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崇禎《松江府志》看松江士人的實學思想

作者：熊月之

中共上海市委關於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提出，上海要「傳承中華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華、弘揚海派文化品格」，將上海建成國際文化大都市。這是一個立意高遠的美好願景，也是一個涉及很廣的宏大課題，其中包括對海派文化來源的發掘、梳理與研究。上海在單獨設縣以前屬於華亭縣一部分，單獨設縣以後屬於松江府一部分。近代以前，上海一直浸潤在松江文化中。海派文化在近代以來才形成氣候，松江文化是海派文化重要源頭。海派文化的一些基本元素，諸如務實性、世俗性、開放性，在松江文化中都有豐富表現。要闡述松江文化與海派文化的淵源流變，自非這篇短文所可承載，這裡僅從崇禎《松江府志》的內容，來看松江士人的實學思想，進而分析其與海派文化的內在脈絡。

崇禎《松江府志》有初刻本與重訂本兩個版本，分別刊行於明崇禎三年（1630）與崇禎四年。重訂本僅存殘本，比較流行的是初刻本。本文所述均基於初刻本。此志主修為時任松江知府方岳貢，主纂為松江著名學者陳繼儒。與此前或此後的其他《松江府志》相比，此志一個鮮明特點，是相當務實與開明。一般說來，志書記一地史實，多隱惡揚善，譽多貶少，而對於負面內容多一帶而過。此志雖然對正面內容也一一敘述，但對在常人看來的所謂負面內容也不加諱飾。用方岳貢的話來說，即「以志吾過而已」。正因如此，此志有許多關於當時民生疾苦的記述，也有許多不為他志所載的內容。

比如，志書收錄徐獻忠《布賦》，記述一家男女分工紡紗、織布、售布的情形：一家起早貪黑,或去棉籽,或彈棉花,或紡紗、織布，然後持布到市場去賣。「織婦抱凍龜手不顧，匹夫懷飢奔走長路。持莽莽者以入市，恐精粗之不中數，飾粉傅脂，護持風露。摩肩臂以授人，騰口說而售我，思得金之如攫，媚賈師以如父。幸而入選，如脫重負。坐守風檐，平明返顧。」正當主婦洗好鍋、備好水等待丈夫以賣布之錢買米回來燒飯，不料丈夫哭喪而歸，告知途中遭惡吏盤剝勒索，連本錢都被搶去了。（卷六，《物產》）書中附錄張世美《織布詞》，述織布之苦以及紡織在百姓生計中的重要性：「寸紗尺縷自紡績，車經架刷趁風日。朝來喜得上機軸，家人不厭當窗織。當窗織，急生計，口食相關殆非細。泖上有田歲不熟，日資一匹聊洽濟。朝織暮紡勤所為，機聲軋軋猶嫌遲。阿婆近前催迫語，鄰家易米待同時。」（卷七，《風俗》）書中直述松江因為重賦而帶來生活困難，「紡織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里媼晨抱棉紗入市，易木棉花以歸，機杼軋軋，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穫，輪官償債外，未卒歲，室廬已空，其衣食全在此。」（卷七，《風俗》）書中詳細介紹沿海鹽場工人曬鹽熬鹽之辛苦，記述一位負鹽婦，其丈夫與小兒均戰死沙場，大兒在軍中生死未卜，家有公婆亟需贍養，自己只好負鹽去賣。「負鹽婦，何勞苦，百結青裙走風雨。雨花灑鹽鹽作鹵，背負空筐淚流雨。」（卷七，《風俗》）這些記述，貼近民情，同情百姓疾苦。對於當時松江地區重賦問題，志書多處表示相當的不平之意。這需要相當大的勇氣。

書中動態性地記述了自正德以後一百多年間松江風俗的變遷，涉及二十四個方面，包括鄉飲、婚娶、喪祭、贈賻、賓宴、冠髻、服飾、履襪、組綉、布縷、染色、几案、輿蓋、舟楫、室廬、園林、迎送、緹帙、楮素、巫醫、方外、優劇、聲妓與憧豎，總體趨勢是由儉趨奢，由簡趨繁，其始作俑者，「率巨家勢閥先之」。將批評矛頭對準巨家勢閥，也需要一定的勇氣。當然，這二十四變，每變都是很好的社會史資料。比如，述室廬之變，稱松江城裡，原先只有少量廳事堂樓，鄉紳多居城外，現在情況大變，「今縉紳必城居，故宦宅第，轉展相售。居必巧營曲房，欄楯台砌，點綴花石，几榻書畫，競事華侈」。書中認為，如果要改良風俗，必須自士大夫開始。（卷七，《風俗》）

最為了不起的地方，此書破天荒地把天主教傳教士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作為「游寓」人物記錄在冊:「西儒龐迪我，利瑪竇之門人也，精於天文地理技術，宗天主教，由海外抵香山，至留都，遂游雲間，士大夫多崇禮之，而徐宗伯光啟尤敬事焉。制器甚精巧，如西洋炮，試之遼左，尤有奇效，奴虜聞之膽落。相目長髯，坦易近人，非禮不動，有中華大儒之風。他著述甚富，不勝書。凡用物名目、種類特創，並西字記號二十，形象各異，不能殫記，詳其門下西海耶穌會士鄧玉函口授《圖說錄最》一書，關西王公徵有序」。(卷四十四，《游寓》）書中如此高度評價龐迪我，稱其「有中華大儒之風」，為其他志書所未之見。此志崇禎四年版的《游寓》人物傳中，將「龐迪我」替換為「利瑪竇」，記述文字基本相同，只是刪除「利瑪竇之門人也」數字，另在「徐宗伯光啟尤敬事焉」一語後面，加了「入京都，卒，神廟特恩賜葬」，其餘文字均同。查現在所能見到的各種利瑪竇傳記，均無利瑪竇來松江的記錄，此志不知何據。

晚明的松江地區，涌動著濃厚的實學思潮，為學講究實際、實在、實用，主張經世致用，反對空談心性。徐光啟、孫元化等講求農學、兵學、西學，陳繼儒講求有益地方經濟、社會的實際之學。陳子龍、夏允彝等人組織的幾社，便以經世致用相號召。《明經世文編》的編選者凡24人，包括陳子龍、夏允彝在內，全部是松江府人，其中20人為華亭縣人。這些人中，有12人為進士，其餘也都有舉人或監生功名。對此書支持最力者，一是方岳貢，二是陳繼儒。前已述及，在崇禎《松江府志》中，方、陳二人，一為主修，一為主纂，夏允彝也是編纂者之一。由此可見，崇禎《松江府志》中對於社會現實狀況的記載，其實是松江士人實學思想的具體運用。

明清鼎革以後，江南地方勢力遭到朝廷嚴重打壓，以松江為中心的實學思潮也有所沉寂。康熙朝所修《松江府志》，反映民間疾苦的內容大為減少，龐迪我的傳記也從《游寓》中刪除。但是，松江文化中講究實際、實在、實用的傳統還在潛滋暗長。道光年間，上海開埠以後，這一傳統便在上海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助李善蘭等刻印《續幾何原本》的韓應陛，海派書畫家胡公壽，以倡導經世之學著稱的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員鍾天緯，創辦商務印書館的夏瑞芳，著名天主教徒、實業家朱志堯等，都是松江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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