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與劍：帝制中國的合法性焦慮

正因為合法性既必要又脆弱，明揚才會說：「每個王朝都有各自版本的合法性追求，也面臨著各自的合法性焦慮。」

撰文 | 周濂

當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兒》走紅之後，「有趣」就成了大眾史學讀物的標配。

用小說的筆法寫歷史，以今人的視角斷古人，固然常有別開生面的效果，但是類似的招數一旦用老，不但極易產生審美疲勞，而且也會因為腦洞開的過大開始滿嘴跑火車。

但是我讀明揚卻從不擔心遇到此類車禍現場。他的史學文章能鋪敘更長別裁，善因襲更會創作，有趣不油滑，戲說不胡說。

就拿手頭的這本《天命與劍》來說，如果單看小標題：《擁曹還是擁劉？》《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曹丕》《克隆人完顏亮》《康熙給韋小寶上的一堂政治課》。

你會誤以為這是本賣弄小聰明的歷史小讀物，但綜觀全書，探討的卻是「帝制時代的合法性焦慮」這樣一個需要沐浴焚香的大問題。

所謂「合法性」，如果下個簡明扼要的定義，就是對政治權力所做的「道德證成」。

千萬不要小看「道德」的分量，只有愚蠢如載灃者才會口出狂言「怕什麼？有兵在！」，有頭腦的統治者除了敢於亮劍，更善於說出「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的大道理，以求被統治者口服心也服。

但是另一方面，也千萬不要高估了「證成」的效力，一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就足以摧毀秦始皇的合法性，讓無數黎民百姓揭竿而起。

▲《天命與劍》 張明揚著，東方出版中心，2017年7月版

正因為合法性既必要又脆弱，明揚才會說：「每個王朝都有各自版本的合法性追求，也面臨著各自的合法性焦慮。」

綜觀中華帝制兩千年，從秦始皇的「五德終始說」、劉邦的「三尺劍斬白蛇」、曹操的「奉天子以令不臣」、劉備的「漢賊不兩立」、曹丕的「王位禪讓」、苻堅和北魏孝文帝的一手硬（組織南征完成大一統）和一手軟（推行漢化政策爭奪「文化正統」），直到歐陽修的「正統說」、康熙的「永不加賦」以及乾隆的「貶金擁宋」……

歷朝歷代的合法性「軍備競賽」可謂是奇招迭出。

而本書的引人入勝之處正在於，既甄別了各種「合法性版本」的同中有異，更寫出了各種「合法性焦慮」的相互影響，讀後頗有打通任督二脈的暢快之感。

以《擁曹還是擁劉？》這篇短文為例，明揚告訴我們，西晉的陳壽「擁曹」，是因為「魏晉禪代」的繼承關係，只有「魏」有了正統地位，晉才能自然繼承正統。

而江東之晉與南渡之宋「擁劉」，則是因為「偏安王朝」同病相憐，「手上唯一的政治底牌就是所謂的『大義』。」

最有趣的是，乾隆與反清復明的毛宗崗（《三國演義》的修訂者）竟然也殊途同歸，在「擁劉」問題上達成共識。

那是因為「大清朝已經完成了『中國正統王朝』的政治建設」，在制度與文化上充滿底氣的乾隆不再屑於用「擁曹」來為本朝背書，反倒是選擇「擁劉」方才顯得「大中至正沒有私心」。

把「是什麼」說得清清楚楚，「為什麼」講得頭頭是道，不僅有把樹木放大成森林的大局意識，也有從森林聚焦到樹木的深描能力。對於我這種非專業的歷史讀者而言，這就是好文章的典範。

都說歷史學講求證據，所謂「有一份證據說一分話」，這麼說當然沒錯，但是另一方面，我總覺得歷史學的想像力同樣很重要，甚至更重要。

什麼叫做想像力？就是在看似沒有任何關聯的事物之間建立起聯繫。

如果這種聯繫還不止於浪漫主義的奇思妙想，而是有著紮實的史料和自洽的邏輯，那它就會讓你一邊腦洞大開一邊嘖嘖稱是。

明揚的書就充滿了想像力。孔子如果穿越到後世，他最喜歡的朝代會是哪一個？假如項羽戰勝劉邦，大一統還會成為中國人的常識嗎？張無忌如果當了皇帝，這個世界會更好嗎？

▲垓下之戰

凡此種種，都是極為好玩的思想實驗。比方說，孔子如果可以穿越，明揚認為他既不會青睞大一統的秦漢唐宋，也不鐘意硝煙四起的五代十國，理由是孔子痛恨亂臣賊子但又熱愛思想的自由市場。

在他心中，「最好的時代一定是既有統一王權的合法性，又有分封制的百花齊放」，於是乎，中晚唐的藩鎮時代就是他的不二選擇。

這樣的回答可謂「寓褒貶於敘事」，說者有心，聽者會意，不著痕迹，盡得風流。

回到合法性這個主題。

在《神聖家族》這篇文章的末尾，明揚寫道：「只有獲得天命的人才具有建立新朝統治人民的資格，而只有製造政治神話的人才能獲得擁有天命的輿論認證，這就是劉邦的政治邏輯，也是中國帝制時代的神秘主義邏輯 。」

作為解構之作，明揚此書拆解的正是中國帝制時代的合法性政治神話，這對於仍然滯留在走出帝制和走向共和途中的我們來說當然意義重大。

但是相比之下，我更看重的是他拆解政治神話的手法。

梁啟超當年批舊史學的「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

今日觀之，一個好的史學作者也許不應走到「四弊」的反題，而是要實現合題，也即既知有朝廷也知有國家，既知有個人也知有群體，既知有陳跡也知有今務，既知有事實也知有理想。

惟其如此，才能與歷史產生「共情」與「理解」，既不因「溫情」與「敬意」而走向偽飾與護短，也不會為了「批判」和「啟蒙」而變得粗暴和簡單。

我最欣賞明揚的地方正在於此。他不是通過暴力強拆來破解政治神話，而是深入到歷史的關節與機理，政治的邏輯與機制，以無厚入有間， 「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其意自明，其理自現。

全書的壓軸之作《清末的「晚明想像」》中寫道，在清末的鼎革時刻，對於鄒容這些反體制派而言，晚明的歷史記憶，特別是強調清軍入關暴行如《揚州十日記 》《嘉定屠城記》，正是用來消解清廷合法性的主要著述。

▲揚州十日

從客觀嚴謹的歷史角度出發，《揚州十日記》和《嘉定屠城記》對史實多有誇張，說是偽作亦不為過。

但是恰恰因為乾隆禁書，大肆銷毀追述明亡歷史的各類史學著作，以至於百年之後，讓他的帝國繼承人面臨巨大的尷尬：

「既然『真相」』成為了禁忌，他們又怎能拿禁忌為自己辯白呢，難道要告訴天下，這些『嚴肅的禁書』說的才是真的，我們在揚州其實只殺了 8 萬人，而不是 80 萬。」

對於處於「後真相時代」的現代人而言，這個來自於「無真相時代」的警世恆言格外的振聾發聵：

「這可能是乾隆沒有想到的，真相固然是大清的敵人，但也是《揚州十日記 》 此類革命謠言的敵人。正是乾隆，儘管他預見了『晚明歷史記憶』這個帝國之敵，但也自我摧毀了作為反制工具的真相，讓後世的愛新覺羅家族只能在革命謠言中束手就擒。」

多年以前我曾經對政治合法性問題下過一些功夫，但是坦白說，由於缺乏歷史學的訓練，留下了不少遺憾，尤其是對中國帝制時代的合法性幾無涉及，明揚的這本書給我好好補了一次課。

辛波斯卡說，哲學討論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拋出了太多的問題，卻給出了太少的答案，正因為此，哲學家要為對大問題作出小回答而道歉。

相比之下，明揚的這本書不僅拋出了大問題，而且還給出了大回答，所以他無須為此道歉，而我們要為此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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