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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史文化的世界體系——讀吳稼祥《公天下》

巫史文化的世界體系——讀吳稼祥《公天下》



憲制是權利邊界分割的體系化,巫史文化的特徵就是缺乏明晰的邊界概念。

《公天下》在今天的讀書界近乎異類,後生晚輩進入其思維體系頗有困難;因為從精神系譜學的角度講,此書屬於孫隆基(1945- ,美籍華人學者,所著《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在1980年代流行一時,其觀點大致與柏楊相近)、顧准和金觀濤(1947- ,原為大陸學者,化學專業出身,89年後留港。他與妻子劉青峰提出的「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理論以及他對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的介紹在80年代知識界影響巨大)的世界。這些當年的風雲人物似乎已經淡出歷史,比王國維和陳寅恪更為陌生。文化特質支配歷史解釋,這是典型的八十年代問題意識。九十年代以後,中國知識界迅速轉為內向。問題意識與宏大敘事一起消失了,青年一代已經開始相信:學術和技術沒有任何區別,絕不拋頭露面的貞操比什麼都重要。這種風氣轉變並不新鮮,北宋到南宋、明代到清代都是這樣,原因不在學術發展的內部邏輯,而在於政治世界的橫向摧折。人們害怕空疏的大體系,從價值層面逃回事實層面。士大夫(也就是巫師—史官)是危險的,手藝人則是安全的;如果喪失「義理」的世界四分五裂,沒有人應該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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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h明此,我們就要立刻放棄用史學或法學標準衡量此書的一切企圖。用日耳曼—撒克遜傳統的語言解釋,作者的意圖是要釐清華夏世界的憲法性秩序。然而,憲制是權利邊界分割的體系化,巫史文化的特徵就是缺乏明晰的邊界概念。「經義」大概就是憲法性秩序在華夏的最接近對應物:合乎天意、傳統和民心裁斷的正當性。正當性不能量化和分割,只能解釋和描述。天下秩序是正當性的具體體現,抹去了自然規律和實證法律的區別。周易作為天下秩序的思想實驗,在巫史文化中佔據了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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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h巫史文化是天下秩序的創造者,因此可以逃避正當性最終來源的問題。這種文化是純粹現世的,只有政治這一個維度。於是,權威的創造必須依靠巫術操作。封禪在司馬遷父子的精神世界中佔據了如此重要的位置,原因就在於此。作者在第十三章提到的龍袍權威體系,就是這樣的創造。巫史文化缺乏超驗性,因此對政治哲學的關注不如統治技術。君權神授在基督教歐洲的政治哲學中非常重要,但在儒生心目中只是「先王以神道設教」的虛應故事。他們真正關心的問題仍然是實用政治學:王道與霸道。這對矛盾可以在不同條件下轉化為:周政與秦政、封建與郡縣、內重與外重。作者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敘述兩種模式在歷史上的不同排列組合。這裡我們必須注意:他不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而是從建構模型的角度談論歷史。因此,考據是多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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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h魚與熊掌不可得兼。周政有瓦解之憂,秦政有土崩之禍。內重則奸臣指鹿,外重則強藩問鼎。這是漢儒宋儒耳熟能詳的政論。超越於兩難之上,辦法並不是沒有:三代上古之道。公天下是三代上古之道的價值核心,禪讓制是三代上古之道的制度核心。作者英明地將「權威」(正當性)和「權力」(操作性)分開,這在中國人當中是非常難得的。日本人在這方面一向沒有什麼困難,他們早已習慣天皇—幕府二元性。天皇是美和善的最終源泉,凝聚國民的愛心與忠心;但亂世必須允許武夫臨時秉政,正如瘟疫需要醫生臨時掌權。一切弊政的責任歸於可以推翻的幕府,天皇的仁慈和神聖不會受到影響。國本堅固,皆因於此。西方人習慣於政教二元論,更不會因為政客的邪惡和殘暴而懷疑上帝的公義和仁慈。權威與權力的重合與混淆給中國帶來了重大的災難,作者用了相當多的篇幅描繪這些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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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h不言而喻,操作困難的禪讓制不能讓作者滿意。他的意圖大致是:保留和轉化公天下的價值,建立可行的操作系統。這就是他所謂的「雙主體法權」,雙主體就是權力與權威的二元性。權力與權威都應出於公民授權,但不是僵硬的一次性授權、而是靈活的多層次授權。儘管所有的授權都來自人民,由於授權的方式不同,各權力主體仍然存在相互節制和競爭的關係。如果這段話看上去有點晦澀,讀者只消聯想美國參議院和眾議院的關係就行了。近代以前的西方政治學傳統強調混合政體的優越性,認為貴族和人民的分權是維護混合政體平衡的必要前提。模範國家羅馬和英國都是這樣(元老院—公民會議、貴族院—平民院)組織的,但美國人證明:人民可以通過分層次授權達到同樣的效果,而無需承受階級分割的代價。作者肯定了解混合政體理論,因為他引用了托克維爾:「既像小國一樣自由而幸福,又像大國一樣光榮和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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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h建立這樣宏大的思想體系,大概是八十年代人的特權。後來者的野心和勇氣每況愈下,自然會用朱熹對待王安石、曾國藩對待王陽明的態度對待作者。他們一方面嘲笑:體系越大,細節錯誤越多;一方面心裡明白:如果自己沒有勇氣,苦心經營的材料總是要為別人的體系服務。如果作者的體系不夠好,將來總會有更稱職的人取代他。公正地說:作者的考據能力未必比九十年代以後的新秀強——從財政稅收史的角度看,他對《禹貢》的解讀是有問題的;在交趾問題上,他對中國史官的文字材料相信得太多。不過,更重要的是,我們也要清楚:如果作者的體系果真有問題,原因不是在這些地方,因為諸如此類的章節可以重寫,無需改變全書的框架和結論;他的體系能不能傳諸久遠,根本上是一個共同體塑造和政治決斷的問題。


·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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