所忽略，成為一處國中「異鄉」。 四川大學身處其中，也深受影響。學校雖從1916年就經中央批准正式定名國立(成都高師)，但直到30年代初，仍具有很強的地方色彩。

國立學校經費本應由國庫供給，但成都高師經費是在四川省教育經費下墊撥的，且從高師到師大，均無改進。這除了和全國教育經費的拮据有關，也受四川政局的影響。事實上，當時就有一筆「國費」掌握在四川地方軍人之手，即四川鹽餘。該款項自民初就被地方軍人截留，1918年北洋政府無奈將其劃歸地方，使截留合法化。 高師自改為國立以後，就一直謀求使用這筆款項，中央政府也頗表贊同。但「地方割據」已是事實，中央對地方不得不抱「遜讓」態度。如1927年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就表示，師大經費使用鹽餘的建議「事屬可行。但事實上能否如數劃撥，本會難以懸斷，故該校預算書交由該省教育廳會同財政廳審核辦理見復」。由於地方軍人不肯讓步，終於不能成功。

其時國民政府還立足未穩，所求多為形式上的統一。1928年東北易幟前，蔣介石建議把張學良列入國民政府委員名單，表示「人的問題尚在其次，最要緊的是地方問題」。但在「反政府」的方面，則強調形式之統一併不重要。李宗仁致電張學良即稱：「所貴乎統一者，要在精神一致，不在形式偶合。」張也一度告訴蔣，東北「易幟固為袍澤之良友，不易幟亦為精神之信徒」，希望達成「不拘形式之統一」。蔣介石關心的可能更多是所謂「法統」，故可在實際上做出讓步。但對於李、張等「地方實力派」來說，「精神統一」既可免去「割據」之名，又有較大的自由度;「形式統一」卻真使自己成為「地方」。即此可見雙方關懷的差距所在。至於四川則因基本上不與「中央」為難，故自北洋政府開始就能大體「自治」。

但「實」若不能保，「名」也可能隨之流失。在理論上，國家之名應由中央「壟斷」。然國既由地方合成，在中央無實力「專斷」的情況下，由於物質資源控制在地方之手，使地方反比中央更有實力運用「國家」這一象徵資源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民間的贊同和中央政府的「容忍」，表明那一時期「國家」在人們的認知和實踐中的多歧性。這一點可以從成都大學的興起中看出。

成大之名原系高師校長傅振烈提出，但遭到不少高師學生和畢業生的反對。傅不久即因支持者楊森敗出成都而離職，繼楊控制成都的四川善後督辦劉湘卻對此牌子極感興趣。1926年初，在他召集的四川善後會議上通過了成立國立成都大學、年撥國稅鹽餘60萬元作為經費的決議。在劉湘的提議下，四川省長公署並聘請與劉交好的張瀾為校長。顯然，就法理而言，成大等於地方上新辦的一所大學，不應名國立，但由於其與高師模糊的歷史淵源，使其一直得以使用國立之名。更具「實質性」的是，成大因與劉湘的密切關係，獲得了高師(師大)孜孜以求而不得的國稅支持，一躍成為成都高校中辦學條件最好和師資力量最強者，不能不使真正的國立學校不滿。

更重要的是，在一般人認知中，「實力」還可決定「名」的真偽。時在成大任教的吳芳吉在1927年底和1928年初的幾封信中提到，「成都所有省立學校，今年十一個月之中，僅發過薪水兩月。故凡省立學校教師，無不啼飢號寒，難於度日……成大系國立，情形稍好」。「成大雖窮，究能月得幾成，較諸省立學校不名一錢者，固在天上。」 其實，較諸成大，師大更是國立，但因使用省款，反有被「開除」出國立的危險。也就是說，至少在吳芳吉的眼裡， 「實」 (經費)已有意無意間成為判斷國立與否的標準了。因此，在統一尚在有名無實的階段， 「國家」一名便無法為中央專有。而其時的地方「軍閥」也並不認為所謂的中央政府真具有道義上的正當性。劉湘就曾暗示，如果自己因為是「帶兵的官」而被認作「軍閥」的話，蔣介石也是「軍閥」。 換言之，中央與「國家」的合法性關聯，只能建立在「實力」的基礎上。

既然實比名更有力量，真正的國立大學也不得不向地方靠攏。這從高師(師大)學生對於校長人選的態度變化可以看出。1924年，楊森任命其秘書傅振烈為高師校長，立刻受到高師學生反對。一個重要理由就是高師屬於國立，校長應由中央簡任，不應由省政府任命：「西南教育被蹂躪久矣，堂堂校長，屢出兵間，敝校國立於斯，亦數苦其荼毒」 。及至學校升格師大，由於經費不充，辦學困難，校長更換頻繁。除了首任代理校長龔道耕以外，其餘三任均為四川省政府「照會」，實系任命，而都未遇到反抗。1930年9月，校長周光魯辭職，師大學生甚至組織請願團，呈請駐防師大所在皇城地區的李其相邊防軍總部「照會賢能，接充校長」。

短短數年，學生已呈主動「地方化」之勢。1924年高師學生反對傅振烈宣言中「屢出兵間」一語，明顯表達了對軍人干政的不滿。但那畢竟還是具有省政府名義的軍人，今師大學生尋求「庇護」的李其相，不過適駐防現場，名更不正，卻成為主動爭取的對象;「校長出兵間」已大致為教育界一些人所實際認可了。同時，學校格局的背後本有地方軍人的競爭，成大即自始受到劉湘支持。

1931年9月底，新任四川省主席兼國民政府委員劉文輝命令將「三大」合併組成「國立四川大學」，並於11月9日完成。早在1928年，旅滬川人鄭賓於等就請求合併四川省內各大學以組成國立川大，國民政府大學院曾向四川省教育廳轉發其呈文，認為「所陳各節，似尚切實可行」，要求教育廳「從速籌劃」 。但因各校立場相距太大，又各有後台撐腰，此事不了了之，中央方面也無下文。此次合併及具體辦法，都是劉文輝主持，採用強力，僅一個多月就完成，這也是他在四川軍人中「崛起」的表現。

「三大」合併後，劉湘、李其相在四川高等教育領域的勢力為劉文輝收編，成為他「統一」四川的一部分。學校成立後，劉文輝多所贊助， 「視若己出」，與劉湘對成大如出一轍。「二劉」對國立大學的興趣，與「國家」作為一種象徵性資源的性質分不開。如同他們常常利用「中央」授予的各種頭銜對其他軍人發布命令所表明的，在地方政治競爭中，掌握「國家」這一象徵性「資本」，被認為具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作用(實際是否達到又是另一回事)。可知「國家」雖已成為虛懸象徵，在「基層」仍具有不小的說服力。

一方面，國立川大仍為地方性的;另一方面，其國立名義的象徵性影響又把川大捲入地方政局的波動之中。不久，劉湘和劉文輝爆發大戰，劉文輝敗走西康，劉湘宣告四川「統一」。在劉湘看來實屬劉文輝勢力範圍的川大，於其治川初期，遇到了不少麻煩。

戰爭一開始，川大經費就為「二劉」提走，戰後也沒有恢復正常，每月均有拖欠;學校陷入曠日持久的經費危機中，為此與劉湘交涉不斷，劉湘則以「拖」的方法對付。1933年12月，成都報紙報道，劉湘要求四川省教育廳如有現款則「儘先撥給省立十二校……餘款再行撥發各受補助學校」。川大當即公函省教育廳，謂「本大學按月應撥省款，實系本大學經費之一部……自無視同補助之理。且此項經費，本年以來，貴廳拖欠至十餘萬，所有省立各校，均較本大學領到數為多」。 在地方當局的考慮中，川大排在省立學校之後，成大壓倒師大式的情形依然未變。

1933年下半年，一場更嚴重的危機發生了。9月中旬，劉湘為籌措「圍剿」川東紅軍的經費，決定變賣川大皇城校產。校長王兆榮不得不向行政院、教育部及社會各界名流呼籲求援，川大師生也發表多項宣言表示反對。 事件拖了三個多月，雖最終因劉湘「剿赤」失敗不了了之，卻使川大和地方政府的關係愈發緊張。

處在這種狀況下的川大師生，對地方政府的態度可想而知。因此，他們極力推動學校的國立化，要求中央政府干預地方政府對川大的「處置」。但問題是，其時中央政府自有一套行為邏輯，教育被視為政治的一部分，川大在全國教育中的地位實與四川在全國的政治地位相表裡。而自北洋政府到初期的國民政府，對不太參與全國性競爭的四川軍人和四川政治都不太「管」，在教育方面同樣如此。比如，北京和南京兩政府的教育部既未明令承認、也都未明令否認成大為國立。這當然是因為中央洞悉成大背後有地方力量的支持，「得罪」既不願，「順應」又不甘，只有懸掛起來，以維持「法統」。

同時，「統一」既是「形式」上的，則中央政府與地方的關係便有「嫡系」與否的區別。在這一套系統中，不但是名分不正的成大，連高師、師大和國立川大也並不被視為真正的國立。如北洋政府國務院1922年編印的中央教育機構設置及編製表「隸屬機關」一欄中，只列入了北京、武昌和瀋陽三所高師，並無同樣號稱國立的成都、南京和廣州高師。 大概此三校均由省費辦理，故不被認為「隸屬」中央。可知吳芳吉用以判斷國立與否的標準並非異想天開，應該反映了不少時人心中實際的認知。

國立川大初期，情形依然未發生大的變化。雖然教育部《民國二十年度全國高等教育概況統計表》中「國立各大學」部分列入了川大 ，但1932年編印的《教育部職員錄》「直轄國立院校校長名單」一部分，仍無四川省內任何一所大學校長的名字 。這也許提示了川大已為「國立」卻仍非中央直轄的尷尬地位，故國立川大經費自始就未列入國家財政預算，而是沿用前例，自行向各方交涉提取。經過校長王兆榮的努力，財政部在「民國二十二年度國家總預算」中列入川大補助費30萬元。按照規則，國立大學經費本應列入教育文化費。因此，王兆榮抱怨這一方案使各界人士對川大地位「將有所懷疑」。直到1934年3月，經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川大才在經費上「得與各國立大學一律平列」。

地方性的國立大學這一矛盾現象，實是追求國家「形式統一」的產物。而同為國立，又被中央分為「直轄」與否。這一方面表現出中央與地方既要保存各自力量又須給對方以「面子」的微妙關係，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國家」與「中央」相關而不相同的認知具有的廣泛性：地方既可使用「國家」之名，中央也在實際上給其留下餘地，只是在其中做出了非正式的區分。這其實反加強了地方的力量。張瀾在1931年5月上書行政院，要求教育部明確發表成大為「國立大學」，這樣「既足昭示國家恢宏教育，無間於偏遠;亦不使人妄疑該部有漠視西南教育之心，而敢於自外」。

張瀾的話自然有其特殊意圖，但確抓到了問題關鍵：因中央立意有偏，遂使人「敢於自外」。故要真正統一，中央必須「無間於偏遠」才行。不過，當時的中央對統一四川雖有意而不以為急，張瀾的說服力也就有限。

「國立化」與「中央化」的糾葛

「國家」與「中央」的疏離，恰是川大在1933年以後陷入嚴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於失去了地方軍人的庇護，川大較前更需尋求中央的支持。可是，中央遠在南京，又不視川大為「自己人」，故學校雖有不少抗爭，仍不得不仰地方政府鼻息，國立化只成為川大人的一廂情願。這種情況直到1935年才有大的改變，當時中央為防止日本迫在眉睫的侵略而確定了建設西南的方針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參謀團於是年初入川，四川的半獨立狀態被打破，開始了「地方中央化」過程，川大的國立化也被正式提上日程。

「地方中央化」作為「國家統一」的實質性步驟，標誌著中央權力在地方上的擴展。而川大的國立化也首先體現在教育部對學校的管理上。1935年5月，教育部首次派出視察專員到川大視察。7月，教育部根據他們的報告，同時向四川省教育廳和川大下達訓令，在四川全省範圍內進行院系調整：(1)重慶大學(以下簡稱「重大」)定為省立，先設理、工兩院，原有農學院和文學院併入川大;(2)原四川省立農學院併入川大;(3)原四川省立工學院併入重大;(4)重大原有學生需一律甄別呈部備案;(5)省立農、工兩院經費分別劃撥川大、重大。

此次院系調整的重心是川大和重大。重大是在劉湘支持下辦起來的，劉還曾一度兼任校長。該校也一直未向教育部備案，因此常為人詬病。1934年，川政剛統一不久，就有人指出「重大乃因防區制下特殊之產物」，要求將重大併入川大，「以樹統一之先聲。」 此次院系調整、審訂重大性質，正是「統一」的表徵。

隨著中央勢力抵達四川，川大在國內的地位開始上升。1935年春夏之間，川大突然「群賢畢至」：天津《大公報》總編張季鸞、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與《大公報》負責人吳鼎昌先後到校演講。三位都強調四川人應打破省界，擔負起複興中華民族的使命 ，頗可看出其時親中央知識分子的關懷所在。7月1日和8日，正在成都視察的蔣介石連續兩次指定在川大舉行「總理紀念周」並講話，內容雖無何新鮮之處，卻象徵著川大作為中央在川機關的角色得到了最高當局的認可，成了中央的「自己人」。這也使川大成為中央和地方的較力場所。

雙方的第一個回合體現為川大校長的任命問題。校長人選一向是四川軍人控制學校的主要手段。劉湘把王兆榮視為劉文輝一派，向蔣介石提出了川大易長的建議。其時國民政府急於與劉交好，且王兆榮和中央本無「交情」，故此議得到蔣介石的贊同。不過，選擇誰為繼任者，雙方意見卻不一致。劉湘提出的候選人是張瀾 。但張與國民黨的關係一直不好，其時又在起勁地宣傳「川人治川」，蔣介石當然不會同意。國民政府選中的是任鴻雋。

任鴻雋其時為中國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下簡稱「中基會」)幹事長，曾先後被國民政府徵召為四川省教育廳廳長、國立中央大學校長而均未就。他對地方「割據」勢力向持否定態度，因隸籍四川，對四川軍人批評尤多，重心是批評20年代以後四川成為「四川人之四川」，並建議中央政府「用實力嚴行制止」。 他與中央的關係是王兆榮、張瀾等人不能比的。作為自由派知識分子，任氏對國民黨的政策雖頗多批評，但出於「國家」的考慮，又不得不認同國民政府，其立場近乎胡適所謂「諍臣」 。

任鴻雋在川大校長任上自覺地推行「國立化」政策。他批評此前川大的「國立」二字名不副實，故要「把`國立 二字真實化」 ，所針對的正是「四川人之四川」：「四川不能說是四川大學的四川，四川大學不能說是四川的大學」，川大是「中國的大學」， 「要以全國為我們的目標，無論人才的造就，學術上的探討，但應與全國要有關係。」 這除了與他對政治上「分裂」的警惕有關外，還有更深一層關切。在任鴻雋看來，中國「分裂」的現實源於傳統鄉土觀念的濃重。他曾在自傳里說：「吾父在時，無日不思返浙江原籍(任氏祖籍浙江———引者注)。吾輩則鄉土觀念甚輕，以為吾中國人自命為中國人足矣，於此中復自畫為某省某縣人，有何意義?」 換言之，他要用「中國人」的大認同取代「某省某縣」的小認同。

實際上，鄉土觀念與國家觀念的關係甚是複雜。20世紀初和20年代初均曾有人倡導經「愛鄉」而「愛國」的思路 。不過，到了30年代中期，外患已在眉睫，安內以攘外的急迫性大大增加，故在任鴻雋這樣的讀書人看來，鄉土觀念就完全成為國家觀念的對立面了。黃炎培1936年3月4日在川大的演講，即希望川大學生「就是做夢也要做國家的夢，不要做思鄉的夢」 。翁文灝等人在川大的演講，亦集中於此。

出此考慮，任鴻雋曾專門提醒川大學生「不必」成立「同鄉會等狹義的組織」，要學生「準備將來做一個國際上的大人物，不然也要做一國的國士，不要準備只做一縣或一鄉的鄉人」。他在川大推進的「國立化」，主要集中在「消除」地方性方面。包括：人事的刷新、生源的擴大、課程的整理、設備的完善。此處以人事和生源的變化為例，對此略做分析。

1935年上半年，四川人在學校的重要職員中佔了80%，在教員中佔了約73%;這兩個數字在1936年下半年分別降為約39%和約59%，非四川省籍人士則相應地分別上升為約61%和約41%。在重要職員中，外省人遠遠超出了本省人，佔了近2 3的數目。這還不算像任鴻雋這樣省籍認同並不明顯的川人。雖然相對於大量的教師而言，重要職員只佔少數，卻對學校的大政方針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在學生方面，川大生源一向以四川為主，兼有部分雲南、貴州等西南地區的學生。以1934—1935年為例，在校生共793人，川籍學生約佔學生總數的96%強，外省學生中雲、貴學生又佔到近80%。 1936年夏，任鴻雋決定在平、津、京、滬、粵、陝等地設立考場，「使省外各地青年都有來學的機會，要使本校屬於整個國家的，不因為地理上的限制，而成為西南的一個組織。」 這次招到新生和轉學生共164人，外省學生佔了15%;從省區分布上看，新增6個距四川較遠的省份。雖然並沒有改變學生籍貫的基本構成，卻使川大在向「屬於整個國家的大學」的方向上邁出了重要一步。

任鴻雋的另一治校目標是「現代化」：「四川大學要與(於?)世界上求生存競爭，使他成為現代化的大學。我們要把眼光放大，看看世界上的學術進步到什麼地方，我們就應急起直追才對。」 對於任鴻雋這樣的「西化」知識分子來說， 「國立化」和「現代化」是內在相通的，而「現代化」實是「國立化」的一個最重要的子目與具體實現的途徑。他說：「我們從文化方面看，以為中國的文化，都偏於沿海口岸。」整個西部地區，文化不夠發達。四川既要負「民族復興」的責任，必須向沿海口岸看齊。任氏顯然是把「沿海口岸」看作「理想中國」的代表。因此，川大的「國立化」同時就要求其「現代化」。

任鴻雋提倡的川大「國立化」雖有和「地方中央化」同調之處，但側重點亦有不同，更偏於「國家」。不過此一區別在當時表現得不甚明顯，而中央政府則對任鴻雋抱著大力支持的態度。據現存記錄，蔣介石從1935年9月到1936年7月底在成都、南京數次接見任鴻雋，表示願意親自主持任氏改建川大校舍的計劃，並令四川省政府、重慶行營和國民政府分別承擔一部。另外，自1935年起，川大經費由嘉定(今樂山市)中國銀行按月撥付，前此一直困擾川大的問題得到了解決。

中央的支持是川大國立化程度提高的最重要保障。不過，正如川大易長之事所表明的，地方政府並不想放棄川大這塊地盤，而這必然和中央發生衝突。事實上，作為中央與地方的競爭空間，川大的國立化進程與雙方權勢格局的變化密不可分。 川大和地方政府圍繞皇城校址產權的爭論就很能說明這一點。

早在1926年，劉湘曾與四川省長賴心輝一起將皇城城基丈量變賣，當時即經高師否認。國立川大成立後，又多次與地方政府交涉，均未有結果。雙方爭論的焦點集中在皇城到底是國產還是省產這一問題上。川大一直堅持皇城系舊貢院產業，「而舊貢院全址，在前清時即屬國有財產，中華民國成立，迭經中央核准，陸續完全撥充前高師、前師大及本大學管理用益」。省政府則堅持皇城產權歸地方所有。

實際上，官產而有「國產」、「省產」的劃分，是到了晚清新政以後才出現的新觀念，此前並無明確的區分。 故川大和地方都可從歷史上找證據而均不能說服對方，在沒有一個高出二者的權威力量予以裁決的情況下，這場爭論只能曠日持久而不分高下。

這一狀況隨著「地方中央化」有了改變。1936年5月起，川大為了改建校舍，決定清理校產，雙方圍繞皇城歸屬權的問題再起糾紛。但此時川大可以更有效地尋求中央的支持，四川省政府的態度也有了轉圜。一方面，他們仍然堅持前議，謂皇城地基「系屬官產，應歸省有」。另一方面又表示「自今日起，承認皇城舊址全部為貴校管業」。在保全面子的前提下做出了實際讓步。同時，省政府還在學校的要求下，命令公安局協助川大清理校產，頗表示合作的態度。不過，問題並不這樣簡單。省府表示，此前被地方政府出賣的城基，只能由川大自行贖回。 川大一面力爭產權國有，一面表示經費有限，並請求中央向地方施壓。一時間，三方函電交馳，而終無進展。

1936年10月，四川省政府又突然提出新的構想，建議川大遷出城外。任鴻雋和教育部最初對此並不贊同，但耐不住省府一拖再拖，終於答應。「地方中央化」初期，中央政府力量雖然進入四川，但其政策既要通過地方政府方能落實，又必須給地方留有「面子」，故在川大校產這樣並非「軍國大事」的問題上，最後仍是中央方面做出讓步。

「地方中央化」既是中央與地方兩級政府的競爭過程，又凸顯出國家與中央關係的複雜性。在理論上，國家與中央互為象徵，但在不少地方「實力派」人物的眼中，中央本身的資格就很可疑，更談不上國家的代表。因此，在中央的宣傳中， 「地方中央化」乃是國家統一的實質化，但在地方則更傾向於「望文生義」即從中央政府權力擴張的角度理解「統一」。這不免使他們對任鴻雋這樣「無黨」知識分子的立場發生誤解。如前所述，任鴻雋致力於川大的「國立化」，源自他明確的「中國人」立場，但他與中央意見的「不謀而合」以及中央政府對他的支持，都使他被地方人士誤為「中央人」。1936年春夏之際，任的夫人陳衡哲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題為《川行瑣記》的三篇文章，對四川社會多有批評，更在川人中掀起軒然大波，被認為對四川心存歧視。加之任鴻雋在川大的改革得罪了不少教師，經地方軍政勢力的有意識運作，在省、旅外川人一時呼應，終使任氏在1937年夏辭職。

任鴻雋辭職後，劉湘通過張群向教育部長王世傑推薦晏陽初繼任，再次試圖將川大併入地方政府勢力範圍。按理晏陽初並非劉湘一派，其資力也並非不可為川大校長，但因其系劉湘推薦，王世傑並未應允。經過再三考慮，他向行政院提名任鴻雋推薦的哲學家張頤代理川大校長。校長人選問題在中央和地方競爭中處在重要地位，通過控制校長的任免權，川大被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

從「國立化」到「黨化」

張頤接任後不久，抗戰爆發，東部大批高校師生內遷，為川大國立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創造了條件。1937年9月，張頤在迎新大會上歡迎從各地來的借讀生，即表示：「本校既屬國立，合全國為一家，應無主客之分。」 到1939年4月，時任校長程天放就對外宣布：「戰前川大地方色彩較為濃厚，因學生大多數為川籍。戰事發生後，外省學生人數達三分之一以上，現時可為一名副其實之國立大學。」

不過，如前所述，「國立化」在「全國化」同時也意味著「中央化」。此又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中央對學校的支持，一是中央對學校的控制。最初，後者的意義主要表現為與地方政府爭奪川大的控制權，乃是中央與地方之爭的一部分。但隨著中央權力在地方的穩固和擴張，尤其是國民政府西遷重慶以後，四川由僻遠之區變成京畿之地，中央在競爭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其控制對象也開始轉向知識界。這使得中央和川大師生的關係發生逆轉。此前，中央在川大人的心目中主要被視為象徵性的支援力量，但隨著「國立化」的完成，卻成為學校師生的「對手」。其間的弔詭之處頗能表現那一時期政治與學術關係的複雜性及「國立化」的多重意涵。

1935年以前，四川內戰頻繁，川大師生受害良多，對地方軍人極為不滿。20年代初曾在成都高師讀書的姜亮夫先生就回憶說，高師學生是「在槍炮聲中讀書」的，這使他們「對四川軍閥非常厭惡」。他曾在畢業典禮上代表畢業生致辭說：「今天在這裡的一切人要明白，這塊地方屬中央，不屬四川省;成都高師要象個國立大學，不要被地方擾撓!」此話一出， 「掌聲不絕達二三分鐘之久，大家情緒振奮!」姜先生的回憶在某些細節上不盡準確，其表達的國立學校不應「被地方擾撓」的想法，卻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當年高師人所謂的國立化，主要是針對地方軍政力量對學校生活的干預，這也是很長一段時期川大師生對國立化的理解。前引1924年高師學生反傅宣言，就強調地方勢力無權管理國立學校。20年代後期，師大雖在「實利」的驅使下有主動「地方化」的傾向，但遇到危及生存的問題，仍會搬出國立的牌子。如1928年師大反對被合併，即表示：「本校直屬中央，凡發生變更及廢止，依法應遵中央明令辦理，此外似不容任何人干涉或支配。」 這一傳統到了國立川大的初期仍被繼承。1933—1934年川大為制止劉湘變賣皇城校產，亦在各類宣言和對外談話中反覆強調「本大學校產之皇城地址，歷經中央核准」， 「故地方軍政機關，倘未呈奉中央核准，實屬無權處置」。

換言之，此一時期川大人對「國立化」的追求更多是自衛性質的。他們也知道中央在四川形同虛設，無法起到實際上的保護作用。但國立之名卻為他們提供了一種象徵性的保護的力量，至少可使地方軍人處在「不義」境地，引起社會同情。事實上，不少川大人是否願意真正國立化，是值得考慮的。高師和師大人最希望實現國立化的大概只有經費問題，其他方面就未必了。1926年，成都各省立專門學校就注意到，「高師預算，因號稱國立，不肯受省政府之限制;又以前川省為自給省份，並不肯受教部之考核」 。地方不便管，中央管不到，國立學校的身份實使高師獲得了一個相對自主的空間，恐怕才是高師人嚮往的「國立」狀態。

這實際上涉及學術與政治的關係問題。公立川大文學院長向楚曾回憶說，他長院時曾請徐炯講學，因「此校乃省立，有伸縮餘地」;「但不久三大學合併，此事便廢」。 這表明，省立大學比國立大學更有「伸縮餘地」，一旦真正國立，學校的自主性便要消失。但向本人卻是川大國立化的積極推動者之一。蓋其時中央尚遠，管到多少亦未可知，地方政府卻是現實的威脅，故其嚮往中央，並不奇怪。

不過，四川政局動蕩，地方政府本身就不穩定，對學校自然疏於管理。軍人對教育的破壞，主要在戰爭帶來的後果上，特別表現為辦學經費的緊張和教、學環境的惡劣。他們雖也任命校長，但主要著眼於「權力」本身，通常並不干預教師進退，對「主義」亦並無特別的關懷，故其時環境雖不利於學術和教育的發展，但並不威脅學校的「學術自由」。

中央就不同。執政的國民黨自有其一套「主義」，干涉教育的「興趣」實較北洋軍人和地方力量濃厚，也更具體細微。此在川政統一初期尚不明顯，其時的「主要矛盾」是中央與地方的競爭，且教育部長王世傑偏向自由知識分子，對「黨化教育」並不起勁，任鴻雋更是「黨化教育」的反對者 。故在任氏長校時期，「黨義」雖是部定課程，正致力於國立化的川大卻並未開設，顯然將國民黨與國家(甚至中央)區別得很清楚。抗戰爆發後情況開始有所變化。1937年下半年，川大黨義課正式開班。此課雖不為多數師生所喜，但既是「規定」，也只有消極應對。

1938年初，陳立夫接任教育部長後，實行了一系列以整齊劃一為目標的措施，被認為推行「黨化教育」 ，亦開始波及川大。當年底，國民政府免去張頤的川大代理校長職務，發表剛剛卸任的駐德大使程天放為校長，遂使川大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一下子緊張起來。文學院長朱光潛、農學院長董時進和理學院長魏時珍發起了拒程運動。其中朱和董均為「無黨」的自由知識分子，他們之所以「拒程」，主要出於維護「學術自由」的理想，蓋程天放屬CC派，又曾在浙江大學校長任上推行「黨化教育」甚力;魏系青年黨員，該黨在川大勢力較大，他的參與除了「學術自由」的考慮外，也有防禦國民黨搶奪地盤的因素。另一部分人抱著「川人長川大」的想法，認為川大校長由外省人擔任，不免視蜀中無人。由於「黨爭」和「地域之爭」都屬私鬥而非公言，三派基本統一在「學術自由」的口號下。他們通過通電、宣言、運動私人關係以至公開罷課的方式要求中央收回成命，持續27天，並獲得了相當一部分學生的支援。

在校園以外，運動還得到了成都紳耆和四川軍人鄧錫侯、潘文華或明或暗的支持，仍有地方與中央競爭的潛台詞。川大師生也主動地利用這一競爭關係，向地方力量求助。據吳虞1938年12月20號的日記：「川大教授舉代表見王治易(即時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纘緒———引者)，請主張公道。治易雲，此國立大學，我不便言。」 此前，川大與地方當局一直摩擦不斷，每引「中央」為援，現在成為「名副其實之國立大學」，卻要開始對付中央，並引地方力量為助。雖不免「見風使舵」之嫌，卻提示出其前後態度一致的一面，即希望學術能獨立於政治。

問題是四川地方政府的情況也已發生了變化。四川軍人中最有力量的劉湘已死，鄧錫侯、潘文華等均無實權，執政的王纘緒則是親中央派。所謂「不便言」乃是推辭，其掌握的四川省政府機關報《興中日報》自始即對「拒程運動」大加討伐。程天放終在教育部長陳立夫的強力支持下到校，事件以張頤、朱光潛等人的辭職告終。

程天放長校後，川大校內「黨化」教育的傾向得到了明顯的加強。程在校內大建國民黨組織，並親自介紹川大師生400多人及私立華西大學校長張凌高等人加入國民黨。1941年教育部四川省教育視察團視察在川各高校(含內遷的中央大學、武漢大學等)後表示：「就各校黨務團務工作現狀言，似以四川大學及華西大學為最佳。」 可見兩校在「黨化」教育方面的成功。

就學理而言，國立化的結果並不一定影響到學術自由，川大的情況和程天放個人的政治背景及「拒程運動」的政治化有關。不過，類似的情形並非川大獨有。一般說來，北洋政府「主義」色彩較弱，教育政策相對寬鬆，教學質量也自然大打折扣。國民政府成立後，加強了教育管理，而學術環境也多少受到影響。

「拒程運動」及其結局具有多重的啟示意義。首先，運動的失敗提示「學術自由」與政治局勢之間的緊張(tension)。如前所述，1935年以前，川大雖然在地方軍政力量的控制下，但大多數時間仍有一定的自主空間，如能獲得地方軍人的「庇護」，還會得到一些實際利益(當然，此利益亦是相對的)。形成學校具有自主空間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學校處在中央和地方之間，並非一方所能專控。此一時期，川大人對國立化的推動，本是為了抵制地方政治力量的干預;但隨著國立化的進行，中央的力量得到強化，其原有的自主空間不僅沒有擴大，反而縮小。

其次，這也提示國民黨中央和知識界對於「國家」的不同看法。拒絕中央任命的校長一類事件在平、津、滬、寧等被任鴻雋視為中國「中心地區」的國立大學早已屢見不鮮，而川大則因長期處在邊緣，相對「平靜」得多。從這個意義上說，「拒程」的發生恐怕也是川大國立化成功的表現。但這顯然不是中央心目中的國立化，而是經各國立大學的實踐形成的一個「典範」。川大教師在「拒程」宣言中強調：「政治有黨派，而學術無黨派;政治有恩仇，而學術無恩仇，此所謂學術獨立者，並非強為高論，實學術本身之性質有以致之」 ，頗可見中國傳統讀書人一向秉持的「道高於勢」的理想。不過， 「道」原本和超出「國」的「天下」相聯，此處的「學術」則與「黨派」相對而與「國」相應。知識界本不以為「國立化」即「中央化」，更不必是「黨化」，這一區別雖在現實中並不完全明晰，卻不時可見。 因此，較之諸前任，程天放是最「中央」的一個，卻最不受川大人的歡迎。

值得注意的是，與「國立化」程度的提升和「黨化」教育的加強相應，程天放也試圖與地方派搞好關係。以向楚為例，他雖是國民黨員，但政治色彩不濃，在地方上享有聲望。他是川大元老，在王兆榮時期一直任文學院長，並經常出面與地方當局交涉。到了任鴻雋和張頤時期，文學院長一直由新派人物擔任，向楚在校務活動中也較為沉寂。「拒程」開始後，由於要得到地方勢力的支持，向楚等人的地位得到「復興」，並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程到校後，再以向楚為文學院長，並多有倚重。根據「川大檔案」所存記錄，1939年1月—1942年10月，程天放外出16次，其間，校務由向楚代理8次之多，佔了一半，當非偶然。

人類學家弗思曾經在一些新興的自治國家發現，因新的政府試圖塑造一個與前政權有區別的新形象而有復興傳統的現象 。向楚作為地方民間領袖對知識界和中央政權均有吸引力，說明「民」的象徵性政治潛力因「民國」這一國家形象的樹立得到強化，而在中央和地方的競爭中具有了超越性地位。這種潛力不一定成為現實，但各方出於與政治有關的目的對這一非政治的力量加以有意識地利用，說明其作用不可忽視。

中央與地方的爭奪

川大的國立化進程歷時甚長，其間不管是全國和四川的政局還是學校的狀況都發生了很多變化。國立化雖是其中的一條「主線」，但在不同的時間，隨著不同的情勢，對不同的參與者來說，國立化的實際意味並不完全相同。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一直希望能夠控制川大，除了實際利益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出於掌握「國家」這一象徵性資源的考慮，其目的又隨著時間不同而變化。1933年以前， 「國家」是軍人內爭的「道義」資本;1935年以後，則是與中央競爭的「戰場」。對於中央政府，1935年前容忍一所地方性的國立大學存在，主要在維持國家形式上的統一，並有同地方「修好」的意味。1935年以後，川大的國立化則是中央乃至國民黨權力向地方的延伸。因此，此一時期的川大成為中央與地方的競爭場所。雙方的策略也隨著彼此力量的消長而有不同，總體說來是既要維持自己的權力所及，又要給對方留有餘地。

在知識界的考慮中，國立化其實主要是贏得自主空間和獲得某些實際利益如經費的手段，背後更有「道高於勢」的理想，而具體對象也隨現實情勢變化而改變，其作為一種策略既可是「反地方」的，又可以是「反中央」的。換言之，國立化的涵義並不以中央為趨歸，而自有其更帶超越性的關懷。在這一進程中，中央並不總是被視為「國家」的當然代表者，很多時候，「國家」反成為「中央」、「地方」和知識界爭奪的目標。

這就啟發我們對近來學界關於近代中國「國家建設」問題的討論加以反思。這一理論多采國家行政力量基層化的視角，著眼於「國家」對地方「社會」的權力滲透，其理論前提則將各級的行政力量視為一個整體，均為「國家」之代表，從而構建出「傳統—現代」、「國家—社會」的二元分析框架。 但此一思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適合於近代中國，尚可討論。

一方面，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官」和「民」的區分在理論上似比「中央」與「地方」的區分更為重要。後者在現實政治中雖確實存在，且所謂「藩鎮」與中央的對立或對抗也不是偶然現象，但在理論上思考甚而區分「中央」與「地方」，恐怕要到晚清以降了。儘管中國以前並無近代西方那樣的「國家」觀念，將所有的行政層級籠統視為「國家」之代表，卻可能更近所謂「前近代」中國的官、民之分;從「國家」中正式區別出「中央」和「地方」，並認可雙方的相對獨立性，則是一「近代」現象。而「中央」和「地方」在政治生活中的長久衝突，更表明各級政權的實情與理論上的「一以貫之」相去甚遠。

另一方面，中國文化中「道高於勢」的傳統仍在近代潛存且與某些西來觀念如「學術自由」等結合併發揮著其力量。沿此思路，「國家」實超越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層級劃分，具有獨立的意涵，故雖因「地方割據」的現實而使中央在與地方競爭中作為「國家」的代表者受到了知識界的擁護，但這一競爭仍需經過「道義」的考量，中央並不必然被視為國家的化身。川大國立化進程中「國家」、「中央」和「地方」在人們的認知和實踐的層面上所呈現的錯綜關係，提示著「國家」在近代中國的具體意味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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