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心的悖論

心理導讀：沒人想活得像狄更斯筆下的功利主義者湯瑪斯·葛萊恩一樣，把和包括子女在內的所有人的交往都視為赤裸裸的經濟行為。人之所以為人，正是因為擁有同理心——它使我們成為道德關懷的主體和客體。只有當我們以同理心為道德嚮導時，它才會辜負我們。——  www.iFuun.com

2008年，八歲的密蘇里小女孩卡麗娜（Karina Encarnacion）寫信給候任總統奧巴馬，對他應該養什麼狗給出自己的建議。她還建議總統應該強制進行資源循環回收、禁止不必要的戰爭等。奧巴馬回信致謝，並提出了自己的幾點建議："如果你還不知道"同理心"這個詞的話，希望你能去查閱一下辭典。我覺得，在當今世界中同理心太不夠了。而要改變這一狀況，就靠你們這代人了。"

這不是奧巴馬第一次說起同理心。此前兩年，在澤維爾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的演講中，他就提到了同理心的重要性：「用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的眼光看世界——那些飢餓的兒童，失業的鋼鐵工人，家園被毀於一旦的人。當你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當你選擇擴大自己的考量範圍，對他人的苦痛——無論是密友還是陌生人——感同身受時，想不行動、不幫忙都難。」

這樣說來，同理心是對他人經歷的一種本能的映射。在《皇家賭場》中，邦德被擊中要害部位時，觀影的男人們也不禁打個寒戰、雙腿一緊。史密斯也曾說過那些「柔弱敏感的人」，他們看到乞丐身上的潰爛傷口就會覺得自己身上也瘙癢難受。在社會科學中，學者們廣泛支持心理學家C.Daniel Batson口中的「同理心利他主義假設」。Batson發現，簡單地引導受訪者用他人的視角看問題就能使他們更關心他人、更樂於幫助。

當認知神經科學經歷所謂的「情感革命」時，關於同理心的研究也層出不窮。情緒，尤其是關乎道德思考和行動的情緒，越來越成為研究焦點。例如，我們已經發現，一些當我們經歷痛苦時活躍的神經系統也會為他人的痛苦所觸動。其他研究者還致力於探索黑猩猩及其他靈長類動物如何顯示出同理心，兒童如何富有同理心，觸動同理心的情景等。

這並不僅存於理論中。如果我們能夠弄清楚同理心的工作機制，也許就能催生更多的換位思考。有些人面對政治宗教認可殘酷迫害異見者的行為能夠保持同理心，然而有些人卻由於基因缺陷、父母虐待或慘痛經歷（更常見的是以上原因皆有）而無法與他人同感。有百分之一的人被臨床診斷為「心理變態者」，其中一條典型癥狀就是「麻木不仁，缺乏同理心」。心理變態者的其他典型特徵，譬如缺乏罪惡感、病態說謊等，也都源於缺乏同理心。有些人將世界上絕大部分的苦難都歸咎於同理心的缺乏。在《邪惡的科學：同理心和殘忍的來源》中，SimonBaron-Cohen甚至將邪惡與「同理心被吞噬」畫上了等號。

Bazelon在一本探討霸凌行為的新書（《大棒與石頭》，蘭登書屋）中寫道：「霸凌行為最可怕的一面就是同理心的缺席。」這一描述不僅針對霸凌者，也包括那些面對受害者無動於衷的人。她警告說，參與霸凌活動的人里，很少會變成不折不扣的心理變態者。反之，他們的同理心障礙很大程度上與當時情境相關：霸凌者眼中的被霸凌者是毫無價值的；霸凌者選擇性關閉了自己的同理心機能。大多數霸凌者之後都會摒棄自己的行為，甚至感到後悔。「關鍵是要銘記每個人都有同理心和行為得體的能力，我們應當儘可能呵護這顆幼苗，」Bazelon如是說。

還有兩本最近出版的新書（JeremyRifkin的《同理心文明》，企鵝出版社；PaulR.Ehrlich和RobertE.Ornstein的《鋼索上的人類》，Rowman&Littlefield出版社）大力論證，同理心是人類進步的主要驅動力，人類要想繼續生存，必得更多的同理心。Ehrlich和Ornstein希望我們能夠「在情感上加入全球大家庭」。Rifkin則呼籲人們大踏步取得「全球性的同理心意識」，認為這是將世界從環境破壞中拯救出的最後希望。Rifkin的書用一個哀傷的問句結尾：「為了避免地球的毀滅，我們能夠及時達成生物圈共識，取得全球性的同理心嗎？」上述的書籍對同理心作了大量容易理解的學術闡釋，也都順應時代精神，將同理心的提升作為人類難題的終極解藥。

然而，他們的熱情可能放錯了地方。同理心有一些不幸的特點：偏狹，狹隘，無法計量。不去依賴同理心才是最佳做法。

1949年，三歲的小女孩凱西（KathyFiscus）不慎跌入加州聖馬利諾的一口井中，舉國關注。近四十年後的1987年10月，一歲半的的傑西卡（Jessica McClure）被卡在德州一座狹窄的井中，牽動了全美人民的心。營救Jessica的行動持續了五十八小時之久，里根總統在講話中說：「在這個時候，每一個美國人都是傑西卡的教父、教母。」

營救傑西卡

同理心的強大力量一次又一次地顯現出來。這就是為何2005年少女娜塔莉（Natalee Holloway）的失蹤牽動了全美國人的心；為何在大規模報道的災難（如2004年印度洋海嘯，2005年颶風卡特里娜，去年颶風桑迪等）之後，人們紛紛捐錢出力，甚至踴躍獻血。這也是為何在去年12月，20個無辜兒童在康州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中慘遭殺害時，舉國為之傷痛，人人希望幫忙。上個月，人們對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受害者的同情與支持也可以用同理心來解釋。

為什麼人們對這些慘劇作出回應，而無視其他一些災難呢？心理學家Paul Slovic指出，電視媒體對娜塔莉失蹤案的報道遠遠多過對同時期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種族滅絕的關注。在達爾富爾，每一天死於可防治疾病的人數是颶風卡特里娜遇難者的十倍，死於營養不良的人數則更是高出十三倍。

當然，這與新事件能夠獲得更高的關注度有關係。正如我們可以忽略馬路上的雜音一樣，人們也會對那些看似無休無止的事情不加察覺——例如非洲兒童的飢餓問題，或者美國的謀殺問題。過去三十年中，美國發生了六十起群體槍擊事件，遇害者約500人——這個數字只有死於謀殺的人數的千分之一而已。但是群體槍擊事件牢牢佔據了電視、報紙、網路版面，其中影響最大的一些還成為國民的共同記憶，譬如科倫拜、弗吉尼亞理工、奧羅拉、桑迪胡克等等。而除非你認識受害人，占死亡人數99.9%的謀殺案只是可以忽略的背景雜音。

產生同理心的關鍵就是所謂的「可辨識受害者效應」（the 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四十五年前，經濟學家Thomas Schelling不無諷刺地寫道：「倘若一個六歲的棕發小女孩需要幾千美元來做手術，這樣她就能活到聖誕節的話，人們寄去救她的錢就能塞滿郵局；但是如果取消徵收一項銷售稅，馬薩諸塞州的醫療設施就會老舊化，從而導致本可避免的死亡難以察覺地增多時，沒有幾個人會流下同情的淚水或是拿出支票認捐。」

實驗也確認了「可辨識受害者效應」的存在。在一個實驗中，心理學家Tehila Kogut和Ilana Ritov詢問一組受訪者，為開發一種能救一個孩子的藥物，他們會捐助多少錢，問另一組人的則是他們會為救八個孩子捐助多少錢。答案幾乎一樣。但是當她們告訴第三組受訪者接受救助的一個孩子的年齡、姓名，並展示了她的照片後，捐贈額直線上升——遠遠超過人們願意捐給八個孩子的數額。

受害者的數量並不重要——聽到受苦的有五千人還是五十萬人並不會產生太大的心理差異。想像一下，你剛從報上讀到，在一個遙遠的國家有兩千人在一次地震中遇難了。然後你發現，死亡人數其實是兩萬。你有感到十倍的難過嗎？我們意識到數字的重要性，也是基於理性，而非同理心。

正如批評家Linda Polman指出的一樣，在更廣泛的人道主義語境下，同理心會領我們走入歧途。當暴力作惡者從救助中獲益時（比如軍閥向國際救濟機構索取「稅收」），他們其實是在被鼓勵施以更多暴行。這和印度的一些父母將新生孩子的四肢損毀，以使他們成為更博人同情的乞丐是一樣的道理。人為造成的兒童殘疾使我們心情沉重，但倘若我們想要有效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就必須先將情感放在一邊，作出更冷靜的分析。

同理心無視事實和數據，它只被「可辯識受害者效應」吸引

「同理心政治」（politics of empathy）也並不能解決公共領域的問題。典型的政治爭議往往涉及我們應該對哪一方報以同理心。舉例來說，自由主義者支持控槍，他們聚焦在槍支暴力的受害者身上；保守主義者則將焦點置於那些面對罪犯，手無寸鐵的受害者之上。自由主義者支持加強聯邦施行的安全規條，頻頻援引受工傷的僱員的悲慘遭遇；反方的保守主義者則大談因繁瑣的安全要求而破產的小商戶。所以別指望著你的對手如果有多一點同理心就會轉而支持你。

很多情況下，同理心都會把我們拉到錯誤的方向上。站在受害人的視角上，怒火就會驅使我們進行懲罰報復行為（想想那些以死亡兒童命名的法律吧：梅根法，傑西卡法，凱莉法）。但是進行懲罰的強烈願望是無視長期後果的。Jonathan Baron和Ilana Ritov曾進行一項研究，詢問受訪者，某公司生產的疫苗導致一名兒童死亡，他們將如何對此公司進行懲罰。一些受訪者被告知，高額罰款將使這個公司更加努力地研發生產更安全的疫苗；另一些則被告知，高額罰款將使公司不再有動力製造疫苗，而由於市場上沒有可替代產品，這一懲罰措施將會導致更多兒童死亡。訪問結果表明，大多數人毫不在意——他們只希望能狠狠地懲罰公司，無論後果如何。

這一反動力經常出現在刑事司法領域中。1987年，已被判刑的謀殺犯Willie Horton毆打併綁縛一位男子，然後強姦了他的未婚妻。彼時，Willie Horton剛從馬薩諸塞州東北懲戒中心出來，在進行短暫休假。休假項目隨即被視為時任州長Michael Dukakis犯下的一個重大錯誤，在翌年他競選總統時，他的政敵們還藉此猛烈抨擊他。但實際上，休假制度恰恰可能降低了類似事件發生的幾率。1987年發布的一項報告發現，在休假項目實施後的十一年裡，馬薩諸塞州犯人的累犯率持續下降，而在被釋放前進行過休假的犯人的累犯率又低於未參加休假項目的犯人。問題在於，你無法確切指出這項計劃的受益者——那些免於被強姦、襲擊或殺害的人，正如你沒法辦法說某某人就是因為接種了疫苗才免於一死一樣。

還有更大的領域。明智的政策的好處往往只能通過數據體現，但這些政策的受害者卻有名有姓，還有故事。想想全球變暖吧——Rifkin說這是「導致災難性的氣候變化和威脅人類生存的持續增熵」。同理心的局限性尤為明顯地暴露出來。反對控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人振振有詞，他們有的是那些「可辨識的受害者」的故事——那些苦於成本上升、企業關張的人。而在未來某個時刻，數百萬人將由於我們現在的不作為而遭受滅頂之災——但現在，他們只是毫無說服力的抽象數字而已。

政府之所以不能施行謹慎的、長期的政策，常常被歸咎於民主政治的激勵制度（青睞短期權宜之計）和金錢的強大影響力。但是同理心也有責任。太多時候，我們今天對特定人的關懷往往意味著無視那些在未來可能累及無數人的危機。

道德判斷需要的不僅僅是設身處地。哲學家Jesse Prinz指出，一些我們很容易就能判斷為錯誤的行為，譬如入店行竊、逃稅等，並沒有可辨識的受害者。而很多好事——例如訓導一個有危險行為的孩子，建立公正的制度來決定誰應該先得到器官移植（儘管排名靠後的人會感到痛苦難過）——都需要我們將同理心暫放一邊。八人死亡比一人死亡更嚴重——即使你知道那一人的姓名；人道主義援助如果缺乏針對性，將適得其反；為應對氣候變暖的威脅，犧牲一些眼前利益也是必要的。心理學家Steven Pinker寫道：「暴力的衰落可能歸功於同理心的增強，但它更歸功於一些更為冷靜的能力，例如謹慎、理性、公正、自控、規範和禁忌以及人權理念等。」對道德責任和可能產生的後果進行理性的、甚至是反同理心的分析，而不是單憑同理心行事，才是更理想的規劃未來的方式。

Rifkin等人看似有理地認為，道德進步是要將我們對家庭、對部族的關心擴大到人類整體。但是，我們不可能對七十億陌生人報以同理心，也不可能像關心孩子、朋友、愛人一樣關心一個從未謀面的人。我們對未來的期望不是把人類當成一個大家庭——這是不可能的——而是意識到，即使我們無法對陌生人報以同理心，他們的生命也和我們所愛的人毫無二致，具有同等價值。

我並不是在呼籲摒棄同理心。一個心理變態者的族群可能也很聰明，也能夠提出團結和公平的原則。（實驗證明心理變態的罪犯善於作出道德判斷。）這些缺乏同理心的人的問題在於，雖然他們可以辨別是非，卻無意按此行事。要將認知轉化為行動，必須要有一點點感同身受。

但一點點就夠了。不考慮極端的心理變態者，沒有證據表明同理心稍弱的人就比其他人更不道德。Simon Baron-Cohen觀察到，一些通常被認為同理心不足的自閉症和阿斯伯格症患者反而具有更高的道德水準，因為他們有強烈的遵守規則、確保正確應用規則的意願。

同理心真正發揮重要作用的舞台是在個人生活中。沒人想活得像狄更斯筆下的功利主義者湯瑪斯·葛萊恩一樣，把和包括子女在內的所有人的交往都視為赤裸裸的經濟行為。人之所以為人，正是因為擁有同理心——它使我們成為道德關懷的主體和客體。只有當我們以同理心為道德嚮導時，它才會辜負我們。

桑迪胡克槍擊慘案發生後，所在地紐頓被蜂擁而至的捐贈淹沒，以致不堪重負。超過八百名志願者專門負責處理寄來的禮物——即使紐頓官員已經公開呼籲大家將物資寄去別處，捐贈還是源源不斷。這個富足的社區收到了數以百萬計的捐款，一間間大號倉庫里堆滿了毫無用處的玩具。我們對他們的痛苦感同身受，我們迫切想要幫上忙。但同時，幾乎兩千萬美國兒童面臨飢餓的威脅，而聯邦食品券項目正面臨近百分之二十的預算削減。在慷慨資助女童傑西卡的醫療的人中，不少都支持削減州醫療補助計劃的預算。也許明年將有五千萬美國人患上食源性疾病，但預算削減將導致食品和藥物管理局開展的安全檢查減少兩千次。更令人難以察覺的是，明年美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將達到二十公噸，而國會的很多政客仍力圖進一步放鬆對溫室氣體排放的限制。

這就是同理心的悖論。同理心的力量在於，它能將我們的道德關懷代入指向的焦點上。但如果一個背負數十億人口的星球想要存活，我們就必須將那些還沒被影響到的、甚至還未出生的人的福祉納入考慮範圍。這些人沒有姓名、沒有照片、沒有能夠打動人心的故事。他們的命運取決於我們的深思熟慮、仔細盤算。井裡的孩子永遠會牽動我們的心——這是人性的準繩。但人類倘若想要擁有未來，同理心就必須讓步於理性。

譯者：魏蜀饃（微信：心靈治癒課，xinlishe）

原題《井裡的孩子：同理心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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