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問真答:中國古代也有抄襲現象嗎
中國古代的抄襲現象可能比現在還普遍。由於缺乏版權保護機制,信息交流也不順暢,抄襲行為很難被追究;再加上古人的仕途往往與作文能力密切相關,在低風險和高收益的刺激下,抄襲現象自然在文壇上泛濫成災。不要說一般的格式借鑒、意境模仿,甚至一字不落地「複製黏貼」都大有人在。
以唐代為例,那時詩文創作是入仕的重要標杆,科舉制又不及後世嚴格,許多有影響力的官員都能向朝廷推薦人才。應試舉子常以「行卷」(即自己平時的作品)遍訪權貴,以求仕途發展。有了利益上的強勁驅動,誕生出行為上的無恥之徒也就不足為奇。
如元和年間的進士李播,在蘄州做郎中時,有李生攜行卷謁見。李播看過行卷後,發現是自己未及第時的作品《唐詩紀事》。又如大中年間,盧均做郎官守衢州,有人帶著行卷前來拜謁。盧鈞翻了十餘篇,竟全是他過去的文筆。在接收行卷時遇上自己的舊作,顯然是低概率事件。李播和盧鈞神奇的遭遇,側面反映出抄襲現象有多嚴重。
詩作《代悲白頭翁》與《有所思》幾乎一模一樣,兩者均收錄於《全唐詩》,不過許多史料都認為是後者的作者剽竊了前者
除了詩文抄襲外,古代的公文撰寫也多使用抄襲的形式。以至於有些公務員一旦看不見老文獻,就喪失了動筆能力。據《朝野僉載》所記,唐代有個名叫陽滔的中書舍人,某次接到起草詔書的命令,剛好管理文件庫的令史不在。這陽滔沒有舊文件做參考,根本寫不出詔書,最後只好用斧子斫開了庫房的窗戶。當時人遂譏諷他為「斫窗舍人」。
再如北宋年間,有個名叫陶谷的翰林學士,以功大為借口,找人向宋太祖舉薦自己。結果太祖笑道:「常聽說翰林起草文書時,每次都使用前人的舊檔,只更換幾個詞語而已。這麼依樣畫葫蘆辦事,有何功勞可言?」不過退一步講,朝廷本來就經常發布機械性的命令,文書內容重複倒也可以理解。
宋代之後,因經濟文化發展,私人編纂書籍漸成風尚,與之相關的抄襲乃至偷盜亦不絕於史。中晚明時,張之象編修《唐詩類苑》二百卷,其書稿刊行前為卓明卿所得。卓明卿居然將《唐詩類苑》的初唐、盛唐部分盜為己有,先行刊發。
刊有部分《唐詩類苑》內容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又如,明末清初時,談遷辛苦奮鬥二十餘載撰寫《國榷》。結果有人窺探其成果,於夜間潛入談遷家中,把手稿盡數竊走。幸而談遷本人意志堅強、學問紮實,又重修了一部《國榷》。這些明目張胆的「盜版」案件,鮮有犯人遭到法律懲處,說明古代政府對版權問題基本上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當然,也可能是由於管理技術上的落後,導致打擊盜版缺乏可行性。
尤為奇葩的一類抄襲行徑,是對兵書內容的復刻。自宋朝以來,一方面因邊事吃緊,一方面因私著流行,市面上的兵書戰冊如井噴般增長。這之中又屬明代產量最高,其抄襲現象也最為惡劣,常常連名人名著都不能免俗。
翻開明初劉基所著的《兵法心要》,即堂而皇之地大段復刻《武經總要》。晚明時期茅元儀編寫的《武備志》,也照搬了不少《武經》的內容。但《武經總要》成書於宋代,其中許多兵器戰法,莫說明朝人不用,連宋朝人都未曾用過。兵書屬於工具類書籍,假如簡單地抄襲,就喪失了使用價值。縱觀明代兵書的作者,純粹原創的只有寥寥幾人。晚明的兵書產量極高,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卻頗少見,說明多數作者並未從實際角度鑽研兵學。
《武經總要》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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