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鈴薯的名堂

（農健/圖）

汪曾祺會畫，卻不以畫名，跟他不太熟的，更可謂知者無多；即使是一些故友，比如說黃裳，認識他近四十年，也只是在1981年後，才對他的畫風，偶然有所領教。多數外人，僅聽說其父擅畫，卻不知道汪曾祺也能畫，並繪過兩部圖譜，一畫馬鈴薯，一畫口蘑。只不過，畫成未久，就全毀了。

沒辦法，反正圖譜沒了。但一提舊事，他必然痛心。也不難理解，因為圖譜之得，於他來說，實在並非易事。1958年補劃右派，下放張家口，吃盡苦頭，也吃遍馬鈴薯：兩年不到，改造見效，竟至脫帽，卻無處可去。不能吃閑飯，只得打雜；碰上單位要一套馬鈴薯圖譜，他就銜命轉至沽源，進馬鈴薯研究站，下田觀察植株，畫過花，再畫葉，最後畫薯塊，都畫完了，就手兒用牛糞火烤熟，吃掉，——品種不同，口感和味道也兩樣。也不知算不算誇海口，反正說到吃馬鈴薯，他總禁不住要說一句：「像我一樣吃過那麼多品種馬鈴薯的，全國蓋無第二人。」那裡集中了各地百來種馬鈴薯，不少甚至是「從青藏高原、大小涼山移來的」。所以，馬鈴薯的許多名字，他都能脫口而出：「河北、東北叫土豆，內蒙古、張家口叫山藥，山西叫山藥蛋，雲南、四川叫洋芋，上海叫洋山芋，除了搞農業科學的人，大概很少人叫得慣馬鈴薯。」

那一時期，同吃同住的人，有一些是馬鈴薯研究人員。我估摸，馬鈴薯七七八八的名字，他們應該有所覺察，甚至能說出子丑寅卯來。可惜汪曾祺見怪不怪，並無刨根問底之興：馬鈴薯叫了山藥、山藥蛋，那地道的、一名薯蕷的山藥，在內蒙古，張家口，還有山西，土名該叫什麼？

我出生的小鎮清化一帶，就是以前的懷慶府所在，位於豫西北和晉東南的交界處，素以「懷山藥」聞名。山藥和山藥蛋，無論形貌，還是功用，都與馬鈴薯迥然相異，是家鄉三歲的幼童，都不會混為一談的。

山藥近乎四時可見，鄉人並不金貴。就藥效言，切片晒乾，作一味中藥，無可替代。家常烹飪，蒸煮燒烤，無所不宜。下鍋熬粥，一如紅薯和蔓菁，尤得婦孺歡心。「拔絲山藥」是常見甜食，更是紅白喜事，席面必備。山藥蛋又小又黑，碩大者尤少，且大不過大拇指的指甲蓋，除去作零嘴，似別無用場。梁實秋晚年憶舊，說北平冰糖葫蘆，「材料種類甚多，諸如海棠、山藥、山藥豆、杏干、葡萄、橘子、荸薺、核桃」。不消說，他筆下的「山藥豆」，是山藥蛋在古都的叫法。不過，我小時在老家，吃過的糖葫蘆，都是用山楂做的，沒聽誰用過山藥蛋，——那麼一丁點兒的小玩意，串成糖葫蘆，也太滑稽了吧。二十餘年前，我在北京編報紙，報社在虎坊橋往南一個丁字路口，從那裡往北直走，穿過珠市口西大街，不遠處就是梁氏買糖葫蘆的琉璃廠，慢步蹓躂過去，頂多也就刻把鍾，可我打那兒的胡同口路過，卻從沒見過山藥豆糖葫蘆，也不曉得現在過年時候，地壇的新廟會上，還能不能見到。印象之中，山藥蛋的來歷，老北京都不會糊塗：山藥蛋長在山藥藤蔓上，是葉腋間生出的珠芽，——而馬鈴薯，或者土豆，或者我祖母慣常說的「地豆」，和山藥相同，是地下塊莖。有了這個常識，聽到馬鈴薯給叫做山藥，乃至山藥蛋，也說不上是怎麼回事，感覺上總是有點異樣。

也許只能說，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罷。

汪曾祺畫馬鈴薯前後，他西南聯大的老同學何炳棣，也在美國鑽研馬鈴薯：「遍檢北美各館所藏方誌」，然後「部分地按照年代，部分地按照地區，將種植馬鈴薯的各省、府、州、縣全都排列一過」，從65種志書中，找出馬鈴薯的所有俗名。我歸納了一下，發現他查出的名稱雖多，卻不外兩類。一類跟「外洋」有關，即外國來的芋或者薯：曰陽芋，曰羊芋，曰揚芋，曰洋芋，或曰洋薯。另一類，就是根據形狀，或者生長特性，予以形象化的本土命名，比如土豆、地豆、土芋、土卵，和「形有小大略如鈴子」的「馬鈴薯」。唯一的例外，是光緒年間的《山西通志》，沿用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成說，以「陽芋」稱馬鈴薯，強調「俗呼山藥蛋」。而在古代文獻里，對馬鈴薯的植物學描述，吳氏所作最早，也最完善：陽芋，黔、滇有之。綠莖青葉，葉大小、疏密、長圓形狀不一，根多白須，下結圓實，壓其莖則根實繁如番薯，莖長則柔弱如蔓，蓋即黃獨也。療飢救荒，貧民之儲，秋時根肥連綴，味似芋而甘，似薯而淡，羹臛煨灼，無不宜之。葉味如豌豆苗，按酒侑食，清滑雋永，開花紫筩五角，間以青紋，中擎紅的，綠葉一縷，亦復楚楚。山西種之為田，俗呼山藥蛋，尤碩大，花白色。聞終南山岷，種植尤繁，富者歲收數百石雲。

但關於馬鈴薯的名實之辨，何氏研究亦別無新解。只是從他所引勞費爾《美洲作物的遷移：馬鈴薯》中，倒是不難看出，馬鈴薯的日本名稱流變。此書作者，——何譯洛佛，是大名鼎鼎的人類學家和漢學家；他的名著《中國伊朗編》，商務印書館1960年代出過譯本，講的就是在栽培植物以及產物的歷史方面，中國給予古伊朗文明史的特別貢獻。

勞費爾的專著，是一部馬鈴薯的世界傳播史，在其自戕之後四年，由漢學家韋慕庭整理付梓，其中有兩章專講馬鈴薯在中國，以及在日本和朝鮮的移植過程。他相信，原產南美洲的馬鈴薯，差不多同時傳入中國和日本，即在中國是萬曆年間（1573至1620年），在日本是慶長時期（1596至1615年），而且都跟從雅加達轉道台灣的荷蘭商人有關係。所以，日本人最初對馬鈴薯，有「咬吧薯」和「和蘭薯」兩個稱呼，——「咬吧」與「和蘭」，是雅加達（Jacatra）與荷蘭（Holland）在中日兩國的古稱，後來衍化為「爪哇薯」或「爪哇芋」。時下通行的日語辭典中，與土豆對應的名詞，一為「馬鈴薯」（ばれいしょ），一為「ジャガイモ」，或じゃが芋（じゃがいも）；後者中的ジャガ（じゃが），正是ジャガタラ（Jacatra）的縮寫。但中國的「馬鈴薯」，何時進入日語，且和「爪哇芋」（じゃが芋）並行不悖，於今無人能解。

照勞費爾之說，馬鈴薯初至日本，類似剛到中國，很少有人將之視作糧食，種植地域並不廣泛。反倒是馬鈴薯白色、黃色和淡紫色的花，更受東瀛民眾讚賞，是不少文人騷客吟詠的對象。歌人島木赤彥和中村憲吉合著的《馬鈴薯花》，即為近代一部有名的和歌集。

或許是趣味不同，馬鈴薯花在中國並不知名，也似從不入詩。汪曾祺定為右派那一年，郭沫若趁著「大躍進」，只用十天工夫，就趕出一部詩集《百花齊放》，唱遍百種花草，——連黃瓜花和菜子花都榜上有名，馬鈴薯花卻不在其列。至於詠及馬鈴薯之長短句，更為難得一見。我依稀尚記，上小學前那個早春，在家裡初學識字，隨了做老師的母親，在燈下拿著報上新刊的毛主席《念奴嬌·鳥兒問答》，一字一句念過：「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

話說回來，繪圖譜，辨草木，汪曾祺都下過真功夫，但他說只是「近似學匪派的考古」。可看他著文談馬鈴薯，考證之功何在，卻一點也瞧不出來。而且，他對馬鈴薯何時進入中國，所下結論也嫌過於馬虎：「我總覺得大概是明代，和鄭和下西洋有點緣分。」

此言若實，馬鈴薯入中土之時，就要提前近一百五十年，只不知他有什麼依據。

我有時感覺，汪曾祺寫散文，也近於他的畫畫，仿八大山人筆意，心態隨便，「遣興而已」。偶有作品出來，不管是畫，是文，他都不高看，甚至戲言，「只能自己玩玩」。

他是一個隨遇而安的人，謙虛，通脫，——記得有一年，廣東人請客，不知怎麼的，我恰巧和他比鄰而坐。吃到最後，一大桌人東拉西扯，閑話興緻正好，忽聞有人發問：「魚頭還有人吃嗎？」

循聲望去，只見打魚頭主意的，竟是汪曾祺。席間，他只吃菜，飲酒，聽人聊天，幾乎無話。

原來，對於吃食，「美食家」並不講究。

由此推想，汪曾祺的不拘小節，實也常見筆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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