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說全編出版：被文學史低估的大師？

1980年代初，汪曾祺的《受戒》發表後傳遍大江南北。一個公社書記曾給汪曾祺講過一件事：一次公社開會後，第二天收拾會場，有人發現有兩個農村幹部在桌布上寫《受戒》里小和尚和小英子的對話，一人寫一句，都背下來了。《受戒》是民國時期的故事，但竟打動了八十年代的兩個農村幹部，以致於通過默寫來自娛自樂。可見《受戒》的影響程度。在那個年代，粗糙回應現實的「傷痕文學」和「知青文學」佔據了文壇主流。無論是作家還是編輯，都為作品是否產生「政治聯想」而惴惴不安。即使是《受戒》這種理想化的、唯美的故事，當年它的責編李清泉拿到手稿後「正面看，反面看，斜側著看，倒過來看，怎麼也產生不出政治聯想，看不出政治冒犯」，但李清泉仍然不敢刊發。對藝術的忠誠最終戰勝了心中的恐懼，李清泉心一橫，《受戒》最終還是發表了，並獲得了1980年的全國短篇小說獎。《異秉》、《大淖記事》等作品陸續問世，六十多歲的汪曾祺打破了那個年代主題先行、「但求無過，不求有功」的文壇風氣，並走入大眾的視野。很多人以為文壇出了一名新人，但汪曾祺早在四十年前便已步入文壇。汪曾祺的文學生涯始於1940年的第一篇小說《釣》，那時他在西南聯大師從沈從文，老師和學校環境對汪曾祺意義重大。在5月29日「走進汪曾祺的小說世界」文化沙龍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秘書長楊早說：「西南聯大對學子接觸中國內地產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這裡，本土資源、傳統資源、西方資源相融合，在當時匯聚到了一部分優秀文學人才的身上。」1940年代的中國文學幾乎跟世界文學同步。那個時候，汪曾祺的創作主要是現代派的，注重西方小說的創作形式。沈從文被稱為「京派作家第一人」，汪曾祺也被列入「京派」作家中。1944年，汪曾祺的小說《小學校的鐘聲》、《復仇》經沈從文推薦給鄭振鐸在上海主辦的《文藝復興》雜誌發表。

汪曾祺和沈從文「如果時代允許，像蕭紅、穆旦、汪曾祺、沈從文這批人能繼續下去，40年代文學最後發出的璀璨的光是我們現在無法想像的。」當年汪曾祺只是文壇中普通的一員，而現在再回望那個年代，楊早發現汪曾祺的意義別有不同。「汪曾祺就像我們這時代的曹雪芹。他是大觀園裡的一份子，他是京派最後的餘韻。」1949年後，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脈絡逐漸被斬斷。文學評論家王干說：「很多民國卓有成就的現代文學家到建國後幾乎沒什麼作品了。魯迅逝世，郭沫若、茅盾解放以後也不寫小說，巴金解放後也沒有什麼大的作品，唯一的一位小說家老舍，留下傳世之作，但不是小說，而是話劇《茶館》。」作為現代文學家的一份子，汪曾祺卻在80年代異軍突起。王干認為，「汪曾祺寫的是白話，但是他的小說也好，散文也好，有唐詩、有宋詞的韻味，有《古文觀止》的韻味，有《清明上河圖》的韻味。」汪曾祺為文壇帶來了一股清流，如北京大學教授黃子平所寫，汪為「愁雲密布的文學天空中帶來了了一抹亮色」，「卻不是主張『走出傷痕』（其實是『粉飾傷痕』）的批判家們所希望的那種『亮色』」。因此，王干認為汪曾祺接引了「文革」斬斷的中國新文學源流，「把現代文學的文脈傳到了當代文學，讓我們當代文學傳承了五四新文學的傳統，是打通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第一人。」王干曾寫評論稱汪曾祺為「被遮蔽的大師」。

楊早說，1980年代的汪曾祺身份轉化了，「他不再是大觀園的一分子，而是住在西山黃葉村開始回顧當年繁華夢的回憶者，是一個時代的記錄者。」在這一階段，汪曾祺的大部分作品是回憶性寫作，楊早以《花千歲》為例，「寫的是市井人物，其中有大量汪老記憶中的細節，我們得以從中探尋被忘記的民國社會。」楊早認為，從汪曾祺這一時期的小說鋪開，學者、讀者可以從中延伸到歷史、人物的研究上。這些寫作大多在蒲黃榆的一戶老房子里完成。屋內破舊，結構拘束，廁所一平米大，沒有廳堂，廚房也狹小。汪曾祺住在一間小小的卧室里，睡在那兒，寫在那兒，「條件很差」。汪曾祺的妻子施松卿說，「白天，老頭把堆在桌上的東西統統搬到床上，寫作。晚上把堆在床上的東西搬到桌上，睡覺。」子女們回憶，汪曾祺在家裡「是非常沒有地位的，我們這些子女全都『欺負』他，我媽媽完全也不拿他當回事」。但他樂在其中，每篇作品他都拿給子女看，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兒子汪朗說：「雖然我們水平都很有限，但是我們對他毫不客氣。」儘管如此，汪曾祺也總是和顏悅色，「我們作為他的子女，有這麼一個父親非常幸福，我的爸爸一輩子沒有給我一次難看的臉色看，不打、不罵，他從來沒有對我們沉下臉。」往往汪曾祺幾杯酒一下肚，就輕狂起來，說「我將來是要進文學史的的」。這個時候，「我們家人說，老頭，你，別臭美了！然後他就跑了，一會兒又出來了。」汪朗說。在這裡，汪曾祺每天的狀態優哉游哉，迎來自己的創作高峰。女兒汪朝說：「我覺得非常奇怪，我不寫東西，都覺得我忙的顛三倒四的。」而汪曾祺在寫作、畫畫之餘，要接待編輯約稿、其他人的拜訪，還要負責買菜、做兩頓飯，「做飯還不是像我們一樣對付兩頓飯，而是要把飯做出味道。」「每天都是一種悠然自得的精神狀態，非常充實，但你不覺得他有一點點緊張。」這種生活態度顯露於汪曾祺的很多經歷中。1960年代初，剛被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孤身一人被派到沽源的馬鈴薯研究站，畫一套馬鈴薯圖譜。他在張家口買了紙、筆、顏料，隨後便開始了幾個月的單調生活。每天一早來馬鈴薯地里掐一把花，幾枝葉子，撿幾顆馬鈴薯，對著畫；晚上看《容齋隨筆》、《夢筆溪談》等典籍。他曾以詩記錄這段生活，「坐對一叢花，眸子炯如虎。」《中國馬鈴薯圖譜》最後畫成了，汪曾祺曾言，他敢說沒有第二個人吃過那麼多種馬鈴薯。在家裡他「要把飯做出味道」，而他也的確是個美食家，烹飪精湛，文及美食也別有風味。汪曾祺曾寫，「我不愛逛商店，愛逛菜場，看看那些碧綠生青、新鮮水靈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悅。」

《松鼠葡萄圖》，汪曾祺作於1983年即使寫的是日常瑣碎、民間習俗、市井生活，他也能寫出其中的韻味、溫度和人性。楊早說，沈從文曾教他「寫人要貼著人物寫」，汪曾祺作品中的現實素描感或許深受其影響。但他的作品也不乏想像力和留白，「他的很多小說用散文化的筆法，不注重外在的情節，而是注重語言下面的一些空白，給人一些空間。」汪曾祺後期的寫作不再注重小說的形式，而是關注人的靈魂。此外，王干認為汪曾祺將民間文學和文人文學結合了。1960年代汪曾祺下放時，接觸了大量民間文化。汪曾祺將市井、鄉土、山水寫到作品中，但「有詩意，有韻味」。這多多少少能解釋為什麼在汪曾祺去世近二十年後，他的作品仍不斷再版，廣為閱讀。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汪曾祺小說全編》於近日出版，新增補了汪曾祺小說27篇（比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汪曾祺全集》增加了27篇小說），是正在編輯中的《汪曾祺全集》的「小說卷」。《汪曾祺全集》耗費五年編輯、核對，將於明年出版，以紀念汪曾祺逝世二十周年。「汪曾祺趕上了那個特定的時代，不像沈從文、錢鍾書，他剛出道就趕上反右、解放戰爭等，所以他的能量把它積壓下來，通過發酵，越寫越好。」王干說，不像張愛玲的「出名要趁早」、蕭紅的流星式光芒，汪曾祺是大器晚成的恆星型作家，「起初看他的時候，也不是特別明亮、引人注目，但是過十年、二十年，這個作家還在，過三十年，他還在寫。」「很多同輩作家到了65歲就開始文思枯竭，語言感完全喪失了」，而汪曾祺卻老來發力，越寫越有味道，前《北京文學》副主編興安說。一生經歷了時代的震動，啟蒙救亡、奪取政權、反右鬥爭、「文革」、改革開放……但到老年，文如其人，餘韻悠長。正如賈平凹在一首詩里所評價的，「是一文狐，修鍊成老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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