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是政治史上的混亂年頭，思想史上的黃金時代

等到五四運動真的爆發，32名學生被捕，歷史的聲響就更是嘈雜得幾乎聽不見誰在說什麼了。其中蔡元培既要向政府要求釋放學生，又在努力勸學生複課；段祺瑞向報紙表示同情學生，吳佩孚為學生向當局請命；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教育總長傅增湘先後出走，使混亂的局勢更形混亂……

上過中學歷史課的人，沒有不對「五四」耳熟能詳的。但我們記憶中的「五四」，是那個真實的「五四」嗎？對此理應有所懷疑。因為歷史教科書的功能之一，就是將原本偶然的事件說成必然，原本複雜的事情說得簡單，原本多義的事物說出本質，終於將歷史變成了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適）。

天縱英明的同志除外，愚鈍如我者，學完正統的歷史書，印象中是聯成了這樣一條特別明晰的線索：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這條線當然也沒錯，但過於簡單了。如果我們親自來到歷史的迴音壁前仔細聆聽，響起的將會是一片喧嘩的聲音。

我們必須記得，「五四」是北京大學等新式高校培養出來的現代知識分子第一次現場參與國家事務，是他們與政治的初戀。對於國內各個階層來說，這種體驗都是全新的，沒有任何本國先例可循，而可資借鑒的外域經驗又極為蕪雜。比如北京大學為各校之首，所謂「罷不罷，看北大」，但北大的學生領袖如傅斯年、段錫朋卻根本沒有預料到五月四日會出現暴力行動，他們飽受英美自由主義影響，一心想讓遊行成為「有紀律的抗議」。所以當遊行的人群受阻東交民巷，憤而向東北方的趙家樓進發時，身為遊行總指揮的傅斯年第一個出來勸阻，後來又和其他學生領袖一道竭力維持秩序，直到來至趙家樓時，群眾還沒有真正失去控制，據外國報紙報道：「學生們排著整齊的隊伍來到曹汝霖的住宅，很配稱作文明國家的學生。」（《字林西報周刊》1919年5月10日）。用另一位北大領袖羅家倫的話說，這次遊行的目的是在「喚醒民眾」，而不是發動暴力革命。

學生在街頭示威抗議

然而並非每個學生都如傅斯年、羅家倫一樣的想法。大多數學生是抱著一腔愛國熱情加入遊行隊伍，沒有多少具體的目標。正如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指出的：如果不是五月四日那天天氣炎熱，遊行學生又因為當天是星期天，無法向使館遞交說帖而心生憤懣的話，五四運動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但是不應忽略另一些人。有他們的存在，五四運動恐怕很難和平收場。

早在頭天晚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匡互生、熊夢飛等幾名學生就已經形成決議：「大眾都認為，血鐘不響，民眾是不能從酣夢中醒來對媚外的政府示威的」，於是決定「作一度流血大犧牲」。他們為此作了充分的準備，打聽好了曹汝霖家的地址，派人到照相館去認清曹、陸、章的相貌，據說有人帶了煤油和火柴，他們還試圖借一把手槍，擺明是要「伴大隊遊行至曹、章、陸等的住宅時候，實行大暴動」（匡互生《五四運動紀實》）。這一切準備和沙俄無政府主義者的行刺、晚清革命志士的暗殺是如此相似，不難看出其間的淵源。從結果看來，五四運動基本上是按他們設計的線索發展的。

當兩股力量相遇時，場面就有點戲劇化了。據和匡互生一起參加五四運動的周為群回憶：「學生群眾走進曹宅，先要找賣國賊論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預先攜帶的火柴，決定放火。事為段錫朋所發覺，阻止匡互生說：『我負不了責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誰要你負責任！你也確實負不了責任。』結果仍舊放了火。」（《〈五四運動紀實〉附錄》）這條材料不見得十分可靠，但其中傳達的意義卻耐人尋味。

被燒毀的趙家樓大門

等到五四運動真的爆發，32名學生被捕，歷史的聲響就更是嘈雜得幾乎聽不見誰在說什麼了。其中蔡元培既要向政府要求釋放學生，又在努力勸學生複課；段祺瑞向報紙表示同情學生，吳佩孚為學生向當局請命，內在動機則難講得很；大總統徐世昌剛剛對曹汝霖、章宗祥等的辭職表示慰留，又不得不下令將他們免職；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教育總長傅增湘先後出走，使混亂的局勢更形混亂；最有意思的是「南海聖人」康有為，他發表通電，認為巴黎和會的失敗和五四運動象徵著民國「於民之所好則必惡之，民之所惡則必好之」，暗示還不如實行君主立憲……更不用說多少青年在運動中默默形成自己對人生、對社會的看法。以離運動中心較遠的清華學校為例，高等科學生聞一多從此將「五四精神」作為了自己人生的指南，他後來和國民黨決裂的開始，就是因為政府把青年節從5月4日改到了3月29日；而另一名高等科學生梁實秋則從清華學生焚燒擋路的汽車、搗毀章宗祥之子（那是他的舍友）床鋪等舉動中發現了「群眾心理的可怕」，從而一生與激進的思想絕緣。

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初戀中，將來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各種思想紛紛登場，向社會展露風姿。原來表現為「新」與「舊」的知識分子兩大陣營出現了空前的分化，每一個人都擁抱著自己的理想，幻想著中國的明天。很難將這樣的態勢簡單歸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肇始」或「傳統的斷裂」，「五四」給予了各種各樣的人以截然不同的思想滋養，給每種言論以互不干涉的自由空間。那是政治史上的混亂年頭，思想史上的黃金時代，「是最好的年代，又是最壞的年代」（狄更斯）。正是在這種「眾聲喧嘩」中，「五四」的意義才得以凸現。

1919年5月6日，報紙對五四運動的報道和支持

最後引一條有趣的小資料，以為收束：

日本人冒充中國人

日前清華學校學生組織通俗演講團巡遊街市演說山東問題，旋有日本人假扮中國裝，自稱中國人，操京語，在哈達門一帶當眾演說，略謂青島之不能交還，須怪英美兩國不儘力幫忙，切莫怪日本，因日本為我們同種，而英美乃異種，不可親異種而排斥同種也云云。識者笑之。（《晨報》1919年5月14日）

我覺得其有趣在於：（1）怎麼知道演講者是日本人？難道中國人就不會有這樣的想法嗎？要知道這就是後來許多漢奸降日的理論依據；（2）大庭廣眾中發這種謬論，居然只是「識者笑之」，而沒有「暴力的革命」，「五四」比起後來的運動，畢竟還算是平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