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島由紀夫的一場筆墨官司

三島由紀夫

三島由紀夫是一位特立獨行的純文學作家，但並不等於說他不會像松本清張等社會派小說家那樣，寫緊貼時政和社會事件的現實題材小說。事實上，也頗寫了一些。譬如戰後初期，針對東大法學部學生山崎晃嗣非法集資放高利貸，破產後自戕的「光俱樂部事件」，寫了小說《青的時代》（1950年）；以京都鹿苑寺（金閣寺）縱火事件為藍本，寫了傳世名著《金閣寺》（1950年）——均系以「戰後派」青年為原形的作品。所謂「戰後派」 （après-guerre），在法國指一戰後出現的新藝術傾向；而在日本，則指二戰後登場的與傳統切割，思想、道德不受束縛的一代，有以野間宏、中村真一郎為代表的所謂「戰後派文學」。

彼時，正值「而立」中盤的小說家，野心勃勃地要在藝術上開疆拓土。以成年讀者為對象，寫一部讓實力派政治家粉墨登場的政治小說，是三島的新目標。於是，便有了這部以「雪後庵」為舞台的長篇小說《宴後》。

《宴後》

高級料亭雪後庵的女掌柜福澤勝，徐娘半老，風姿綽約，帶一絲野趣。在政財兩界迅速博取人氣，店內日日笙簫，「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政商之道，一派康莊。一次派對上，阿勝結識了革新黨領袖、前外相野口雄賢。一來二去之後，女掌柜對老政治家萌生了愛意。而野口喪妻有年，生活由女僕照料，正有些孤獨、頹唐，遂與阿勝結秦晉之好。婚後，野口果然很煥發，代表革新黨，參選東京都知事，以期政壇復歸。阿勝則以賢內助的身份，鞍前馬後，奔波斡旋，為籌措競選資金，甚至不惜把雪後庵抵押給銀行，充分展現了政商兩界「通吃」的巾幗練達。可不承想，選戰正酣之際，原本就財大氣粗、不可一世的保守黨竟然使出殺手鐧：動用早年曾與阿勝同居過的無賴男，化名「巫山漁人」寫了一本小冊子《野口雄賢夫人傳》，把政敵續弦未久的夫人描繪成一個野心勃勃的蕩婦，極盡潑穢水之能事。在如此「下三濫」套路的攻勢下，結果可想而知——野口以微差敗北，保守黨政客上台。

野口畢竟是精英官僚出身、學者氣質的政治家，經此一劫，對政治心灰意懶，旋即變賣家產，搬到東京郊外的一所公寓，準備安度晚年。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在商場上飽經打拚，且已拼光了血本的夫人卻難咽這口氣，擬贖回雪後庵，並背著丈夫，讓包括前內閣總理大臣在內的一干前料亭的熟客在捐獻簿上籤了字。此舉被素有政治潔癖的革新派丈夫視為「背叛」和「不貞」。雙方溝通失敗後，協議離婚。風韻猶存、精力旺盛的女掌柜一面忍受著孤獨，一面呼風喚雨，捲土重來。小說結尾處，在重新開張的雪後庵的中庭花園裡，阿勝讀著選舉達人山崎素一的信，內心又開始鼓盪起來……

「雪後庵」其實是架空的店名，實在的原型應為「般若苑」。在1959年的東京都知事選舉中，發生了革新黨候選人有田八郎及其夫人遭惡意中傷的「怪文書事件」：有人匿名寫了一部題為《割烹料亭般若苑夫人物語》的小說，對般若苑的女掌柜畔上輝井大曝閨房秘事，抹黑沒商量。敗選後，有田夫婦黯然分道揚鑣。對一直想以一部小說，來表現政治與戀愛的衝突的三島來說，該事件是再合適不過的素材。執筆前，三島得到了有田前夫人的許可。有田本人從夫人處聽說後，還特意給小說家寄贈了自己的著書。因此，三島覺得自己的執筆實際上得到了當事者夫婦的「默然的諒解」。

小說《宴後》從1960年1月號開始，在《中央公論》連載，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及故事發生的舞台被置換。幾回連載下來，有田坐不住了，致信中央公論社：「小說內容很過分，令人感到為難。連載大約是沒法子，但單行本之刊行還望暫緩。」第六回後，輝井對出版社和三島發來抗議：「對於自己並非那種淫蕩的女人，卻被寫成那種淫蕩女人的樣子，深表遺憾，同時倍感困擾。」

遭到一而再的抗議後，8月號的《中央公論》上刊登了一篇以編輯部名義的「謹告」：「關於好評連載中的《宴後》，似乎有易與實在人物相混淆、從而令人困擾的傾向。但關於作品中登場人物的行動、性格等，均系作者的虛構，與實在人物並無任何干係。」在連載結束後的同年10月號上，再次刊載了該「謹告」。與此同時，有田八郎在自己的朋友圈內部溝通後，直接與中央公論社的社長攤牌。中央公論社方面表示，原本打算待得到有田諒解後再刊行單行本，但三島建議改由新潮社來出版。同年11月15日，《宴後》單行本由新潮社出版（初版3萬部，增刷1萬部）。付梓時，在不止一家全國性大報上做了整版廣告。其中，《朝日新聞》（1960年11月16日晨刊第2版）的廣告，在書名和作者名之後，刻意用粗黑體打出了「長篇模特小說」的字樣。廣告語中露骨地寫道：

構成作品素材的前外相和料亭的女主人，以及都知事選舉等周知的現實，既在作品中變貌、藝術升華至此，讀者諸君想必會為相互接近而終不相容的兩個人間像及女主人公的戀愛悲劇而動容吧。

如此，中央公論社兩度刊載「謹告」，原本想息事寧人，也庶幾取得了小說原形人物的諒解，但卻被新潮社新一輪的商業炒作毀於一旦，前功盡棄。1961年3月15日，有田八郎提起訴訟，把《宴後》作者三島由紀夫、新潮社社長和中央公論編輯部部長三人告上了法庭，要求損害賠償金一百萬日元並在報紙上道歉。年逾古稀的老政客委屈地說：「這部小說無論誰來看，都會明了是以我為模特的。」作為戰後第一起隱私權侵權民事訴訟，當事雙方又是著名政治家和名作家，動靜之大，可想而知。特別是圍繞所謂「隱私權」的法律界定問題，對戰後新聞出版的意義非同小可。文藝家協會從捍衛「表現的自由」的立場出發，認為該訴訟不無限制作家的文筆活動之虞，表達了對三島的道義支持。

經過一年半的審理，1964年9月，一審判決原告勝訴，認定「諸如用腳踩妻子、踹妻子等場面和寢室內的描寫，即便是小說，亦會給讀者以真實的聯想，從而侵害了原告的隱私權」，判被告向原告支付80萬日元的賠償金，但對原告登報道歉的要求則未予認可。對此，三島不服，向文藝家協會「言論表現問題委員會」提出控訴。問題的焦點在於：

一、所謂「隱私權」，缺乏普遍性的標準，且把作為「普通人」的預想讀者置於明顯過低的層次上；

二、認為作品發表時，已經是有田氏作為「公人」參加都知事選舉一年以後的事，其「隱私權已然恢復」。

而「公人」的隱私權並不是短時間內即可「恢復」的，且時間漸遠，也是一樣。在某個時點上，小說與事實被混同，可這並不是二者的雷同性產生的問題，恰恰是文學作品的真實性使然。文藝批評家伊藤整也力挺三島，認為該「判決是基於對作品原形單方面的同情和壓迫文士的日本傳統，文協須為作家撐腰」。惟其有田八郎是潔癖型的左派政治家，實際上代表了戰後進步的革新派，而三島由紀夫則是政治立場保守的小說家，該案的典型意義進一步凸顯。一時間，爭論升溫，莫衷一是。

文藝批評家伊藤整

原本預想會呈膠著戰、拉鋸戰的一審（1964年9月）訴訟，峰迴路轉是在1966年：因前一年，有田八郎死亡，由原告家屬提出了和解請求。11月，以被告方三島對原告家族支付一定額度賠償金的形式，雙方達成和解，曠日持久的訴訟戰打上了休止符。對三島來說，立場始終清晰不折，即「文學之爭」。而既然是文學之爭，藝術的完整性便成為三島誓死捍衛的最高原則：

在我這方面來說，是有一個「絕對無刪除」的條件。此審判是文學問題，而在我自身，也有務須以作品本身原有的形態，傳之後世的意思。所以，談判時，我主動提出作品將不付諸電視、電影、演劇等形式，即是想凸顯我們爭論的是文學這個焦點。

從這個意義上說，原告雖然贏了，但被告並沒有輸。作品的完整性得以保全，不失為文學的勝利。而唯一的遺珠之憾，是讀者難以期待《宴後》的影視化。而這在三島眾多的小說、戲劇中，其實是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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