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侵略亞洲國家思想探源——以福澤諭吉及其「脫亞入歐」思想為中心

文史 05-15

導語

「脫亞入歐」思想產生於19世紀後半葉的日本，福澤諭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他全盤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觀」及「歐洲中心論」，形成了「文明=歐美」、「野蠻=亞洲」以及「脫儒=脫亞」的思維模式，為「脫亞入歐」思想提供了理論基礎。福澤諭吉於1885年發表的《脫亞論》不僅標誌著「脫亞入歐」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把這種思想推向了對外侵略的方向，在客觀上對甲午戰爭的爆發發揮了輿論先導的作用。探討和分析福澤諭吉形成「脫亞入歐」思想的認識根源、邏輯前提以及《脫亞論》發表的影響等問題，將有助於認識近代日本多次對亞洲國家發動侵略戰爭的思想淵源。

本文作者肖朗，男，浙江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外教育史及交流史、學術史研究。本文載於《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

作為亞洲國家的一員，近代日本較之亞洲其他國家有共同性的一面，也有獨特性的一面。所謂「共同性」，是指日本和亞洲其他國家一樣，從19世紀開始共同面臨西方列強的武力入侵，其現代化的起步階段處在大致相同的國際大背景中。正如日本學者野村浩一所指出的：「18、19世紀，西方列強的殖民地爭奪戰，其結果是將歐洲以外的世界——無論其願意還是不願意，都納入了歐洲這個世界體系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亞洲是被歐洲強制性地拉入到歐洲世界中去的。所謂亞洲的近代，講得極端一點，甚至可以說是歐洲近代的一個反射。」所謂「獨特性」，是指日本經過明治維新迅速走上了現代化的改革之路，徹底廢除了與西方列強之間的不平等條約，從而成功地擺脫了淪為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命運。日本「雖然較歐洲遲了一步，但畢竟還是以一個近代國家的形象在世界歷史舞台上登場了。正因為這個緣故，我國(指日本——筆者注)也就成了亞洲唯一的一個近代國家」。可以說，也正因為這個緣故，日本較之亞洲其他國家面臨著一個更為突出的問題，即日本應如何處理當時複雜的國際關係？更準確地說，如何擺正與西方列強和亞洲各國的關係？歷史學家鹿野政直對此做了進一步的詮釋：「日本的使命究竟在何處，是作為亞洲的一國，還是作為歐美的一翼，抑或謀劃調和上述兩者？這個問題是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全國民的課題之一。」從19世紀後半葉開始，圍繞著上述問題，在日本逐漸形成了各種政治社會思想及思潮。例如，21世紀以來引起國內學界廣泛關注和研討的日本「亞細亞主義」就是一種較有代表性的政治社會思想，雖然參加研討的學者對「亞細亞主義」的早期性質及其歷史地位尚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已形成以下共識：經過擴張領土的「大亞細亞主義」和對亞洲實施侵略的「大東亞共榮圈」的變遷發展，「亞細亞主義」的本質可概括為以「興亞」之名行「侵亞」之實。然而，不可忽視的是同樣出現於19世紀後半葉並在日本產生較大影響的「脫亞入歐」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即為日本近代最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澤諭吉，因為正是福澤諭吉於1885發表的《脫亞論》一文標誌著近代日本「脫亞入歐」思想的正式出台。

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我國就先後翻譯出版了福澤諭吉的兩部代表作《勸學篇》和《文明論概略》。後書的「出版說明」中寫道：「福澤諭吉(1834—1901)是日本近代的重要啟蒙思想家……福澤畢生從事教育和著述工作，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幾乎成了我國學界關於福澤諭吉的定評，長期以來為許多出版物所沿用。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又翻譯出版了《福澤諭吉自傳》一書，該書的「出版說明」在介紹福澤諭吉的前期思想及活動時基本上採用了上述評價，同時指出：「福澤諭吉的思想到了後期，日益趨向保守……因此他雖然大聲疾呼『民主、自由』，但他自己並未參加後來在日本澎湃發展起來的爭取自由民權的民主運動。以後，他進一步站在『國權主義』的立場上，擁護天皇制，鼓吹盡忠報國的道德教育，主張對朝鮮、中國進行武力擴張。」但仍隻字未提福澤諭吉所發表的《脫亞論》一文及其「脫亞入歐」思想，更遑論從福澤諭吉的前期著作中揭示其「脫亞入歐」思想的認識根源及其邏輯前提。20世紀90年代初國內有的學者在論述日本的中國學史時將「脫亞論」的形成視為日本傳統的「一元論中國觀」破產的原因之一。進入21世紀，有學者在考察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時也提及「脫亞入歐」思想，並認為它「對後來亞洲歷史的發展以及興亞大業都造成了影響和破壞，其負面作用極大」，但限於其特定的視點或主題，他們均未對福澤諭吉提出「脫亞入歐」思想的認識根源進行深入的剖析。更有甚者，國內有些出版物由於未把近代日本的「脫亞」概念以及「脫亞入歐」思想放在具體的歷史背景中進行認真研究，竟將「脫亞」作為一個正面的概念加以引用。上述狀況不僅說明我國學界對福澤諭吉思想的研究有欠全面和系統，而且反映出人們對近代日本的認識存在的不足甚至是誤區。

另一方面，翻檢日文的有關文獻資料，便可發現日本學界對福澤諭吉的國際關係論以及「脫亞論」的理解和把握也有一個演變的過程。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日本著名學者、哲學家丸山真男認為：從福澤諭吉的《唐人往來》(1865年)到《勸學篇》(1873年)所反映出來的主要是以自然法為基礎的國際平等觀，而從《通俗國權論》(1878年)開始便轉向了以國家權力為基礎的國際政治觀；與此相應，福澤諭吉的亞洲觀也不斷從「亞洲連帶論」向「亞洲改造論」，進一步向「亞洲分割論」(「脫亞論」)轉變。橋川文三則以近代中日關係為中心，將福澤諭吉中國觀轉變的軌跡概括為四個階段：(1)「日清同盟論」；(2)「清國改造論」；(3)「脫亞論」；(4)「中國分割論」(「侵略論」)。針對上述主流觀點，以著名史學家遠山茂樹和青木功一為代表的部分日本學者對福澤諭吉的中國觀做了細緻的考察，認為福澤諭吉在中國問題上的主張發生過明顯的變化和動搖，但總的來說對中國是「蔑視」與「警戒」的態度交替出現，並不曾表現出想與中國聯盟的「親善」或「友好」的態度，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主流觀點。與此同時，安川壽之輔結合福澤諭吉及日本近代的教育思想，在深入發掘福澤諭吉「脫亞論」思想根源的基礎上指出，「國家平等說並非當時(指啟蒙時期——筆者注)福澤諭吉的國際社會觀的基本立場」，對上述主流觀點做了更徹底的批判。

由此可見，近代日本的「脫亞入歐」思想與「亞細亞主義」一樣，是一種曾產生較大影響的政治社會思想，因而引起了日本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研討，儘管他們對福澤諭吉形成這種思想的認識根源等問題尚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大都一致認為這種思想形成後對近代日本的對外政策以及日本與亞洲其他國家(主要是中國和朝鮮)的關係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然而，我國學界迄今為止對這種思想尚未予以充分的重視和研究，甚至存在嚴重的誤解。有鑒於此，本文在對福澤諭吉各個歷史時期發表的論著進行文本分析的基礎上，參考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擬就福澤諭吉「脫亞入歐」思想的認識根源、邏輯前提以及《脫亞論》發表的影響等問題做一具體考察。

作為近代日本最著名的啟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澤諭吉在明治維新前後所開展的啟蒙宣傳活動，特別是他對西方近代文化、教育的導入以及對儒家思想的批判，在日本現代化的過程中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巨大影響。但正如許多歷史人物具有局限性一樣，在福澤諭吉身上也明顯存在著歷史的局限性。他全盤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觀」及「歐洲中心論」，早在其啟蒙時期的著述和思想中已暴露出蔑視亞洲、蔑視中國的心態，他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認識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同時，他承認國際關係論中的「二重構造觀」並與之不斷妥協，進而信奉並利用這種觀點，提出了「脫亞入歐」的思想。探索福澤諭吉「脫亞入歐」思想的形成過程及其邏輯軌跡，不難發現其間發生了雙重「轉換」。

首先是認識的轉換。如前所述，早期福澤諭吉在《勸學篇》、《文明論概略》等著作中闡述了以「世界普遍的道理」、「公理」為原則的國際關係論，認為「理性」比「實力」更為重要。但由於他深受西方「文明史觀」及「歐洲中心論」的影響，把西方文明視為衡量和判斷文明的唯一尺度與準則，進而又承認並信奉國際關係論中的「二重構造觀」，於是其思想認識發生了從崇尚「理性」到推崇「實力」的轉換，開始鼓吹實力政治和強權外交，從而徹底喪失了對真理的正確理解和把握。

其次是立場的轉換。事實上，「脫亞入歐」並非單純的地理概念，因為這裡的「亞」和「歐」代表著兩種迥異的立場。早期福澤諭吉之所以積極投身於啟蒙宣傳和教育活動，旨在號召日本人民提高自身的精神素質，以其「一身獨立」來保衛「一國獨立」。但隨著上述思想認識的轉換，福澤諭吉開始主張日本加入歐美列強的陣營而與之一起瓜分中國，致使其言論行為發生了從被侵略者的立場向侵略者的立場的轉換。

因此，可以說《脫亞論》的發表不僅標誌著近代日本「脫亞入歐」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將這種思想推向了對外侵略的方向，而福澤諭吉正是通過宣揚這種思想引導日本躋身於西方列強的行列，以參與其瓜分亞洲和中國的殖民戰爭，並在客觀上對甲午戰爭的爆發發揮了輿論先導的作用。有學者指出：「甲午戰爭之前，雖然有『脫亞論』出台，但主張『日中提攜』、聯合亞洲各國振興亞洲的呼聲基本處於社會思潮的主流地位。」但總體而言，日本近代史上主張「脫亞論」的「脫亞入歐」思想和提倡「興亞論」的「亞細亞主義」這兩種思潮異源同流，殊途同歸，成為近代日本一步一步地走上帝國主義、軍國主義的道路並多次對亞洲國家發動侵略戰爭的思想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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