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殿卿：歐洲百年的「中國文化熱」

經過耶穌會士們近百年的傳播，終於從1685年到1789年，在歐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國的文化熱」，法國的巴黎大學，成了「中國文化熱的中心」。中國、孔子、儒學，「在歐洲獲得了前所未有過的知名度」。儘管18世紀的法國是「英國的世紀」，但是，中國「似乎比英國更受青睞」。1769年有人寫文章說，「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

在這個歷史時期，歐洲正處在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向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轉變階段。在新的歷史時期到來之前，需要有近百年的思想準備，要逐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論。這個思想準備階段的主要特點是，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新思想，與耶穌會士傳入歐洲的儒家思想，這兩種思想之精華的整合。法國文學史創始人居斯塔夫．朗松認為，自1680-1715年期間，是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文明與中國的儒家思想相融合，進而形成啟蒙思想——法蘭西社會精神的大變換時期。產生於這個時期的歐洲思想有以下6個要點：

1、要求有清晰的和有條理的思想，關注事實和經驗，既不向偏見、也不向權威讓步，一個人為他自己尋求真理；

2、良心是自主的，信條是獨立的；因此，所有地方的善人，與種族或宗教無關，從根本上講都有同樣的道德原則，並且個人可以自己判斷善與惡，總的來說，善就是「中庸之道」；

3、善和樂是一致的，人們不應該去尋求消除，而是要導引他們的慾望。這強調的是此世的享樂，來世的賞罰消失了；

4、善，並不是如後來盧梭主張的，本來就有的，而是文化和文明的產物；

5、快樂的哲學被擴展到了互惠的地步，由此，一個人會認為，要使他自己幸福，就需要使別人幸福；

6、「仁慈」的美德要被「人道」的美德所代替。」

應當說，這六條思想在《論語》中和在早期儒家思想中都能夠找到「有不同尋常的相似之處」。如第六條，就是用「人道」取代「神道」，用儒家的美德替代基督的美德。

這些新合成的智慧，為啟蒙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在17-18世紀的歐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經非常狂熱地崇拜中國文化，如：伏爾泰、萊布尼茨、霍爾巴赫（哈）、魁奈、歌德、克斯柰……。他們「發現，令他們驚訝的是，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孔子以同樣的方式思索同樣的思想，並進行了同樣的戰鬥」。於是他們把孔子的人道主義價值觀、民主觀、平等觀、自由觀、博愛觀，視為「天賜的禮物」，魁奈在他的《中國專制制度》一書中聲明：「中國的學說值得所有國家採用為楷模。」霍爾巴赫也宣稱，法國要想繁榮必須「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就是這些啟蒙學者們響亮地提出，要向歐洲「移植中國的精神」。這就表明，中國的儒家思想，已經成為他們「自由、平等、博愛」等民主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和依據。「孔子成了18世紀啟蒙學者們的守護神」。

18世紀法國大哲學家、啟蒙運動的領袖和導師伏爾泰（1694-1778年），在他的《哲學辭典》中說，我全神貫注地讀孔子的這些著作，我從中吸取了精華，除了最純潔的道德之外，我從未在其中發現任何東西，並且沒有些許的假充內行式的矇騙的味道。」，他又說，「在這個地球上曾有過的最幸福的、並且人們最值得尊敬的時代，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他宣稱，「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

伏爾泰讀了傳教士巴多明（在華時間：1728-1740）的通信之後認為：中國文化傳入是對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衝擊」，中國文化被發現，對西方思想家們來說，是與達·伽馬和哥倫布在自然界的新發現，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一件大事。他還認為：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他說，當中國已經成為廣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國家的時侯，「我們（歐洲各國）還是一小撮在阿爾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認為人類文明、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是首先從中國那裡開始的，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遙遙領先。

伏爾泰指出，「他們帝國（中國）的組織，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國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優秀、最古老、也是最廣博的王國」。是他大聲疾呼；法國要「全盤華化」!他主張，每個法國人都應該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法國哲學家霍爾把赫（1723-1789），與狄德羅（1713-1784）、愛爾維修（1715-1771）同是法國18世紀啟蒙運動中，最傑出的唯物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書派」的領導人。他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和道德結合的國家」，是一個「德治或以道德為基礎的政府」，「這個帝國的悠久歷史使一切統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仰賴道德。」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被稱為「在歐洲，除了萊布尼茨之外，還從未有任何一位哲學家對新儒學感興趣。」他在1672-1676年期間，作為德國外交官，在法國巴黎居住了四年，這是他能夠接觸和了解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機會，對於他哲學思想的發展和科學成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在《論中國哲學》中說：中國哲學「遠在希臘人的哲學很久很久以前」。「我們從前誰也不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比我們倫理更完善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9]1689年他在羅馬逗留了6個月，期間他結識了由中國返回歐洲的耶酥會士閔明我，獲得了許多關於中國的第一手資料。他在1697年寫作的《中國近事》一書序言中，曾經建議：「鑒於我們道德急劇衰敗的現實，由中國派傳教士來教我們自然神學的運用與實踐，就象我們派傳教士去教他們由神啟示的神學那樣，是很有必要的。」他的哲學思想，對於以後德國的哲學家康德（1724—1804）、黑格爾（1770—1831）的哲學思想，都有重要的影響。

半個世紀以前，在1945年，美國漢學家顧立雅（1905—1994）出版了他的《孔子與中國之道》一書。他對中國儒學在17—18世紀對歐洲的影響，尤其是對法國啟蒙學者的影響，做了極其翔實的闡述和論證。他在該書一開頭就明確指出：

「眾所周知，哲學的啟蒙運動開始時，孔子已經成為歐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學家包括萊布尼茨、沃爾夫、伏爾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來推動他們的主張，而在此進程中他們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響。法國和英國的實情是，中國，在儒學的推動之下，早就徹底廢除了世襲貴族政治，現在儒學又成為攻擊這兩個國家的世襲特權的武器。在歐洲，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發展中，孔子哲學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通過法國思想，它又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民主的發展。」

這種歷史事實，對於當代中國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明發展歷史中的角色和作用，消除「西方中心論」所孽生的殖民地的文化心理，重新認識自己的民族文化，挺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再度輝煌，會有一定的激勵作用。（本文轉載自國際儒學聯合會，作者王殿卿：國際儒聯榮譽顧問、首都師範大學教授）。