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中國人要學習日本的責任意識?
騰訊文化實習生 楊彩娟 發自北京
「（一本）打開未來的中國之書」，正如熊培雲在腰封上所寫的這句話，《西風東土：兩個世界的挫折》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還是在中國，雖然現實不堪，但我們依然要把眼光放在未來。3月20日下午，知名學者熊培雲在萬聖書園講述新作《西風東土：兩個世界的挫折》創作前後的心路歷程，與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李兆忠、靳大成，中國傳媒大學教授魏曉陽，日本慶應義塾大學訪問學者馬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萬聖書園總經理劉蘇里等多位日本問題研究學者暢聊「菊與刀」之外的另一個日本，試圖尋求促成中日和解的方法與路徑。
活動現場
中日之間有什麼永遠不能和解？
受法國和德國和解的刺激，熊培雲認為，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亞洲國家在二戰後那麼長時間裡都沒有達成真正的和解，這本身就是一個悲劇。怎麼能夠更好地了解日本，促進兩個國家的和解，成為他的一個夢想或者說是一個心結。亨利·朗費羅說「如果我們能讀懂每個人秘藏的歷史，在每個人的生命里發現他的哀傷和痛苦，所有的仇視也都放下了」。利用東京大學訪學的機會，熊培雲試圖儘可能多地了解日本。
如果只採訪日本一個階層，只能得出一個階層的片面論斷。為了儘可能保持採訪資料的原汁原味和抽樣調查的全面靠譜，熊培雲每天背一個大相機和電腦，走訪各種各樣的人物，搜集儘可能多的樣本。「我們寫東西，有時候只會看到自己想要看的東西，表達、思考、搜集的材料往往會偏狹，因為這個原因，我儘可能多地去採訪那些審美上我並不能接受，但因為需要更全面、更多的素材和樣本，儘可能走到他們中間去。」他像速記員一樣跟人家聊天、邊聊邊記，每天回到住的地方整理到凌晨一兩點鐘。幾個月下來，他書裡面的線索如瀑布一樣飛濺下來，有非常多的線條，呈現多角度、相對來說比較全面的日本。
如何理解日本，兩個國家如何相互理解？賀衛方贊同熊培雲對日本的態度，既不做「哈日派」也不做「反日派」，而是做一個「知日派」，相互了解、理解，也許今後會走向更好一點的關係。
馬挺持相反的觀點，在他看來，中日永遠不能和解。從根本上來說，中日文化是兩種的不同文化。「日本人老問我，儒學文化從你們那裡傳來的，為什麼你們中國人不尊重儒學？」馬挺談到，日本人認為我們和他們應該是一樣的價值觀，同樣皮膚使用同樣文化的外在形式的誤區，促使我們認為我的價值觀就是你的價值觀點。中國主張「求同存異」，而日本則主張「存同舍異」，存大同舍小異。稍微一點的差異，中日之間就完全不一樣。
李兆忠同樣認為兩國在文化上存在本質性差異。「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文化現代化非常難，之所以非常難是因為兩種文化不一樣，日本文化是一種『和』文化，中國人是『化』文化。」他借用曾經在《曖昧的日本人》一書中提出的「和」的概念和「化」的概念，說明中日文化之間的差異。日本用「和」來自我命名，簡單來說，「和」是集團內部的團結，是內部的集團性。「和」能夠在比較短的時間裡能夠構造出一種比較新的東西。「化」則不一樣，一項制度制定以後，需要經過很長時間才能變成自己的東西。
熊培云：中國最應該學習日本的社會建設環境
熊培雲在其新書《西風東土》中提出「日本是中國的一味葯。至於藥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國對日本的態度。」那麼，中國到底能向日本學什麼？
清末民初時，日本是中國的一劑藥量很猛的藥丸，極大地刺激了中國近代社會進行法律改革，比如《欽定憲法大綱》就是以日本明治憲法為藍本和依據的。葯是需要服用以後才會有療效，而這麼多年來，中國是拒絕、迴避服用這劑葯的。魏曉陽認為，準確地來說，從中日開戰至今，日本是中國的一個窗口抑或是一面鏡子。
在《西風東土》里，熊培雲對比了日本、中國、美國三個國家，按照自由強度從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角度進行剖析。中國是「強——弱——強」的狀態，國家非常強、社會非常弱、個人又很強。國家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個人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能夠貪贓枉法，能夠占點便宜，能夠不排隊、謾罵、隨地吐痰、垃圾不分類。國家和個人自由很高，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某種同構，社會則處於較弱的狀態，所以，中國的法律得不到完好的執行，道德遭到非常大的破壞。
相比較而言，日本的結構是「弱——強——弱」，這跟中國正好相反。國家是弱的，權力被關進了籠子，國家不能夠宣戰。比如防衛省要求東京大學搞一個飛機的研究，東京大學就抗議，聲稱不做關於戰爭的研究。社會的「強」表現在很多方面，道德、法治、組織系統都很完備，哪怕是一個皮條客也可以建立他自己的組織，黑社會也有他自己的組織。在個人層面，他們更多地強調責任，強調不給別人帶來麻煩，所以日本人處於一種自我約束的狀態，不會過度地強大。
「強——強——強」是美國的結構特徵，比日本和中國更為完善。國家相對來說是強的（跟日本比），社會也是強的，美國的NGO組織是中國的十萬倍，個人的自由化程度極高，美國公民都可以持槍。
熊培雲認為，中國能向日本學習的有兩點：就國家層面而言，中國最應該學習的是日本的社會建設，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下培育社會的組織系統，同時讓社會的意義系統發育。他解釋道，重新發現社會是值重新發現社會的組織系統和意義系統；重現毀滅社會是把社會的組織系統和意義系統破壞掉，言論、宗教、出版，這其實都是和意義系統建立關係。與中國相比，日本的社會組織系統和意義系統要好得多；就國民層面而言，日本國民的責任意識強很多，這也是中國應該像日本學習的。「我不是說談自由談得太多，而是談責任談得太少。」他認為，中國人大都在談追求自由，但往往不談擔起責任。如果國人具備了日本那種責任意識，便不會到處亂扔垃圾，也不會動輒敷衍了事，或者管不該他管的事，社會的道德能力、法治能力等都會得以增強。
「西風東土」情懷即種子和土壤的關係
出版社曾一度希望熊培雲用《重新發現日本》之類的書名，但他認為這不足以概括自己的「情懷」，因此，在降低售價的前提下堅持用了《西風東土——兩個世界的挫折》這個書名。
魏曉陽巧妙地將熊培雲教授的「西風東土」情懷比作種子和土壤的關係。「我理解的『情懷』，來自於西方的時尚、美食，如風一樣被颳走的物質層面的東西不是作者的重點。「西風」後面還有個「東土」，時尚美食隨風颳走了，但隨風又落在日本的土地上，比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明落在日本的土壤里。落在土壤里的法律制度、政治思想是培雲教授的真正情懷。」制度和文化的關係好比種子和土壤，來自於西方舶來品所有的「西風」，在日本的文化土壤當中不僅生存下來、而且生根發芽、不斷壯大；與此同時，種子在生長過程中也會改變土壤的特性，從而讓它更好地生存。我們可以看到，在百年憲政歷史中，來自於西方舶來品的憲法制度和日本本土與中國同享亞洲儒家文化圈的傳統專制文化相融生長。
魏曉陽認為，就中國和日本的互相了解而言，日本對中國的了解遠遠勝於中國對日本的了解。在國內，我們會看到有很多抗日雷劇的電視劇，但真正能夠把日本真實情況介紹過來的文章或者著作不多。而《西風東土》是了解日本一手的、原始的、真實的材料，極具價值。
「這本書書站得很高、看得很遠，思考得很深入，可以放在案頭經常看，一定會在中國人觀察日本、研究日本、剖析日本的著作里留下它的痕迹。」仔細閱讀過《西風東土》的李兆忠對該書作如此評價。熊培雲研究日本的思路與他不一樣，跟很多人從晚清到現在觀察日本的一向眼光、思維方式很不一樣，這讓李兆忠深受震撼。他表示，該書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衝擊力得益於熊培雲的三種身份：第一，熊培雲是公共知識分子。在當下的中國社會裡，「公共知識分子」是非常令人尊敬的一種稱呼，他們代表著社會的良知。這本書充滿「正能量」，以清澈的眼光投射到對日本的觀察和對中國的描述之中。第二，他是一個作家，是一個詩人，文筆極好。他對日本的觀察，表面上看是紀實、採樣的記者筆法，實際上散發出空靈的詩人氣質。第三點，他是一個求道者。「人類尚未形成，而我身處人類之中」，作為一個人類主義者、人道主義者，熊培雲是站在人性、人類的立場上研究日本，這是《西風東土》最內核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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