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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難治性抑鬱的治療 民意與現狀


  抑鬱症所造成的社會負擔日益嚴重。低收入及高收入國家中,抑鬱症的年發病率分別為5.9%和5.5%。然而,針對老年難治性抑鬱症(TRD)的信息相對有限。在此背景下,Psychiatric Times針對其讀者鋪展了調查,以了解精神科從業人員對老年TRD治療的普遍態度,結果於5月17日發表,整理要點如下:


  【調查】


  本項在線調查共有468人回應,其中51.6%為精神科醫生,7.7%為心理醫生,14%為其他精神衛生從業人員。地域散布方面,79.3%來自於美國,美國以外的20.7%受訪者來自於41個國家,包括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和印度。受訪者中,有36.4%執業已超過25年,另有約1/3執業時間為10年以內,約1/3執業時間為10-20年。

  表1 調查中TRD發病率結果(Arandjelovic K, et al. 2016)


  圖1 調查中TRD發生率餅圖(Arandjelovic K, et al. 2016)


  問題1:你認為,針對老年TRD患者探討增效及換藥治療策略的風險及收益,這樣的大型隨機研究是徒有其表,還是確實有用?


  大多數受訪者(71.7%)認為這類研究「有幫助」,61%認為「非常有幫助」;76.7%受訪者認為,這樣的研究結果將有助於他們的臨床實踐。

  問題2:你希望在老年TRD患者的隨機研究中看到哪些治療選擇?


  最受歡迎的選擇是聯用阿立哌唑(53.5%),聯用安非他酮(49.2%),聯用鋰鹽(45.2%)。其次為換用安非他酮及換用去甲替林,分別佔28.4%。


  超過三分之一受訪者建議對替代治療策略展開研究。最常見的建議是心理治療;加碼抗精神病藥物治療;經顱磁刺激(TMS)及深部腦刺激(DBS);ECT;加碼第二代抗抑鬱葯治療,包括典型(SSRI、SNRI、TCA、MAOI)及機制獨特的抗抑鬱葯(米氮平),以及新型抗抑鬱葯藥物(沃替西汀);哌甲酯及其他興奮劑,氯胺酮及拉莫三嗪。


  部分受訪者提及甲狀腺素輔助治療,以及葉酸及Ω-3脂肪酸。調查中其他被提到的藥物還有美金剛胺、普拉克索、吲哚洛爾、萘法唑酮、丁螺環酮及谷氨酸能藥物。此外,還有受訪者提出對生活方式(如移動及各種輔助及替代方法,包括針灸)開展研究。


  【討論】

  TRD:老年人群的一大難題


  高達20%的抑鬱症患者經至少兩種藥物治療無效。抑鬱症可影響7%的老年人,造成殘疾、過早死亡及自殺,同時也是痴呆的重要危險因素。重性抑鬱障礙老年患者中,有55%-81%對SSRI或SNRI治療無應答。本次調查顯示,TRD患者占從業人員工作量的10-25%,其中半數以上受訪者報告TRD患者中有10-55%為老年患者。


  儘管先前的研究(STAR*D、VAST-D、PReDICT、iSPOT-D等)均對年輕患者TRD治療展開了探索,但針對老年TRD人群的研究則相對欠缺。老年人中精神科藥物引起的心臟停搏、骨折及摔傷風險提高越來越受到關注,研究需求也尤為迫切,該觀點占調查受訪者的71.7%。


  治療方案


  1、優化劑量。

  2、換用不同類型的藥物。


  3、加碼「非典型」治療方法。


  4、非藥物治療,包括心理治療及物理治療。


  受訪者最常提及的方案包括阿立哌唑、哌甲酯、氯胺酮及TMS。針對48項試驗的meta分析顯示,針對一般人群,聯用喹硫平、阿立哌唑、甲狀腺激素及鋰鹽治療TRD的療效顯著優於安慰劑。

  阿立哌唑:一項針對老年TRD的RCT顯示,干預組患者接受阿立哌唑聯用文拉法辛治療12周,近一半患者達到持續緩解,需治數(NNT)6.6。研究中阿立哌唑與輕度一過性靜坐不能、帕金森震顫癥狀相關,但未出現心血管不良事件、QTc間期延長及自殺觀念。該研究中,基線焦慮嚴重及認知靈活性缺損與較低緩解率相關。


  哌甲酯:近期雙盲RCT研究表明,相比於西酞普蘭及哌甲酯單一治療,二者聯用對於老年人抑鬱症的療效更顯著。病例報告同樣也支持哌甲酯用於老年緊張症及重性抑鬱、雙相抑鬱的治療,但仍需進一步研究證實哌甲酯的長期療效。


  氯胺酮:氯胺酮的快速抗抑鬱作用已被廣泛報道。相比於其他抗抑鬱葯的延遲起效,氯胺酮可在數小時內起效,並持續數日至數周,重複給葯研究證明其療效可持續14及19天。然而,氯胺酮治療可導致顯著的解離副作用,包括知覺紊亂,以及醫源性血流動力學不穩定。有研究顯示,氯胺酮鼻內給葯可在1小時內起效,且副作用較小,是很有前景的研究領域。然而目前,尚無氯胺酮針對老年TRD人群中的研究。


  TMS:TMS是一種充滿前景的抑鬱治療手段,已證實療效顯著優於安慰劑,甚至好於抗抑鬱葯。TMS同樣可用於TRD,效果與非典型抗精神病葯增效治療相仿,而對認知功能改善特別有效,作為輔助治療可顯著增強抗抑鬱葯的作用,且效果持久。研究顯示時,3個月的隨訪期內,經TMS治療的患者中58%持續緩解。但也有一些研究顯示,TMS在老年人群中效果不及年輕患者,可能與老化腦結構對刺激的反應下降有關。


  近日,國家衛計委、國家發改委等六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加強兒童醫療衛生服務改革與向上的意見》。《意見》提出,到2020年,每千名兒童床位數加碼到2.2張,每千名兒童兒科執業(助理)醫師數達到0.69名。合理調整兒科醫療服務價格:對於兒童臨床診斷中有創活檢和探查、臨床手術治療等項目,收費標準要高於成人醫療服務收費標準,並按規定納入醫保支付範圍。


  提高兒童手術收費標準應當聯動


  譚浩俊


  如果說看病難、看病貴是困擾廣大居民一個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的話,那兒童看病難、看病貴則是更加嚴重的問題。特別在少數大城市,兒童看病更成了家長最為頭疼、最為焦心的難題。因為,不僅有排不完的隊,還有交不完的費。也就是說,儘管看起來手術費標準等偏低,但家長實際需要支付的醫藥費一點也不少。


  事實上,公眾並不反對提高兒童手術收費標準,目前的收費標準,確實偏低,也影響了執業人員的積極性,造成願意從事兒童醫療的人員越來越少。但是,單純依靠提高兒童手術費標準,是否就能夠調動醫務人員的積極性呢?就能解決兒童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呢?顯然也是一廂情願。要知道,兒童手術收費標準偏低,只是一個表象。對家長來說,兒童生病以後,只要到醫院看病,就會被醫生安排從事各種各樣的檢查,且都收費標準很高。加上目前兒童藥品價格也遠高於成人藥品,那麼,綜合看病成本並不低。如果再提高手術收費標準,就等於加重兒童看病負擔,顯然是不合適的。


  需要注意的是,兒童看病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醫生不願從事兒童看病業務,是因為給成人看病不僅難度較小,而且待遇較高。更重要的,由於兒童看病風險也遠大於成人,醫生可能遇的傷害也會更大。在這樣的情況下,醫生自然願意選擇給成人看病,而不給兒童看病了。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於從事兒童看病服務的醫務人員相對較少,兒科醫生的工作量也要遠大於給成人看病的醫生,且往往會因為兒童自己不會表達病情,需要花費的時間更多、精力更多。一名兒科醫生,每天的接診量可能是成人醫生的兩倍以上。但綜合收入卻遠低於給成人看病的醫生。如此一來,願意從事兒童醫療事業的人也就越來越少了。有的醫院,就乾脆取消了兒科。


  提高兒童手術收費標準,以此來更好地體現醫生的勞動價值,確實是解決醫療機構內部不平衡的一種有效手段,也是鼓勵醫生從事兒童看病的一種有效方式。前提是,不能單向行動,而必須實現聯動。單純依靠提高手術收費標準,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兒童看病醫療資源缺乏的矛盾,也未必就能調動醫生給兒童看病的積極性。相反,會進一步激化醫患矛盾,激化病人家屬與醫生的對立。一旦出現手術不成功等方面的問題時,兒童家長會更加對醫生、對醫院有意見,甚至爆發衝突。


  在兒童看病問題上,一方面,需要通過提高收費標準、提高兒科醫生待遇來調動醫務人員的積極性,鼓勵更多的醫生從事兒童看病工作,從而有效化解醫患矛盾;另一方面,也要進一步提高醫療服務水平,降低藥品價格,減少各種無謂的檢查,減輕兒童看病的負擔。同時,相關的醫療保障制度也要跟上,能夠不因為手術收費標準的提高而明顯加重兒童看病的負擔。尤其是藥品價格,不能明顯地違背價值規律。如某些兒童藥品,因為價格相對較低,被企業和醫院全部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成人藥品兒童化。再如某些檢查,完全可以避免,也因為醫生怕承擔責任或加碼收入,隨意加碼,等等。


  尤其令家長擔心的是,由於醫療資源配置不合理,一些規模較小的醫院取消了兒科,壓力全部轉嫁到了大醫院或兒童專科醫院,也使得兒童看病的效率大大降低,醫生負擔過大,看病的質量大打折扣。所以,如果不綜合協調,聯動向上,提高兒童手術收費標準,是不可能解決兒童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


  總之,解決兒童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還是要從源頭抓起,從優化兒童看病資源、加碼兒科醫生、增添病床、降低藥品價格、提高服務水平等方面入手,該提高的手術收費標準要堅決提高,該降低的藥品價格也要堅決降低,該配備的兒童看病醫療資源也要堅決配備。只有這樣,兒童看病問題才能解決好,才可以有效減少這方面的醫患矛盾。


  先別對提高兒科服務價格潑冷水


  屈正州


  人們常把簡單易做的活計喻為「小兒科」,似乎兒科相比於其他科室,做醫生更容易,實則不然。兒童正處於生長發育期,身體機能尚未完善,加之患兒的表達能力較差,使醫生不能準確了解病情,這都加大了診療的難度。如果再有一幫親屬在病房周圍嚴陣以待,都使醫生面臨巨大的壓力。


  兒醫重任在肩,其收入卻與其付出不成比例。據中國醫師協會兒科醫師分會的調查顯示,兒科醫生的工作量是其他普通成人科室的1.68倍,但待遇卻僅為其46%。這種情形無疑會嚴重挫傷兒醫的工作積極性,影響到這一群體的職業穩定。實際上,兒科醫師緊缺困局業已顯現,我國每千名兒童僅有0.53名兒科醫師的現狀,已給如何穩定這一從業群體乃至吸引更多人從事這一職業,鳴響了警鐘。


  對任一行業來說,只有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人力資源激勵機制,才會激發從業者的工作熱情,令其感受到職業尊嚴與成就感,對兒醫而言尤其如此。提高體現兒醫技術勞務特點和價值的醫療服務項目的收費標準,便是讓兒醫的服務價格能真實反映其勞動價值的體現。培養一個合格的兒科醫生,從本科開始至少需要8年。在實際工作中,更由於兒童的生理特點加大了兒科手術的難度,技術含量高,工作強度大,其醫療收費價格卻與成人定價無異,顯然是對兒醫勞動價值的漠視。正因如此,近年來有識之士屢屢建議理順兒科醫療技術勞務價格,建立符合兒科特點的薪酬激勵制度,此番相關部門採取的舉措,可視作是對輿論關切的積極回應。


  誠然,這種單兵突進式之舉,能否起到振興兒科事業健康的預期作用,尚待觀察。打破兒科醫師緊缺困局,還需要從恢復兒科學專業招生以解決後備醫師來源、放開社會資本參與兒科醫院建設等多方著手,但也大可不必對此舉潑冷水,認為它將加大患者的就醫負擔等,這也有待相關配套措施及時跟進,盡量蕆兩全其美。無論如何,提高兒科服務價格會促進兒科醫師的價值回歸感,提高其職業尊嚴,這種進步就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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