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步克：南北朝競爭就是文化士族PK軍功貴族

十六國北朝的政治結構，與魏晉江左有很大不同。它們大多存在著民族統治和異族皇權。」異族皇權「指代表某個少數族統治多數異族人民的皇權，它得到了國人武裝和軍功貴族的支持。北朝也有漢族士族，不過因其處在不同政治結構之下，其社會地位、政治功能和文化風貌，就與江左髙門有了很大不同。我們不能只看南北士族的共同點，而對其不同結構性地位視而不見。這種差別深刻影響了南北朝的政治發展，決定著雙方的不同命運。

五胡十六國示意圖

比較東晉與十六國皇權，一個相反的趨勢立刻映入眼帘：一方皇權趨弱而另一方皇權趨強。東晉皇權落到了與門閥」共天下「的地步，而北方就不同了，十六國君主，大抵開初就擁有強大的軍事專制權威。後趙皇帝石虎立法禁止私論朝政，鼓勵下屬檢舉長官、奴僕檢舉主人，弄得公卿以下相顧以目、不敢交談。胡三省評論說：」石虎之法，雖周厲王之監謗，秦始皇之禁語，不如是之甚也！「石虎所為，跟秦之」禁私議「、」告奸「確實也相去不遠。石虎太子石宣的圍獵，竟有這樣的排場：」列人為長圍，四面各百里。驅禽獸，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皆跪立，重行圍守，炬火如晝「。不妨拿這」文武皆跪立「場面，與晉元帝生拉硬拽著王導同登御座相比較。對比真夠鮮明的。後趙皇帝作威作福的消息，傳入了成漢之主李壽的耳朵里，有使者向他」盛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且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李壽馬上如法炮製，大修宮殿，」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在尋求專制上，當君主的總是不甘人後。在江左皇權進入低谷之時，北方的異族皇權卻一舉扭轉頹勢。

外戚、宦官是依附於皇權而撥雲弄雨的政治勢力。東晉皇權低落、門閥專權，政治舞台上外戚、宦官的身影，就黯淡下去了。而十六國卻出現了后妃、宦官」權傾內外「的情況。北魏的馮太后、胡太后，皆大權在握、威福由己。北魏的宦官更為活躍，他們封爵拜相，其名號之崇髙為歷代所無，弄權擅政，竟至」殺帝害王「、」廢后戮相「。以致有學者說，北魏是歷史上宦官最猖獗的時期之一。陵墓規模，有時也是皇權強弱的一個投影。曹魏皇權低落，皇陵就沒有封土。而前趙劉曜為自己建壽陵，周回四里，下深二十五丈；為其父其妻建陵，」下錮三泉，上崇百尺「，費用以億計，用了六百萬個勞動日。北魏帝後陵，重現秦漢侈靡浩大的雄風，馮太后永固陵髙達23米，結構宏大而建築精美。十六國的君權也有粗糙不穩定的方面，如皇儲制度不怎麼周密，皇子們爭權奪位、彼此廝殺，經常招致動亂。統治者也探討解決之道。北魏有太子監國之制、輔政大臣之制，還有」子貴母死「之制，皇位的穩定交接得到較好保障。所謂」子貴母死「，就是哪位后妃的兒子被定為太子，則其母賜死，以此堵死後族干政之途。

無論如何，存在著強大的皇權這一事實，對北朝政治發展的意義，怎麼估計都不過分。皇權是官僚組織的權威來源和運作保障。北朝政府能完成很多南朝望洋興嘆的任務，就在皇權較為強大，進而是官僚組織較髙效率。比如北魏有能力實行均田制、三長制，王仲犖先生認為，其原因就是」拓跋氏王權十分強化的結果「。

異族皇權的強化，與北族部落組織、部落精神直接有關。騎馬部落的酋長和部眾間，存在著一種」主奴「關係，從而與華夏政權中皇帝與士人的關係，頗為不同。華夏士人的行為模式，包含尋求政治理想、尋求個性自由的方面，比如」從道不從君「、比如蔑視權勢富貴等等，這對專制集權有一種抵消或限制作用，而酋長部眾間的」主奴「關係，卻是一種無條件的依附和無條件的忠誠。」五胡「在」漢化「中、在採用漢式皇帝制度時，也用部落傳統中的」主奴「觀念，強化了皇帝制度的專制性質。所謂」專制「，本來就是把君主與臣民的關係處理為」主奴「關係的一種制度。

王仲犖先生又認為，拓跋王權強大的原因在於自由民的存在；王權保障自由民，而自由民支持王權。按，所謂自由民支持王權，很大程度上在於部族紐帶的維繫。在民族衝突和民族壓迫的社會漩渦中，同族成員無論尊卑，只能抱成一團死地求生。由此形成」國人武裝「體制。按，在周朝，本部族的成員稱」國人「，土著居民和被征服者稱」野人「。十六國北朝襲用了」國人「之名，用以稱呼本族同胞。石趙就把本族羯胡稱為」國人「，而把漢人稱為」趙人「或」晉人「。鮮卑禿髮氏的南涼，以晉人事農桑，以國人習戰射；打仗時晉人守外城，國人守內城。北魏」國人「指稱的是」與拓跋氏同出北荒之子孫「，丁零、匈奴、氐、羌及漢人都不是」國人「。」國人「往往組成世兵，成為政權的軍事支柱，甚至組成為最精銳的禁軍，由此獲得仕進機會。前趙的中軍宿衛、親御郎，後趙的龍騰中郎，北魏的羽林、虎賁等，都是這種禁軍。同族紐帶的強大凝聚力，保證了國人武裝的強大戰鬥力。南朝也有世兵，然而地位低下、形同賤隸，出征時得有時給他們加上鎖鐐以防逃亡。而」五胡「兵力強勁，不僅僅來自他們的尚武和騎射傳統，也因為他們是在為本族、甚至為自己而戰。而在這時候，強大的國人武裝也就支持了一個軍事專制的皇權。

北朝騎馬武士俑

國人支持皇權，皇權也保護國人利益。與中國之君不同，北魏皇帝經常率兵親征，並在戰勝之餘對掠奪物予以普遍班賜，人人有份兒。這顯然是游牧族的傳統：部眾只崇拜勇猛的主子，而掠奪物被認為具有」共有「的性質。在北魏，還能看到君主頻繁巡行，宴耆老、問疾苦、賜貧人妻、賜醫藥、賑災民，這都很像是在履行父家長或氏族首領的原始義務。孝文帝的巡行賑恤之舉，曾拯救了數十百萬的饑民。北魏的均田制，源於對國人的」計口受田「，學者認為，它與部落的原始平等精神和村社傳統相關，保證了每位國人都有一塊土地。遷至平城的新附者也被」計口授田「，既然歸附了本族，那麼就給予類似國人的」同胞「待遇。看似原始的部族風習，其實也蘊含著文明階級社會業已喪失的某些東西。拓跋族入塞最晚，」鮮卑野俗「最為濃厚，然而那也使部族的原始平等之泉，得以給華北大地以較多、較長久的滋潤。當然，拓跋政權中已存在著等級和壓迫了，」氏族平等「、」村社互助「等只是一種殘留因素；然而在錯綜分力中加入了某種新的分力，就可能使事物進入新的平衡態。從」國人「始，自由民組成為政權社會的基石，勞動者地位得以提髙，由此展示出了有異江左的社會前景。

從周代井田公社制到戰國授田制，留下了一種傳統，即公社之上的君權的」父家長「式的干預與支配。戰國《田律》之類文獻顯示，國家對耕作的管理非常細密。漢代自由小農已大量出現了，但因歷史的慣性，國家還經常以父家長對待村社的姿態君臨編戶，管理細密而無微不至。例如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之類律文，就表現了對社會生活的強勢干預。魏拓跋族入主中原後，部族傳統導致了類似的君民關係。北魏的均田制，該種多少桑田、多少麻田、多少菜田，都一一規定之。正如戰國授田制，構成了秦漢編戶齊民體制的前身、構成了早期專制皇權的基礎一樣，北魏的強大國家通過均田制和三長制，重建了編戶齊民體制。

國人武裝之外，軍功貴族是異族皇權的又一堅強支持者，也是政權中的最大權勢者。軍功貴族的核心成分，則是皇親國戚。匈奴的漢趙政權就是一個例子。周偉洲先生曾提供了這樣一份統計：在263名官員中，劉淵一族佔到了44人，劉氏宗族佔30人，其他匈奴族40人，以上共計114人，漢族131人，其他少數族18人。漢族士人做官的雖不算少，但大權在匈奴手中，不太好說胡漢共治。前秦的漢族士人王猛協助苻堅改革，政績卓著；不過從統治成員比例看，在面對氐族權貴的時候，王猛幾乎是孤家寡人。

南北朝形勢圖（南齊北魏時期）

北魏初年，因部落大人制度的殘餘影響，異姓王公的權勢一度是比較大的。皇權隨即抑異姓而崇宗王。魏孝文帝降低了異姓王公的爵號，廢除了他們的世襲軍號之制，而讓自己的兄弟」獻文六王「出踞顯位、佔據要津。西晉和南朝也出現過宗王政治，那是皇權衰落時自我維護的」權宜之計「，不無」飲鴆止渴「味道。北魏的情況卻相當不同，正如學者指出的那樣，在這裡」宗王權重，便意味著皇權的伸張「。北魏的宗王很少覬覦皇位、生事作亂，他們」枝葉扶疏「的家族，構成了環衛皇權的髙大防波堤。孝文帝改革後，漢族髙官數量大增；然而統計又告訴人們，孝文帝和宣武帝兩朝，諸公、尚書令仆、侍中及領軍、護軍幾種要職中，鮮卑貴族分別佔68%和67%，其中宗室比例為36%和56%。」防波堤「矗立依舊。封爵是北魏貴族的身份尺度。孝文帝時，公侯萬數。宣武帝頒布了」五等諸侯選式「，確定擁有封爵者的起家資格：封公爵的，同姓宗室自正六品下起家，異族貴族自從七品上起家，漢族士族自從八品下起家；封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的，三種等而下之。那麼從選官特權之差，鮮卑同姓權貴、異姓權貴和漢族士族三者的政治地位之差，就昭然若揭了。

十六國政權大都儘力吸納漢族士人，承認北方士族的門第特權，有的還沿用了九品中正制。孝文帝漢化改制時，也把士族制度視作」漢制「的固有部分加以採用了，大規模地」分定士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趙郡李氏、隴西李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諸族，居漢族士族之首；同時鮮卑權貴，也各自被授予了崇高的門第。為了區分門第髙下，朝廷還制訂了膏粱、華腴及甲姓、乙姓、丙姓、丁姓之類等級，各郡中正據此編製一種叫作」方司格「的文件，作為選官的依據。然而考察也顯示，北魏的士族髙下，更多是由皇權確定的、以當朝官爵為準的，傳統門第只起次要作用。隴西李沖、中山王叡都不是魏晉舊門，但他們得到文明馮太后的寵幸，便被不次拔擢，由此逐漸成了盛門，又趙郡的李奕、李敷兄弟，也有類似的際遇。身為大族卻以」內寵「、以床笫之幸而得顯貴，陳爽先生稱之為」令人尷尬的非常途徑"。北魏」姓族「系由皇帝」分定「，這與江左的」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情況很不相同。

即令北方漢族士族以門第自詡，他們仍是被征服者：面對鮮卑皇權的生殺予奪，他們無從抗拒。北魏政權的主幹，是異族皇權、軍功貴族和國人武裝，漢族士族只是附著其上的磚瓦椽木。他們在統治層中的數量增加，並不能改變這個事實：北朝的政治主調是軍功貴族政治，而不是士族門閥政治。北方士族既無江左髙門的那種尊貴雅望，也沒有多少坐享天祿、悠遊放誕的社會空間。異族皇權的強大壓力，迫使北方士族髙度」官僚化「了。他們勤奮敬業，為北朝的政教建設做出了歷史性貢獻，甚至兼資文武，呈現出了類似軍功貴族的風貌，從而與江左名士的精神貴族形象，分道揚鑣了。北方政權的開放性是很大的，還在不斷地吸收地方豪族，他們構成了軍功新貴的又一來源。這在西魏北周更為明顯。這就進一步拉大了北方」世家「與江左文化士族的距離。

南朝石辟邪

簡單說來，江左的最大權勢者是文化士族，而北朝的最大權勢者則是軍功貴族。南北朝的歷史，就是文化士族與軍功貴族的歷史，南北朝的競爭，就是文化士族與軍功貴族的競爭。進一步觀察，則十六國北朝的政治結構，與南朝相當不同。由於民族矛盾，北朝的政治結構之中，存在著江左政權所沒有的強大張力。作為征服者，君主得以對民眾施加更嚴厲的管制——壓迫異族人，總比壓迫同族人容易得多；統治部族也保持著髙度警懼，夙興夜寐、緊密團結，以應付被征服民族可能的叛變，被征服者在別無指望的情況下，就只能兢兢業業地邀寵於新主了。在這樣一種政治結構下，政權的各個組成部分，都被激發出了政治活力。

*本文節選自《波峰與波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作者閻步克系北京大學人文學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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