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陽明心學 再啟中國精神之源

心學發端於先秦的孟子。孟子說人有惻隱心、羞噁心、辭讓心、是非心，以此論證道德的根據在人心。心學成就於明代的王陽明。王陽明說：心「只是一個靈明，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這其間經歷了禪宗這個發展階段。禪宗是中國佛教中的心學，因為它是對準了心來修行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唐代的禪宗心學為宋代、明代的儒家心學作了極重要的準備，提供了很豐厚的思想資料，這樣才會有王陽明學說作為心學的最高峰。陽明之後，心學漸衰，程朱理學長居主導意識形態之地位。再後來，西學東漸，中國歷史進入了近代，西學遂大行於天下，直至今天。

西學若果能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即我們民族安心立命的問題，倒也罷了，何需再談陽明心學？心學之被淡忘，似乎是一個走入了現代化進程國家的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但是，西學（西方的自然科學、西方的社會科學和西方的哲學）是不能解決中國人的人生觀問題的，因為人生觀的要點，是「心」之安頓的問題。中國的一部近現代史走到今天，國人的心依然沒有安頓好，這是一個終於被大多數人都看清楚了的事情。於是，這樣一個結論應該可以下了：來自西方的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哲學，都不可能指到這個「心」。

一

自孟子以降，經禪宗，到王陽明，所講的「心」，既不可譯成英語中的heart，也不可譯成英語中的mind。前者可以是指「心臟」，後者是指「心智狀態」或「意識狀態」。它們都是科學的對象。前者是生物學的對象，後者是心理學的對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既不是heart，也不是mind，它是哲學的對象（或宗教的對象，或藝術的對象）。凡以之為對象的哲學學說，便可稱為「心學」。因此，心學不是心理學，也不是心臟學。

心，既不是科學的對象，就一定不是一個可以直接經驗到的東西，它一定是「超驗的」。這是借用西方哲學的術語說話。其實，也就是說，心是超生物、又超心理的。因為它超生物、超心理，若要請孟子把他所說的心拿出來給大家看看，他是斷然拿不出來的。但這個拿不出來的東西，卻是存在的。孟子這樣證明它的存在：如見孺子入井，任何一人都必生「怵惕惻隱之心」，情不自禁要去救他。此心一生，隨即援救，「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這就是說，怵惕惻隱之心，非從頭腦對現實的功利考慮中來。此心純然就是一個情感：驚懼哀痛。正是這一情感打通了我們與孺子之間本來存在的形骸間隔，使我們與孺子成為一體。這叫「一體之仁」。

此「仁」之本原，就是那個不可用科學來加以研究的「心」。「心」之發動，即「仁」，它不但可以把我們與孺子連為一體，還可以把我們與宇宙中凡有生命的和無生命的萬物都連為一體。陽明心學在北宋的先驅程顥，有這樣一句話：「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既然那個使萬物連為一體的仁，源自心，所以，陽明心學在南宋的又一個先行者陸九淵，便更進一步說：「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此心之偉大，由此可以見到。中國哲學以這顆偉大的心，形成了道德的宇宙觀。把宇宙溯源到人生的根本價值中去，這就不是西方的哲學和科學所可以思議的了。

二

孟子、禪宗、程顥、陸九淵，前後相繼，為王陽明心學的展開做好了準備。其實，還有另一個人也為陽明心學做好了準備，這個人就是王陽明在思想上的直接的反叛對象——南宋的朱熹。王陽明年少時，朱熹的「格物之學」行於天下，想要學做聖人的王陽明認真地走了朱熹所指點的路，例如取竹而格，以為其中必具至理，然久思無得，倒弄出了一身的病來，終於發現在如此「格物」的功夫之中，「物之理」與「吾之心」，終究還是兩樣不同的東西。三十七歲時，他在貴州龍場頓悟：真理不在外物之中，原在吾心之中，這叫「吾性自足」。真理不要到心外去求。恰如孟子所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至於外物之理與吾心之理，原也不二。這正如禪宗之所謂「不二法門」也（由禪宗而陽明，於此便可見一斑）。

王陽明這個思想總結起來，就是四個字：「心外無物」。當然，必可進而推廣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這不是唯心主義嗎？是的，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不過，一個學說，並不因為可以被貼上「唯心主義」的標籤，就等於是完全荒謬的學說了。試想一下，外物之理就是外物自身之理嗎？若把人與外物之間的實踐關係和認識關係統統抽掉，還會剩下一個怎樣的外物自身之理呢？若真有這樣的理（當然，這其實還是人在假定有這樣的理），人又如何可能知道呢？可見，樸素的、作為我們的常識信念的「唯物」倒是站不住腳的呢。不過，這個唯物與唯心之間對立的問題，不是這裡所要討論的。這裡所要討論的，是王陽明說的「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同朱熹學問的關係。

朱熹要講那個在心之外的天理，它客觀地在，人要通過格物去認識它，認識天理之後，便按照天理去行（實踐）。這個思路看上去很對，很符合通常我們能夠接受的認識論邏輯。但問題也正是出在這個邏輯上。如果天理是在人心之外的，我們去認識它，就是用頭腦所具之智力把天理作為對象來認識。在這裡，認識者和被認識者是分開的，這是其一；這兩者都與心無關，這是其二。但這兩點都是錯了的。認識者若與被認識者截然不同，它們的統一（而這才是認識之達成）就是不可能的。若認識者只是一個「智力」，那麼被認識者就只是一個「理」，而「理」是不能讓我們去行動的。例如，若我們知道了「愛之理」，我們並不因此就能愛。「愛之理」並不就是「愛」。馮友蘭先生說得好：「可以說愛是熱的，愛之理並不熱。不但愛之理不熱，熱之理也不熱。」（見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妙哉斯言！說出了「心」與「頭腦」的區分。心是生命情感的居所，裡面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頭腦是理智的居所，裡面活動的是概念、判斷、推理。因此，若談「心外之理」，就是把天理先推到理智那一邊去了。推過去之後，再叫它回過來，即回到心這一邊來，以便使天理得到踐行（因為人的行動總是要由心來發動的）。但是，我們就是無法明白它如何回來。這是朱熹理學的毛病所在。

正是針對了朱熹理學的毛病，王陽明提出「心即理」。這是陽明心學的第一命題。這樣，他就把朱熹學說的理路顛倒過來了。例如，按照朱熹，須先有孝之理在，人才會有孝親之心。但按照王陽明，只是因為有孝親之心，才有了孝之理。二者誰是對的？我們為什麼會孝父母？是因為我們先認識了孝之理嗎？

試看時下之某些社會現象，即可明白事情原非如此。那些與父母對簿於法庭的兒女們，是因為他們的頭腦對孝之理沒有認識才這樣做的嗎？肯定不是。他們作為中國人，一定向來耳濡「孝之理」，也不會反對此理。可見，他們與父母訴訟於公堂的行為並非緣於對理的認識有了缺失，而是緣自他們的心之偏失。而這正是陽明心學所要對付的大問題。他在《大學問》中指出，這種現象乃緣於「一體之仁」因私慾之蔽而亡失：「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圮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

時下出現的某些醜惡的社會現象，依陽明心學看，並非「理」之不彰，而是「心」之亡失。所謂心之亡失，是指人的生命情感偏離其本真之存在，而是動於欲，蔽於私。那麼，什麼是生命情感之本真的存在？再以孝親之心來說。孝親之心源於何處？源於我們對父母所給予的關愛和恩典的親身感受。對此被真切感受到的恩典，若不回報，會怎樣呢？只一句話：心不安。正因為如此，孔子在《論語》中處處都是用「心安與否」來指點什麼是「仁」。可見「仁」不是一個用理智來把握的概念，它不是概念，它是生命情感之本真的存在，這用陽明心學的話說，就是「心之體」。

三

心不安是有「聲音」的，這「聲音」便是良知的呼聲。全部陽明心學就是引領我們去聽到這個來自心的呼聲。因此，陽明心學可概括為三個字：「致良知」。

良知不是頭腦中本有的先驗知識（否則，便成了西方的康德哲學），而是「天理昭明靈覺處」，也就是說，它是我們的心本所具備的活生生的德性（《大學》中稱之為「明德」）。脫離這個「心之德性」的天理，就是僵死的教條。

致良知，如何致？不是一個人獨自在書齋里沉思，也不是在學理的往複論辯中致。「致」乃是「聽」，而不是「創設」，也不是「獲取」。對於我們每個人本有的東西，既無需創設，也談不上獲取，蓋不用創、不用取也。如何聽？在自己的生命實踐中聽。這便是「知行合一」。

知與行不能分作兩事，不能以為在行之前，先須知。知與行一旦脫離，當中隔著的卻正是私意！陽明就此感慨地說：「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知與行，一旦被私意隔斷，知就不是良知，而是矯知；行就不是正行，而是妄行。致良知就是在生命實踐中傾聽良知的聲音，而且要一以貫之，自始至終：「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何以是「行」之始？凡真理，必是讓我們心嚮往之的；心嚮往之，即是「行之始」，即是「行」之動力，更有何疑焉？「行」何以是「知」之成？真理既然是我們所嚮往者，便必是我們要與之融為一體者，即，讓我們的生命因此而有了意義，有了精彩，而惟有「行」才使我們能與之融為一體。

所以，「致良知」乃是生命實踐之功夫，而不是單純認知之活動。就此，王陽明說道，「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功夫！」以上所說者，歸根到底，又全都源自「心即理」這一心學之基本命題，故王陽明說，「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見王陽明《傳習錄》）與人心相隔的「天理」，就是僵死的教條。在對僵死的教條的遵從中，不能形成國人卓然自立的人格。這正是朱熹理學的弊端。在歷史上，朱熹理學雖一度行於天下，卻不能彰顯吾族安心立命之本，職是故也。

綜觀世界，在儒家文化區（東方之社會多數屬於此文化區）內，於禮儀、規則、法度之外，百姓欲立信仰，原無「上帝」可依，亦無「天國」在望（按：此非缺點，只是吾人與他族之相異耳），故而仍須在儒家道統中開出新的境界，以樹立東方社會中人之自信、自律、勇敢、寧靜之精神，以臻高尚之民氣，而此正是陽明心學之所達成者，無怪乎其影響之遠播於中華大地以外，乃至於在近代助成日本之明治維新。就此點而說得頗有些極端的話，可在高瀨武次郞的《日本之陽明學》一書中讀到：「我邦陽明學之特色，在其有活動的事業家，藤樹之大孝，蕃山之經論，執離之薰化，中喬之獻身事業，乃至維新諸豪傑震天動地之偉業，殆無一不由王學所賜。」

至於今日之中國，經濟建設之成績甚為可觀，國力增強，民囊漸豐，此為世人所共睹，其功也大。在物質豐富化的同時，如此民風也相襲而成：各施其能，各謀其利，紛爭付之於法律，前程寄託於機遇。此固無可厚非者也。然若伴隨以重功利、輕道義之心，視榮恥為無物，以競爭為唯一，久之，社會信任必將難以存焉。故而，重溫陽明心學，再啟中國文化精神之源泉，是當今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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